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语？
国音京调？
在讨论这个争点之前，应当先把一个谬误的观念校正。这观念就是把统一国语的“统一”，看做了统一天下的“统一”。所谓统一天下，就是削平群雄，定于一尊。把这个观念移到统一国语上来，就是消灭一切方言，独存一种国语。
这是件绝对做不到的事。语言或方言，各有它自然的生命。它到它生命完了时，它便死；它不死时，就没有什么力能够残杀它。英国已经灭了印度了，英语虽然推广到了印度的一般民众，而种种的印度语，还依然存在。瑞士的联邦政府早已成立了，而原有德意法三种语言，还守着固有的地域，没有能取此代彼，以求“统一”。法语的势力，不但能及于法国各属地和比利时瑞士等国，而且能在国际上占优越的地位，然而在法国本境，北部还有四种近于法语的方言，南部还有四种不甚近于法语的方言，并没有消灭。从这些事实上看来，可见我们并不能使无数种的方言，归合而成一种的国语；我们所能做的，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在无数种方言之上，造出一种超乎方言的国语来。我的意思，必须把统一国语四个字这样解释了，然后一切讨论才能有个依据。
既然国语是超乎方言的，就可见两个方言相同的人，本来用不着国语；所要用的，只是方言相异的人。正如我们在伦敦时，看见了广东人不能说话，就只能借用英语；英语就可以算是我们的临时国语了。我们在不得已时，连外国语也要借来做临时国语，可见我们理性中，本有牺牲的精神存在着。那么，现在要制造国语，要我们稍稍牺牲一点，而于我们原有的方言，并不加以损害，我们又何苦不肯呢？所以现在讨论国语中一切问题，只须从事实上着想；从前因为误会了“统一”两字，发生许多无谓的意气争执，已过了也就算了。
我的理想中的国语，并不是件何等神秘的东西，只是个普及的，进步的蓝青官话。所谓普及，是说从前说官话的，只是少数人，现在却要把这官话教育，普及于一般人。所谓进步，是说从前的官话，并没有固定的目标，现在却要造出一个目标来。譬如我们江阴的方言，同官话相差的很远。从前江阴人要学官话时，并没有官话的本子，只是靠着经验；他今天听见有人称“此”为“这”，称“彼”为“那”，他就说起“这”与“那”来，后来觉得没有什么阻碍，他就算成功了；他明天又听见有人称“何物”为“什呢羔子”，他也照样的说，久后才觉得这是一句江北话，不甚通行，必须改过，他就算失败了。他这样用做百衲衣的办法，一些些凑集，既然很苦，成绩也当然不好。但他有一种不可忽视的精神，就是他能暗中摸索，去寻求中国语言的“核心”。我们现在要讲国语教育，只须利用这种向心力，把一个具体的核心给大家看了，引着大家向它走。我并不敢有过奢的愿望，以为全中国人的语言，应当一致和这核心完全密合；我只想把大家引到了离这核心最近的一步——就是我们见了广东人，可以无须说英国话的一步。
这样，我们可以说到核心的本身了。我简单的说，我实在不赞成京语。
我并不是不愿意使北京以外的多数人，曲从北京的少数人，因为这种的曲从，结果还是自己便利。我也并不是说用了京语，我们的牺牲就太多了；我们本有牺牲的精神，即使我们说“鹿”，北京人要说“马”，我们又何尝不可以说。我所顾虑的，只是事实。
第一，在京语范围以内，自“内庭”以至天桥，言语有种种等级的不同。我们该取那一种呢？于是有人说：以北京中等社会所用的语言为标准。这显然是直抄了英国但尼尔琼司的老文章，琼司主张英语的音，应当以伦敦中等社会的音为标准（注意：琼司所说的只是音，我们说到国语，还有许多音以外的事项），已受了许多英国学者的非难。但平心而论，他的见解还不错，因为他所说的中等社会，并不是空空洞洞的：他指出了一个宿食学校，当做中等社会的代表。这宿食学校，就是吴稚晖先生所说的饭桶学校，实在是个很可笑的东西，但在伦敦社会中所占的势力，可着实不小。这是因为英国的公立学校，所造就的只是个有青黄不接的学生。凡在公立学校毕业的学生，大都只有进商店或工厂做学徒的资格，要进大学，或要在工商界中占到较高的位置，就非另行经过一个预备学校不可。而这种预备学校，公立的可很少。又这个期间的学生，年纪平均在十四五岁以至十八九岁之间，在父兄方面，可算得最难管理的一期；而要叫职业很忙的父兄，分出许多精神来管理这班麻烦的大孩子，也是苦事。因此宿食学校，就应运而生，特别发达；做父兄的，也乐得费一些钱，把他孩子的学业，宿食，管理，一起交给别人代办。从这上面看，可见宿食学校的语言，并不只是宿食学校校门以内的语言，其势力可及于大学学生和工商界的高等执事。而各宿食学校的语言，又何以能统一呢？这是因为宿食学校的先生，虽然可笑，总也是大学出身，师母，亦许当初也是宿食学校的学生。这样经了许久时候的盘滚下来，其语言当然可以成为一种风气了。
现在我们可以想一想：在所谓北京的“中等社会”里，能有这样的现象没有？如其没有，又何必直抄别人的老文章。而况琼司的话，还没有得到一般学者的承认；在推行上能否有效，现在也还全无把握。
第二，既然说是京语，而且说是北京中等社会的语言，则一般主张者心里所希望的，当然不同我所希望的一样简单：我只希望方言不同的人，能于彼此达意，他们必然于希望达意之外，更希望大家所说的，是彼此互相密合的真正京语，不是蓝青京语。若然说，希望的是真正京语，如其不能，便蓝青些也不妨，这就未免太滑稽了。若然真要贯彻主张，要办到大家说真正京语，就有两个最简单的问题：一是怎样的教，一是怎样的学。就教的方面说，以非北京人而教京语，当然不行；若要请北京人教，恐怕就把北京的中等社会搬空了，也不见得能够分布得来（以每县需用教师十人计，全国共需万人以上。北京人口号称四十万，除去外省人，上等社会，下等社会，小孩而外，所余的中等社会，已属无几；要再在这里面找出能于教语言的人来，不知道能不能满一万）；而且“一传众咻”，结果也未必能好。至于学的方面，困难更多。我敢大胆的说：一个人所能说得最圆熟的，只有一种语言；其第二种语言无论是外国语或是另一种方言，都只能说到达意的一步。以我自己而论，我在未到北京之前，就学过一些京语，后来在北京住了近乎三年，时间不能算短了，但是我曾经问过我一个学生（他是北京人）：我还是用自然的态度，说我的（蓝青）官话好？还是竭力模仿说京话好？他说：先生的官话，我们句句听得懂，可以不必说京话。我问：说了呢？他说：有点儿“寒伧”！我当然是下愚不足为例；但我在北京所常常往来的几十个外省朋友，也几乎个个和我一样。那么，下愚如此之多，也就很可以注意了。而且也颇有若干人，是竭力主张京语，竭力为京语辩护的，而他自己所说的京语，也就“寒伧”得可以。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可以知道硬学京语，只是多用了许多无谓的工夫，结果还是只能到达意的程度，一方面还要得到北京人“寒伧”的评语，既不经济，又不讨好。
第三，我要请大家不要看轻了中国国语已有的好根基，这根基便是我们现在笔下所写的白话文，也便是一般主张说京语者为京语辩护时笔下所写的白话文。我并不说目下的白话文，已经全国一致；但离开一致，也就并不甚远。例如我是江苏人，江苏语与广东语，可算相差得远了。但我所写的白话文（非江苏方言的），与广东人所写的白话文（非广东方言的），差异处就已到了最小度。这就是说，把两篇文章放在一起，已不容易辨别出地域性来了。这个好现象，并不是偶然构成的，也并不是近数年来提倡了白话文学用急火煮成的。从远处说，这是数千年来文言统一的副产物；从近处说，至少也是宋元以来一切语体文字的向心力的总结晶。我们不能说这种向心力，已很明显，很固定的凝结成功了一个核心，但核心的轮廓，已大体完成了。若然我们要废弃了这已有的成绩，要废弃了远自数千年，近自数百年来历史所构成的国语的根基，使国人对于语言的核心的观念，一致移换到京语身上去，我们就应当把今日以前一切已写的语体文字，并今日正在书写的一切语体文字，完全烧毁，而其代用物，却是《京话日报》《群强报》的语体文字。这里语体文字的好不好，另是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把它普及于全国，也只须看我们的毅力如何。我所顾虑的是：我们要把不普及，不自然，非历史的语体文字，去制胜那普及，自然，而且有历史的语体文字，即使能办到，我们的寿命是不是嫌太短！
在我这一段文字里，我希望人家不要误会，以为我把语言与文字，纠缠在一起。我也知道语言与文字，有许多处应当分别讨论。但若是说，我们今日以后，说的该是京语，写的该是通用的语体文！恐怕也就不能算得一句话。
最后，而且最重要，我要把言语学上最大的一个原则提醒诸君：那就是言语是变动的，不是固着的。因其是变动而不固着，所以多则数百年，少则数十年以后的京语，就决不是今日的京语。京语我不甚清楚，就我的乡谈论，我不但觉得和六七十岁以上的老者谈话，可以发现许多不同处，便是近十数年来一条沪宁路造成了，一般社会的语言，也就受了相当的影响了。这等处，普通人是不甚注意的；但在研究语言的人，就不应当忽略。即如欧洲学者所讨论的国际辅助语，从前是有多数人主张要采用活语的，现在的议论，已渐趋一致，以为活语容易变动，不如用人造语，不过该用那一种人造语，目下还是问题。国语之于中国，亦犹辅助语之于国际。譬如我们现在采用京语为国语，就算什么阻碍都没有，到了若干年之后，京语的本身变动了，我们又该怎样？若是说，别处都用今日所推行的京语，而北京的语言，却不妨任其自由变动，则结果是北京一处，独屏于统一之外。若是说，到京语变了，别处也都跟着北京变，那就是北京人所说的“老赶”，我们江阴人说的“乡下人学像，城里人变样”，这国语统一的事业，就永远没有完成的一天。若要连北京人的京语，也限制着不许变，在事实上又绝对的办不到，从这上面看，可见以京语为国语是根本的不可能。
在这一节里，我也希望人家不要误会，以为我对于国语，有一成不变，永远不须修改的奢望。我的意思，只以为制定国语，既然不是儿戏，就不得不在它的寿命上设想到最稳定的一步。正如现在通用的一本电报明码，也就简单到极点了。但如一旦要加以修改，社会上还不免起许多纠纷。国语之于电码，应用之广，组织之复杂，何止千万倍，怎可常常修改呢？
以上是我不能赞成京语的理由。不赞成京语，当然赞成国语了（我对于现在所推行的国语，也有许多意见，因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故从略）；但国音上忽然附加了“京调”两个字，可叫我模糊了。就我所知道，语言中之所谓调，不外乎两件事：一是语调，一是字调。语调虽然也带着些地域性，但因人类的心理作用是共同的，所以语言尽管相异，语调总是大致相同。例如一句疑问语，其结尾当然提高，决不会落低；一句含着重要语义的句子，其重要处当然加重，决不会减轻，所以这种的调，是人类所共有的，无“京”与“不京”之可言。至于字调，却是绝对的地域物，一个人学第二种语言，无论学得如何精，断断脱不了乡音的字调。因此言语学者断定某一种语言消亡时，其最后消亡的，便是这字调。这字调是各种语言中都有的（通常人称为accent，其实不大对），在中国语中尤为显著而有种种不同的系统，即所谓“四声”的声。若是我们要把它京语化，在事实上一定做不到；而况全体是国语，中间参了京调，即使做到，于事实上有什么好处？
所以我的意见，以为只须能把国音说得正确了，调却可以不管。因为句调是无须管得，字调是不能管得；因其不能管得，所以与其提倡国音京调，正不妨听任其为“国音乡调”。这国音乡调虽然是个游戏名词，但于“达意”之旨，一定没有妨害。而且我敢预料，除非是不要国语，如要国语，将来的结果终于是国音乡调。
1921年10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