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有一条格言说，人通常被对事物的看法，而不是被事物本身所困扰。假如大家都能不折不扣地把这句话当成真理，那么，人类的不幸就可得以缓解。因为，如果只凭我们的判断，坏事才进入我们的世界，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嗤之以鼻，或者把它们变为好事。假如事物受我们的支配，为什么我们不能加以利用，或者使之适应我们的利益？如果我们所谓的烦恼和痛苦并不出自事物本身，而来自我们的想象给予的特性，那么我们自己就能改变这种特性。如果选择权在我们手中，没有人强迫我们，那么，为什么要傻乎乎地自寻烦恼，使疾病、贫困和蔑视带上一种苦涩而丑恶的味道？我们完全可以使它们变得富有情趣；如果说机遇仅仅提供内容的话，那么形式可由我们赋予。然而，既然我们认为，所谓的坏事并不出自事物本身，至少，无论如何，应该由我们给予它们另一种味道，另一副面孔（因为这是一回事），我们就来看看这种说法是不是站得住脚。

如果我们担忧的事物可以擅自在我们身上安营扎寨，那它们也会在别人那里安家落户。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同一类的，都具备相同的想象和判断工具。但我们对这些事物的看法形形色色，这清楚地表明，事物进入我们的世界时已被我们的想法同化。偶尔有人接受了事物的真正状态，但其他成千上万的人却为它们想象出一个新的截然相反的状态。

我们将死亡、贫困和痛苦当作我们的主要对手。

然而，一些人称死亡为最可怕的事物，殊不知另一些人却称之为人生痛苦的唯一港口，自然而杰出的支配者，人生自由的惟一依靠，医治百病的通用而高效的良药。正如有些人面对死亡胆战心惊，另一些人对死却比对生更泰然自若。

有人抱怨死亡来得太易：

死神啊！假若你能拒绝懦夫，

而只惩罚不怕死的人该多好[1]！

——卢卡努

暂且不谈这些值得炫耀的勇气。狄奥多罗斯[2]面对威胁他、要杀死他的利西马科斯[3]，回答说：“你若有斑蝥[4]之力，就能击中。……”多数哲学家要么有目的地预防死亡，要么催促和帮助死亡早日来临。

我们看到，很多有名望的人，面对死亡（不是普通的死，而是夹杂着耻辱和怨愤，或出于顽强，或出于天真，显得从容不迫，神态自如，同平时相比毫无异样。此时，他们照样处理家事，求朋友帮忙，吟唱，说教，同百姓友好相处，甚至还开开玩笑，为朋友的健康干杯，就像苏格拉底那样。有一个人，被带往绞刑架还提出不要经过某某街，说是那里有个商人可能会来揪他的衣领，因为他有笔老账尚未偿还。还有个人则对刽子手说不要碰他的喉咙，以免他笑得浑身发抖，因为他怕痒痒。还有一个听到他的忏悔神甫向他保证，他死的那天将和天主共进晚餐，他笑着回答说：“要去你自己去吧，我守斋。”还有个人向刽子手要水喝，刽子手喝了再给他，他就说不愿意在他后面喝，怕染上梅毒。大家都听说过那位庇卡底人的故事，此人已上了绞刑架，人们给他带来一个姑娘，如果他想娶她，便可免于一死（我们的法律有时是允许的）。他将那姑娘打量了一会儿，发现她是瘸腿，便说：“快把我绑起来吧，她是瘸子。”听说在丹麦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有个人被判砍头，在断头台上，人们也向他提出同样的条件，也遭到了拒绝，因为送上来的那个姑娘，脸颊下垂，鼻子太尖。在图卢兹，有位仆人被指控为异教徒，他之所以信仰异教，是因为他的主人，一位与他同为阶下囚的年轻学生信仲异教，可是仆人宁死也不愿相信他的主人可能是错的。我们还可以读到阿拉斯城的故事：当路易十一攻克该城时，很多人宁可被吊死，也不愿喊：“国王万岁！”

在纳森克王国，至今教士的妻子在丈夫去世时，随死者一起活埋。其他女人则在她们丈夫的葬礼上活活烧死，此时，她们不仅表现得勇敢坚强，而且喜形于色。国王的遗体火化时，他所有的妻妾、嬖幸、各种官员、奴仆都兴高采烈地扑向烈火，对他们来说，能陪伴国王的遗体一起火化，是一种无上的光荣。

一些卑劣的小人物临死前也谈笑风生。有一个人，当刽子手推他时，大声喊道：“开船吧！”这是他的口头禅。还有一个被平放在壁炉旁的草褥上等死，医生问他哪里不舒服，他却回答：“在凳子和火之间。”教士来给他涂圣油，寻找他那因病而缩小了的双脚时，他说：“您可以在我的腿端找到它们。”有人劝他祈祷上帝保佑，他却问：“谁去哪里？”那人答道：“如果上帝愿意，马上就是您了。”他又说：“但愿是明天晚上。”那人继续道：“您还是祈求上帝保佑吧，您很快就要去了。”他接口说：“因此，最好是我自己把建议告诉他。”

在我们同米兰的最后一次战争中，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百姓难以忍受多舛的命运，决定一死了之。我听我父亲说，那时盛传有二十五位绅士一周之内自己结束了生命。这一事件与克桑西城的故事很相近，克桑西人被布鲁图[5]团团围困，男女老少都想以身许国，根本没有试图逃生，布鲁图只救下了极少一部分居民。

“荷拉斯兄弟之誓”——雅克-路易·大卫

任何观念都很顽强，会不惜一切地让人接受。希腊人出征时都要宣誓，直到米堤亚战争[6]，一直坚持同样的誓言。这一精彩誓言的第一条是，宁愿以死换生，也不让波斯人的法律替代他们自己的法律。我们看到，在土耳其同希腊的战争中，多少人宁愿接受残酷的死亡，也不愿放弃割礼而改行洗礼。这是任何宗教都做得到的。

卡斯蒂利亚[7]王国的君主们曾把犹太人赶出了卡斯蒂利亚，葡萄牙国王让[8]允许犹太人逃往葡萄牙，但一个人要交八个埃居，并且要他们在某一天全部离开葡萄牙，还答应为他们提供船只把他们运往非洲，规定日期一过，不服从的犹太人就要变成奴隶。那天，为他们提供的船只不多，上船的人受到船员的粗暴虐待，除了各种侮辱外，船员们还设法在海上耽搁，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后退，使得犹太人吃完所带的食品，被迫向船员买吃的，价格昂贵，时间又久，等他们到岸时，身上除了衬衣便一无所有了。这一非人待遇的消息传到尚未动身的犹太人那里，他们大部分都宁可为奴隶，只有很少人改信宗教。埃马纽埃尔[9]继承王位以后，首先让犹太人恢复自由，但后来又改变主意，要犹太人于限定时间离开葡萄牙，并指定三个港口让他们通行。据近代最杰出的拉丁史学家，大主教奥佐里奥称，新国王未能使犹太人皈依基督教，于是希望通过恢复他们自由来达到这个目的；再者，他认为，那些犹太人不会愿意像他们的同胞那样，遭海员的掠夺抢劫，也很难背离他们过惯了富裕生活的国家，而投奔人地生疏的异国他乡。可是，国王看到希望落空，犹太人个个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流亡，就决定关闭其中两个许诺的港口，以便路途的漫长和不便会使有些人改变主意，或者，为了把他们集中在一个地方，屠杀起来更加方便。他早已有这个打算了。于是，国王下令将十四岁以下的犹太儿童统统从他们父母身边夺走，送到看不见和接触不到父母的地方，让他们接受基督教教育。据说这一做法造成了可怕的景象，父子亲情以及对古老宗教信仰的热忱，都促使他们同这个强制性敕令抵抗到底：到处可见父母自杀身亡，更惨的是，有些父母出于对孩子的爱怜，将他们投入水井，以逃避敕令的蹂躏。此外，规定的期限一满，由于别无他法，犹太人又重新沦为奴隶。但也有几个人皈依了基督教。至今一百年过去了，对于犹太人的宗教信仰，或者说，对于犹太种族，表示相信的葡萄牙人为数不多，尽管习惯与时间比任何约束更有威力。“历史上多次看到，宁死不屈的何止将领，甚至是整个部队[10]。”

我有一位挚友，一心寻求死亡，这个念头他已深思熟虑，并在他心中深深扎根，我无法使他打消。一旦戴着神圣光环的死亡降临，他就毫无理性地、如饥似渴地奔过去。

当今有些人，甚至是孩子，就为了一点点挫折，便自杀了。关于这一点，有位古人说，如果连胆小鬼都选择的避难处也害怕，那么还有什么不怕的呢？在更加快乐的年代里，不分性别，地位和宗派，有耐心等死者，也有自愿寻死者，那些寻死的人或是为了逃避生活的艰辛，也有人是因为生活过于称心如意，还有的希望到另一个世界寻觅更好的生存条件，这些人比比皆是，数不胜数，这里，我不可能一一列举。事实上，把贪生怕死者列一个清单，做来恐怕更为方便。

现在只谈论下面一件事。一天，哲学家皮浪[11]在船上，恰遇大风暴，看到周围人惊慌失措，便以一头也在船上却对暴风雨无忧无虑的小猪为例，鼓励那些人不必害怕。既然我们为有理性而由衷高兴，多亏理性我们才自认为可以主宰和君临他人，那么，我们能不能大胆地说，我们身上的理性是为了我们的苦恼而存在的呢？既然知道实情会使我们心绪不宁，坐立不安，使我们的处境还不如那头小猪，而不了解实况，我们反而心境恬静，那么，了解真相有什么用呢？人有智慧，是为了谋取最大的利益，难道我们要把智慧用来毁灭自身，与事物的普遍规律相抗衡吗？而事物的规律不就是要每个人尽自己所能来谋取自己的利益吗？

或许有人会对我说，好吧，你那个规则适用于死亡，可贫困又是怎么回事呢？还有痛苦？亚里斯提卜、希罗尼姆及大多数哲学家称痛苦为最大的不幸，另一些人口头上否定，实际上也这样认为。波塞多尼奥斯[12]患了疾病，痛苦万分，庞培来看他，为选择如此不合适的时机来聆听老师谈论哲学而深感抱歉。波塞多尼奥斯对他说：“但愿我的病痛不致于妨碍我讲哲学！”于是他忍着病痛讲了起来，同样表现了对痛苦的蔑视。可是，痛苦仍对他大摆威风，不停地折磨他。他喊道：“痛苦啊，如果我不把你当作不幸，你这样岂不是徒劳吗？”这件事被传为佳话，可是，这对蔑视痛苦又有何意义呢？他不过从字面上去辩论罢了，如果他痛苦得不厉害，又何必中断谈话呢？为何要如此克制自己，不把它叫作不幸呢？

这里所谈的痛苦不全是凭空想象。对于其他事我们可以主观臆想，而痛苦却是肯定无疑，我们的器官在作判断。

“如果感官有错，整个理性就会崩溃[13]。”

——卢克莱修

难道能让我们的皮肉相信鞭子揍上去是搔痒吗？能让我们的味觉相信笋荟的味道是纪龙德沙砾地区葡萄酒的味道吗？不妨借用皮浪的小猪为例。它确实不怕死，可如果我们打它，它就会叫起来，就会痛苦不堪。天底下任何生灵都怕痛苦，难道我们要超越这个普遍天性？就连树木受到伤害似乎也会呻吟。死亡是通过推理才被感知的，那是瞬间的运动：

死亡属于过去或将来，不属于现在[14]。

——拉博埃西

等待死亡要比死亡更难以忍受[15]。

——奥维德

许多牲畜和人与其说生命遭到威胁，不如说名存实亡。事实上，对于死亡，我们所惧怕的，主要是死前一般要遭受的痛苦。

然而，拿一位圣父的话来说，“人死后才会有痛苦[16]。”而我的看法似乎更为真实，我认为死之前或死之后都与死亡无关。我们常常错作自我辩解。经验告诉我，我们之所以忍受不了痛苦，是因为忍受不了对死亡的想象，想到痛苦会带来死亡，就更加焦虑不安。但理性又会责备我们懦弱无能，不该为这种突发的、不可避免的、冷漠无情的事担惊受怕，这时，我们就会觉得这一理由更站得住脚。

一切只有痛苦而无其他危脸的病痛，我们认为是无危险病痛；牙痛和痛风，不管多么疼痛难熬，因为不危及生命，谁会把它们当作疾病？然而，可以假设，我们惧怕死亡，主要是惧怕痛苦。正如贫困亦毫不可怕，不过会使我们遭受饥渴、冷热和不眠之痛苦罢了。

因此，让我们来面对痛苦吧！我把痛苦当作生存的最大不幸，这是很自然的。我这人对痛苦决无好感，我尽量躲避痛苦，因此至今——感谢上帝——我与之尚未有过很多交往。然而，我们即使不能消除痛苦，至少也可以耐心忍受，以求减轻，即使身体疼痛难熬，我们的心灵和理性仍能做到坚强不屈。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当中谁会相信刚毅、勇敢、力量、宽大和坚定呢？如果不再向痛苦挑战，这些品德又有何用呢？“勇敢渴望危险[17]。”如果不必露宿野地，全身披挂忍受烈日，以马或驴为食，不必看到自己粉身碎骨，从骨缝里拨出子弹，受缝合、烧灼或导尿之苦，那么我们如何能战胜平庸，鹤立鸡群？哲人们说，在高尚的行为中，越是艰难的事越值得做。这与逃避不幸和痛苦完全是两回事。“的确，欢娱和快乐，嘻笑和玩乐与轻浮为伴，生活在其中的人并不幸福，在忧愁中如能百折不挠，反而常常会感到幸福[18]。”因此，很难使我们的祖先相信，凭借战争和武力去征服不如不担风险靠计谋去获胜：

勇敢付出的代价大，但结果更美好[19]。

——卢卡努

我们可以更聊以自慰的是，显然痛苦愈烈，时间则愈短，而时间愈久，痛苦则愈微，“si gravis brevis，si longus levis[20]”。痛苦过了头，不久就会失去感觉，它就会消失，或者让你丧命：二者是一回事。如果你不能忍受，它就会战胜你。“你要牢记，死亡是最大痛苦的终止，最小的痛苦断断续续，我们能主宰的则是不大不小的痛苦。痛苦，能忍受时则忍受，不能忍受时就躲开，结束令我们讨厌的人生，就像退出舞台一般[21]。”

我们之所以不能耐心忍受痛苦，是因为我们不习惯从心灵上获得主要的满足，没有给予心灵足够的重视，而它却是我们状态和行为唯一至高无上的主宰。身体只是一种方式，一种状态。而心灵却多姿多态，它让身体的各种感觉和意外听命于它的状态。然而，需要对心灵进行研究和探索，唤醒它的强大活力。任何理性规定和力量都奈何不了它的倾向与选择。在它拥有的千姿百态中，应赋予它一种有利于我们平静生活的状态，这样，我们不仅能免受任何冲击，甚至，如果它认为合适的话，还会以痛苦和不幸为乐。

心灵不加区别地利用一切。错误和梦幻犹如一种可靠的物质，可以用来确保我们的安全，使我们获得满足。

不难看到，刺激痛苦和快感的是思想。动物则是抑制它们的思想，而它们身体的感觉是自由的，本能的，因此，几乎每一类动物都有相同的感觉，正如我们从它们相似的行为所观察到的那样。如果我们不去扰乱我们肢体的裁判权，可以肯定，我们的境况会好一些，肢体对于痛苦和快乐的感觉就会自然真切，正确适度。如果我们的性格平稳而自然，感觉就不会过度。但是，既然我们已经摆脱了这些规则的束缚，任凭想象力胡作非为，那么至少可以设法让我们想愉快的事。

柏拉图担心我们陷入痛苦和快乐，因为这会导致灵魂过分依附于躯体。而我却认为，这会使灵魂和躯体脱离。

敌人看到我们逃跑会更气势汹汹，同样，痛苦看到我们发抖会更神气活现。谁抵抗，痛苦就向谁屈服。因此，应该坚决同它作斗争。退缩和畏惧，会招致毁灭的威胁。身体越结实就越坚强，灵魂也是如此。

下面举几个例子，说一说像我这样赢弱的人，从这些例子中可以发现，痛苦的程度完全取决于我们给它的位置，正如宝石的颜色鲜艳还是暗淡，同接触什么样的叶子有关。圣奥古斯丁说得好：“他们感到痛苦，是向痛苦投降的缘故。”在鏖战中身挨十剑，也不如挨外科医生一刀来得痛苦。分娩时的痛苦，医生和上帝都认为是巨大的[22]，我们也是小题大作，但有些种族却毫不在乎。撇开斯巴达国的妇女不谈，就拿随我们步兵出征的瑞士妇女[23]来说，你发现有什么不同吗？她们昨天还怀着孩子，今天就将婴儿挂在脖子上，跑着小步随丈夫行军了。还有散居在我们中间的丑陋的埃及妇女，孩子一出生，就到临近的河里给自己和给婴儿洗澡。许多少女为了掩人耳目，怀孕和分娩期间都要躲起来。古罗马贵族萨比努斯[24]的妻子也一样，为了不被丈夫发现，分娩时无人帮助，独自生了一对双胞胎，没有喊叫，也没有呻吟。斯巴达人偷了东西，怕受羞辱甚于我们怕受惩罚，因此，有一个普通小男孩偷了一只狐狸后，就把它藏到披风里，宁可忍痛让狐狸咬肚皮也不愿让人发现。另有一位在献祭仪式时烧香，香火落进袖子里，为了不扰乱祭礼，宁愿让火烧到骨头上。许多斯巴达人，根据所受的教育，就为了考验勇敢的品德，在七岁时要经常受鞭打，即使被打死，也要脸不变色心不跳。西塞罗曾经看到过斯巴达人互相撕打，拳打脚踢，还用牙齿咬，直至昏倒才认输。“人的本性从不曾被习俗战胜过，因为它是不可战胜的，它只会被我们自己战胜，安逸、快乐、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毒害我们的心灵，成见和恶习削弱和腐蚀我们的心灵[25]。”人人皆知左撇子穆西尤斯[26]的故事，他混进敌营，企图杀死敌首领，行动失败后，为了以更奇特的方式谴责自己的行为，也为了替自己的祖国辩护，他向他欲谋杀的国王波塞纳[27]承认了自己的企图，并说，在他的部队里还有很多罗马人像他一样想杀死国王。为表明自己是怎样一个人，他叫人拿来火盆，看着自己的胳膊任火烧烤，敌人吓得赶紧下令拿走火盆。还有个人在开刀时，竟然继续读他的书。还有一位在受刑时不停地嘲弄和讥笑，搞得刽子手恼羞成怒，对他使出各种酷刑，他都挺住了，从而战胜了刽子手。可他却是位哲学家。还有呢。凯撒的一位斗士在被人用刀剪切割和探子探查伤口时，始终笑容满面。“哪一个斗士呻吟或失容过？哪一个站着时胆小如鼠，倒下时畏畏缩缩？哪一个倒下后，死前还要回头顾盼[28]？”女人也有这样的例子。谁不曾听说过，有一位巴黎妇女，为了重新长出更细嫩的皮肤，竟然把身上的皮剥掉？还有些人为使声音更加柔和沉浊，或使牙齿排列整齐，竟把好端端的牙齿拔掉。这种蔑视痛苦的例子举不胜举。只要可望变得漂亮，她们无所不能，无所畏惧：

她们只想拔掉白发，

消除皱纹整修脸容[29]。

——提布卢斯

科学在束腰上所起的作用

我还见过一些女人，为使脸色变得苍白，不惜吞下沙子、烟灰，折磨自己，直到把胃搞坏。为有西班牙女郎的苗条身材[30]，不惜吃尽苦头，将细腰束得紧紧的，两侧留下一道道大口子，直嵌入皮肉中，有时甚至会导致死亡。

现在，在许多国家里，经常可以看到，有人为了发誓而故意刺伤自己。我们的国王[31]就讲过他在波兰亲眼所见的突出事例。我知道这种事在法国也有人模仿。我就见过一位青年女子，为证明她的誓言真诚和履行誓言的决心，取下头发上的簪子，在胳膊上扎了四五下，扎得皮肤啪嗒响，鲜血直流淌。土耳其人为了心爱的女人，甘愿在自己身上捅刀子；为了留下永久的痕迹，他们突然用火烧灼伤口，并让火在伤口上停留很长时间，以便阻止出血，留下疤痕。目睹过此场面的人作了记载，并向我发誓真有其事。但是，为了几个小钱，他们也会在手臂或大腿上深划几刀，这样的事每天都有发生。

令我高兴的是，我们需要什么证据，就能得到，因为基督教国家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例子。继我们圣父之后，曾有许多人也愿意背负十字架以示虔诚。从可靠证人写的书中可以知道，圣路易[32]总穿粗布衣裳，垂暮之年，他的忏悔神甫才允许他脱掉苦行者的衣衫，此外，每星期五他叫神甫用五条细铁链抽他的肩膀，为此，他总是把铁链子放在一个盒子内随身携带。纪尧姆是吉耶纳公爵领地的最后一位传人，他的女儿阿丽诺将该领地授给了法国和英国王室。纪尧姆公爵为以苦行赎罪，在他生命的最后十来年里，坚持不懈地在教士服下面再背上厚厚的护胸甲。昂儒伯爵富尔克[33]一直走到耶路撒冷，为的是脖子上套着绳索，在圣墓前让他的两位仆人鞭打。每年的耶稣受难日[34]，在各个地方，我们不也看见许多男男女女互相撕杀，直至皮开肉绽[35]吗？这种事我已屡见不鲜。有人说，有些人（他们戴着假面具）是为了钱才这样不顾疼痛去捍卫别人的宗教信仰的；虔诚要比贪婪更能刺激人蔑视痛苦。

马克西姆冷静地埋葬了做执政官的儿子小加图[36]；保罗斯[37]几天内连失两个爱子，也表现出非凡的沉着，脸上丝毫看不出悲伤。我曾讥讽过当今的一位人物[38]，说他嘲弄了神圣的正义。因为他的三个儿子在同一天内惨遭死亡，按照常理，这对他应该是沉重的打击，但他却几乎当成是神赐。我自己也失去了还在吃奶的二三个孩子，我当时没有痛苦，至少可以说没有悲伤。而最令人痛苦的意外莫过于丧子了。其他令人痛苦的时机还是相当多的，假如它们可能来到，我会几乎感觉不到，过去遇到该痛苦的事时，我也都是漠然处之，而其他人碰到这些事却会痛不欲生，我都不敢讲给人听，觉得难为情。“由此可以看到，痛苦不取决于人的本性，而在于人的看法[39]。”

看法是强大的对手，它无所顾忌，无所节制。既然亚历山大和凯撒闹得天下大乱，谁还会想渴求安宁和太平？泰雷神父常说，他不打仗时，总觉得自己和马夫没什么差别。

执政官小加图为确保西班牙几座城市的安全，禁止那里的居民佩带武器，于是，很多人便自杀了：“真是野蛮的民族，竟然认为没有武器便无法生活[40]。”我们知道，多少人选避宁静而甜蜜的家居，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多少人宁可蔑视上流社会，过卑贱低下的生活，他们生活其中感到其乐无穷，让人觉得有些做作。巴罗梅红衣主教最近在米兰逝世，他出身贵族，家赀巨万，加之年纪还轻，正可以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况且，这也是意大利的风气；可是他却过着严肃刻苦的生活，春夏秋冬穿的是同一件袍子，睡的是草褥子，工作之余，他孜孜不倦，悉心研究，腰杆笔直地跪在地上，书旁放着一点儿水和面包，算作一日三餐的全部食粮。我知道，有人戴了绿帽子，却从中获得好处和晋升，可是，这个字眼会教许多人谈虎色变。如果说视觉不是我们器官中最必需的，至少也是最令人愉快的。但是，最有用、最令人愉快的器官似乎是生殖器。然而，不少人仅仅因为它们不可爱而恨之入骨，就因为它们太有用而摒弃不用。有人[41]把眼睛剜掉，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一般男人都认为，多子便是多福，我和另外几个人却认为没有孩子才是幸福。

假如问泰勒斯[42]为何不结婚，他便会回答他不想留下后代。

我们自己的看法会给事物标上价码。这种价码会在很多事物上体现出来，要对它们作出评价，不仅要考虑它们，还要考虑我们自己；不用关心它们的质量和用途，只要关心我们得到它们的代价，仿佛这是它们实质的某个部件；不要把事物带来的，而要把我们带给事物的称作价值。在这一点上，我发现我们是理财能手。花费有多大，事物的价值就有多大。我们的看法是决不会作无用的花费的。钻石的价值取决于买卖，勇敢的价值取决于困难，虔诚的价值取决于痛苦，良药取决于苦口。

有人为了变成穷汉，把所有钱财扔进海里，可很多人为了发财却在同一个海上四处搜索。伊壁鸠斯说，富裕并不意味着轻松，而是不断变换生财之道。的确，产生吝啬的不是贫穷，而是富裕。关于这一点，我想谈一谈自己的体会。

童年结束后，我经历了三种状况。第一种状况历时二十年，生活来源主要靠别人的拨款和赈济，但这是不稳定的，也是无规则的。那时候，我花钱完全取决于这种来钱的偶然性，因而也就轻松愉快，无忧无虑。我从没有比那时更好的境况。朋友们的钱包从来为我敞开；我确定了还债的日期，规定自己把按期还债作为最必需做的事。朋友们看到我为还债所做的努力，便一再给我延长债期；因此，在朋友们眼里，我勤俭节约，诚实可靠，不会骗人。我真的感到还债有其乐趣，仿佛从肩上卸下了一个讨厌的重负和受奴役的象征；我也感到，正确的行为和取悦别人会给我一种满足感。那些需要讨价还价和编造故事的付款排除在外，因为，如果找不到为我讨价还价的人，我宁愿羞愧地、不公正地延长付款，也不愿去做讨价还价的事，我的性格及说话方式都不适合这样做。没有比讨价还价更令我厌恶的了。这纯粹是一种弄虚作假和厚颜无耻的生意经：双方经过一小时的争论和讨价，其中一方就为了五分钱的利益而放弃誓言。然而，我那时借钱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因为我不好意思当面提出要求，总是写信去碰运气，信写得很随意，很容易遭到拒绝。我被需要所迫，根据我的预见和感觉去借债，但当我摆脱需要的控制，重新振作起来，会感到更加快乐，更加自由。

财产管理人大都认为，这种生活在不确定中，是非常可怕的。首先，他们不明白大多数人都如此生活。不论过去和现在，多少老实人放弃手中确定的东西，而去向国王或机遇寻找毫无把握的恩宠！凯撒为了成为凯撒，不仅倾家荡产，而且举债百万黄金。多少商人变卖地产，开始到印度去做生意，

经受多少惊涛骇浪[43]。

——卡图鲁斯

在当前，虔诚的信教者寥若晨星，而数千教会组织却对此熟视无睹，每日期待上天给他们布施晚餐。

其次，他们不知道他们赖以为基础的确定的东西，也和偶然事物一样不确定和有风险。尽管我有二千埃居的年金，我仍清楚地看到贫困，就像它总在和我作对。因为在巨富和赤贫之间往往没有折衷，命运会穿过我们的财富，为贫困打开成百个缺口：

财富是玻璃做成的，它闪闪发光，

但很容易破碎[44]。

——普布利流斯·西鲁斯

命运会推翻我们所有的防御和堤坝，因此，我认为，由于种种原因，贫困不仅与穷人有关，而且也会在富人家里安营扎寨。或许，贫困单独存在，要比与财富共存时稍为令人舒服些。财富与其说来自收入，不如说全凭井井有序的管理：“人人都是自己财富的创造者[45]。”依我看，一个缺衣少食、忙忙碌碌的富人要比单纯的穷人更可怜。“生活在财富中的穷人最痛苦[46]。”

统治者巧立名目进行敛财

最强大最富有的君王往往会陷入极端的需要之中，因为难道还有比成为暴君和不公正地侵吞臣民财产更极端的事吗？

我经历的第二种状况是有钱。我对钱紧抓不放，根据我的状况，我很快就有了可观的积蓄。我认为，除了正常收入，一无积蓄不能算作拥有，可望的收入希望再大也不能引以为荣。因为我想万一发生意外呢？由于这种空幻而古怪的想法，我装出很精明的样子，开始积钱，以备不测。有人向我指出，不测防不胜防，我还振振有词地回答，即使不能以备所有的不测，也可以用来应付一些或好几个。存钱不是没有忧虑的。我得保守秘密。我这人敢于谈论我自己，但谈钱时从不说真话，就像其他人，有钱时哭穷，没钱时装富，也不怕良心不安，从不真诚地公开自己的财产。如此小心翼翼，真是可笑又可耻！外出旅行时，总觉得自己考虑不够周密。钱带得越多，忧虑也越多，时而担心路途不安全，时而害怕脚夫不可靠，我跟我认识的人一样，行李放在眼皮底下才放心。把钱箱留在家里吧，又会疑神疑鬼，忧虑重重，更糟糕的是，这些想法又不能说给人听。我人在旅途，心却系在家里的钱箱上。说到底，守钱比挣钱更难。即使我不能完全照我说的去做，但也很难阻止自己这样做。至于好处，我所得甚少或者一无所获，因为设法多花钱，对我也是个沉重的压力。正如彼翁[47]说的，无论是有发者还是秃头，给他们拔头发都会引起不悦，一旦习惯了金钱，并把你的幻想集中在钱堆上，金钱就不再为你服务，你就不敢再花一分钱，好比是一座房子，碰它一下，就会引起全身震动。不到万不得已，你是不会动它的。从前，我当衣服，卖骏马，无拘无柬，毫无遗憾，自从我有了钱，就把它束之高阁，轻易不打开心爱的钱包。可是，问题在于很难为这种积钱的欲望划定界限（对于人们认为的好事，也是很难确定界限的）。我们不断壮大财富，增加数量，甚至可悲地放着财产不去享受，而是把它们看管起来，不动分毫。

照这种用钱的方式，那些看管城门和城墙的人便是最有钱的富豪了。依我看，有钱人都是精打细算，斤斤计较的。

柏拉图将有形的财产分成健康、美丽、力量和财富几种性质。他认为，不盲目敛财聚富，人就不盲目，而是看得清了。

在这一点上，小狄奥尼修斯做得就很漂亮。有人告诉他，一位锡拉库萨人将一财宝藏于地下。小狄奥尼修斯便叫那位锡拉库萨人把财宝带给他。后者这样做了，但偷偷留下了一部分，并带着它们到了另一个城市。在那里，他那攒钱的癖好丧失殆尽，花钱也大手大脚起来。小狄奥尼修斯得知此事，便派人把另一部分财宝还给了他，并且说，既然那人已学会如何花钱，我心甘情愿把剩下的还给他。

有几年我也如此。也不知是哪个精灵让我摆脱了守财的想法，就像那个锡拉库萨人一样，要把我的积蓄统统花光。这个傻念头的产生，得归功于一次花费颇大的旅行，因为我尝到了花钱的乐趣。从此，我开始了第三种生活方式（我感觉到什么就说什么），当然更快乐，更有规律：我量入为出，当然，有时花得多一些，有时收得也多一些，但两者很少脱节。我过一天算一天，安于日常的和现时的需要；至于非日常的需要，那是世界上所有的储备也无法满足的。指望命运为我们提供足够的武器来同它抗争，那是痴心妄想。我们要用自己的武器同它抗争。不测事件最终会将我们出卖。我存钱只是为了买些什么：不是为了置地产，那于我毫无用处，而是为了买快乐。“不贪买，便是财富，不购买，便是收入[48]。”我不怕没有财富，也不再想增加财富：“富裕是财富的产物，满足是富裕的标记[49]。”我庆幸自己，到了该吝啬的年龄却能改邪归正，摆脱了老年人的这一通病，也就摆脱了人类最可笑的弊病。

弗罗雷曾经历过两种命运，他觉得，财富的增加并没有刺激吃喝、睡觉和拥抱妻子的欲望，此外，他还感到管理钱财是个讨厌的任务，沉重地压在肩上，正如我亲身体会的一样。因此，他决定让一位对他忠心耿耿并且渴望发财的穷朋友高兴，把自己多得用不完的财富全部送给这个青年，包括继续从他慷慨的主子居鲁士那里获得的以及在战争中日积月累的财富，但要这位青年像款待客人和朋友那样供养他，管他吃住。他们从此生活得很幸福，对双方互换身份非常满意。这样的美事我真想效仿。

我要大力称赞一位老高级教士[50]的冒险做法。他把自己的金库、收入和投资交给他选定的仆人或其他人照管。多少年来，他就像一个外人，全然不知他家的财务情况。相信他人正直，就证明自己正直，因此上帝一定会赞扬的。至于这位教士，我看到，没有哪家的财务有他家的管得好。一个人能如此合理安排，使自己的财富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不用操心，不用费力，也不要为分配或管理财富而中断其他更重要的事务，而且干起这些事来心安理得，随心所欲，这真是赏心乐事。

因此，富裕和贫困完全取决于个人的看法，财富、光荣、健康也不像拥有者所说的那样美好和快乐。是好是坏全凭自己的感觉。对自己满意的人才会高兴，而不取决于别人是不是对你满意。只有这样，看法才真实可靠。

财富对我们既无好处亦无坏处：它只给我们提供物质和种子，而我们的心灵比它更强大，是幸福或不幸的惟一缘由和主宰，能随心所欲地摆布和使用财富。

外部附加物的气味和颜色来自内部构造，正如衣服可以暖身，但热量并不来自衣服，而来自我们本身，衣服则用来维持和增加热量。如果拿去盖在冰冷的物体上，它对寒冷也同样起到维持的作用：雪和冰就是这样保存的。

苦读对于懒汉，戒酒对于酒鬼是一种折磨，同样，俭朴对于纵欲者是苦刑，锻炼对于体弱多病和游手好闲者是体罚。其他事物也一样。事物本身并不痛苦也不艰难，是人类的脆弱和无能所导致的。要判断事物是否伟大和高尚，就得有伟大和高尚的心灵，否则，就会把我们自己的缺点说成是事物的。一支笔直的桨在水中似乎是弯曲的。重要的是不但要看到事物，而且要有看待事物的方法。

许多论述从不同的方面劝说人们蔑视死亡，忍受痛苦，为什么我们不从中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呢？我们想了许多奇妙的方法去说服别人不要惧怕死亡和痛苦，为什么我们每个人不根据自己的脾性择其中之一而用于自身呢？如果你忍受不了用烈性药和创口洗涤剂来根治病痛，那你至少可以服用镇静剂来减轻痛苦。“一种懦弱而无价值的偏见控制着我们对痛苦和快乐的态度。心灵软弱无力时，连被蜜蜂蜇一下都会大叫大嚷。关键在于要有自制力[51]。”

此外，过分夸张痛苦的尖锐和人类的软弱，总离不开哲学。因为人们总是强迫哲学作战无不胜的诡辩：如果说生活贫困不是好事，那么至少没有必要生活在贫困中。

谁都是因为自己的过错而长期痛苦的。

对于既受不了死也受不了生，既不反抗也不逃避的人，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1] 原文为拉丁语。

[2] 狄奥多罗斯（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家。

[3] 利西马科斯（公元前361-前281），马其顿将军、总督和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的继位者之一。

[4] 斑蝥为一种昆虫，其足的关节处能分泌黄色毒液，皮肤接触后能起水泡，因此可以入药。

[5] 布鲁图（约公元前85-前42），古罗马政治家。

[6] 米堤亚战争是指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同波斯帝国之间的冲突，米堤亚位于东伊朗高原西部。

[7] 卡斯蒂利亚，西班牙历史地理名，位于伊比利亚半岛西部，约占西班牙全国领土的四分之一，是历史上卡斯蒂利亚王国（建于1035年）的所在地。

[8] 这里指葡萄牙国王让二世（1481-1495）。

[9] 埃马纽埃尔为让二世的继承者，于一四九五年～一五二三年统治葡萄牙。

[10] 原文为拉丁语，西塞罗语。

[11] 皮浪（约公元前365-约前275），古希腊哲学家，怀疑论者，认为由感觉和理性得来的知识都不可靠，要认识客观世界是不可能的，甚至客观世界是否存在亦可怀疑。

[12] 波塞多尼奥斯（公元前135-前51），古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

[13] 原文为拉丁语。

[14] 原文为拉丁语。

[15] 原文为拉丁语。

[16] 原文为拉丁语，圣奥古斯丁语。

[17] 原文为拉丁语，塞涅卡语。

[18] 原文为拉丁语，西塞罗语。

[19] 原文为拉丁语。

[20] 拉丁文：痛苦愈烈，时间愈短，时间愈久，痛苦愈微。西塞罗语。

[21] 原文为拉丁语，西塞罗语。

[22] 上帝说：“女人分娩时愁眉苦脸，因为分娩的时候到了，但孩子一旦出生，她就忘记了痛苦。”——引自圣约翰福音。

[23] 法军中的瑞士雇佣兵带着妻子出征。

[24] 萨比努斯（卒于70年），因挑动高卢人造罗马皇帝韦斯巴芗（7-79）的反。在岩洞里躲了九年，他妻子每天给他送饭。

[25] 原文为拉丁语，百塞罗语。

[26] 左撇子穆西尤斯（公元前六世纪末），罗马传奇式英雄。在罗马同伊特鲁立亚战争中，他潜入敌营，以图杀死该国国王波塞纳，被捕后宁肯烧掉右臂也不肯供出同谋。

[27] 波塞纳为公元前六世纪伊特鲁立亚国王，企图恢复伊特鲁立亚对罗马的统治，与罗马发生战争。

[28] 原文为拉丁语。西塞罗语。

[29] 原文为拉丁语。

[30] 在十六世纪，西班牙女性有身材苗条的美名。

[31] 指亨利三世，他在当法国国王（1573-1574）前，曾是波兰王。据史学家记载，在他离开波兰前，波兰王室侍从长用匕首在自己臂上划了一刀以示忠诚。

[32] 圣路易（1214-1270），即路易九世，法国卡佩王朝国王（1226-1270）。

[33] 富尔克卒于一○四○年。

[34] 复活节前的星期五。

[35] 在十六世纪有许多鞭笞派教徒善会，教徒们身披麻袋夜间出会，边走边互相殴打。

[36] 小加图（公元前93-前46），罗马政治家，于前62年开始任执政官。

[37] 保罗斯（约公元前229-前160），罗马将军，公元前182年任执政官。

[38] 指特朗侯爵，在蒙克拉博战斗中，他的三个儿子于一五八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同一天丧命。蒙田是他其中一个儿子的朋友。

[39] 原文为拉丁语，西塞罗语。

[40] 原文为拉丁语，李维语。

[41] 指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前360），他认为真正的幸福不在于感官享受，而在于心神宁静。

[42] 泰勒斯（约公元前624-约前547），据传说为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唯物主义者。

[43] 原文为拉丁语。

[44] 原文为拉丁语。

[45] 原文为拉丁语，萨卢斯特语。

[46] 原文为拉丁语，塞涅卡语。

[47] 彼翁（创作始于公元前100），古希腊田园诗人。

[48] 原文为拉丁语，西塞罗语。

[49] 原文为拉丁语，西塞罗语。

[50] 波尔多的大主教，卒于一五九一年，蒙田在一五七八年到一五七九年间向他购买过田产。

[51] 原文为拉丁语。西塞罗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