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人云亦云、匆匆忙忙赶潮头搭便车的时代，人们从一个梦中醒来又匆匆做起另一个梦，换一个梦后自称比以前清醒了，便开始在新的梦里蔑视起旧的梦，称之为往事不堪回首。到底人有了多大长进？人性有了多大的改变？谁也说不清。当我们在诅咒自己的过去肯定自己的今天时，一旦发现那最基本的需求并没改变时，我们只能扼腕，悲叹人性的不可改变。方式与手段的改变并没有改变人的本性，这似乎就是劳伦斯所说的“人类似乎有一种保持原样的巨大能力，那就是人性”（《女人会改变吗？》）。在昆德拉的作品中我们领略了“媚俗”这个字眼儿的悲凉，尽管我们至今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词来代替对人类状况的这种描述（语言是多么贫乏！）。我把其意思理解为无论怎样变幻手段也无法改变的人性之恶。到目前为止的一切人类的变革与斗争还没有超出为手段的斗争。人性之恶仍然如初。当我们看到昆德拉笔下的人物逃出一种手段，或人类状况又进入另一种并非惬意的手段或人类状况时，我们真正感到了人性的悲哀。

由此我想到了劳伦斯文学的革命性，那就是个性，一种毫不媚俗的独立性，一种对轰轰烈烈的代表多数的人类惰性的反抗。这种个性正如同媚俗是一种天性一样，它也是一种天性，是少数艺术人格的天性。也正如同媚俗和人性恶有不同的手段甚至是相排斥的手段，这种艺术天性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并受制于其生长的环境而带上“地域”色彩。但终归它是一种绝对的革命性。有时一个“地域”的天才的声音仅仅凭着它的一点灵性就能得到另一个“地域”中同类的认同，有时则难以被认同甚至像不同的人性恶相互排斥一样，它们也相互排斥。但独立的声音终究会给人类以不同凡响的启迪，“时间”会让这些个不同的独立的声音显示出它们共同的本质。于是我们发现：如果把劳伦斯与鲁迅对换一下，如果把萨克雷与林语堂对调一下，如果让鲁迅多活三十年，如果让索尔仁尼琴生长在另一个国度……可能最富有说服力的就是昆德拉了，他自己完成了这所有的设想与对换。艺术的天然革命性这一马尔库塞的断言着实令人叹服。当然令人感喟的亦是人类状况、手段、人性恶的难以改变。由此我们发现艺术家这一特殊的超越种族的人种是人性的试金石。

这样空谷足音般独立的声音往往成为一种形态的丧钟和另一种新形态的开场锣鼓。或许只有这样的声音才代表着人类的一点点长进也未可知。也正因此，这样的声音在历史上绝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对这样划时代的声音，我们似乎更该注意的不是它说什么而是怎么说，即它的精神与本质，风格与内涵。其灵魂所附丽的肉体可以死也必须死，但灵魂的转生却是永恒的。或许我们读任何一个大师的作品都是在完成着这种灵魂转生。

读劳伦斯似乎更加重在“灵魂转生”，尤其在这个仓促的时代、迷惘的时代也是最需要倾听那空谷足音的时代。

劳伦斯属于那种如果就事论事则最容易被迫害、最容易被误解（歪曲）也最容易过时的天才。因为“地域”与“时间”决定了他的文学之灵所附丽的是一个古老的“性”。当八十年代中期劳伦斯在中国还被当成“黄色”受到假正经的攻击和低级趣味的欢呼时，一转眼到九十年代他却因为其纯文学性而受到一心奔钱的社会潮流的冷落。总之，两方面都不需要劳伦斯，因为他代表的是文化，反抗的是金钱文明，所以他过时了。这个时代从来没有真正需要过文化。匆匆的历史进程除了让人们不断地变着手段革文化的命，还能怎样嘲弄人类的努力？

所以，在这个时候读劳伦斯的作品倒成了一种对天籁的倾听，成了一种孤独的享受与贫穷的奢侈。若非是有着“过时的”情调，哪有心境手捧劳伦斯作品，雪天围炉品茗或深秋凭窗听雨？

但我必须说，只有那一切喧嚣与骚动都过去，劳伦斯只成为劳伦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进行他的“灵魂转生”。想当年黑市上二十块一本炒卖《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时，有几个是在真正读劳伦斯的？真正的“灵魂转生”只有在静谧的心中。

谨在这喧哗与骚动的时刻，默默地译出我喜欢的一部作品，供人们闹中取静地消闲，在会心之顷，谛听那一声声天籁。那是一个孤独者在六十年前另一个喧哗的时代、另一个骚动的文化氛围内发出的生之感喟。无论他倾诉乡愁乡怨、放谈性爱男女还是狂论文学艺术，字里行间都透着诗意的真，读之回肠荡气，绝非无病呻吟、为上层楼强说愁，或故作婉约。你看不到人们定义中的那种“散文”。那是滔滔不绝的自白。若非孤独之人，哪有这种自言自语也风流成章的本事？劳伦斯，果真是“一个天才，但是……”（此乃英人评价劳氏的名言）。

黑马

1993年于北京莲花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