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徐州回到河南，武汉方面的清党运动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我到郑州的时候，接到汪精卫从庐山来的电报，通知我鲍罗庭即将由汉口经过郑州回俄，请我把他扣留并杀之。我心里想说，你要杀他，你自己何不在武汉下手？他显然学的是曹操的做法，想杀祢衡，自己却不下手，把祢衡送给刘表，刘表又借手于黄祖而杀之。可是我决不是黄祖。等鲍罗庭到了郑州，我特去接他，留住几天，谈话数次，而后派了张允荣和李连山二位具办了一点礼品直把他由潼关经兰州而送至库伦，使他平平安安地回返苏俄。昨天同在一个桌子会议，今日无缘无故就要翻脸相害，这等事我是万万做不到的。和鲍罗庭同车到郑州的，还有邓演达先生，想必也是听见什么谣言，对我怀了疑忌之心，竟扮作鲍罗庭的汽车夫，以为我们就不认识。我觉得这也是不认识我的地方，大可不必如此。我何至听从汪精卫的话，来加害于他们！

在河南以及在我们二集团军中的共产党人员，用一军车向武汉送走，刘伯坚等许多位半途就下车他去。顾问乌斯马诺夫我也送他回俄。原先他曾向我说：“听说你也赞成分共，你的意思怎样？”我就把郑州会议时，听徐季龙、孙哲生以及何云樵诸位先生所谈的事告诉他，我自己所亲历亲见的许多情形也一一和他细谈。他说这都是幼稚病，是革命的过程中所免不了的。我说苏联是我们最忠诚的好朋友，这回我返国参加革命，帮助我许多枪械，派来帮助我们革命的朋友至诚至恳地努力，牺牲性命的也有，我等岂有不感激之理。但是就事论事，许是由于对中国情形隔膜，第三国际的许多办法，实在也有不妥当的地方。我把一些主观的意见都约略吐谈。他亦不能置答。

有一位朋友浦化人牧师，是我为陕西督军时认识的，为人富于热情，坚毅果敢，同我共处甚久。在张家口办一学校，亦颇有成绩。五原誓师时，我派鹿钟麟到苏俄考察，他亦随鹿同去。他到莫斯科后，竟以一圣公会牧师而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一个忠实活动的共产党党员。可是我并不知道。不久他随鹿等回国，鹿任河南代理主席，我即发给他三千元，派他和另一位名董贤武的朋友，负责办理铁路工人的福利事业。一天他忽留一字条给我，悄悄离开郑州，所领款项亦不报销。我不相信他会做携款潜逃的事，派人查问，才知道他把钱这个三十那个四十地散给了穷苦工人，他自己并未取用分文。他的出走，也是为分共的问题对我误会而然。民国十七年在南京的时候，他的老太太托人来见我，说愿变卖家中田产，以清偿此款。我说：“那钱他都散给了劳苦的工人们，并无一文入了他的私囊。这还要卖田赔偿做什么？”民国二十年我到上海，曾与浦先生见面，那时他为商务印书馆编辑。二十五年我在南京，他由狱中写信给我，请我替他设法保释。我即拿着他的信去见蒋先生，把他的出身为人以及一切实在情形一一详告，蒋先生说查一查，没什么事即可释放。后来终由宪兵司令部审查数次，交请鹿瑞伯保释出狱。

我从徐州回来，先到开封，派薛子良为代理主席，负责一切政治事宜，而后即到郑州，致力于军事的调度。此时宁汉正闹着意见，革命阵线为之动摇，大江一带甚至有爆发战争的酝酿。奉直鲁军阀时刻眈眈而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来一个大规模的袭击。我为了巩固河南，乃集中部队，由巩县渡河，对立足未稳的奉军施行袭击。万福林等不支，被孙良诚、吉鸿昌等部如风卷残云一般，一直打向新乡溃退。彰德、卫辉、怀庆，所谓河北三府的人民亦群起对奉军截击，斩获无算，各该重镇均次第为我克复。经此大捷，河南局势暂告稳定。但我深知军阀必不甘休，未来的大战将紧随而至，乃积极整顿内部，将若干动摇的部队予以收编，借以应付即在目前的暴风雨的袭来。

刘镇华自从陕州及新安溃败，退到禹州一带，势穷力蹙，屡次派人前来输诚。我为免得他们再和张作霖等勾结，即予收编，给以第八方面军番号，令负由曹州推进济宁的任务。他们的部队多蔡老八、王老五之数的乌合之众，无所谓纪律，无所谓训练，接奉命令后懈懈沓沓，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慢慢开拔完竣。后来从他的驻区中访察，知道此时他们仍和军阀方面不断接头，并没有放弃投机取巧的企图。

一天，刘镇华为领饷项及委令事到郑州来见我，我和他畅谈革命的意义和爱民为国、努力训练部队等等问题。那天我们同吃饭，饭很简单。水饺而外有咸菜一盘，没想到他便不胜感想，问我道：

“你何必这样自苦？这样的饭，怎么吃得来呢？”

我笑道：“我也赞成吃好的、穿好的，享乐生活，不然的话，还要革命做什么？可是有一点我要说明白，我说赞成享乐，可不是指个人享乐而言，我是指民族社会普遍的享乐，人民大众个个都过自由幸福的生活。你看看现在百姓吃的什么？士兵吃的什么？我们自命为革命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纵有珍馐罗前，可以下咽吗？”

他说道：“您说这个话，我倒要劝劝您。你老是百姓如何，士兵如何，难道百姓是人，我们就不是人吗？我们只应该想着百姓和士兵的利益，就不能为自己的利益设想设想吗？”

我告诉他说，社会的构成，主要的是人民大众，不是军人或政客。我们不应当把自己视为特殊的人物。整个的社会是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工人为社会建造生产，农人为社会供应粮食，我们军人的责任就是为社会剪去贼民肥己的强盗，打倒出卖国家为害民族的军阀官僚。于是他又跟着提出一个问题，说是我们性命只有一条，若是为人民为国家牺牲了，岂不就完结了吗？我就说，我认为个人生命小，社会的生命大，牺牲个人的生命而保全社会的生命；牺牲少数的生命，保全大多数的生命，就叫做成仁取义。这是人生最崇高的意义和目的。即使就个人言，亦可为自己留下英名，传之万代而不朽，则其人肉体虽死，精神永生。俗语说：“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也就是这个意思。他迟疑了半晌说道：

“一个人死就死了，还管什么名不名做什么？就是死了遗臭万年，他本人反正是不知道了，有什么痛痒？”我吃惊他会说出这种话。我说：“你有这个见解，那就太高明了！人死了失去知觉，后世的唾骂，固然与他本人无关；但尽管如此，一个活着的人，除非他丧心病狂，总是爱惜名誉，想往好里做，谁也不会甘心愿意地要做一个受人鄙视、遭人唾骂的败类及恶徒。比如一个姓岳的和姓秦的在一起，彼此问起先世，姓岳的总愿意说自己是岳武穆之后，可是姓秦的却决不肯承认自己是秦桧的子孙，他宁愿说是秦叔宝的后裔。岳飞和秦桧都早已死了，但他们留给后人的印象却如此不同。我们活着的人还不该知所警惕吗？”

这一天我和他谈得很久，最后我问他部下现有多少人，他说有八万多人。我说：“你尚有这许多人是值得高兴的事，将来开上去与张、吴等军阀作战，即是很大的一分力量。但有一点不可不注意，就是必须是八万能同生共死的弟兄才好，若是八万个自己的仇家就糟了。什么是仇家？你不好好训练他们爱护他们，就变成你的仇家了。”他很注意我这番话说：“我一定本着总司令的意思尽力去做。我一定要做一个为社会谋幸福、为国家争光荣的好军人。”说完之后他就回到考城他的部队中去了。

我从潼关出陕的时候，靳云鹗派了代表与我接洽，表示愿意归我指挥。我和靳云鹗相识，是在民国九年我在信阳驻防的时候。那时他任第八混成旅旅长，驻郑州，一次他来信阳，我约请他参观我们部队的体操和各项特殊训练。他很是赞美。不久我以饷源问题与赵倜动武，他亦对我表示同情。那时期我们过从很密，他也有许多地方对吴佩孚不满。末后我由豫赴陕，临别时他十分诚恳地规劝我说：

“你们部队，纪律严明，处处能获得人民的爱护和好感，只是所驻之地，总要破除迷信，把泥塑菩萨毁去，把庙宇改做学校或工厂。这在你原是好意，可是百姓不了解，往往以此类事引起人们的不快，我知道你是主张信教自由的，我觉得还是让百姓自由信教好些。”

他这种坦白的忠告，使我非常地感激。民十一我们在郑州同打赵倜，又共了一次患难，彼此之间的感情显得更进一步。不过因为那次没有偿他当河南督军的心愿，不免常常不高兴。同时又因其胞兄勒云鹏身为国务总理，他竟骄盈得意，一天天地向官僚腐化的路上走去。最出名的就是懒惰，由于烟瘾太大，早上总起不来，常常有约会，到时却不起身，弄得副官在卧房门口跺脚，他还是不动。这次他派人对我如此表示，我以为曾共过患难的老朋友，而今能站在一条线上来是很可喜慰的，故即接受了他的诚意。此时他为河南保安司令，驻郾城。一天到郑州来见我，谈起防务的事，我和他说：“这时候你最好能带你的部队去进攻山东方面，你若需用什么东西我可以设法接济。”

看他的意思，不愿意担负这个任务。他一开口便向我要一百万元的开拔费。我们那时艰苦万状，我到哪儿弄这一大笔款子去？他返防后即无音信，令其进兵山东，总不理会，只顾今日向我要三十万，明日要五十万地强索，得不到手乃背后乱骂。张联升一次要来见我，他劝止他不要来，说冯某人天天叫穷，简直六亲不认，“我到他那里，连一餐像样的酒席也没有，只教我吃青菜馍馍，我是死也不到他那里去。”这是张联升来见我的时候告诉我的。大约他想着他来了，我应当请他吃大餐、打麻将、设烟灯，弄些窑姐儿来给他胡缠，结果没有这一些，他就恨了我。

宁汉两方愈闹愈僵，诉诸战争的空气已愈益浓厚。这时，庞炳勋从湖北来，他原是国民三军的将领，又是多年老朋友，我便直接问他：

“你到这里来怎么个意思呢？”

他说：“武汉的军队马上就要打南京，我闹不清他们闹些什么，我决不参加他们的战争。我愿听总司令的指挥，请你答允我。”

我就很高兴地说：“这好极了，你快把部队开过来吧。”他回去之后，便把部队一列车一列车地运了过来，我令其开往归德归鹿钟麟指挥。

杨虎城亦由陕西来电，要求出关杀敌。我说，这很好，可是饷项弹药目前不能接济，只好你自己设法。他回电说，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要出关的作战命令，死也死在前方，决不能老在后方待着。我乃拨车把他及其部队接了出来，亦交鹿钟麟指挥。此外吕秀文、王金钰及赵倜旧部常好仁等部亦予改编。张联升、秦建斌及阎得胜等部，也从豫南开来，我即把他们分别拨归韩复榘、石友三、孙连仲指挥。

我在郑州住着专办以下几件事：第一是制造军械，一方面令巩县及开封兵工厂日夜加工，尽量赶造机关枪、迫击炮并修理历次战役所俘获的军械，派王某、陈某和吴老西、尚得胜等数位负责；一方面令河南各县赶造各项铁器，分发各部以济弹药之穷，令吴树荣等数位负责。第二补充兵员，着手须在河南各县招募新兵，申令负责者注意两点：一须多派宣传人员向人民宣传三民主义，二办事者谨慎自爱，与地方接触时万不可到县府受款，或做些占人便宜的事。同时派人严查追究。这次韩复榘、石友三、孙良诚各部都补充到二万四千人左右，总计第二集团军所辖各部约有二十四万人。第三除枪械而外，被服粮秣则派贾玉璋、傅正舜、魏宗晋等负责，亦都准备停当，使无匮乏。第四编印多种小册，有的关于主义的宣传，有的关于教条的说明，由参谋处、秘书处及政治部人员如曹浩森、秦德纯、简又文、黄少谷、孟宪章等分配办理，并令各部加紧政治训练。第五各路防务重作调度，令鹿钟麟部开到豫东，孙连仲等开到豫北，孙良诚、马鸿逵等部则集中开封、郑州以为诸路策应。

这时候我们的处境很是危险，黄河北岸到大名一带皆奉军势力。自归德等地为我们占领，一般人民受反动宣传，信了什么共产共妻的谣言，以致红枪会四起袭击车站。在那边任政治工作者为简又文，一次在彰德工作，红枪会忽起，吓得躲入一店的钱柜中，几乎遇害。简先生完全学者，光明正直，热诚不苟，而不知机巧，故遇此变。于此足见宣传之重要，若于部队未到以前做一次普遍深入的宣传，当不致有此等的乱子。在东面，徐州外围以及砀山、曹川一带，都是张宗昌、褚玉璞和孙传芳军队环绕着。在我们内部，刘镇华不奉命令，迟延不动，袖手旁观。勒云鹗对我不满，暗中和孙传芳、张宗昌及当地红枪会勾结，企图趁机攫取河南以偿夙愿。张联升及于学忠则在鄂北豫南亦对河南瞪着眼，不知道打些什么主意。樊钟秀因上次请援事对我误会，一直没有消释。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东路敌人动了，直鲁联军徐源泉、王栋、褚玉璞、袁家骥、方永昌等部约十余万人大规模进犯归德，鹿钟麟率杨虎城、庞炳勋、王金韬、常好仁、吕秀文等约五万人在杨集与马牧集一带与之对抗，战争极其激烈。我方军力显得单薄，有些人便说：“这是紧要关头，冯总司令为什么不把基本队伍调上去？”他们只知道空口说白话，可不曾想到我们此时不只东路一面受敌。刘镇华等给我的后顾之忧，亦必须顾到，孙良诚等部队万万不能开赴前方的。我的谋算并未落空，不久刘镇华部姜明玉等，趁前方紧张的时候，相继叛变，与敌军刘志陆、潘鸿钧等部会合，将柳河李霸集等处占领，切断我们前方部队的归路。这一下使我打了双料儿的败仗。鹿钟麟急忙向太康柘城一带撤退，刚刚退回，铁路即已断绝。当他过马牧集时，几乎被潘鸿钧所俘。潘太聪明，每占一城，与各方面勾结，今日勾刘，明日勾孙，此次即乘人之危，心怀叵测。庞炳勋、杨虎城不能支持，退向安徽颖亳。他们受人煽惑，总想着冯某人不派嫡系部队打前锋，“是每心要牺牲我们杂牌部队”。故庞、杨皆在那边和第一集团军接洽。结果，只杨虎城接洽成功。我的老朋友郑金声，时为刘镇华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驻刘部姜明玉处，此次竟被姜明玉等掳劫而去，解送张宗昌处献功。

在同一时候，孙传芳进攻徐州，第一集团军不能支持，亦向后大退，徐州重复失陷。李组绅先生从郑州来见了我，痛哭流涕说我何不救援徐州，以致一败如此，恐怕马上就会蹈太平天国的覆辙了。李虽为商人，但与政治颇密切，为人厚道稳重，热心有为，只是不免有点神经过敏。我就安慰他说，我们处境如此，稍有疏忽即有被消灭之虞，事实上是自顾不暇，哪有力量进援徐州呢？但我们当胜不骄败不馁，只要再接再厉，勇往直前，没有不成功的，俗语说：“话是开心锁”，至此，他方了解我们的苦衷，转忧为喜。

此时孙连仲、冯治安、韩德元等部驻信阳，监视勒云鹗的行动。乃再由黄河北岸调回孙良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靳云鹗猛烈夹击，一战大败之，把他驱出郾城。靳率残部向项城上蔡一带退去。当我们东路部队纷纷退却的时候，我正在信阳检阅驻军。蒋先生此时派驻我处的代表方声涛（字韵松）先生为一大军事学家，亦约请他同检阅。方先生为革命曾多次受伤，脸上亦有许多创疤，后来数次任军长总司令之职，身体吃了大亏，但精神依然充足。这次检阅在野外举行，我怕他不宜于步行太远，要替他雇轿子，他坚决不肯，走得满脸大汗。我将部队细加检阅，最后检验担架队，我自己坐了抬子，试验木床和绳子是否牢靠。事后方先生向我谈他对于此次检阅的感想，夸许我虽临危境，而头绪毫不慌乱，犹能从容自在地处处留心，同时说我们部队精神振发，个个如铁打的一般，无半点颓丧气象。故相信我必能给敌人吃一次大亏，很快地挽回困局，转败为胜。

我乃派孙良诚率同马鸿逵部开向社良寨及杞县一带，以右翼倚杞县，左翼倚黄河，构筑阵地，以解决姜明玉并反攻直鲁军。方声涛先生见了孙良诚同志赞许为一员大将。孙说：“你不要太夸奖我，若夸得我打个大败仗，我只有跳黄河了！”这方面布置完妥，同时豫北方面，奉军已在彰德附近活动起来。我即赶回郑州，一面派部增厚豫北防务，一面连电阎百川先生，促其赶紧出石家庄，以抄奉军后路。山西所派代表崔文玉，也是一个小心谨慎的先生，我请他帮助催阎出兵，可是所得结果，仍是持重不发。

黄河北岸的敌军愈逼愈紧，我只有接二连三地打电报给孙连仲、韩复榘，限令赶速去击退彰德方面的奉军，俾可抽调兵力应付东路大战。孙、韩乃努力冲击，这回张学良所部受一重大打击，后退一百多里。孙、韩追击一阵，迅速退回，连夜构筑了非常坚固的阵地以资守御。

东路马鸿逵方面连电告急。我打电话问孙良诚前方情形究竟如何，回答说还能支持一个月。我说，不必定要一个月，只须能守得七天，就有办法。那时我所担心的是东路张、褚和北路奉军同时动作，幸而他们联系得不好。当孙传芳南攻第一集团军，张、褚进攻河南的时候，奉张却不协同进攻，已经错过机会；此次奉军在北路动作，东路敌军又不能协同。我从容将张学良击退，回头即赶着抽调韩复榘、石友三部到东路，仅以孙连仲留守豫北。时铁路司令为许骧云，我郑重告诉他，这次战争关系重大，我们万事俱备，只缺火车。必得预备足够的车辆，每隔三点开出一列车，使豫北部队迅速调上东路前线，则必获大胜。若有贻误，定当军法从事。许骧云便去通知铁路督办王儒堂先生，不想他不知高低，冒冒失失地向王督办说道：“我们能不能获胜，全看铁路的调度。若不能完达命令，一定把你枪毙！”当面说了又说，回头又下一便条送去。

王先生久居尊荣，哪里受得了他这一套？后来战事告一段落，王先生即将许骧云的唐突冒昧的事告诉我，并将字条交给我看。我给他解释，完全因许是一军人不懂礼貌，请他原谅。王先生原极气恼，经我赔了许多不是，说了许多好话，方心平气和。

北路部队按照既定计划，一列车一列车迅速地运向东路。韩复榘到了郑州来见我，我怕他们调上前线，自己内部各争雄长，指挥不能统一，因郑重向韩道：

“你到前方去是愿意听孙良诚指挥，还是叫孙良诚听你的指挥？”韩复榘毫不迟疑地答道：“我一切都听孙良诚的。”把此话通知了孙良诚，孙即派他和石友三开在杞县西南方埋伏作为预备队。杞县位于开封东南，当庞军右翼之后，孙良诚作此布置，是因当时直鲁军精锐部队多已集中到铁路正面作战，后面颇为空虚，故特将韩、石埋伏杞县，准备在一个适当机会，来一个右翼包抄的战法。这样孙良诚日夜向敌军紧逼，闹了三天三夜，看敌方主力都已加到前线，自己疲敝不堪，当即于夜间下令派韩、石两部全数开出，分作六路，五里一站，向敌方抄袭。敌军是沿铁路设阵，那段铁路由兰封斜向开封，于此处拐一大弯，撅出一条大尾巴向东南而去。韩、石正好向此段突出的部位施行截击，直鲁军猝不及防，被打得首尾不能照应，于十月三十日全部溃退。正面孙、鹿诸部乘胜迅速出击，把敌军打得落花流水，柳河、归德等重镇均次第为我收复。石友三直追过马牧集，骑兵则追到砀山以西。此役不但姜明玉等部完全解决，由闽来的刘志陆一支部队也被消灭。连日所俘直鲁军共计不下三万余人，获枪两万余支，钢甲车六列，大炮四十余门，实在是一次空前的大胜利。

此次韩复榘于大胜之余，自以为所向无敌，仍要向敌军穷追，屡来电话向我请求。我说前面就有孙传芳部队，还不知道他们的阵地设在何处，我看还是稳扎稳打的好，不可鲁莽。韩复榘说：“我这回追击，若中途出了危险，亦决不前来请援。”我不放心，令刘汝明随后赶去。韩一直追到徐州附近，没法再打，反被敌军所围，势极危殆。刘汝明因韩在绥远有那一段不光荣的事，对之素不服佩，我详为劝说，幸得刘能识大体，不记前怨，慷慨相助，到了砀山，一下车即猛烈出击，敌方没料到后面还跟来一支硬军，仓皇无所措手，复大败溃退，解了韩复榘之围。若非刘汝明援救，韩此次必全军覆没。铁甲车等重兵器多是此时截获的。韩复榘连年战功，皆坏在一个贪字，又在得胜之时，不免得意忘形，故出此岔子。若非刘汝明应援解围，前功尽弃矣。

跟着第一次的大胜，重新布置第二次的战役。因为此次直鲁联军，虽遭重大打击，但依旧保持着相当实力，我必须再予重创，使之暂时不能振作，方可掉头从容应付黄河北岸的严重局势。因此鹿钟麟一部留守彰德，其余东路各军，悉令退回兰封附近原阵地。意思是要诱敌深入，而后出而聚歼之。张宗昌看见我们前方部队突然回撤，以为我们内部发生了什么问题，立刻重调大军十余万，分作三路，追踪过来。其中左路张敬尧，中路褚玉璞，因在新败之余，气沮志丧，不敢勇猛前进，而其左路刘、潘等部，气焰依旧很高，丝毫不怀戒心，向我方猛扑过来。即在考城一带发生激战。我侦知敌方阵线或前或后，甚不齐一，乃采取个别击破的战法，令孙良诚率马鸿逵、刘镇华等部，首先将刘、潘部击溃。韩复榘、石友三复于铁路正面，将敌军中路击溃。鹿钟麟所统留守部队同时出击，亦于蓼堤岭、马头集、榆厢铺一带击溃敌军左路。于是二次大战又获全胜，敌军三路先后退去。张宗昌、褚玉璞、孙传芳两路败军都集中徐州，乃乘其喘息未定，与第一集团军相约，陇海、津浦两线同时再作一次夹袭。此役于十二月十四日展开，我们这边派韩复榘、石友三、鹿钟麟分任中左右三路指挥，率军向徐州方面挺进。敌军顾此失彼，其向南反攻的一部，被鹿钟麟所抄袭。同时各路猛烈进扑，激战不到一昼夜，敌军已不能支，即于十五日向北狼狈溃退。徐州遂为第二集团军克复。

正当这边进行两次大会战的时候，黄河北岸我方，军力很是单薄，我时时刻刻记挂着。因调国民三军孙二哥的旧部梁寿恺部渡河北。本令他由曹州进攻济宁，俾可牵敌军之肘，不料梁寿恺不听命令，渡过黄河以后，擅自做主，去攻大名。攻了多天不得手，反被褚玉璞所败，由大名退到卫辉，又退至新乡。北路阵线都被影响，长垣、封邱、原武、阳武等县，都先后为敌及当地会匪所占领。同时张宗昌的部队败退后，稍事整顿，亦开向大名一带活动。如此一来，豫北形势已显得非常严重，实已至不容坐观的地步。因此徐州攻下之后，即将攻徐各部调向北路，留韩复榘一部驻郾城、漯河、许昌一带以防备樊钟秀的异动，其余鹿钟麟、刘镇华各部及郑大章骑兵等分道渡河，会同原驻豫北孙连仲等部，向敌军猛攻。自一月初旬主力接触，直打到二月二日攻克卫辉，才算将豫北敌军扫荡清楚。

这次梁寿恺不听命令，自作主张，弄坏了全局，无论按军法或按革命纪律，均当予以严格处分。然以隶属关系，怕孙二哥不得谅解，只得隐忍，仍须送粮秣送弹药给他。只因他鸦片烟瘾太大，很不可靠，乃以韩复榘代理他的职务，须等他烟瘾戒除以后，再许回防。梁这次离军，受许多折磨，到北平即戒了烟，身体也好起来。“不受折磨不能成佛”，这句话真有教训。但因此三军朋友总说我手段太辣，而不肯明察内容。平心论事，当事者对于旁听者的风凉话是毫无办法的，唯有听之而已。后来将此事经过详细函告孙二哥，孙二哥倒颇能理解。

至此东北两面，都暂时平静无事，河南全局转以安定。

这连着几次的战役，实在都够激烈的。就物质方面而言，敌方有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助，武力远胜于我方。他们空中有飞机，陆上有坦克车、钢甲车，在后方有丰裕的饷源，在前方有充足的弹药。这些我们一件都赶不上。可是精神方面的劣点，却成为他们的死症，他们纪律太坏，所至之地，肆意骚扰，使百姓苦痛不堪，深深地认识了军阀的罪恶。他们的官长嗜好多端，生活腐化，身体精神都不足以担当重任。他们官兵生活悬殊太大，官长太富，士兵太穷，官长太舒服，士兵太困苦，同时又无所谓政治训练，也没主张信仰的维系。因此，他们纵有优越的物质条件，却没有强旺的战斗意志。

敌人的物质优点，我们都没有，同样我们精神方面的优点，他们也没有。我自治军以来，兢兢业业地所注意的就是部队的训练与纪律。此次五原誓师，各部队成立政治部，于官兵的政治训练，军民间的联络，无不致其全力。每天三翻四覆，口说笔写的，都是关于民族的危状、民众的痛苦以及此次国民革命的意义与价值。士兵时刻呼吸着这种浓厚的革命空气，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吃苦拚命，不是为了一派一系或任何人的利益，而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肃清祸国殃民的军阀，是为了争取国家的自由、解除民众的痛苦，是为了实现三民主义、完成神圣的国民革命。官兵具有此种明确与深刻的认识，故能不畏艰苦、勇猛前进，同时爱护百姓、严守纪律、勤劳刻苦、坚强清正。同甘共苦、上下一致，又都是日日三令五申，官兵共守不渝的天经地义。因此，我们的物质条件虽极艰苦，但精神方面可以克复之，战斗力的坚强往往使敌人为之胆寒。

在实际战斗中，我们颇知避去自己所短，而尽量利用我们的所长。比如每次战役中，我们总是利用夜袭，利用狂风暴雨的天气出击。天色越黑，愈是我们作战的良机；天气越恶劣越于我们作战有利。这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官兵的身体强壮，战斗意志旺盛，而敌方官兵体弱志惰，受不了辛苦。在武器方面，此时他们的飞机大炮都不易起作用，而我们的大刀短器却恰好能够发挥威力。我们又善于防御，每人都带一把大铁镐，官兵皆善用，官长能在前为兵表率。每筑一个阵地，必是尽心竭力，又迅速又坚固。敌方以其优越的武器，费两三天的工夫攻破了我们一个寨子。我们不过退三四里路，立刻又深沟高垒，拼命抵御。所用战沟是新式竖沟，当敌人进攻的时候，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敌人，而敌人却看不见我们。他们每攻得一个村寨，大约伤亡五六百（我伤亡一二百），致受重大牺牲，弄得胆丧气沮，不敢续进。他们攻寨常用坦克车，寨门一碰即开，等其进了寨子，我们即蜂拥上去，围而攻之，坦克车两弯三拐歪入沟中。故所俘甚多，使其再也不敢用此。又我们确守射击军纪，不见敌人不放枪，不瞄准不放，三百公尺以外不放，故能射击准确，弹不浪费。而敌人方面恰恰相反。夜间我们只派一二人放枪数响，敌方即密放一整夜，简直不知射击军纪为何物。他们虽有充足子弹，亦非我们所畏。

我们部队虽经艰苦奋斗，而屡得胜利，但并不是说，我们能以精神超越一切，而不受损失。相反地，每次会战，我们都有壮烈的牺牲。这就因为一则敌方武器精良，我们是凭血肉相拼；敌方有日本顾问之类的帮助，我们只凭自己将士的能力。彰德附近之役，鹿瑞伯任指挥，敌方飞机成天猛炸，使我们部队陷于十分困苦之境，鹿只好躲在一个小地洞中，尽力以电话调度一切。那时左翼单薄，令张凌云师增补，却无法开上去。他带着人马二三十人一大行列，察看逃兵路线，不料为敌方望远镜发现，立刻掉过大炮向该路猛击，使我们人马死伤甚重，连张师长自己也几乎遇难。曹州府一战我们亦受很大的损失，师旅长如曹福林、孙桐萱等均受伤。豫南两次会战，只孙良诚一部，就阵亡一万多人，轻重伤兵挤满了开封医院，旅团长受伤者达数十位。

在这个悠长的激战期间，我除调度部队指挥作战外，更要筹办救慰伤兵，掩埋阵亡官兵，奖赏有功各部，以及人马枪弹粮秣被服补充等等的事。每天随身带着二三十副电话机，与前方各部不断联络。不是这个军民来电话说子弹没有了，非赶急补充即无法支撑了，就是那个指挥官说伤亡已经挤满，再不设法赶运救治，就要发臭了。此外，还要各处奔走，一会儿要去开封，一会儿又到郑州，一会儿察看东路，一会儿又察看北路。在各城各地，一方面与各级官长接头，一方面须对士兵讲话，同时还得对民众宣传。一天到晚黑天白日，生活老是如此忙迫，神经老是如此紧张，一直继续了数月之久。

一天我到东路督战，在兰封南门城外，召开民众大会。正讲着话，敌方三架飞机出现在上空。民众沉不住气，都四散逃避。那三架飞机掷下几个炸弹，距我们不过百十公尺远近。等到飞机去远，大家重又集合，我向民众慰问一番。知道没一个人受伤，我就说，飞机投弹并没有什么可怕，比如天上的飞鸟比飞机多得多了，但天上飞过的鸟几曾把尿撒到我们头上？（大家听这比喻，都笑得前仰后合）我这样地说，不过为听众取笑，以减轻他们对飞机的恐怖心理而已。不想会没开完，飞机重又掉回头来，在会场北面的路上，连投炸弹数枚，炸了数个四五丈深的坑，徜徉而去。这回民众再没有逃的，都能镇静不害怕了；于是和父老们谈谈问问地方情形。那时张宗昌部队刚被我们打走，地方被其蹂躏，人人怨苦。一位老农人说，他家里牛羊都被宰尽，甚至连狗亦被杀了吃掉。另一位说，他家里专以养鸡为生。可是张宗昌军队先来要蛋，蛋吃完了，又要鸡，弄得鸡种也绝了。又有一位带我去看他的住屋，他家住在铁路北面，曾被张宗昌的白俄军队暂住数日。那些白俄故意糟蹋百姓，把蒸馍用的蒸笼里一层一层都拉些粪，烧锅不用柴炭，把门窗凳桌一一劈毁，作为燃料。像这类的见闻太多，不必细举。我曾将他们的暴行作为诗歌，刊之报端。受害人民之过于穷苦者，并设法予以相当救济，使能之重理生业。

俘虏中有白俄五六百人，多半连同钢甲车一并俘来。他们都是直奉军阀雇用的，只为吃饭挣钱，别的都无所谓，其中多机械技术人员。解到后方，弄些好吃的款待款待，派了几位善俄语的人与他们谈谈。他们高兴得不得了，欢天喜地地唱歌跳舞，以为娱悦。其歌舞有的很是粗鄙，有的很文雅。又上次在卫辉附近俘白俄甚多，亦予优待，令其各献所长，随军服役。

其他所俘之敌军官兵，亦妥为安置，决不加以杀害。其中有刘志陆一部官兵，皆粤桂籍，解除武装后，拨车送至汉口而后给资遣散，官长每人五元，士兵每人两元，以为他们路上盘缠。原籍山东、河南者则讲话后就地解散。所俘伤兵，都送入医院为之治疗，和本军官兵待遇相同。我以为这并非做慈善事业，而是尽我们的义务与责任。因为祸国的只是军阀，士兵们是完全无辜的，他们一样也是良民，只因生活驱迫（这也多是军阀所赐），始应募当兵，变成军阀爪牙。我们不但不应加害于他们，并且应当寄予同情。两国交战，俘虏且须优待，方算文明，更何况我们是内战？这意思曾向首领三令五申，故办理甚佳。

经过这次大战，直鲁奉以及孙传芳军一蹶不振，暂时再难向河南进犯。同时第一集团军自从徐州南退，因为内部发生了些问题，蒋先生表示消极，下野遄赴日本；而宁汉之间的冲突亦已诉诸武力。革命的友军们，发生这样分裂，使我困处河南，亦无法单独前进。因此在会战结束后，我除尽力关怀宁汉之争，促请蒋先生出山，并催促山西方面发动军事而外，就埋首于自己内部的整顿。第一，就是肃清后方奸慝；第二，就是加紧整饬吏治，以使内部得以健全与巩固。

我自十六年夏间出兵潼关，以至奠定了河南全局，这其间我们是以全力向前进展，未暇顾及后方。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陕、甘、豫境内的军阀残余，最使我们感到不安。其中麻老九据同州，党拐子据凤翔，田玉洁据三原、泾阳，张兆甲部散居甘陕边境。他们骚扰地方鱼肉百姓，无所不用其极，而同时任何人的委任都肯接受，任何方面的命令全不肯听，种种情形，前面已经说过。这种后方的隐患，是绝不能漠视的。因趁此前方军事静止的时候，命宋哲元、刘汝明等率部分别一一剿除。这些妖魔小丑，力量虽甚有限，可是因为在地方盘踞太久，根深蒂固，剿除时颇费了一些气力。其中麻老九为刘汝明所解决，党拐子、田玉洁及张兆甲的残部韩有禄、黄得贵等，则被宋哲元、张维玺先后消灭。

吴新田驻汉中甚久，因闻其搜刮地方，骄奢淫佚，置正事于不顾，以致所部败坏不堪。（我认识他时，他才十八九岁，为人精明干练，实心实意地要往好处走，后来陆大毕业，受很完全的教育只因环境毁人，经不起官僚腐化空气的熏染，弄到这步田地真是可叹）。我想把他部调来郑州加以整顿，一方面使其不致沉沦不返，一方面亦可使我们军力上有所增益。我和他通电数次，他满口答允。可是开到老河口，其部属即全体哗变。后来费尽精力终也没有收拾得起来。吴新田为陆大毕业学生，学识能力都有可观，然受社会恶劣熏陶，竟致如此下场。我真为他可惜！

河南还有一种叫做“妙道会”的民间组织，原是一种宗教团体，为领袖者以刀不入、子弹不过等等邪说，以为号召。愚民无知，受其迷惑，纷纷加入，颇能激动一时。到后来人数加多，胆子也大了，同时军阀们又加以收买，他们公开劫火车、捣乱地方。乃令张自忠负责解决之，经捕获党羽很多，据他们招供是与吴佩孚有关。

关于政治和吏治，在我们觉得比军事难办得多。第一，因为革命正在进行，军事阶段，尚未结束，而军阀连年蹂躏搜刮，地方糜烂，人民困苦，达于极点，一直不能使之苏息。在这样的时期，要想整理地方政治，不免处处觉得矛盾与棘手。第二，我个人是个军人出身，我们的团体，也是以军事为中心的团体，关于人才的罗致与训练，亦向来偏重此方面，政治人才的缺乏，是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在这样的客观与主观条件之下，要使政治与吏治都能纳入轨道，实在万分地困难。

甘肃主席，仍由刘郁芬充任。陕西是宋哲元为代理主席。河南代理主席原为薛子良，继由鹿钟麟任之。后来战事紧张，鹿率所部忙于作战，无暇兼顾，乃又调邓哲熙充任。三省之中，因为河南地位特殊，故尤注意河南政治的调整。为补救人才的缺乏，我特留请王儒堂先生为陇海铁路督办，兼郑州市市长。凌济冬先生为河南大学校长（后来与党部闹意见，学生闹起驱逐校长的风潮。经多方劝导，又复迎凌先生回校）。又由上海敦请江恒源和陶行知1等几位先生前来帮同筹划一切。经详审当前实况，并参照民十一我督豫时的施政大纲，制定了河南政治大纲。举凡一切设施，悉按照此大纲进行。江问渔先生后即留省政府为教育厅长。省政府还罗致了几位地方人望，张鸿烈为建设厅长，张钫为民政厅长。张钫原为吴佩孚旧人，民三时曾为汉中镇守使。我那时用人的方针，是只重人才，不问派系，故张之出处虽有不合，但亦举而用之。可是用人与办事毕竟不是容易的事，后来河南人民对于张钫并无良好之批评，江问渔先生亦以事辞职他去，不曾好好地施展其才华。

1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原名文，改名知行，后名行知。家境清寒，经教会协助，1910年入南京金陵大学。1914年去美国留学。1916年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长。1920年辞去大学职务，提倡教育改造，推行平民教育。1927年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1929年改名晓庄师范。翌年，学校被反动派封闭，逃亡日本。1931年回国。1935年参加起上海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七·七事变后，呼吁抗战，提出抗战教育方案，并自筹经费办著名的育才学校。抗战后期，积极参加反独裁、反内战斗争。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常委。1946年7月25日，因劳累过度，患脑溢血去世。

治豫大纲中所规定的重要事项，就是剿除匪患，普及教育，澄清吏治，禁赌戒烟，提倡国货以及崇尚节俭等项。关于剿匪，由赵守钰、韩多峰两位负责办理民团，赵老成持重诚笃勤劳，多少年来始终如一，身体精神尤其壮健。韩则热诚爱国，不辞劳苦，在河南办理民团极有声誉。禁赌戒烟等项，办理亦有成效。提倡节俭一项，军政人员又能以身作则。那时公务人员真正做到勤劳节俭四个字的教条，不但腐化官僚习气大加洗除，即日常生活，亦尽量地平民化，除非万不得已，不得购用一文钱的洋货，衣服都是布制，吃饭都是一菜一汤，上下一律。建设方面，因在军事时期，地方上过于穷困，所以还谈不上，只因许多民房破烂过甚，简直不能居住，故在开封、郑州建筑平民住宅，使一般贫民得免风雨浸凌之苦，车站附近所建尤多，这也是因为地点适当的缘故。又特别注意一点，即令军政各机关执法人员，严禁刑讯。因为酷刑之下要人家招供什么，人家只好招供什么，任何人处其境地，亦无法自持，尤其像火筷等等酷刑，简直丧尽天良，灭绝人道，开明的社会，必不许有。故查知有用刑讯者，即严惩不贷。后来开封、郑州二地为此事作一大运动，颇为收效。此外还有一些枝枝节节的改革，不必细述。最重要的还是吏治的问题。人选方面尤使我感到痛苦，县长是亲民之官，一切政治设施都得通过县政府，方能达于人民。从前我左右的县政人员都是邓鉴三、薛子良一类人，他们人品方正、办事老练，故能胜任尽职、少有弊病。此时所分发的各县县长，却不能如此整齐。他们认真不苟与勤勉清廉方面，原也是可以信得过的。但一个县长，只能认真办事，只是清正不苟，还是不够，他们更须具有相当的学识与足够的经验才行。而此时的县长，就多缺乏这些重要条件。现在举几件事实说一说，以见当时情形的一斑。

鹿钟麟代理河南主席时，分发了一批县长。有一天我问他，他们在地方办事，成绩如何？鹿就将所知情形，一一详告，其中多是能吃苦耐劳认真做事的。如贾德润于民十一年曾为淮阳县长，处处实做，深得民心。有一次土匪攻城，他亲率县队，光着膊子与土匪抗拒，终将土匪击退。此时仍令他为淮阳县长，兼行政专员及民团司令。办事极是努力，可是存心虽好，却以经验不足，不知民情，不免有些操之过急的地方。比如对地方土豪劣绅严加约束，不给面子，又常常出去捉赌。有一次在淮阳一个庙会上拘捕赌徒，得罪了不少的地方人，后来竟被人民假扮土匪将他打死。又有李团沙，曾为本军团营长，为人极是洁身自爱，处处想往好里做。此次任他为县长，八个月后，他回开封述职，问他地方政情，他说：“我这一县的人民素来以好讼出名，可是我到任以后，一件官司也没有了。”

“你怎么办到这样地步呢？”

“到任的第一天，就有两个兄弟为家务纠纷来打官司。两个人在公堂上各执一词，互相争辩，使人无从判断是非曲直。我就说，不管你们谁有理，你们是亲弟兄，竟也要打官司，就是好讼，就是不友不弟，也就是不孝。我要先办你们这好讼和不孝的罪！于是各打一顿军棍，使之背脸跪在县府门前。同时对围看热闹的人讲了一番话，本县长最厌恶好讼的风习，若有人来打官司，我就先打他二十军棍！这一下把人民弄怕了，故八月之中，无一件讼案。”

陕西凤翔县县长刘砚金，也有和这位为民“息讼”的李团沙相同的做法。他在任内，最注意卫生清洁的推行。每天早晨起来，就赤着脚，裤筒卷到膝弯上，手里拿一根棍子，亲自到街上去查清洁。谁家门前有污秽垃圾，他就抓出家长来，用手里棍子大打一顿。他每天要走遍满城的街道，满城的住民都有挨打的危险。他问案的时候也是光臂赤脚，把脱下的褂子搭在肩上，蹲踞在公堂椅子上面，宛如窦尔登的派头。诉讼者三句话没说得好，他就给他一顿棍子，打得人民含冤莫伸，敢怒而不敢言。

李、刘两个县长是办事鲁莽、好打百姓。河南新安县更有一个县长，因为办事不通情理，反挨了百姓的一顿打。那时陕、甘、豫各地都厉行放足运动，各县设有放足会，劝导妇女分期放足。第一期为准备期，第二期为实行期，第三期为检查期，每期三个月。这也是治豫大纲上面所规定的办法。这位新安县长到任的时候，正值检查期。他亲自出外检查，走到街上恰好遇着一个缠足的新娘子，还没有遵令解放。县长一怒之下，就迫令她在街上立刻解除缠布。这事引起观众的反感，人人愤慨难制，于是群起用砖块瓦片把他痛打一顿。时邓哲熙为代理主席，当即把他撤职。那时我在新乡指挥战事，这位县长即跑来见我，以为我是极力提倡放足的，他正是照着我的意思办事，如今受了撤职处分，未免觉得冤屈。我告诉他说：“像你这样鲁莽灭裂的办法，不但应该撤职，而且应该监禁！”从前邓鉴三先生为湖南临醴县长，也有挨家挨户劝人放足的事，但他却办得合情合理。第一，他在任日久，与百姓已有良好的感情；第二，他劝人放足，先把人家父母请出来，和他们详详细细地痛说缠足的害处，慢慢说得父母们都心动了，而后再令自动实行；第三，他在检查的时候，也只是好言劝说，决定不直接去和少年妇女交涉—他以一个年老的人，劝到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放足，也决不致于引起人们的侧目。我把邓先生的例子详细告诉了这位县长，为他把天理、人情、国法三者，反复详论，使他明白自己办法的不当，他才恍然大悟了。

此外还有一位李相寅，亦在河南为县长，后来升到专员，办事颇能认真，可是私行不检，他在任上竟恋爱了一位女教员，使本地方父老大为不满，于是亦只有把他撤差。

上面所举的几个例子，都是用心很好，而办法太坏，毛病就在于学识不足、经验缺乏。这原也难怪他们本人。他们多是军人出身，年纪又轻，叫他们去做县长，根本就已不合情理（原是做厨子的，不叫他做菜做饭，却叫他做衣服，岂不是大错而特错）。我常常和薛子良等谈此，以为是我们自己不可掩饰的错误，真是对不住国家，对不起人民。但是除了这些半路出家的县政人才而外，我们的政治干部在哪里呢？这必须早有预备才行，决不是空口说白话所可奏效的。

总司令部政治部自刘伯坚走后，即由郭春涛、简又文担任正副部长，总部党务由凌勉之担任，宣传处长由孟宪章担任，总部秘书长原为何其巩，后何请假他去，即以黄少谷继任。郑州会议后成立开封政治分会，顾孟余、徐季龙诸先生，均为分会委员，实际负责人则为邓飞黄，亦中央派来。有朋友在我面前说，邓好用私人，对其不满。我倒觉得不然。我说邓先生二十来岁，刚从学校出来，认识的人不是同学，便是朋友，不用同学或朋友，另外再没有熟识的人。所以我常常和朋友们说，我终天忙于治军，你们有适当的人才，请多多地介绍前来，我们是极端欢迎的。

为了补救行政干部的缺乏，特利用上述的政治机构举办了几个训练班。政治分会成立了一个政治训练班，由邓飞黄专主其事；省政府成立一个县长考试委员会，由王铁老为委员长，专门考核并训练县政人员；又由薛子良、余心清办一讯政学院；李世军主办一农村训练班。这些训练教育的机关，都办得有相当成绩。经此一番振作，基层政治的推行，虽不能说从此就尽善尽美，但比较以前总算进步得多了。

训政学院的办理，因薛子良、余心清悉心努力，所以显得很有朝气。那时我常到学院中参观，看看学生的生活，谈谈规定的课程。有时找我讲话，我即在操场上和学生们谈几句，学生们都很活泼。除功课而外，于身体的锻炼，亦甚注意，他们的运动器具，都是西洋的一套，和普通的新式学校完全相同。这个我总觉得不妥。我常常发狂论，以为新式运动，好是很好，只是所用都是洋货，比如踢足球，球是外国货，鞋也是舶来品；打网球，网、拍子，无不是美国来的；排球、棒球、篮球亦无不如此。打球我一点也不反对，我只反对这样疯狂地为外国人销货。这也是运动，可实在是少爷小姐败家子的运动。要活动身体，劈刀不行吗？舞剑不行吗？摔跤打拳不行吗？中国的十八般武艺，没一件不足以使我们出一身大汗，活动全身血脉筋骨。你说那些玩意儿太陈旧了，可不知道西洋的一套田径运动，也是从希腊罗马时代传下来的。我们既不能好好继承古昔遗产，而发杨光大其精神，又不能按照民族本色，另外发明些新鲜活泼的玩意，一味地只是盲从西洋，忘记了自己是个破破烂烂的农业社会的农业国家，想起来这真是我们的大耻辱。

李世军主办的农村训练班，隶属于总政治部。一日政治部副部长简又文来见我，气愤愤地要求辞职，说政治部里出了不名誉的事，使他无法处理。经我一阵追问，他始说出李世军和部中一位女同志有暧昧关系，晚间，李常到那女同志屋中去睡，已经闹得不成体统。我听简又文如此说，不禁笑了。我说：“这事好办得很，如果李世军是强迫的行为，那女同志势必向你申诉，你自然应当按法办理。如果是两相情愿，出于自动，那你又何妨成人之美？除此之外，你认为此事有碍部纪，那你把他们记过也可以，申斥训诫也可以，甚至开除也无不可。自己责任内的事一样都不办，就要跑来辞职，岂不是和我为难吗？那又何必呢！”

经此一说，简先生方回去查问去了。那时前方战事正紧，他们却在后方闹这些麻烦，真是可笑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