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校夫人站在两张床的中间。她的手臂上挎着一件迪波尔的黑色衣服，手里拿着他那鞋油打得锃亮的黑色系带皮鞋。她是踮着脚尖进来的，用她软绵绵的、打着晃的腿，费力地——踩在脚尖上——站在阴影里。两张床之间的四方窗户里已经透出微微的光亮。她气愤的、狡猾的目光在两张床之间看来看去。

劳约什枕在高高的枕头上，身体挺直，一动不动，像是死人。他唯一剩下的一只手搭在胸上，缺了胳膊的那个空空的睡衣袖管耷拉在床边。迪波尔的脸庞宁静、严肃、平滑，他几乎是横着躺在床上，一条腿也从鸭绒被里伸了出来，他的手紧紧抓着枕头。

上校夫人吃力地把手臂上的衣服举到她高挺的鼻子前。她闻了闻。透过布料的味道，她嗅到男孩身体的味道和廉价香水挥发后留下的味道，它们都是男孩夜里从外面带进家的。当她凌晨把丢得散乱的一件件衣服都拾到一起，用衣刷梳理它们时，那香味冲进她的鼻子。看看，她想，男孩晚上是和女人睡觉了。

这是谁也骗不了的确凿事情，她想，男孩和女人睡觉了，如同所有的男人一样。男孩的父亲也是同样地，身上和衣服上带着这样的味道回到家，而她无眠地坐在家里的床上，消瘦的肩膀上散落着她稀疏的长发。她坐在睡袍里，在各种设想的恐惧中嘤嘤呜呜地啼哭着。因为她能在想象中看到那个男人，看到他四方的头往一个陌生女人的乳房中间钻去，他的大腿根往那个陌生的大腿根上蹭来蹭去。她被偷窃了，母亲被偷窃了，这个家的主人被偷窃了。这才是重点，也是永远不能被忘记的：他偷窃了她。他们全都偷窃了她，她这样想，她感到屈辱。在她被忌妒所折磨的这些年里，这个想法总是最令她痛苦的：就是猜疑他们偷窃了她。是她那奇怪的小家子气把这个家里各不相同、四散飘荡的目的聚拢在了一起。她吝啬地把一切都仔细地收起来，那些男人们从这个家里带走的：每一枚钢镚儿，每一滴血。这里的一切都是她的，因为是她固守着这个家，她本身就是家：她感觉自己是这个大世界里的一座岛，在这座岛上人们盖了房子，人们住了进来；她就是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都在她的身体上生发，在她的血肉之上。但是男人们离开她，去了别的女人那里。他们偷窃了她：这三个男人从家里偷到外面去说的每一个词都让她感到忌妒。他们把钱带去给陌生的女人，还有他们温柔的情话，都是从她这里偷走的，所有的那些动作，他们的血，还有他们的汗。然后有一天，他们全都离开了她，抛弃了这座岛，偷偷摸摸地，用那些虚假的借口；他们说是责任在召唤，是祖国在召唤，是誓言在召唤，然后，当他们回来时，再没有一个人和以前一样。其中的一个缺了胳膊。她看着那垂下的、空荡荡的睡衣袖筒。那胳膊毫无疑问是她的。是她生下来的。是她身上的一块肉，而男孩却不知在哪里把它贱卖了。他说是在战争里——但是她知道，这只是些说辞。战争是男人们制造的，让他们可以逃开家，因为他们不愿意顺从于家庭，也不想挣钱养家。

而这个小的晚上和女人睡了。她小心地踮起脚注，在枕头间的阴影里用目光寻找着男孩的嘴。那嘴张着，血红地肿着。他爸爸的嘴唇也是这个样。现在他也要离开了，只留下她自己，而这岛也将沉下去。

她把衣服放在椅子上。她已经活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她知道，她应该死去了。也许再过一年吧，也许就在明天。她的腿涨满了积液注。夜里，她有时无法听到自己的心跳。她已经习惯了死亡的想法。她谈起死亡就像谈论一项友好而亲密的家庭庆典。她已经可以想象自己的死去；只是她还是感到不安，因为她想到她的儿子们那时会走进来，带来医生和清洗尸体的阿姨，也就是布戴尼克夫人：她会为她脱去衣服，然后用加了醋的水清洗她瘦弱的身体和她死去的、软绵绵的腿，比起思维和感觉，那腿早已经死了。她当然不愿意以尸体的姿态在布戴尼克夫人面前展示自己。布戴尼克夫人曾经是接生婆，她看过她比裸体还要赤裸的样子，那是在她带男孩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布戴尼克夫人属于这个家庭，基于一种联盟，她属于所有女人的大家庭，也属于普洛高乌艾尔上校的家庭。奶奶也是由她给清洗了最后一次。小迪波尔是由她给洗了第一次。真可笑，她想，回头也由布戴尼克夫人来完成这个任务，让自己干干净净地上路，用醋水洗去她四肢上的汗液。但是，她不能忍受这期间男孩们停留在这个房间里。这一幅折磨人的画面——就是当布戴尼克夫人清洗她的时候，男孩们可能会停留在房间里，也许是出于慈悲，或者出于无能为力的不知所措——在她什么也做不了、动不了生病的这几年里，总在困扰着她。她知道为什么不能允许男孩们看到她赤裸的身体，无论是活着还是死了，都不能够！她穿着高领的、领口闭合的长睡裙。男孩们从没看过她宽衣清洗，也从没见过她穿着稍有暴露的衣装。她知道，几十年来，这一道她亲手建立起来的、矗立在她的身体与儿子们中间的隔离墙，哪怕只是从一道墙缝间窥视过去，这一切也将坍塌不在。男孩们在她身上只看到母亲，不再有别的角色，仅仅是母亲，最高法律的守护者。有关肉体的想法——就是他们的母亲也是一个女人，一个可以被男人搂进臂弯，可以往她的耳朵里吹拂甜言蜜语，可以用手指逗弄她身体的某些部位的女人——在男孩们的心里从来不曾有过。在病榻上，她如果想到这里，便呻吟起来。在死之前需要和布戴尼克夫人谈谈。现在，连最小的一个也要离开家了，夜里他和陌生的女人睡了，她感觉自己已经可以放弃那抗争了。死亡已经近了。

她吃力地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回到床上。三年来，从这张床上，她只有在夜晚，在其他人全都睡着的时候，才偷偷下来走动。男孩们不必知道她还可以走动。这几年来，男孩们已经确信了她是和床绑在一起的。这样很好，这个她所设计的战术是有一些益处的，那就是把这个家拢在了一起。她把钥匙都放在枕头下面，还有八千克朗的抵押和信用的票据，少量的首饰，镶了碎钻的几枚黑色釉彩徽章和她的一些耳坠。一根长的金链子和一小块金表也被她放在了枕头下面。床下的皮箱里放着银器。那是老式的手工打制的银器，是这个家族曾有过的辉煌的遗存。还有上校每个月从前线寄回来的少量现金，被她装进一个鹿皮的小口袋里，挂在她的胸前。这就是全部了。至于把所有这些都像装麻袋一样地收在一起——秘密地在她的掌控之下——是为了增强她假装无能为力的优势。这是有极大优势和目的性极强的战术，就是她无能为力地躺在床上。所有的一切，这个家整个的血液循环都绕着她的床边运行。她这样躺了三年，看上去不能动弹。她知道现在在打仗，但是在她真正的理解里，那只是借口和托词，是给予了她的丈夫一个可以离开家，不用坐在她的病榻边的一种途径。一年前，大点儿的男孩也是用这个借口离开了。现在要轮到小的了。他们全都欺骗了我，她疲惫地想着。

她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夜里她梦见了牙齿。她梦到她所有的牙齿都掉了。她知道这意味着死亡，她的这么长的人生和所有的解梦书上的经验都告诉她，这表示死亡。她要死了，而男孩们会搜这房子，他们会找银器，那些有价的票据，还有首饰。她隐隐约约地在考虑一种基金会，一种由孤儿事务局管理的基金会，每个季度可以从银器中给男孩们和他们的爸爸一只勺子，或是一只叉子。她瞪着眼睛躺在床上，注意听着每个清晨都一模一样的一串声响。过上一段时间她就会疲惫，然后小睡一会儿。她总这样待在床上，夜里也是，穿着一件陈旧，并不很干净的蕾丝边睡裙，像在等待来探望她的人。她认为应该有很多人来看望普洛高乌艾尔上校的夫人，这应该是再正常不过的。但是她并没有注意到，长久以来并没有谁来看望过她。她人生的最大梦想从来不曾实现过，就是由她，普洛高乌艾尔上校夫人来举办一次宴会，用上这房子的所有房间，一共是三间，还有装饰了灯笼的院子，搬到户外的家具，在几张小桌子上摆上红酒、冷餐烤肉和甜点：一次宴会，也许还要找吉卜赛人来演奏，团里所有的军官都要出席，也许师长，还有在市长带领下市里的官员们也能来待上半个小时吧。她时常会琢磨房间的大小够不够，也总是核算宴会的支出大概需要多少。她会和她的两个儿子站在院子的入口迎接客人。她会穿上那件灰色的丝绸衣服，那还是专为她的银婚而制作的，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穿过了。而上校可以在这次宴会上戴上他所有的勋章。如果她想到这个幻想了无数次却从未能实现，但是它的每一个细节都被认真又具体地设计好了的梦，她便开始哭泣。而这一切从没有任何人知道。

男孩们起床了，水开始哗哗地流。他们在洗漱，还低声说着话。女孩在厨房里做着活。一天就这样开始了。在这场特殊又复杂的抗争中，她动弹不得地参与其中。她在床上指挥着家务的维系和男孩们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她把食物存放在正对着她的床的杯具柜里。她让杯具柜的摆放刚好可以看清女孩的一举一动，每一把面粉，每十克五花肉肠，每一枚鸡蛋，她都看得清清楚楚；女孩每次关好玻璃柜门，她都会把钥匙重新放回枕头下面。如果男孩们离开家，她会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直直的目光紧盯着他们的身后，穿过墙，追随着他们，一直看着他们。有时她会觉得她看到儿子们在城市里，当他们在街角闲逛，她能看到清晰的情节，听到他们的声音，然后她会出神地想，他们与他或者他在说些什么？当他们晚上回到家，她会详细地问询他们，有时她所看到的真的和男孩们所说的相吻合。

女孩走了进来，亲吻了她的手，端进来早餐，拉起了卷帘。她把钥匙递给女孩，然后仔细地注意着女孩在杯具柜那儿的每个动作。她把糖罐抱进怀里，然后数出来五块。男孩们每人一块半，她和女孩每人一块。太阳的炎热从窗户灌进屋里，已经有了些夏日的威力。“今天的午饭要做肉，”她对女孩说，“打开一瓶樱桃。你用之前的那瓶李子果酱做水果馅饼，它就在那块肥皂旁边。”她闭上了眼睛。就让这一天好像他的生日一样。

这一天得送给他点什么。她把所有的资产都思量了一遍；但是每一件礼物都会带来损失，会为诱惑提供机会。如果她把金链子送给他，他会把链子卖掉或者当礼物送给一个女人。每一天都要为普洛高乌艾尔准备白色的手套。夏天里每两天要换一件衬衫。当他发情了，他会在洗澡水里混进一些香水。而她呢，家里的母亲，永远用普通香皂洗澡。

“他说我身上有膻味。”她只用了一半的声音，对着空气这样说。

女孩摆弄餐桌的手停了一下；但她并不抬头，她已经太熟悉这个病人的习惯，就是她时常既没有引语也没有关联的低声话语，而且从不期待回答。女主人斜眼偷偷观察女孩是否听到了她的抱怨。她其实并不在意会被听到。那反而会让她喜悦，就是她可以借着疾病的借口，时不时地，一次次地向这三十年来让她操心和折磨她的一切发出声响，对此她已经无法自拔。普洛高乌艾尔有一次发现她不用香味皂，也不用香水。如同大多数军官夫人的手，她的手有汽油味，因为普洛高乌艾尔的手套每天都要清洗。最近一段时间这些伤口总会让她焦心。很多幅普洛高乌艾尔的相片就挂在她对面的墙上，在床的上端，是他单调的军人生涯里各个阶段的照片，从中尉最后到上校，最后一张是他穿着前线的军服骑坐在马背上的相片。她对着这些照片说话已经有三年的时间，在漫长的夜晚和下午时候，无声地，或者只是低声地和它们说话。普洛高乌艾尔逃去了前线，他在那里肯定大吃大喝还管高利贷借钱。想到这儿她感觉很高兴，因为这些高利贷的麻烦回头普洛高乌艾尔可要自己去解决了。从那蹙紧的眉头下，她尖锐的目光找寻着上校的脸庞。她嘲讽地望着他。

男孩们亲吻了她的手，然后坐到早餐旁边。这段时间劳约什又穿回普通人的衣服。他穿上很久以前的夏衣，衣服穿在他身上已经很小、很瘦了，他看上去又像个上学的男孩子。他空空的袖管塞在右侧的衣兜里。手术后他可怕地胖起来，变得胆小和贪吃。对于被严格分配的食物他总是嫌少。午饭时他总要从弟弟和妈妈那里接受援助，用抱怨的声音要求更好吃的，要求和别人换餐；女孩也抱怨他有时会把中午给晚上留出来的饭在下午偷偷地吃掉。母亲想，多么幸运，我把食物都存在了这间屋里。自打从医院回来，劳约什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好似被吹起来的球，母亲怀疑他是在哪里偷吃了东西。他嘴部神经质的颤抖已经好了，但是眼里的光暗淡了下来，只在他偶尔的幸灾乐祸时才能见到他眼中闪着光。

他的声音也变得陌生：很缓慢，好像歌唱一样；如果他要什么又没能得到，他会委屈地、扭扭捏捏地抱怨，好像他还是孩童的时候。他变得爱偷嘴和行动迟慢。母亲没敢把他撵去工作。她不得不忍受这个二十岁的儿子与小儿子的朋友们每天一起无所事事地混日子。他有时会穿上他少尉的制服，把奖章都别在胸前，长久地站在镜子前面，就在母亲的房间里，对着镜子把身子转来转去，自言自语，好像他小的时候，完全不管房间里有母亲的存在，好像在玩模仿当兵的游戏。当着母亲的面他也没有羞耻感，母亲的问话他也不作答，像一个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事情里的小孩子。

他们会要钱吧，她这样想。然后她闭上了眼睛。早晨了，战争开始了。这战争在夜晚，在她的梦境里都不曾结束。她紧闭着她那薄薄的、无血色的嘴唇。夜里，她已经在合计今天该给迪波尔些什么了：为了他的毕业集体照，还有毕业宴会。她想送给他一幅圣人的照片，是圣劳约什的照片，那是他们家族的守护圣人，因为父亲普洛高乌艾尔的名字也叫劳约什。但她不能确定圣劳约什的照片能否为迪波尔带来喜悦。不管怎样，她还是把那照片准备了出来，夹进祈祷书，然后放好在床头柜上。

“母亲，”劳约什用唱歌似的抱怨腔调说，“迪波尔需要钱。”

清晨，在他们洗漱时，他们已经商量好了这最后的、共同的攻击。妈妈得把钱交出来。已经没有别人能帮得上了。妈妈把钱交出来，然后下午他们付清郝瓦什的钱，再把银器偷偷运回它的位置。迪波尔已经自愿到战前训练营报了名，小团体今天晚上就可以解散了。在他们中间再没有人说起那个晚上。是劳约什把迪波尔带回家的，他把他放躺在床上，为他脱下鞋子，照顾他，好像照顾一个病人。他为他盖好被子，然后坐在他的床边，直到他睡着。迪波尔无力地承受了一切。夜里，他从床上爬起来，走到劳约什床前，看到劳约什闭着眼睛睡着，他才小心翼翼、偷偷摸摸地去了洗漱间，用肥皂和刷子开始洗他的嘴和脸。他搓洗了很久，洗完自己的脸，他又回到床上。

他清醒着，不安地躺在床上，偶尔抬起手到嘴边，蹭着自己的唇。慢慢地，床开始与他一起旋转；不过，在这眩晕里已经有了一些让他平静的东西。他感觉到了旋转的结束，现在，唱片马上就要停下来了，安静即将到来，他们一动不动地站着，渐渐亮了起来，太阳升起来了。早上我要去游泳池，他想。他感觉到自己处在很深很深的坠落之后，已经可以踏实地躺着了，因为已经没法继续坠落了；只是此时此刻还动弹不得，因为还需要担心会不会因此断了胳膊或者是腿。他时不时地摸一下嘴，然后轻松地微微笑了。已经不会再有麻烦找上他了，所有的严重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妈妈交出钱，然后每个人都继续他的生活。可以好起来的，他想。如果我从这里逃开，我会好起来的。

“我什么也不知道，”代替了回答，母亲说，“没有人告诉我什么。我在这里无能为力地躺着，也许连早上也等不到了；但是你们凌晨才回的家，从那该死的窗户。我还不知道，我的小迪波尔，你考试过了么？”

昨天以来，他们已经彻彻底底地忘掉了迪波尔的考试失利，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以至于现在母亲这样一问，他们需要使劲地想一下才想起来这事儿。“成绩呢，我的孩子？”母亲问道。独臂小子环顾了一下四周，好像母亲并不在房间里似的，他大胆地说：

“你看到了吧，她会给的。相信我，无论如何她得给。”

母亲的眼里淌出滴答滴答的泪水。只要她愿意，她总能哭出来。迪波尔带着绝望的漠然表情看着她，这三年来他已经习以为常，就是如果他们问母亲要些什么，她就会开始哭泣。

“成绩还没有发。”他安抚地说道。母亲一直平稳地哭，没有起伏，好似启动了一台一段时间里都无法让它停下来的装置。当她擦干了眼泪，她找出圣人的照片，然后递给了迪波尔。

“这会保护你的，”她说道，抽着鼻子，“我也不敢问你们夜里是去了哪里。我知道你今天需要钱，小迪波尔。我已经了解过了。毕业宴会需要多少？”

“没有毕业宴会，”劳约什回答，“是五月节。”

“五月节？全新的习俗。”她不认同地说。“结束时天气肯定很凉了。劳约什，你要带上件大衣。”

“妈妈，”劳约什说，“我在伊松佐河旁边的一个坑里躺了四个月。在雨里。那时候你是没法说让我带上大衣的。你现在为什么要说这个？”

他站起身，把一只手背在背后，如同他们普洛高乌艾尔家的人惯常的那样，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母亲用胆怯的目光追随着他。这是劳约什早先时候的习惯：像他的父亲一样，把两只胳膊交叠背在背后，然后把指关节弄得咯噔作响。当然他现在已经无法这样做了，她有些同情地想。她胆怯地看着他。这里的纪律已经土崩瓦解。男孩们已经粗鲁地与她顶嘴。他们随时可以发动叛乱，朝她走过来，然后轻柔地、无需任何暴力地把她从床上抬起来，放到一边，然后去翻她的被褥，还有枕头，就在她的眼前，把银器、首饰和钱都据为己有，无论她怎么呼喊和乞求也无济于事。男孩们会凯旋地占据这所房子，而她如果呼喊求救，他们也许会用手巾堵住她的嘴。这里已经发生了什么，她已经丧失了对他们的权威。她用求助的眼神去看普洛高乌艾尔军人生涯中各个时期的肖像。与普洛高乌艾尔一起会容易得多。她知道，生命已经在不预期的某些时刻坏掉了，当人们把事情藏在心里不说，胆怯，不言语，然后任由事件发生发展。也许应该告诉普洛高乌艾尔，让他不要去前线，作为一个高级别的军官，他也许有办法阻止战争。

在这个挤满了无用家具的狭长房间里，每个物件上都附着了微酸的、不洁净的味道，病人房间的味道和被冷落的、孤独的人的房间的味道。他们都得在这间屋里用餐，在母亲躺着的地方。有一次她在马戏团看到一个女人，那女人与两只狼一同登台，拿着鞭子，穿着晚礼服，不发出任何声响，只是用眼神就控制了那两头野兽。她觉得她需要吸引住男孩们的视线，然后秩序就会恢复。她用目光去联系他们，但是男孩们躲开了她的目光。这联结已经终止。她再没有了对他们的权威。他们来到她的房间，他们沉默着。她知道，这沉默很危险。男孩们已经这样沉默了几个月了。她无法知道他们离家出门的特别理由，他们也不让她知道他们的烦恼，他们在准备着什么。也许他们已经有了计划，只是还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每一刻他们都有可能揭竿而起；他们兴许还有同谋：仆人或是别的什么人。也许他们已经决定了，只要一个信号，他们就会走过来，用他们强壮的手臂抬起她瘦小的身体；其实只有迪波尔能抬起她，然后劳约什用他的一只胳膊去搜被褥。那些她带在身上的现金他们也许还不敢碰，她快速地想着。她开始害怕起来，她开始发抖。

她坐起来，把枕头垫在腰后。

“你们出去，”她说，“我给你们钱。现在就出去。”

独臂小子耸了下肩，冲迪波尔招招手，然后他们走回自己的房间。母亲竖起耳朵听着，两只手在胸前摸索着。现在他们也在偷听，她想。也许他们还在偷看。还好她把床摆放的位置是即便透过钥匙孔也无法看到的位置。每一次需要给他们钱，她都会让他们先出去。她的手在胸前摸着，然后她想，多么的特别，最后的时刻会有怎样的感觉呢？她想到怀上迪波尔的那一刻，在他们婚后的第八年里，在他们分居了几个月之后。一天下午，普洛高乌艾尔从训练场回到家，他穿着马靴，满身灰尘，手里拿着皮鞭和手套，站在屋子的中间，额头因为出汗而闪着光。他把军官帽丢在桌子上。只有他们俩在屋里。小劳约什在外面的院子里玩耍。几个月来他们几乎没有交谈过。普洛高乌艾尔睡客厅的长沙发，她和小劳约什睡卧室的双人床。这样的分居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原因。他们已经过了找寻憎恨彼此的借口的阶段了。长久以来，他们俩都饱受煎熬，然而在第八年里，所有的憎恨都淡化了。也没有退回到最初的彼此相拥，不过那持续的、让他们都要发狂的战争——为了彼此和对抗彼此的战争，也变得平静了。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有几个月都这样平静地、无言地，几乎是领悟地和小心翼翼地憎恨着彼此。她坐在窗边的摇椅里，正使劲清洗着普洛高乌艾尔的黄色马裤——一条非常漂亮的玉米黄裤子上的一个油污点。那大概是从油腻的马鞍上沾到的，在膝盖附近的位置。这个污点又大又显眼，如同普洛高乌艾尔周遭的一切事物，让她现在仍然记忆深刻。她全情投入地在清洗这个污点。普洛高乌艾尔平静地走到她跟前，因为骑马回来，他的气息略微有些喘。他停住脚步，没有说话，而是伸出了手，一把抓住她后颈的皮肤，用一只手把她从椅子上提了起来，好像他平时拎起他趴着的狗：他会抓动物身上痛感最小的那一块皮，如果是要把它拎起来。她差不多是无意识地，出于厌恶与反抗地，在普洛高乌艾尔的怀抱里执拗着，挣扎着，一股甜蜜的痛感和对生命的感知——就是她是活着的，就在此时此刻——灌满了她的全身。而她的人生从这一刻起，往后便走上了下坡路，也许是朝着死亡的方向。现在她回想起了这一刻，她生命里唯一一次有着完完全全的自知自觉的这一刻，当她在普洛高乌艾尔的双臂间挣扎，几乎无意识地感觉自己是活着的，现在还活着，就在此时此刻。这感觉她之后再也不曾有过。就是这一刻，迪波尔在她的腹中成形。普洛高乌艾尔后来也偶尔靠近过她，但她已经都不记得了。她用手摸索着，小心地解开胸前的衣襟，摸出装钱的小袋子。她于是不得不回想起那一刻。小袋子由一枚安全别针别在她的衬衫上，她把钱放在床头柜的圣人照片上，然后她放松地往后靠进枕头里。

她用微弱的声音唤他们进来，用怯懦的微笑示意了钱的位置。劳约什并没有说话，而是盯着她，然后与她面对面地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迪波尔点了点头，把钱揣进了衣兜。

“我知道我们没有钱，母亲。”他友好地说，“我也不想问你要。我现在得出门了。我想请你在我晚上回来的时候，给我六百块。明白了么？六百。”

“六百。”母亲快速地说，好像那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简单的比喻词。

“你会给么？”

“六百。”她重复道。她用手往空气中抓去。“六百。”她往后靠进枕头里，脸上有僵硬、麻痹的微笑。她呆望向前方。

“他们的父亲为了国家在前线打仗。六百。”

她发出特别的、短促尖厉的声音，使劲摇晃起她的头。

迪波尔在床边坐下，握住她的手，等待她平静下来。“别激动，母亲，”他说，“我看出来你没有明白。你别激动。”他站起来，“总会有办法的。”

“六百。”母亲重复着，“慈悲的神啊。圣劳约什啊。”

他们把她放躺在枕头上。从她惨白的嘴里不停冒出些没有意义的词语。迪波尔把手放在母亲的额头上，然后他向独臂小子摆了摆手，表示没有希望了。

“还有一个办法，”他说道，一边向劳约什俯过身去，“下午我去和他说。”

独臂小子严肃地点了点头，但是并没有把目光从母亲身上移开。母亲现在低声喘息着，双眼紧闭地躺着，好像是在睡觉。独臂小子朝母亲俯下身，一脸的严肃和好奇，仔细地盯着母亲，好像在她脸上发现了一种新的表情。他的脸上浮出好奇又困扰的微笑，沉浸在对母亲的审视里。“晚上，富尔察见。”迪波尔低声道别，然后踮着脚尖往外走去。“晚上见。”独臂小子说，依旧直直地盯着母亲。他把一只手指压着唇上，示意不要发声。迪波尔关上房门后，他就这样无声地站着，弯下腰盯着母亲看。他就这样持续地盯着她看，竖起了耳朵，全神贯注地、好奇地注视着她。母亲突然睁圆了眼睛。四只眼睛于是近距离地交汇在一起。他们看着彼此，都瞪圆了眼睛，好像人们是第一次，或者是最后一次地看着彼此。母亲的眼里直直地透出恐惧，好像两盏警示灯，她无神的双眼开始燃烧起来。她做出防卫的动作，把手护到胸前。独臂小子坐回到椅子上，用手托着下巴，好像已经打定了主意：只要得不到回答他便不会走开。

女孩走进来收拾桌子。母亲想向她发号指令，想坐起来，想对她说点什么。但是独臂小子举起他的手指，用警告的、严厉的动作把指头按在了唇上。母亲开始颤抖，上下的两排牙齿抖得打起架来。女孩走了出去。他把椅子拉得更靠近了一些。他弯身靠过去，靠得非常之近，他安静地、平和地说：

“你需要把钱交出来。”

他的声音里没有严厉，也没有威胁；母亲眼神迷茫，她赶紧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她抬开眼看一下，在男孩淡定、顽固、坚持的目光下她又再一次合上眼。他们就这样一动不动地相持了很久；母亲的颤抖停止了；她偶尔眯缝眼偷瞟男孩，确认他是否仍守在那里。时间变得极慢。母亲紧抓着胸前的衣襟，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她知道她已经再没什么期盼了；但是，在她把自己交出之前，她一动不动地僵直着，像一只感受到威胁的甲虫。独臂小子把椅子拉得更近了些，靠在床边，好让自己的姿势更舒服些。

注　当时的床都做得很高。

注　水肿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