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得考虑下一步我该怎么办了，考虑怎样处理上帝交到我手中来的产业。说真的，我现在比当初在岛上过清静日子的时候，有更多的事情要操心。那时候在岛上，我只需要我已经有了的和我所需要的，而现在我身上却压着一副沉重的担子，而我的任务就是要把我拥有的一切保管好。我现在再也不会有一个可以藏钱的洞窟，或者地方，那儿用不着锁和钥匙，我可以把钱藏得发霉，失去光泽，却不愁任何人来伸手。恰恰相反，我不知道把钱放在哪儿，托给什么人。我的老恩人，船长，的确是诚实的；他是唯一信得过的人。

其次，巴西方面的利益看来在召唤我去，但是现在我没法说，在我把事情安排妥当，把我的钱交到一个安全可靠的人手中以前，能想出什么法子到巴西去。首先，我想到那个已成为寡妇的老朋友，我知道她是诚实的，而且会公正地对待我，但是她年纪太大了，而且贫穷，还可能欠着债，所以我别无他法，只得亲自回英国去，带着我的财产。

然而，我是花了几个月的工夫，才决定这么办的。我既然尽心尽意地报答了老船长，使他，我以前的恩人，心满意足，就开始想到了那个寡妇，她的丈夫是我的第一个恩人。她也在有能力管事的时候，为我管理钱财和给我出主意。所以我干的第一件事情是，找了一个里斯本商人，要他写信给一家同他有业务往来的伦敦企业，不但要兑一张汇票，而且还要找到她的住处，为我送一百镑去，还要传话给她，安慰她别担心贫苦，只要我还活着，我会接济她的。同时，我给国内的两个妹妹各寄了一百镑。她们尽管不缺吃少穿，然而境况也不怎么好。一个结了婚，丈夫已经去世了；另一个的丈夫倒还在世，待她却不好，不像是做丈夫的模样。

然而，在我所有的亲戚和朋友中间，我还找不出一个我能放心把我所有财富托给他的人，所以我没法把东西安全地留在这儿，自己到巴西去。这真叫我大伤脑筋。

我一度有过到巴西去、在那儿落户的意思，因为我好像已经习惯了那儿的生活；但是，在宗教信仰上，我稍微有点儿犹豫，这使我没有把这事进行下去，反正我以后还要谈到这事的。不管怎样，眼下，我倒并不是因为宗教信仰的问题，才不去巴西的。

当年，我同巴西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毫不犹豫地公开表明皈依那个国家的宗教，所以我现在对表态也不会犹豫的。只是我近来时常想到，想得比以前多了，我开始想到将要生活和死在那些人中间的时候，我开始后悔自称为天主教徒，认为在临终前信的可能不是最好的宗教。

但是，我说过，这不是阻止我到巴西去的主要原因，这不是主要问题，而的确是因为我不知道把我的财物交托给谁管，所以我终于决定带着它到英格兰去。要是我到了那儿的话，我断定会找到对我忠诚的朋友，或者亲戚的。于是，我准备带着我的财富回英格兰。

一句话，除了从加来到多佛尔非穿过海峡不可以外，我已经拿定主意，绝不走海路了，决定全程都走陆路。何况，我并不急着要赶时间，也不用计较路费的多少，走陆路到底要舒服得多。为了使我在旅途中更加愉快，我那位老船长给我介绍了一位英格兰绅士，一个在里斯本经商的人的儿子，他愿意同我一起旅行。我们后来又找到了两个英国商人和两个年轻的葡萄牙绅士做旅伴；不过，两个葡萄牙人只到巴黎为止。这样，我们一共是六个人，带着五个仆人。那两个商人和两个葡萄牙人为了节省开支，将就着两个人雇一个仆人。我却除了礼拜五外，另外雇了一个英格兰海员做我旅途中的仆人，因为礼拜五实在人地生疏，干不了在路上侍候我的活儿。

我就这样从里斯本出发了。我们这一伙全都骑着鞍辔鲜明的好马，全副武装，组成一支小小的队伍，我被他们尊称为队长，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年纪最大，另一方面是因为我有两个仆人，而且是整个旅程的最早的发起人。

在严冬酷寒的季节里经历了长途跋涉以后，我终于在正月十四日安全地在多佛尔登陆。现在，我来到了我历次旅行的出发地点，不久以后，我把带回来的汇票都兑成了现金，我新近发现的财产就此都归我掌握了。

我主要的导师和智囊是那个本性善良、年事已高的遗孀。为了表示感谢，我送钱给她，她不嫌辛苦、不怕操劳地为我服务。我把所有的事情一股脑儿委托给她，完全放心我的财产是安全的。我自始至终对这位善良的夫人无瑕的诚实感到非常满意。

现在，我开始想把我的财产委托给这位妇人，先动身到里斯本去，然后到巴西去。但是，这时候，我心中却产生了另一个顾忌，那就是宗教问题。因为哪怕是我在国外，尤其是在孤身独居的时候，我总是对罗马天主教怀有疑虑，所以我知道去巴西不是个办法，更不用说定居了，除非我毫无保留地皈依罗马天主教，要不，除非我决定为我的原则作出牺牲，做一个殉教者，死在宗教裁判所中。所以我打定主意，留在国内。要是我能找到办法的话，我就把我的种植园让掉。

为了办这件事情，我写信给那位在里斯本的老朋友。他回信给我说，他可以在那儿轻而易举地处理好这件事情，不过我要是认为合适的话，就授权于他，以我的名义建议由那两个商人，我的两位受托人的后裔收购，他们都居住在巴西，一定完全知道种植园的价值，他们正好就住在当地，而且我知道他们很有钱，所以他认为他们会乐于买下的，他有把握说，我将多卖四五千个面值八雷阿尔的银币。

我同意他的想法，随即授权给他，向他们提出建议；他就照此办理。约莫八个多月以后，船从巴西回里斯本来了。他得到回音后，就给我一封信说，他们已经接受这个建议，而且已经向他们在里斯本的代理人汇出三万三千面值八雷阿尔的银币作为收购庄园的费用。

我在他们从里斯本寄来的出售种植园的文书上签了名，把文书寄给了那老人，作为答复。他寄给我一张出售产业所得的三万二千八百面值八雷阿尔银币的汇票，因为我答应过，在他有生之年种植园每年要给他一百莫艾多，在他身后，给他儿子每年五十莫艾多，直到他儿子去世为止，种植园既然已经出售，这笔钱当然应该由我来出。这样，我讲完了我的第一部分人生经历，其中充满了机遇和危险，这段饱经浮沉苦乐的生涯，好像上帝在方格棋盘上制作出来的，它是那么变化无常，世上实在难以找到能同它相似的。愚蠢地开始，但是结局倒非常幸运，幸运得我在每一个阶段的生活中都不敢指望。

任何人都会认为，现在我处在这样事事顺利的幸福中，绝不会再去冒险闯荡了。要是我的生活状况也有所变化的话，我的确是不会去闯了。但是，我既没有成家，亲人也不多，尽管很有钱，结交的朋友也不多，而且已经过惯了到处为家的生活。虽然我已经卖掉了我在巴西的产业，然而我的脑子里对这个国家念念不忘，先是牵肠挂肚地想再去，尤其是撇不下我那个强烈的愿望：想再去看看我那座岛，弄明白那些可怜的西班牙人是不是已经在那儿，我留在那儿的那几个恶棍会怎样对待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