流放——市长——伏尔加河——彼尔姆

4月10日清晨，宪兵队的军官把我带到总督衙门。在那里办公厅的一间秘密小屋中，我可以与家属告别。

不言而喻，这一切是不好受的，痛苦的：密探虎视眈眈，办事员穿梭不断，负责押送我的宪兵按照向他宣读的指示行事，谈话必须在监视下进行；总之，比这更令人感到屈辱和悲痛的场合，是很难想象的。

最后，马车终于沿着弗拉基米尔大道出发了，我叹了口气。

从我这里走进苦恼之城，

从我这里走进罪恶之渊……1

在驿站的一个地方，我题了这两行诗，它适用于地狱的大门，也同样适用于通向西伯利亚的大道。

离莫斯科七俄里有一家饭馆，名叫“彼洛夫”。我的一位好友约我在那儿见面。我向宪兵提议在这里喝几盅酒，他同意了；这儿离城已很远。我们走进饭店，但我的朋友不在。我用尽办法拖延时间，但宪兵等得不耐烦了，赶车的也急着出发，突然一辆三套马车向饭馆直驶而来，我奔到门口……两个不相识的商人子弟出外游乐，正嘻嘻哈哈跳下车子。我向远处眺望——通向莫斯科的大道上没有一个人影，没有一辆车子……我只得痛苦地坐上车走了，给了车夫二十个戈比。车子像离弦的箭，飞驰而去。

我们一路都不停留；宪兵奉命一昼夜至少走两百俄里。这本来是可以办到的，但不是在四月初。现在路上不是冰雪，就是污泥和积水。而且随着与西伯利亚的接近，路也一站比一站坏了。

第一件旅途趣闻发生在波克罗夫城。

河上的冰正在融化，切断了两岸的联系，我们为此耽误了几个钟头。宪兵很焦急，可是到了波克罗夫驿站，站长却声称没有马。宪兵拿出驿马使用证，上面写着：如无驿马，可使用紧急官马。站长回说，内务副大臣立即驾到，这些马要留给他使用。宪兵当然与他争吵，站长只得上居民中找马，宪兵跟他去了。

驿站的屋子太脏，我不愿在那里等他们，便走出大门，在屋前溜达。九个月的监禁之后，我这是第一次没有士兵监视在屋外散步。

过了半个小时，突然从对面走来一个人，穿着制服大衣，没有肩章，脖子上挂一条蓝勋章带。他一眼不眨，盯着我瞧，走过我身边后，又马上回过头来，用粗鲁的态度问我：

“您是由宪兵送往彼尔姆的？”

“对。”我回答，没有站住。

“不行，不行，他怎么敢……”

“请问阁下是谁？”

“我是本地的市长。”陌生人回答，那口气表示，他对自己高贵的社会地位颇为得意。“太糟了，我正在恭候副大臣，他随时可能驾到，可是政治犯却在大街上溜达。这个宪兵是头蠢驴！”

“对不起，您有话请跟宪兵本人谈。”

“我不是要跟他谈话——我要逮捕他，下令打他一百棍子，另派警察送您走。”

我不等他讲完，便点一点头，三步并作两步跑回了驿站。后来我听见他在窗外跟宪兵发脾气，吓唬他。宪兵赔不是，但听来他并不怎么害怕。过了三四分钟，两人进屋了，我坐在那儿，脸朝着窗，没理睬他们。

从市长向宪兵提的问题中，我立即发现，他急于打听我是因什么案件，判什么罪，怎样流放的。我坚决不开口。市长只得自言自语，不知是在向我还是向宪兵说话：

“谁也不会设身处地替我们想一想。难道我乐意跟一个兵吵嘴，或者刁难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不成？这是责任！市长就是一市之长。不论什么事都得他负责；金库失窃，我有责任，教堂失火，我有责任，街上酒鬼多了，我有责任，酒喝少了，我也有责任（最后这句话他很满意，因此口气变得愉快了）；你们幸亏遇到我，要是给大臣撞见，他正好也这么走过，那就得问了：‘怎么，政治犯在这儿散步？把市长抓起来……’”

他这么滔滔不绝，终于叫我忍不住了，我回头对他说：

“您的职务要您怎么干，您就怎么干得了，但是请您别向我大发议论。您的话我看无非是要我向您求情。我从来不向陌生人求情。”

市长有些不好意思了。

a.a.常说：“我们这儿总是这样，谁头一个发脾气，开始叫嚷，谁就占上风。跟当官的谈话时，如果您让他提高嗓门，您就输了；他听到自己的喊声会变成一头野兽。如果听到第一句粗暴的话，您就压过去，他一定会害怕，退让，相信您个性坚强，不宜惹您生气。”

市长打发宪兵去打听马，回头对我道歉似的说道：

“我这么做主要是为那个兵，您不了解我们的兵是什么货色——一点也放纵不得，但是请您相信，我是能够识别人的……请问，是什么不幸事件……”

“案件结束时，我们已奉命不准议论此事。”

“既然这样……当然……我不该……”他的目光中出现了好奇心得不到满足的痛苦神色。沉默了一会儿以后，他又道：“我有个远亲，在彼得保罗要塞关过一年，他也是受了牵连——对不起，我总是不放心，您好像还在生我的气吧？我是个军人，养成了严格的脾气；从十七岁起我就进了部队，我的性子急躁，但过一会儿便没事。我不会跟您的宪兵为难，也犯不着……”

宪兵进来报告，至少要过一小时，马才能从牧场赶到。

市长向他宣称，他因我的请求宽恕了他，然后又转身向我道：

“为了证明您不再生我的气，请您务必接受我的邀请，到我家中吃顿便饭；寒舍便在附近，离这儿只有两幢房子。”

我们的邂逅如此收场确实滑稽；我到市长府上，叨光吃了他的干咸鱼脊肉和鱼子酱，喝了他的伏特加和马德拉酒。

喝酒时，他大献殷勤，把他的家庭琐事，甚至老婆生了七年病等等，都告诉了我。吃过饭，他露出扬扬得意的自豪表情，从桌上的花瓶内抽出一封信，让我读他儿子的“诗”，这是在武备中学考试时当众朗诵过的。他对我表示这种无疑的信任，我很感激，但他乘机把话题一转，又旁敲侧击，向我探听我的案情了。这次我满足了他一部分好奇心。

这位市长使我想起我们的谢普金2讲的一位县法院秘书：这个县换了九个县长3，秘书却巍然不动，照旧统治着全县。谢普金问他：“您与上司都这么融洽，有什么诀窍吗？”他说：“没什么诀窍，只是靠上帝照顾，好歹还能对付罢了。有的开头确实脾气不小，动不动拍桌子跺脚，大叫大骂，一会儿说要撤你的职，一会儿说要向省里报告。不过，我想，咱们的责任是服从，你别作声也就完了，日子一长，他的火气自然烟消云散！新官上任三把火嘛。果然，后来他就变得乖乖的，跟谁都客客气气……”

……我们到达喀山时正当春水泛滥，伏尔加河一望无际，亮闪闪的；从乌斯隆到喀山整整一站路只能坐平底船，河水溢出岸边十五俄里以上。这天阴雨连绵。渡船停驶了，成群的大车和各种车辆等在岸边。

宪兵去找驿站长要木船。站长勉强答应了，可是说最好等一等，现在过河危险。但宪兵不听劝告，因为他喝醉了，而且想显示一下自己的权力。

我们把马车驶上小木船以后，便出发了。天气似乎已经好转，过了半小时，鞑靼人升起了帆，可是刚开始平静的暴风雨突然卷土重来。木船向前直冲，碰在一根大圆木上，訇然一声，破旧的平底船撞了个窟窿，水涌上了甲板。情况很不妙，鞑靼人把船驶到了浅滩上。

一艘货船从前面经过，我们大喊，要它派小船过来。纤夫听到了，可什么也不管，照旧拉着船向前走去。

一个农夫带了老婆，摇着小划子来了，问我们是怎么回事，说道：“这算得什么？把窟窿堵上就可以放心赶路啦。还值得愁眉苦脸的？你们鞑靼人就是这样，啥也不会干。”说罢，他便跳上了我们的平底船。

鞑靼人确实吓得心慌意乱。首先，宪兵正睡大觉，给水一淋便醒了，马上跳起来，揍了鞑靼人一顿。其次，木船是公家的，鞑靼人老在嘀咕：

“糟啦，船要沉了，叫我怎么得了呀！怎么得了呀！”

我安慰他，对他说，船要是沉了，他也会淹死。

“老爷，淹死倒好了，可要是不淹死呢，那咋办呀？”他答道。

农夫和几个工人用各种东西堵住了窟窿；农夫又抡起斧子，把一块木板钉在上面，然后站在齐腰的水里，与别人一起把木船拖下浅滩。我们马上又进入了伏尔加河的航道；波涛滚滚，风雨挟带着雪花，打在脸上寒冷彻骨。但不多一会儿，伊凡雷帝4的铜像便从迷雾和激流中出现了。危险似乎已经过去，这时鞑靼人忽然又用哭哭啼啼的声音喊了起来：“漏了，漏了！”真的，水又从塞住的窟窿向船中冲击。我们正在河中心，木船越来越慢，眼看即将沉没。鞑靼人摘下帽子，只顾祈祷。我的听差5吓傻了，一边哭一边嘟哝：“再见，我的妈妈，我再也见不到您啦。”宪兵破口大骂，说上了岸非狠狠揍他们不可。

起先我也很怕，何况风雨交加，更显得天昏地暗，十分恐怖。但我突然想到，我还什么也没有做，我不可能死，这太荒谬了；这样，青年人的“你怕什么？恺撒在你的船上！”6占了上风，我终于安静了，等待着危险过去，相信我不致淹死在乌斯隆和喀山之间。生活后来使我们抛弃了这种豪迈的自信心，并为此受到了惩罚；正因为这样，青年是勇敢的，充满英雄气概，一旦上了年龄，便变得谨小慎微，庸碌猥琐了。

……大约过了一刻钟，我们已上了岸，站在喀山城墙边，浑身湿漉漉的，冻得直哆嗦。我一看见酒店，便进去喝了一杯伏特加，吃了一盘煎鸡蛋，这才前往驿站。

农村和小城市的驿站，有房间供客商寄宿。在大城市，大家住旅馆，驿站没地方给旅客住。我给带到驿站办公室，站长让我看他的房间，里边住着女人孩子，一个老头儿病在床上，连换衣服的角落也找不到。我写了封信给宪兵将军，要求他安排一个房间，哪里都行，供我取暖和烤干衣服。

过了一小时，宪兵回复我，阿普拉克辛伯爵已下令安排房间。我等了两个来小时，毫无动静。我又派宪兵去问。他带回的答复是：将军把这事交代波尔上校办理，但波尔上校这时正在贵族俱乐部打牌，房间只能明天安排。

这简直是蛮不讲理，我又写信给阿普拉克辛伯爵，要求让我立刻动身，我说我在下一站可能找到休息的地方。但伯爵大人已经安歇，信得留待明天早晨呈报。没法可想了；我脱下湿衣服，裹着站长的大衣，睡在邮政局的办公桌上，用一本厚书垫几件内衣代替枕头。

早晨，我派人去拿早饭。官吏们陆续到了。总务请我注意，在办公地点吃早饭不大好，他个人倒无所谓，但可能引起邮政局长的不满。

我跟他打趣道，逐客令只能驱逐有权外出的人，无权外出的人不得不在此吃喝……

第二天阿普拉克辛伯爵批准我在喀山停留三天，住在旅馆里。

这三天我和宪兵在城中闲逛。遮面纱的鞑靼妇女，她们的大颧骨丈夫，伊斯兰教的清真寺挨着东正教的礼拜堂，一切都带有亚洲和东方的情调。在弗拉基米尔，在尼日尼，可以感到与莫斯科相隔不远，在这里就不同了。

……到了彼尔姆，我直接给带去见省长。他府上宾客云集，原来这是他女儿与一个军官成亲的日子。他叫我进去，我还没脱下路上穿的肮脏衣服，只得带着满身泥土和灰尘，出现在彼尔姆的全体绅士淑女面前。省长讲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便命我过几天再找他，到时候他会给我安排职务。

这个省长是小俄罗斯人，并不虐待流放者，一般说还比较温和。他不露声色地改善自己的境况，像地底的田鼠，神不知鬼不觉地积钱，宦囊虽不丰富，却也足够养老了。

为了某种不明原由的监督和管理上的需要，他命令全体住在彼尔姆的流放人员，每星期六上午十时在他官邸集合一次。他衔了烟斗，拿了名单，检查是否全部到齐，如果谁没到，就派警察查明原因，然后几乎什么话也不讲，便解散了。由于这样，我在他的客厅中认识了所有他不准我认识的波兰人。

我到达的第二天，宪兵走了。自从被捕以来，我这是第一次获得自由。

自由……然而这是在西伯利亚边陲的小城市中，我毫无生活经验，对未来所要面对的环境也一无所知。

我从家门走进教室的门，又从教室走进友谊的圈子——读书，理想，大家志同道合，没有任何利害冲突。后来进了监狱，那与世隔绝的监狱。我与生活的实际接触是在这儿，在乌拉尔山麓开始的。

这生活马上在我眼前展开了。我到达的第二天，省政府的门警就陪我去找住所。他把我领进一所宽敞的平房，我再三向他解释，我只要几间小屋子，最好不是整幢的，他还是非要我进屋不可。

主妇把我让到沙发上，听说我是从莫斯科来的，便问我在莫斯科见到卡勃里特先生没有？我回说，连这样的姓我都从未听说过。

“怎么，你没听到过卡勃里特？”老太婆说，又讲了他的名字和父名。“真的，少爷，他在这儿当过副省长呢。”

“可我九个月前已进了监狱，也许因此才没听到他。”我笑笑说。

“大概是这个缘故了。那么，少爷，你是要租房子的？”

“这房子太大，实在太大，我已经对老总讲过了。”

“宽敞一点不是坏事。”

“话是不错，可宽敞就得付宽敞的钱呐。”

“先生，谁对你讲过我的价钱啦，我还没开口呢。”

“你不说我也知道，这么大的房子租金不会便宜。”

“你肯出多少钱呢？”

为了摆脱她的纠缠，我说我至多出三百五十纸卢布。

“好，这就够了，我的好先生，你吩咐把箱子什么搬来吧。请喝一杯特内里费葡萄酒。”

我觉得房租便宜得奇怪，租了房子，打算走的时候，她叫住了我。

“我忘了问你，你自己养奶牛不养？”

“对不起，我从来不养牛。”我回答，她的问题使我吃惊，我甚至感到受了侮辱。

“哦，那我可以供应你鲜奶油。”

我走了，一直觉得不自在，心想：我到了什么地方，像个什么样子，居然有人怀疑我可能自己养奶牛。

然而我还没来得及熟悉一切，省长突然向我宣布，我已被调往维亚特卡，因为一个指定前往维亚特卡的流放者7要求调来彼尔姆——他有亲属在彼尔姆。省长希望我第二天便动身。这不可能；我本以为可在彼尔姆住一个时期，买了各种日用品，现在只得半价出售。在百般推托搪塞之后，省长才允许我多留两天，但有个条件：不准找机会与那个流放者见面。

第二天我准备去出售马和其他杂物，忽然警察局长来了，要我在二十四小时内动身。我向他解释，省长已准我延期，警察局长给我看公文，公文上确实写得清清楚楚，要他在二十四小时内送走我。公文是当天发的，因此是在省长与我谈话之后。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警察局长说，“我们这位大人物要把延误的责任推在我身上。”

“我们去戳穿他。”

“走！”

省长说，他忘了给我的许诺。警察局长便狡猾地问他，要不要重写一份公文？

“何必多此一举！”省长简单地回答。

“他的小辫子给揪住了，”警察局长得意扬扬，搓着双手道，“这个耍笔杆的官僚！”

彼尔姆的警察局长属于军人出身的文官这一特殊类型。他们在军队中凑巧碰上了刺刀或子弹，受了一点轻伤，便优先退伍，取得了市长或庶务官之类的职务。

在部队中，他们养成了一点心直口快的作风，记熟了各种格言，什么荣誉神圣不可侵犯，为人要光明磊落等等，对文书总是挖苦嘲笑。他们中的年轻一代读过马尔林斯基和扎戈斯金的作品，能背诵《高加索囚徒》8和《沃伊纳罗夫斯基》9的开头几行，一有机会便吟哦起来。例如，看见一个人吸烟，他们便念道：

琥珀烟斗在他嘴上袅袅冒烟10。

这些人毫无例外，都大言不惭地说，他们的地位比他们的实际价值低得多；仅仅为了糊口，他们才不得不走进这个“舞文弄墨的世界”。要不是贫穷，受了伤，他们可以指挥一个兵团，或者当上将军衔御前侍从武官。每人还会举出一位故人飞黄腾达的例子：

“要知道，克莱茨和利迪格尔11是与我同时提升为骑兵少尉的。彼得鲁沙和阿廖沙当年跟我住在一所房子里。唉，你们瞧，我不是德国人，又没有靠山，才落得坐岗亭，当警察。你们想，一个正派人，又有我这样的才干，吃警察这行饭，心里舒服吗？”

他们的老婆牢骚更多，每年要回莫斯科，借口母亲或者姑妈病重，想最后会一面，顺便就把不多几个钱，提心吊胆地存进当铺。

他们便这样过了十五六年。丈夫一边怨命，一边鞭打警察，鞭打市民，讨好省长，包庇小偷，盗窃文件，反复吟哦《巴赫奇萨赖的喷泉》中的诗句。妻子一边怨命，怨外省生活，一边见钱就捞，掠夺求情的人，搜刮小店铺；她们喜欢月光之夜，因为可以不用点灯。

我要作这份鉴定，是因为我开头受过这些先生的蒙蔽，真心相信他们比其他人好，其实根本不然……

我离开彼尔姆时，只有一个人是我依依不舍，难以忘怀的。

一次省长检阅流放者时，有个波兰天主教教士邀我上他家玩。我在他家遇见几个波兰人，其中一人默默坐着，一边沉思，一边吸一只小烟斗，那张脸上的每一根线条都流露出无法排遣的苦闷。他的背有点驼，甚至肋部歪了，他的相貌属于那种不规则的波兰立陶宛人脸型，它起先使人惊讶，继而又吸引人。有些最伟大的波兰人的脸就是这样，如法杰伊·科斯秋什科。采哈诺维奇的衣衫证明他非常贫穷。

过了几天，我在一条荒凉的林荫道上散步，那是彼尔姆的市郊，时间是5月下半月。青青的嫩叶正在发芽，白桦开花了（我记得这是桦树林荫道），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我们的外省人不爱柏拉图式的散步。我徘徊了好久，最后望见另一头的田野里有一个人正在采集标本，或者只是攀折这一带那些单调而罕见的花草。那人抬起头来，我认出了他是采哈诺维奇，便朝他走去。

后来我见过很多波兰事业的受难者；波兰斗争的史册上载满了为它献身的圣徒，但采哈诺维奇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人。他告诉了我，身穿将军制服的刽子手们，作为冬宫专制暴君的铁拳，如何迫害他们，我听了顿时觉得，我们的灾难，我们的牢狱和审问，简直毫不足道。

在维尔诺12，那时有一个长官，他来自战胜的敌人那边，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叛徒穆拉维约夫13，他的不朽功绩在于说过一句历史名言：“他不属于那些被人绞死的穆拉维约夫，而是属于绞死他人的穆拉维约夫。”14从狭隘的、报复心重的尼古拉看来，好大喜功、专横暴戾的独夫最有价值，至少最讨人喜欢。

将军们在刑讯室拷问波兰密使，密使的朋友，朋友的朋友，他们像丧失一切教养、一切高尚感情的暴徒一样对待犯人，知道他们的一切行为都可以得到尼古拉的军用大衣的庇护，这件大衣上沾满了波兰蒙难者的鲜血和波兰母亲们的眼泪……这全民族的受难周还在等待自己的路加或马太15……不过他们必须知道，刽子手们会一个接一个给带到历史的耻辱柱前示众，在那里留下自己的名字。这将成为尼古拉皇朝的肖像画廊，与1812年将领的画廊遥遥相对16。

穆拉维约夫对待犯人态度粗野，用下流话辱骂他们。有一次他大发雷霆，竟然走到采哈诺维奇面前，想当胸揪他的衣服，也许还想打他，可是在戴镣铐的犯人的目光逼视下，他退缩了，改变了声调。

我猜想得到，这目光应该是怎样的。事隔三年，他讲起当时的情形，眼睛还炯炯逼人，额角和扭歪的脖子上青筋突起。

“您上了锁链，还能干什么呢？”

“我可以用牙齿咬他，用脑瓜顶他，用铁链打他。”他颤抖着说。

采哈诺维奇起先被流放到上图里耶，这是彼尔姆省最偏僻的城市之一，位于乌拉尔深山里，常年积雪，远离一切交通要道，冬季几乎与外界隔绝。不言而喻，上图里耶的居住条件，比鄂木斯克或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更坏。采哈诺维奇孑然一身，在那里研究自然科学，从乌拉尔山上采集稀有植物，后来获得批准移居彼尔姆；这对他说来，处境已算有所改善了：他重又听到了自己的语言，会见了不幸的同志们。他的妻子留在立陶宛，写信给他，要从维尔诺省步行来探望他……他在等她。

当我出乎意外被调往维亚特卡时，我去向采哈诺维奇告别。他住的小房间几乎空无一物；一只破旧的小皮箱放在寒碜的床边，一张木板钉成的桌子，一把椅子，这便是他的全部家具，它们使我想起克鲁季茨兵营的隐修室。

我要离开的消息使他非常伤心，但他已经习惯了一切不幸的遭遇，因此过不一会儿，便露出了几乎是欢快的笑容，对我说道：

“我之所以爱好大自然，就因为不论你给弄到哪里，谁也无法剥夺你享受大自然的权利。”

我想留点什么给他作纪念，从衬衣上拉下一粒小小的袖扣，请他收下。

“它不适合我的衬衣，”他对我说，“但我要把它保存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带着它走进坟墓。”

然后他想了想，突然走去翻箱子，找出了一只小袋子，从里边掏出一条很别致的 小铁链，拉下几节，一边递给我一边说：

“这链条对我是很宝贵的，它与我另一时期一些最神圣的回忆联系在一起；我不能把它全部给您，只能给您几节。我从未想到，我这个立陶宛的流放者17会把它们送给俄罗斯的流放者。”

我拥抱了他，与他告别。

“您什么时候动身？”他问。

“明天早上，但我不要您送行，我屋里已有一个宪兵一刻不离地守着了。”

“那么，祝您一路平安，未来比我幸福。”

第二天早上九时，警察局长就到了我的住所，催我动身。彼尔姆的宪兵比克鲁季茨的驯服得多，他并不掩饰他的欢乐：在三百五十俄里的路上，他不愁没有酒喝了。一切准备就绪，我无意间抬头望望街上，忽然发现采哈诺维奇走过，我奔到窗口。

“啊，多谢上帝，”他说，“我已经来回走了四次，想哪怕跟您远远告别一下也好，可您总不转过脸来。”

我热泪盈眶，感谢了他。这温柔的、女性般的关怀深深打动了我；没有这奇遇，我对彼尔姆就毫不留恋了。

……从彼尔姆动身后，第二天黎明起，天下大雨了，雨一刻不停，下了一整天，在森林地带这是常有的。二时左右，我们到达了维亚特卡一个贫苦荒凉的山村。这一带没有驿站，只有一些不识字的沃恰克人在代行站长的职务，他们打开驿马使用证，看看上面盖的是一个印还是两个印，嘴里喊着“很快，很快！”立刻动手套马了，比有站长的地方还快一倍。我想烘干衣服，烤一下火，吃点东西。彼尔姆的宪兵同意我的提议，决定休息一两个小时。这一切是进村前讲好的。可是我走进黑洞洞的、不通风的农舍一问，才知道这儿什么也弄不到，甚至五俄里内没有一家饭铺；我有些惘然，打算立刻动身。

我正在琢磨走不走的时候，来了一个兵，向我报告道，有一个押送犯人路过这儿的军官请我去喝杯茶。

“太感谢啦，你的军官在哪里呢？”

“就在附近的小屋子里，先生！”他说完就做了个从左向后转的动作，开步走了。

我跟在他后面。

军官年纪不轻了，中等身材，那张饱经忧患的脸说明他一生坎坷不幸，畏惧长官。无边的寂寞使他见了我十分殷勤。这是那种庸碌的好心的老军人，二十五年来一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既未失职，也未升迁，正如一匹老马，拖着沉重的车子一天又一天地走去。

“您要上哪儿，押送什么人？”

“别问啦，一问我的心都碎了；唉，那种事只有上面知道，我们的责任是执行命令，不是负责；可是良心上不好过。”

“怎么回事呢？”

“是这样的，上面弄来了一群八九岁的小犹太人；是不是要把这些倒霉鬼送去当水兵，我不知道。起先命令把他们押往彼尔姆，后来忽然变了，要送往喀山。我负责押送一百来俄里，转交他们的军官对我说：‘这真是造孽，三分之一留在路上了。’”军官用手指了指地下，又道：“看来没有一半能走到目的地。”

“是得了流行病吗？”我问，心里十分震惊。

“不，不是什么流行病，他们只是像苍蝇一般死了。您想，这些小鬼这么虚弱，病恹恹的，像剥了皮的猫，一天走十来个钟头烂泥路，吃的又是干粮，怎么受得了；况且异乡客地，无父无母，没人怜惜，一遇伤风感冒，马上倒在地上死了。您倒说说看，他们这是为的什么，要把这些小家伙怎么办？”

我没作声。

“您什么时候动身？”

“早该走啦，只是因为雨实在下得太大……喂，当差的，吩咐小鬼们集合！”

孩子们给带来了，排成整齐的队伍；这是我见过的最骇人的景象之一——可怜的、可怜的孩子哟！十二岁、十三岁的儿童还能勉强支持，可是八岁、九岁的娃娃……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任何阴森的画笔恐怕也难以描摹。

他们脸色苍白，筋疲力尽，神色惊慌不安，穿了肥大得不合身的士兵大衣，翻起领圈站在那里，露出无能为力的凄恻目光，望着正在粗暴地给他们整顿队形的警备队士兵。没有血色的嘴唇，眼眶下一圈圈青色的阴影，表明他们正在发热或者打冷战。这些病弱的孩子，没人照顾，没人抚爱，寒风却从北冰洋长驱直入，吹打着他们，要把他们送进坟墓。

应该看到，率领他们的是一个忠厚的军官，他无疑是怜惜孩子们的。如果换了那些军政大员式的管理员呢？

我握住军官的手，说了一句：“要保护他们。”便跑回了马车。我想哭，觉得再也忍耐不住……

在尼古拉那邪恶的、不人道的皇朝的档案中，保存着多少无人知晓的弥天大罪呀！这些事我们已习以为常，因此不予重视，不加理会，听任它们消失在可怕的远方，无声无息地淹没在官厅沉寂的深渊中，或者扣留在图书审查机关的抽屉里。

难道我们没有亲眼看到，普斯科夫的农民在饥荒之后，全家被强迫移居托博尔斯克省18，他们无衣无食，露宿在莫斯科的特维尔广场，最后还是多亏德·弗·戈利岑公爵私人掏钱，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1 原文系意大利文，引自但丁的《神曲·地狱篇》第三曲，是刻在地狱大门上的题词。

2 谢普金（1788—1863），俄国著名演员。

3 1864年前，俄国的“县长”实际上不过是县法院的负责人，主管一县的警政，审理案件等，因此一般也译为“县警察局长”。

4 即伊凡四世（1530—1584），俄国历史上雄才大略的沙皇之一。

5 即陪伴赫尔岑上大学的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他也随赫尔岑一起去彼尔姆和维亚特卡。

6 原文是拉丁文。据传说，一次恺撒坐船出征时遇到风暴，舟子很害怕，但恺撒相信自己不会死，便对他这么说。

7 即赫尔岑的同学伊·阿·奥博连斯基。

8 普希金的叙事诗。

9 雷列耶夫的长诗。

10 普希金的叙事诗《巴赫奇萨赖的喷泉》的第二行。

11 都是当时在俄国军队中任职的德国籍将军。

12 即维尔纽斯，在立陶宛。

13 米·尼·穆拉维约夫（1796—1866），反动官僚，年轻时参加过最早的十二月党人组织“救国同盟”，1825年叛变投靠沙皇政府，后来参与镇压波兰起义。

14 十二月党人中有好几个姓穆拉维约夫的人，沙皇官僚中也有不少姓穆拉维约夫的。

15 受难周是纪念耶稣受难后的一周，在复活节前。路加和马太是指《圣经》中《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的作者。

16 1826年在彼得堡冬宫内建立了1812年卫国战争中俄军将领的肖像画廊。

17 在历史上，波兰与立陶宛曾是一个国家，后来又同样受沙皇俄国的压迫，因此它们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是一起进行的。

18 普斯科夫在彼得堡西南，托博尔斯克在西伯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