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快来吧，我们把‘老波利’和马车借来，全家都到烛镇去。”劳拉心想，这已经是父亲第一千万次这么说了，可是除了周六去集镇购物以外，他们从来没有去过比那儿更远的地方。
当有人问起他们在村子里住了多久时，劳拉总是老成地回答“有年头了”，埃德蒙的答案则是“一直都住这儿”。但其实他的“一直”也总共只经过了五个年头，劳拉的所谓“有年头”也只是过了七年时间。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们的母亲叹息自己人生中最大的错误就是出身贫寒时，孩子们并不觉得自己也有同样的先天缺陷。他们仍然太年幼，尚且没有比较的概念，正享受着生命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
他们的家乡是被原野包围的一群草屋，距离最近的小镇有三十英里，离最近的城市有五十英里。深深烙在所有村民脑海中的画面是村落周围无限延伸的深棕色耕地和点缀其间的榆木篱墙。春天微风拂过云影掠过的绿色麦穗，在阵阵秋风中变成金黄，到了冬天已不见土地的踪迹，只剩皑皑白雪，和雪地上依稀可辨的野兔和狐狸的爪印。
在大片或青绿或金黄或雪白的原野中间微微隆起的高处，矗立着这个灰色石墙围起的小小村落，房顶也是灰色的，偶尔有果树和榆木篱墙投下一些阴影。从附近大路上经过的路人远远看见它，只会觉得这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孤独村落，但实际上它自有天地，只有一个近距离的观察者和参与者，才能明白这个看似苍白单调的地方所蕴藏的活力与趣味。
住在这里的大多数都是穷人，即便是有些户人家经过一生的积累略有丰余，也只是比别人的贫苦日子舒服一点点，钱在这里永远是稀缺品。
如果有人想借钱的话，他们会很明事理地绝不开口要求超过六个便士，假如他们的请求得到了负面的反馈，他们会很快补充一句：“如果不方便的话，两个便士我想也够我支撑一段时间了。”孩子们通常只能得到半个便士或更少，去过路的杂货车买杏仁糖或胡椒薄荷硬糖，不过就是这样也足够他们高兴大半天了。要知道，他们的父母得攒几个月的钱，才能为家里的猪圈添一个猪仔，或者为漫长的冬天储备几把柴火。除了很少精明勤俭的人家里能有一些储藏，大多数人都会时常青黄不接，极为窘迫地度过一个个星期。
但是就像他们爱说的那样，钱不是一切。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些贫苦人家的生活是那么地相似。当一整天在寒冷旷野的辛苦劳作结束后，男人们格外喜欢被炊烟和厨房里烹调培根和卷心菜的香味包围。他们脱掉布满泥巴的厚重靴子，陷进壁炉边的大椅子，把家里最小的孩子放到膝盖上，小口小口地抿放了很多糖的浓茶，等待着“我们的母亲”把晚餐端上来。
年长一些的孩子一整天都待在学校，天气好的时候就在外面疯玩。像他们妈妈说的那样，他们饿了就会知道回家，天色将晚的时候他们就像鸽子一样扑棱棱地各自飞回家，又像野兔子互相追赶着回到自家洞穴。
对于村里的女人们来说，家似乎又有些特别的意义，因为她们十分之九的时间都在家中度过。在那里她们为一大家子人洗洗涮涮，缝缝补补，无休无止地烹饪；在那里她们享受着每天下午生火前珍贵的半小时茶点时间的安宁；在那里她们尽力地忍受着无止境的煎熬，并珍视和享受为数不多的欢愉。当生活压力不是过于沉重时，她们喜欢把家里为数不多的家具重新排列，糊墙，或者是用旧衣服做成被子或靠垫来装饰自己的住所，让家变得更为舒适。但是有些实在是太穷了，没有什么值得拿出展示的东西，家里的物品要么是不知道用了多少个年头的旧货，要么是在家具大打折的时候买来，或者是她们在做帮佣时得到的馈赠。
有些村子里的东西被口耳相传说拥有很高的价值。据说比尔的爷爷曾经拒绝了一个把角柜或者挂钟换成二十磅现金的机会。另一个神秘的绅士曾经告诉村里一个女人她们家用来装饰一个陈旧的金属相框的红宝石和翡翠是真货。她总是说等到合适的时机到来，她要拿到舍顿的珠宝商那里去鉴定一下，但是却从来没去。就像其他人一样，她再清楚不过的是，要给自己留个美丽的念想，而不要亲手把梦幻的泡沫吹破。
听这些故事的人绝不会去质疑这些东西的价值，不仅因为礼节，也因为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这样类似物品的传说。但回到家里以后，孩子们的父亲会抑制不住地大笑，说布拉比家从来也没有做过超过二十个先令的买卖，二十镑简直是无稽之谈；至于盖斯丁夫人的宝石和翡翠，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它们和用来做廉价首饰的材料产自同样的矿。
“如果这么想会让他们开心的话，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的妻子说。
他们是辛勤劳作、自给自足、还算诚实的人。他们常引用的座右铭是，上帝帮助他们就像他们照料自己一样。他们没有多少原创的智慧，但是继承了很多有趣的俗语。一个被叫进家帮忙抬很重的家具的邻居，会向他们的棕榈树吐唾沫然后说：“我准备好了，像为半个克朗一样为半个先令准备着。”这种温和的玩笑，加上糟糕的算术，为微不足道的报酬平添了很多乐趣。他们得到的报酬不过是一杯啤酒，或者相当于这个的钱，或其他价值相当的服务作为回报。
一个帮助邻居解决麻烦事的人会引用一句老话：“两个人的脑袋总比一个人聪明。”对方则会反驳，“这就是为什么愚蠢的人会结婚。”或者从更物质化的角度说，“对，特别是羊的脑袋。”每一句俗话都应当得到合适的回应。如果人们说，“杀死一只狗一定有比吊死它有更多的方式”，另一个人一定会迅速回答，“是，也会比用一大块鲜黄油噎死它要多。”再比如，任何关于把金钱视为万恶之根的人也一定会在同时补充，“当然我也绝对不会拒绝任何人给我一点点‘万恶之根’的好意。”
这些对自己以及邻居们私事的讨论取代了当代书籍和电影的位置。没有对外界有影响力的事情在这里发生过，这也全然不像现代观念所认为的乡村生活，因为雀起乡既不是恶习的温床，也不是田园美德的花园。但是所有人的生活，不管多么有限，都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并可娱乐旁观者，很多令人满意的小小的情景剧就在这个十尺见方的舞台上演出着。
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没有任何在现代人看来必需的便利：没有比公用井更近的水源，除了花园以外没有下水通道，没有灯，只有蜡烛和煤油灯。生活看起来很艰难，但是村里人并不觉得自己值得同情。他们把自己的同情心用在那些他们认为真正贫穷的人身上。
孩子们从主日学校图书馆借回来关于伦敦贫民窟的书，他们的母亲也会拿来读。这在当时是作家们很热衷的题材。他们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引起人们对社会糟糕状况的公愤，不如说是为某些做侍奉的女士或孩子提供震撼心灵的背景。在这个小村里很多眼泪都为《克里斯蒂的老风琴》和《弗洛格的小弟弟》流过，每个人都希望他们自己可以把这些被忽视的贫民窟儿童带回来，和他们分享自己最好的东西。“可怜的小东西。如果他能到我们这里来，就可以和我们的小塞米一起睡了，他会立刻适应这里的。”一个女人这么谈起弗洛格可怜的濒死的小弟弟，却忘了他也是，就像她在另一次说起的，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但是，就像阅读这些可怜的故事使人悲伤一样，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享受，因为能够带来一种令人愉悦的优越感。感谢上帝，这些读者至少拥有一个有楼上楼下的整栋房子，他们不用像小猪一样挤在同一个房间里。他们还有真正的干净舒适的床，而不是只能躺在角落里的破布堆里。
对于他们来说，就像对于开始学习如何生活在他们中间的孩子一样，村子里的生活再普通平常不过。这个标准的一端是真正贫穷、生活在贫民窟的穷人，在另一端，是“上流社会”。除此之外村里人眼里没有别的等级划分，虽然当然，他们知道在这中间有一些“更好的人”。访问村子的神父，还有他们都有的朋友，例如隔壁镇子的医生，有更多的钱和更好的房子。虽然同属乡绅阶级，村里人却不是能够居住在豪华的大房子的精英，也不能去附近的狩猎小屋。但是这些人，被随意的叫做“那个牧师”，或者有时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医生”，但他们不被看做是任何特定的社会阶层。
贵族们就像翠鸟掠过一群篱笆上的麻雀一样经过村庄。他们乘坐着四轮马车，女士们穿着飘逸的丝绸和缎子的衣服，打着有流苏的阳伞来保护她们娇嫩的肌肤。冬天的时候他们骑马纵狗打猎，男人们身穿干净的粉红色骑装，女士们侧坐在马鞍上，身体被紧紧包裹在黑色紧束身衣里。“看起来她就像被熔化过然后浇铸进去的，是不是？”在起雾的早晨他们驾马一路小跑着去聚会，用高亢的声音呼喊对方的名字。
天色将晚，村里人看到猎手们在田野里纵马驰骋，正在劳作的人们会放下他们的农具，爬上大门栅栏以有更好的视野，或者停下他们的队伍，从犁后面把背伸直，把手聚拢成杯状像在狩猎一样大声喊：“在这儿！驾！驾！吁！吁！在这儿！”
当马车经过的时候，很多妇女会放下手中提着的水桶行屈膝礼，男孩们毕恭毕敬地拉他们的额发以示尊敬，女孩们也会弯曲膝盖以示礼节，就像他们在学校被教导过这样做似的。每当这时劳拉都会觉得尴尬，因为她的父亲说过，他不反对埃德蒙对任何女士敬礼——虽然他希望，看在上帝的份上，他绝不会拉自己的头发，就像拉敲钟索似的——他也下定决心他的女儿绝不应该对别人屈膝，除非是教堂里在“上帝”面前或者是对维多利亚女王，如果她正巧路过的话。他们的母亲笑了，“入乡随俗，在罗马时，就要像罗马人那样行事”，她说。
“这不是罗马”，他们的父亲反驳道，“这是上帝用造完地球剩下的材料造的一块地方”。
听到这个他们的母亲往往把头一仰，卷起舌头抵住上颚发出咯咯的声音。就像她自己说的一样，对他的有些观点她实在是没有耐心。
除了偶尔经过的马车，还有一周两次的货车，那条大路上很少有交通工具经过，最常见的还是面包师的大篷车、农场车和货车。有的时候隔壁村的女人步行经过，挎着购物的篮子去市集。她们走上六七英里的路，就为了买一卷棉花或者一包茶叶，或者从肉贩那里买上六便士的够做周日肉布丁的材料。除了运货的马车会在特定的日子来，没有其他交通方式。开“老吉米”去是件很潇洒的事，可是太奢侈，因为车费就已经六个便士了。大多数人宁愿步行前往，把这个钱节省下来，花在集市上。
但是，尽管人们还没意识到，但交通运输的革命已经开始了。第一辆古董自行车已经在路上横冲直撞，像燕子预示着夏天的到来一样，向人们宣告着公交车，小汽车和摩托车的即将到来以及它们将要给乡村生活带来的巨变。但是这些自行车旅行起来是多么飞快，他们看起来是多么危险！当行人遇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急忙躲闪，几乎要撞到身后的树篱，因为基本上每个周日的报纸都会报道有人被自行车撞倒或撞死的故事，还有那些读者来信认为自行车应该被禁止使用这些公共道路——就像众人所知道的那样，这是为行人或者马车提供的。“自行车应该有自己的车道，就像火车车轨一样。”这是当时人们的普遍看法。
看到一个人横冲直撞地骑在一个高高的轮子上飞驰，另一个轮子摇摇晃晃地无奈地跟在后面确实很惊险。你会想知道他们到底是如何保持平衡的。难怪他们看起来都很紧张。“骑自行车人的脸”，这种表情有个这样的名称，而且报纸已经根据这种新的交通方式预测了驼背和面部饱受折磨的一代。
骑自行车被看做是短暂的狂热，穿着藏蓝色灯笼裤西装、戴着前面有他们俱乐部徽章的碉堡帽的骑自行车的人看着令人发笑。村子里冲到自家门口去看热闹的人们，一半希望一半担心，但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如果他们被告诉说在短短几年内平均每一个房子都会至少拥有一辆自行车，男人们骑车上班，年轻一些的女人会在家务活做完后，爬上“那辆旧自行车”，蹬着脚踏板去市集购物。如果告诉他们在很多人的有生之年会看到郡议会给村子里每个上学的孩子都“免费”提供上学用的自行车，他们将会更加惊讶。
在村子外面的世界，高大的工厂烟囱正在运行，绿色的田野被一排排小房子覆盖，那里是工人们的住所。已经成为镇子的地方正在冒出一片片郊区别墅。新教堂、火车站、学校和公共房屋正在兴建，以满足快速增长的人口需求。但没有人在这个小村庄看到任何变化。他们远离工业区，周围的事物从他们出生起就一直没变过。很多年都没有盖起新的屋子，而且至少在之后的半个世纪都没有。也许永远不会，直到现在从外观上看这个小村庄仍然是一成不变。
维多利亚女王当时正在位。其实在劳拉的父母出生之前她就已经登基了，对劳拉和她的弟弟而言她似乎一直都是女王而且将来也会一直是。但是很多老人能够记得她的加冕仪式，而且会告诉他们当时教堂的钟声在不同的村镇整天发出隆隆的声响，到处用烤全牛庆祝，晚上还燃起了篝火。
“我们的英国玫瑰”，主教这么说，后来就成了人们称呼她时的替代称谓。劳拉时常想到她上学的时候看到的，在不同的村镇悬挂、装裱和闪耀的女王肖像。那是一个矮胖的中年妇女，亮蓝色的缎带从胸前穿过，她头顶上的皇冠很小，使她的脸看起来更大。
“她是怎么保持它在头上的呢？”劳拉问，因为看起来一点点的动静就会使它掉下来。
“轮不到你担心，”她的妈妈懒洋洋地回答，“她会稳稳当当戴在头上很多年的，你会看到的。”女王的确做到了，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
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女王不再仅仅是“我们的英国玫瑰”，她已经成为了“女皇”，或者“国母”。对于这个村子而言她以前是“老女王”，或者有的时候“可怜的老女王”，因为难道她不是个寡妇吗？而且据说她和儿子们相处得也并不融洽。但是人们都认为她是一个好女王，当被问及为什么时会回答，“因为她使面包的价格降了四分之一，”或者“好吧，我们在她的统治下拥有了和平，难道不是吗？”
和平吗？当然有和平。战争是他们在书中读到的相当令人兴奋的东西，当然要是那些可怜的士兵不会牺牲就好了。但是战争是很久以前的，遥远的，不可能发生在这个时代的事情。
其实在不久之前有过一场战争，他们的父亲这么提起。他自己就出生在阿尔马河战役那天。那个时候我们正在和俄国打仗，那些心肠硬又残酷的人们，本来以为自己是对的，但最后发现他们犯了个错误——他们不能奴役自由的人民。
有一个老人每隔几个月就会过来吹着口哨一路乞讨。他被称为“独眼木腿”，因为他在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和一截腿。他的裤腿被剪短直至膝盖，下半截腿被义肢支撑着，尽管它没办法连接得很密切，只是一截纯木头的像腿一样的东西，底部略尖，端部有个金属箍。“点线结合”，他们这么称呼他的步伐。
劳拉有一次听到“独眼木腿”告诉一个邻居他是如何失去他身体的一部分的。在一次炮弹轰击之后，他在战场上昏迷了二十四小时。然后外科医生来了，毫不费力地锯断了炸碎的部分。“我只能大声叫喊，”他说，“特别是当他把残肢放进一桶滚烫的焦油里时。那是在那个护士来之前。”
在护士来之前。劳拉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因为在一本书里有一张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图，她的母亲也给她读过“提灯女神”的故事，她的影子被无数受伤的人亲吻。
但是这些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传言并没有使孩子们感到它们和自己的生活有任何联系，当后来，他们读老师的故事书，看到书里的好孩子们帮助他们的母亲为在俄国的士兵编织和卷绷带时，这些事情似乎仍然是虚构的，就像别的童话故事一样。
这个小村子的士兵也不被看做是真正的凶险战场上的战士，人们把入伍看作在婚姻里和扒犁安定下来之前探索世界的一种方式。他们的来信常常被人在屋子门前向聚集的人群大声地读，根据那些信件所说的，他们唯一要面对的敌人似乎是沙尘暴、蚊子、中暑或疟疾。
孩子们的叔叔埃德蒙的情况完全不同，因为他是在加拿大新斯科舍，一个鼻子会被冻僵的地方。但是他，是为皇家工程师队伍工作，就像他父亲那边家庭的士兵们一样，他们不是以这个为业的吗？他们的家庭在这一点上有些势利。在那些生活比较简单的日子里，只要父母把孩子送去学一门技艺，就被看做是建立了将来生活的基础。“手里掌握一门手艺，就不愁吃穿了，”人们会这么说一个有前途的男孩。他们还没有听说过，也不理解什么叫“经济萧条”或者“失业”。所以一直说是“皇家工程师”，即便是对于他们的母亲来说。她自己的家庭效力于野战炮兵，当然也是皇家，虽然她并不是很坚持这点。
工程师和炮兵都有点看不起县里的小军团，小军团相应的看不起民兵。当然民兵也有他们的评价标准，说不定他们看不起留在家里的没有进取心的“没有胆量去当兵”的男青年。那些胆怯的冒险加入民兵的人很少在那里待很久。他们几乎总是在第一季的训练结束之前，写信给父母说他们发现从军是这么美好的一种生活，所以他们决定转到常备军中。然后他们在海外——印度或埃及消失前，他们会休假回家，穿着红色束腰外衣戴着药盒帽在村子里闲逛，转动着他们的手杖，抚摸着自己新长出的胡子。
而对于那些留在家里的人，生活没有什么太多值得兴奋的地方。圣诞节、收获节和乡村宴会是唯一不多的节日。没有电影院，没有无线电，没有短途旅行或者长途公共汽车，没有在村子礼堂里的舞会。一些少年和青年们会在夏天打板球。一个年轻人被认为是很好的投球手，他有时会组一个队和邻村比赛。这引发了在他家门口的一段有趣的对话。一个女士从她的马车上下来问他，或者不妨说是命令他组织一个队伍和“年轻的绅士们”——指的是她的儿子们和他们的一些朋友，在学校的假日一起打球。自然，弗兰克想知道他的对手的强弱。“你想让我组织一个好一点的队伍，是吗，太太？”他恭敬地问道。
“是的，”女士说，“年轻的人们会想要一场精彩的比赛。但是不要组织太强的队伍，他们不想被打败。”
“这就是她所谓的板球，”弗兰克说，望着她远去的身影咧开嘴笑了。
这个乡村的场景在时间上距离我们只有五十年的时间，但是在礼仪、风俗习惯和生活条件上，距离我们大概有几个世纪。除了茅草屋顶逐渐被石板瓦替代，火炉也渐渐让位于内置的壁炉，这些村舍已经为几代的穷人提供了这些。与正流行的工厂化速成品相比，这些人仍旧吃着老式的乡村食物，并且偏爱它，至少到目前为止。年纪较长的人仍然穿着长罩衫，并且宣称一个做工精良的工作服将比年轻人正热衷于购买的机器制造出的西装要耐穿二十倍。这些精心缝制的绣轭和雪白的家庭洗涤衣服，比那些粗糙的、不合身的、千篇一律的衣服要有美感和有艺术气息得多。
女性要比男性更加时尚和新潮，但是这种“跟随潮流”也仅局限于她们为数不多的从楼上的箱子里拿下来的“最好的礼拜服”。对于日常穿着，她们满足于一个精心熨烫的大白围裙，以遮盖她们的补丁和缝缝补补的痕迹。去井边，或者去村子里的别户人家时，她们会把一个格子羊毛围巾盖在肩上，或者在恶劣的天气里用它包裹头部。然后，脚上穿上一双结实的鞋子，她们就已做好了出门的一切准备。
他们还像他们的祖先一样生活，但是变化也在悄无声息地慢慢出现。周报走进了每个家庭，或者是通过购买，或者是借来的。虽然这些本应是受过教育的人写给“有教养”的人看的，村子里最有智慧的人有时候仍然需要努力去理解它们，但是观点仍然在慢慢渗透。
向更高的思想寻求借鉴的传统当然来自于读着《圣经》长大的一代。他们的父辈在遇到生活的困难时一直把圣经作为可靠的指导。那是他们的故事书，他们的单词本和语录集，而且，对于那些懂得欣赏的人，那还是一本诗集。许多老一辈的人仍然相信圣经里的每一个词从字面意义上看都是真实的。另一些人则并不确定，比如说，约拿和鲸鱼的故事，看起来就很难理解。但人人都相信报纸。“我在报纸上看到了, 所以它一定是真实的”，这是一个用来结束任何争论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