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阿道司·赫胥黎所预言的那些战争灾难不会毁坏人们著书立说的习惯或工作，毋庸置疑，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人把赫胥黎家族的历史变成白纸黑字。对此，《传道书》以其惯有的苦涩说过：“著书多，没有穷尽。”[2]我们应该承认事实的确如此，同时力求想象出那本《赫胥黎英雄传奇》或者想象一下——为了用埃米尔·左拉更加响亮的招牌——那本《赫胥黎家族自然与社会史》将会采用什么样的形式。我猜想第一位历史学家现在会从阿道司写起，毕竟这一位如今是最有名的。他将会把托马斯看做爷爷，把伦纳德看作父亲，在朱利安身上看到兄弟的影子，总是跟《旋律的配合》作者笔下的文字隐隐约约相似[3]。任何一本书都必定会有另一本与之相对应，是它的反面。在这本关于家族的非常“进化论”的解释之后，必定会有另一个故事，把孙子写成法国式的，把爷爷写成武士。然后，又将是一本强调杰出的三代人之间种种不同的书。接下来，自然是另一本强调他们之间相似性的书，也许会采用弗朗西斯·高尔顿叠加照片的方式，把赫胥黎家族不同代的人集中到一个超越时空的或者长寿的人身上（如果作者的天才不比这里的预言差）。我所提到的那些柏拉图式的照片中的一张，将会成为这本书的卷首插图，而朱利安的那段话将成为该书的卷首引语：“人类的生命之流被打成个人的孤立的碎片。所有的高级动物都是如此，但并非必须如此：这是一种本事。有生命的物质必须完成两项活动：一是有关与外部世界的直接交易，另一个便是有关其自身未来的永存。个人是促使生命物质在特定的环境中能够发挥作用和行动的工具，一段时间之后就将被抛弃并且死亡。然而，他拥有的某些不朽的物质，会转移到后代身上。”

上面这一段文字的语调是平静的，然而，观念却是令人悲伤的。斯宾诺莎说过：“我将要像写固体、平面和线条那样来写人。”这种无比的藐视，这种令人称奇的不偏不倚，正是所有赫胥黎家族的人共有的一大特色。但你若说他们惨无人道，又是荒唐的，如果说真的存在什么人道，那么它所专有的意义正是敢于面对我们的命运，面对我们内心最深处的羞愧，并像谈论一个死人那样肆无忌惮地提及他们的能力。赫胥黎家族的基本感情就是悲观主义，这是他们人人都有的。对祖先托马斯·亨利·赫胥黎，英国文学教科书中只是把他看作一位大吵大闹的争论者、达尔文的战友。尽管他确实将其大部分精力，甚至他的粗鲁性格都用来传播智人和原始人的亲属关系，传播牛津大学学生和婆罗洲猩猩的亲缘关系，但是这些轻率的论调——卡莱尔从未原谅它们——远不是他众多著作的全部。事实上，我们二十世纪散布甚广的迷信，与上一个世纪的绝对唯物主义和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蠢话是一路货色。在一八七九年，托马斯·赫胥黎这样反驳加在自己头上的第一个罪名：“如果唯物主义者说天体及其一切现象都可以变为物质、变为运动的话，那么唯心主义者可以回答说，运动与物质在我们没有感觉到它们时是不存在的，可以说，它们只是一种心理状态。这个道理不容辩驳。如果强迫我在绝对唯物主义和绝对唯心主义之间做选择的话，我会选择后者。”至于另一个罪名，即不公正和轻率的乐观主义问题，还是只要搬用他自己的话就行了：“有关命中注定、原罪、人类天生堕落、他人的不幸、地球上的撒旦王国、恶毒的创世神等等理论（不管其形式有多么荒谬），我觉得都要比我们随便的幻想来得更有道理些。比如说，我们常认为孩子生来是好的，只是后来被腐败的社会榜样给糟蹋坏了。我不会相信上帝是一个隐蔽的慈善家，更不会相信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在另一处，他声明自己在自然界丝毫不曾见过任何道德目标的痕迹，他指出所谓道德不过是人类专利制造的东西。对赫胥黎来说，进化未必是无限的过程：他认为在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这个过程会随着世界的渐渐失去生气而逐步衰败。他影射说，直立的人将会变成斜身子的猿猴，清脆的声音将会变成粗陋的吼叫，花园会变成森林或者沙漠，飞鸟会变成纵横交错的树木，星球会变成星星，星星会变成浩瀚的星云，星云会变成不可捉摸的上帝。这种宇宙的逆转或者说倒退进程将不比它形成阶段的数百个世纪要少。数百个世纪后，一切将慢慢地凹陷，慢慢地显露出更加兽性的轮廓……这种假设是凄惨的，很可能是阿道司·赫胥黎的。

查尔斯·莫拉斯曾不带任何讽刺地向我们谈及某位“讲传统的大师”——让——弗朗索瓦·布拉德，其儿子、孙子、曾孙都是战士——为了继承这个传统，“决定与德国在科学方面进行一番较量”。这是对科学可悲的理解方式，他把科学诋毁成一种证明被告从来都没有道理的司法程序；这是对传统可悲的理解方式，他把传统诋毁成一种仇恨的游戏！或许我们最好还是像赫胥黎家族那样来对这个世界提问，只需要一个承诺，所用的方法是诚实的。这应该成为一种传统，应该成为一种工具而不是闹脾气的人们无休无止的争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