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 离谓篇》：“郑国多相县以书者，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又曰：“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讙哗。子产患之，于是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列子 力命篇》亦云：“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当子产执政，作《竹刑》，郑国用之，数难子产之治。子产执而戮之，俄而诛之。”《荀子宥坐篇》云：“子产诛邓析，史符。”皆谓子产杀邓析。据《左传》昭公二十年，子产卒，定公九年，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前后相去二十一年，是邓析及与子产同时，而非子产所杀。杜预注《左传》谓：“邓析郑大夫，欲改郑所铸旧刑，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故云《竹刑》。”《正义》：“昭六年，子产铸《刑书》于鼎。今邓析别造《竹刑》，明是改郑所铸旧制。若用君命遣造，则是国家法制，邓析不得独专其名。驷歂用其刑书，则其法可取，杀之不为作此书也。”今按：《左传》子产铸刑书，叔向谏曰：“民知争端矣。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今邓析之所为，即是叔向之所料。是驷歂之诛邓析，正为其教讼乱制。然必子产刑书疏阔，故邓析得变易是非，操两可，设无穷，以取胜。亦必其《竹刑》较子产《刑书》为密，故驷歂虽诛其人，又不得不舍旧制而用其书也。（俞正燮《癸巳存稿》有《邓析子跋》，云：《列子 杨朱篇》，子产以兄朝弟穆为虑，密造邓析而谋之，邓析使诱以礼义之尊，朝穆鄙之，邓析曰：子产与真人朝穆居而不知也。疑子产所杀，当是郑国有此人，邓析收得其书，列其事指与刑鼎相难者，别条为《竹刑》，即《荀子》所谓好治怪说者。子产卒后二十年，驷歂以他罪杀之。初子产所杀者，人不得其名，以其术尽邓析所辑书中，遂以书名其人耳。此亦臆测，聊备异见。）时晋亦有刑鼎，（在鲁昭二十九年，后郑铸《刑书》二十三年，前郑用《竹刑》十二年。）仲尼曰：“鼎在民矣，何以尊贵！”盖自刑之有律，而后贱民之赏罚，得不全视夫贵族之喜怒，而有所徵以争。邓析之《竹刑》，殆即其所以教民为争之具，而当时之贵者，乃不得不转窃其所以为争者以为治也，此亦当时世变之一大关键也。其后不百年，魏文侯用李克，著《法经》，下传吴起、商鞅，然后贵族庶民一统于法。而昔者“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之制，始不可复。然鞅、起皆以身殉。今邓析，其为人贤否不可知，其《竹刑》之详亦不可考。要之与鞅、起异行同趣，亦当时贵族平民势力消长中一才士也。

《汉 艺文志》名家有《邓析》二篇，《刘向叙》：“臣所储《中邓析书》四篇，臣叙书一篇，凡中外书五篇，以相校除复重，为五篇，其论无厚者言之异同，与公孙龙同类。”今按《韩非子》云：“坚白无厚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淮南子》亦云：“邓析巧辩而乱法。”则《邓析》书乃战国晚世桓团辨者之徒所伪托。邓析实仅有《竹刑》，未尝别自著书也。《荀子 不苟篇》：“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须，卵有毛，是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非十二子篇》云：“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是惠施、邓析也。”此证邓析之说起于晚世之辨者。云惠施、邓析，犹如云陈仲、史鰌，大禹、墨翟，神农、许行，黄帝、老子。其一人为并世所实有，别一人则托古以为影射。孟子言必称尧、舜，亦其例也。今传《邓析》书云：“天于人无厚也，君于民无厚也”，则更非坚白无厚之谓。《墨经上》：“厚，有所大也。”《说》云：“厚惟无所大。”《庄子 天下篇》云：“惠施曰：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有厚无厚，自与坚白同异，同为当时名家辨说主题。后有妄人，并无厚之语而不识，乃妄袭老氏天地不仁之意冒为之，则今传《邓析子》，复非战国晚世之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