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大战爆发，原是我们中国努力图强的大好机会，不幸专横不法的军阀们却只知有自己，不知有民族国家。他们正做着武力统一的迷梦，一心进行自相残杀的内战。那时以推倒复辟三造共和自居的段芝贵先生，利用他总理的地位和广众的党羽，把持中枢，破坏法纪，简直一意孤行，为所欲为。孙中山先生致函劝导他恢复国会，他不肯接纳。广州乃有军政府的组织，努力护法运动。自此南北界限益趋对立，军阀们必欲实现武力统一、消灭南方势力而甘心。大局糜烂到这样的地步，稍有人心者无不渴望消弭战祸。但可痛心的是一般握有军事实权的师旅长们多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照旧过着他们淫逸骄奢的生活，国家大局、自身职责，他们简直一点也没摆在心上。
那是七月下旬的一天午后，段芝贵为讨伐复辟胜利，在陆军部开了一次盛大的庆功宴。团长以上的官长都被邀约，共到了二三百人。段总理亦曾出席。人数太多了，座位不够，大家都站着吃喝。没吃到几口，段芝贵就讲话说，打仗的事，这是开头，以后还尽有的打，请大家好好准备。我们中国局面，是越打越统一，越和让，越分裂。只有用武力始可求得统一，这是一点不错的道理。今日谁要障碍我们的统一大业，我们就打谁。不管他湖南也好，两广也好！一口气讲了四五十分钟，主要的意思就是这几句。段芝贵讲完，另外还有两位讲话，也是大同小异的意思。我听着这些鬼话，知道内战又要开始了，不禁只是摇头叹息。同时我也听到座间有人低语，一个说：“这是胡说了！这是胡说了！”一个说：“这次打完张勋，怎么还可以再打？”另一个答道：“实在再也不能打仗了！”
段芝贵这人利欲熏心、老奸巨滑，一向以来都是以国事为玩笑，不但许多将领为他所玩，并且老袁也是被他玩完，而今老段仍被他所戏弄了。
会散之后，接着属南苑陈光远师的李星阁旅长，又借前门外掌扇胡同内张锡元的一位朋友公馆里请客。被约的有吴佩孚、李星阁、张锡元、王汝勤（八师十五旅）、张玖卿（八师十六旅）和我等一共九位旅长。大家到席，有些先生们就写条子叫局，每人叫两个。原先大家还讨论着段芝贵的那番话，有的说：“他要打就打，他是什么东西！”有的说：“实在不能再打了！”七嘴八舌地谈着。到后来，他们把重要的题目放到脑后去了，大家改了话题，谈嫖、谈牌经，谈女人漂亮。我看见他们写条子叫姑娘，就离席出去。走到掌扇胡同口上，那里有许多叫街吃的乞丐。离我最近，有一位老婆婆，白头发，破衣服，大约六七十岁，正张着瘪皱的嘴巴叫喊得热闹。我就走过去和她说：
“老太太，那边公馆里正有人请客，我带你到客厅里去叫喊，你叫一声，我就给你一块钱。叫两声，给你两块钱。你得使劲叫！”
老婆婆又是惊奇，又是高兴，半信半疑地跟了我进去，靠在客厅门口，大声地喊起老爷大人来。这一喊，把大家都愣住了，他们笑又不是，恼又不是，都把眼睛看着我。
李星阁说：“准是冯先生喊她进来的！”
我拿了五元给那老婆婆，李星阁就问我：“你有什么话要说？请你说吧。”
别人也说：“你一定有话要说，不然你不会闹这个恶作剧。”
我就站起来说：“段香岩（段芝贵字香岩）先生在陆军部说的那番话，我们应当好好讨论一番。眼看着内战即要发生，我们是现役高级军官，此事于我们有很大的关系。民国以来，连年内战，人民受尽苦难，国家衰弱到极点。无论从哪方面说，我们再不能使内战发生。这次讨伐张勋，是为铲除帝制，保卫民国，实出于万不得已。幸而战事很快就结束，这是千幸万幸的事。现在欧洲正在大战，我们对德国也已宣战，若是不打算图强，老是自己打自己，怎么对外？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存亡，都负在我们肩上，我们应当痛切地觉悟到内战的罪恶，从今天立下决心，发个誓言，若再有内战发生，我们要坚决拒绝参加。并且尽自己力量反对内战，制止内战、随口谈谈说说是不够的，必定要真正地立下决心。国内诚然有许多问题须待解决，但并不是非用武力解决不可，尽有和平合理的路径可循的，只有和平才是救中国唯一路径。我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赞成我这点意思，答允我这个反对内战，制止内战的要求。”
那时段总理大权独握，一意孤行。此次重新登台，不管国人如何呼吁，他亦无意恢复非法解散的国会，反倒另外召集一个为安福系御用的临时参议院。又以对德宣战为借口，向日本举行大借款，扩张其个人武力（成立所谓参战军，有线电、无线电、军医等项应有尽有，都分别设训练班，聘日本人教练。又新办械弹大炮极多），以贯彻其武力统一的主张，而完全投入日本的怀抱。综计民国六七年间，借款数额业经公表的即达三万万元，所谓秘密的西原借款尚不在此数之内。他这祸国殃民的干法，稍以国家为重者无不反对。中山先生在广州组织军政府，便是这一反对力量的代表。我那时身为老段的部属，无法表现我的意志，来反对他的行为，心里的苦恼是不用说的。一般同僚，终日荒唐淫乐，对于这次即将爆发的内战，虽也觉得不应该，但他们并无心来设法制止，设法拒绝参加，不过随口谈说一二，也是面子上言不由衷的话，好像这不是与他们自己有关系的问题，一转身就完全把它置之脑后了。我这番讲话就为增强他们反对内战的自觉，让他们认清救国的道路是对内和平不是对内战争，要请大家团结一致，拒绝参战，不做老段的工具，以消弭战祸于无形。我也深知这个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是白费的，但总觉得我们在座的这九位旅长，握有相当强大的实力，若真能团结一致，必可左右老段。所以我一个冲动就说了，不管效果如何，至少我心里痛快一些。
我的话说完，大家都不假思索地赞成，答允一致反对参加内战。其中第八师王汝勤和张玖卿两位尤其表示热烈之意。
但一切努力毕竟都是白费气力。嘴头满口说不打，说说算了。当时没一点办法，没有一点组织，不能使当日大家的话坚守不渝（大错特错在此）。席散之后没有几天，李长泰即调升步军统领，傅良佐派为湖南督军，一些旅长们一一升官。随傅良佐入湘的有范国璋的第二十师和王汝勤的第八师等部。傅良佐一到任，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即宣告独立，战事从此开始。我写信给王汝勤，问他还记得那次我们在掌扇胡同的诺言否？他回信说：“我奉的命令，实在没有办法。”
湖南战起，福建也被护法军攻击。那时福建督军李厚基，怵于护法军的声势，叠次电请老段增援，急如星火。一天段先生派徐树铮来找我，说将调我增援福建，为我增加一团人。将来我的队伍可由火车赴上海，由上海再乘轮船赴福建。说了一回，我即预备招兵。当派李鸣钟赴河南归德一带招募，编成一个补充团，又名第三团，九百人为一大队，三大队，共二千七百人。以后国民军后起将领多归德府人，就多是此次招募而来。
准备了一个时期，即要开拔。那天段总理约我去谈话，和我说：
“你要开拔了，我有几句话要和你谈谈。……”
当时他说出三件事：一、叫我和陆朗斋将军不要常常来往；二、叫我不要和国会和民党议员有来往，小心上他们的当；三、此次作战，要尽力节省子弹。他说的国会议员是指的刘冠三先生等。
我回答道：“总理说的第三条，意思极好。我回去定和官兵们多讲几次，叫他们切实遵守。至于陆将军，他是我的老长官，和总理也是老朋友、老同辈，我今天就是打个通电，说我和陆无关，哪个肯信？现在国家大难当前，还希望总理与陆将军多多谈谈。陆将军有胆有识，愿总理与陆将军亲之信之，一定与大局有益。你们和和气气，共谋国事，我们后辈小子看着也学个榜样。说到民党议员刘冠三先生，他们是人民的代表，都是真正革命的先进，纯心爱国爱民，极可钦佩，我和他们接近，得无穷的益处。就是总理自己想必也认识他们的。希望能多多找他们大家来谈谈。这些，必定有歹人在总理跟前进谗言，很危险，还望你多多注意。我是年轻人，不免乱说话，请总理接受了就好了。”
段先生笑了一笑，说：“你说得很好。”随又说，“好吧，你快收拾收拾走吧。”
后来陆段终成仇人。徐树铮杀陆于天津，闹出了大乱子，都是排除异己、一意孤行的做法。
这年天津一带大雨成潦，津浦路北段被水隔断，不能通车。那时国局正紧，命令不许耽搁，叫我们绕过津浦路，从廊坊转丰台到长辛店，搭平汉车转陇海路至徐州，而后再开上海。可是当时陇海路系我国借款修筑，军队乘车，必须先交半价。陆军部无法，转请财政部交涉，结果还是付了一半价钱。我方率部开拔，已经耽搁数天了。借外人资金筑路，简直是亡国的办法。办事的人非洋奴，即卖国贼，办事不力，当初成约时也不订个明白，怎么连本国的军队都听其不许通行？国家有事，铁路不许运兵，从何说起！我真看透政府负责者是些什么东西了！
我们到了彰德，看见站上停有一列专车。我派人打听那是谁的车子，站上的人说：“不能说不能说。他们不许说。”后来我知道是傅良佐的专车。原来他在湖南吃了败仗，督军干不成，偷偷逃向北京去了（当时揣测他回京后，必受相当惩罚，可是结果一点事也没有。由此大家益知段先生无是无非）。
队伍到了浦口，即在浦口及浦镇两处搭帐篷住营。江苏督军李纯非常殷勤地招待我们。一次和我单独谈话，谈起这次内战的问题，我说出我的意见，他很是高兴，和我说，冯代总统也是不赞成内战的，他自己亦是主张对南方和平解决。谈得投了机，他说：“既这样，那好极了，你就在这里住着，不必到福建去了。你部队的给养，完全由我供给，没有什么难的。”我当即决定暂驻浦口，静待和平消息。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冯代总统授给他的意思。
李纯本是第六镇的协统。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在石家庄被刺后，他即升为第六镇统制，后来因打九江有功，升为江西督军。他素与冯国璋步骤一致。冯为副总统，他即调升苏督，赣督改陈光远，第六镇统制的缺则由马继增补上。马统制在把队伍调开湘西的时候被刺而死，遗缺又由一日本留学生周某升补。周某到差不久，患了神经病。此时这个统制的缺，应由本镇十一协统张仲和升任。可是有一位齐燮元，是个有名的“担子钩载笔帽”，双料的尖头儿。张仲和弄他不过，统制的缺竟被齐燮元抢去了。这时第六镇也驻在南京，齐燮元飞扬跋扈，处处显出骄横之气，上则使李督军感尾大不掉之苦，下则使张仲和一班部属事事为难。
谈到张仲和，我们是很熟的朋友。他是河北获鹿人，字政之。因为他性情爽直，大家送他外号叫做张飞。他是速成科第一班的学生，后来又在陆大毕业，学问颇有根底，作战也很勇毅。我当司务长的时候，他当排长，终日在一起过活。此次我到浦口，差不多每天都见面，无话不谈，感情很是融洽。本以为他前程万里，不可限量，哪知他此时已给自己掘好了坟墓。他为他的家庭纠纷所苦，一气之下，竟得了一种不能说话的病，过了两年，就与世长辞了。原来他是贫苦出身，在家时只读过两年书，做小生意度日，设法自给。光绪二十八年入伍当兵，因为为人聪明，由兵挑入练官营，由练官营挑到速成学校当班长，从此一帆风顺地迁升上来。他家里有父母妻儿，还有一个弟弟，大家融融和和，毫无缺陷，原是一个很快乐的家庭。光绪三十二年，他当队官守卫北京后门西首的皇化门时，我驻在南苑。一天，他来找我，说要帮助一位朋友完婚，向我借些钱。我借给他几十两银子，从此久不见面。哪知帮助朋友完婚的话完全是谎，倒是他自己在北京娶了一位姨太太。我那时血气方刚，听说很是生气，写信把他找了来，很严厉地说了他一顿。我说：
“你太太千辛万苦地侍奉你的父母，养育你的孩子，哪一点对你不住？你自己是当兵出身，从贫苦中磨折出来，你现在干这种荒唐事，你问心无愧吗？从此咱俩不算朋友，我和你今天划地绝交！”
他的勇于认过的精神，真叫人佩服。经我这一说，他就当面认错，并且跪在地上，求我原谅他一次。因为已经生米煮成熟饭，无法挽回了。最近他到湘西驻防，手里更阔绰了，花了一千多元，在常德又娶了一位窑姐儿。带到南京，和家里的太太一处住着，天天吵闹怄气，没过一天好日子。可是他瞒着我，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些情由。一天李纯做生日，他在李公馆穿着大礼服，戴着白毛的礼服军帽，忙着招待客人。不料就在此时，他的姨太太席卷了他的仅有现款，和他的一个马弁私奔了。他的太太发觉了此事，怒气冲冲地跑到李公馆找他，在大庭广众之中抓着他的衣领，大嚷大骂，哭闹不止，任谁劝解，都不听。他受了刺激，突然昏晕在地，从此患噤口病两年，终于不治。关于仲和的一生，我至今仍不禁感慨系之。他本是个有志气、能干的人，我知道得非常清楚。却禁不住腐败社会的熏陶，三朋四友，目染耳濡，他就一蹶不振。国家把他教育起来，正当他长大了，能立足了，指着他来好好做事了，然而他却堕落了，作起恶来了，结果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国家。我亲眼看见无数年轻有为的朋友如此葬送前程，张仲和不过是其中之又一实例罢了。
我在浦口驻着，致全力于部队的训练。我觉得我国的军队非不多，然而外患不能除，国耻不能雪，国家主权继续丧失，内战连年频仍，而且多数军队纪律败坏，战斗力不强，推其缘故，大部分因为军队不重训练。有的仅知注重战斗技能的训练，而忘记了精神道德的教育。盖军人如真有道德的自觉，即无争权夺利之祸；真以保国卫民为天职，即无专横放纵之习；真以军纪为性命，则必无贪生怕死之心。须先使这些条件具备，而后才谈得上战斗的事。我为实现这个理想，所以加强官兵的精神教育。那时新编一本《战阵一补》，分四篇，共一百五十余段。内容取材于历史上的故事。每个故事都用浅显的词句写出，而后加上几句按语，使意旨更加明白。如苏季子发奋刺股的故事，田单守即墨的故事，周亚夫细柳营的故事等等，许多历史上可宝贵的事迹都分门别类搜辑出来，印发给官兵们细谈细讲。此外早晚讲话，室内上课，也都三翻五次地讲说爱民爱国的道理，全旅一体集中于此事，不得懈怠，当时很收了一番功效。
浦口东西北三面都是圩田，阡陌纵横，一望无际。有些弟兄们在休息的时候，喜欢到田野间走走。一次，一个弟兄在芦苇地里刨着玩，刨着一个疙瘩，像蒜类的一种植物，一时好奇，就用牙齿啃着尝尝，立刻把嘴肿了起来。后来请军医医治，多天才好，不知究竟是什么东西，只啃了一下，就中此大毒，若是吃了下去，一定不堪设想。神农氏尝百草教民稼穑的神话我不相信，但世界上何物可食，何者有毒的知识，必是人类经验的积累是无疑的。想着世间的毒物有多少，遍地都有致人死命的危机，我们祖先该有多少性命因此牺牲，而后才留给我们今日的一点关于吃的知识。《本草纲目》一部薄薄的书，正不知多少性命换来的！我把这事多次用作对弟兄们讲话的材料，归根也是引申到爱国家爱民族的结论上面。
那时官兵中有许多爱踢足球的，其中孙良诚踢得最好。他们组织了足球队，常常和南京的学校比赛。一次和一座学堂赛球，踢完了，两方同到西餐馆去吃饭，借以联欢。我们的球员都是北方大汉，像水牛一般结实的老粗。他们坐下来，菜上得太慢，等得不耐烦，于是大吃面包，来一盘，吃完，又要一盘，再吃，一气吃了无数盘，牛油、果子酱也都吃得干干净净。侍者看得着了急，对他们说：“吃西餐不是这样吃的呢，先生！”他们也不会用叉子、刀子，胡乱把东西弄到嘴里算事，侍者也觉好笑的。吃饭的事，中国和西洋不同。中国吃饭是以吃米吃面为主，西洋却是少吃饭，多吃菜。老粗和文雅之流又不同。老粗只知吃，吃饱了就完了。上层社会却还要讲究礼貌，讲究体统。在浦口，和南京的社会接触很多，我怕他们老是闹笑话，不能与当时的环境融和，所以特编宴会须知、介绍须知、接谈须知等，散给官兵们学习。
我自己也常常因事过江，那时赵登禹为我的马弁。一次从南京回来，上了轮渡，赵登禹鞋带散了，蹲下来系带子，刚刚弯下腰，身上挂的一把手枪就掉到江里去了。赵登禹急得脸红耳赤，不知怎么好。我安慰他说，不要着急，慢慢地想办法，就去和百姓打听，说明了情形问有办法没有。江边草棚里有个百姓说，这丢不了的，可以找“水鬼”去捞。所谓“水鬼”，就是一种熟习水性的人。当时找来一位，给了他钱，他跳下水去，一会儿工夫就把手枪捞上来了。北方哪儿见过这个，都惊喜得不得了。
这时陆绍文也在李督军处为团长，带着三营人。他自己在城里一个僻静地方租了三间房住着。我有时去看看他。一天在那里遇见了汪精卫，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或是奉孙总理之命，来与李督有所接洽，我并不知道底细，只知道他在宁颇为活动而已。时谭组庵先生住上海，曾派了人来送给我一副对联。
有一天接到李督军那边送来一件公文。封面明明写着第十六混成旅冯旅长等字样，可是拆开一看，却是一件给陆军部的咨文。我拿着这件莫名其妙的公文，很费踌躇，若是拿去见李将军，那他们办事的人怎么受得了？若是不问，那这到底是通知我什么事，我就无法知道。想了想，究竟应当以公事为重，我只有去找李督军。谈了几句，我就说：
“这里有一件公事，我来打听打听。”
他接过去一看，脸都气红了。半晌才说：“你看我们倒霉不倒霉？这办公事的人太岂有此理了。真是对不起冯旅长。”立刻把公事拿去查问。
我觉得这虽是偶然的错失，但实在不可原谅。我想，我们平常要做件衣服，知道去找裁缝，而不去找术匠、泥水匠；做一餐饭，知道找厨子，而不找裁缝，或修脚的。唯有公家的事，却不管这些。大家都要用乡亲，用本家，一些吃喝玩儿乐的专家们。能不能办事，能不能胜职，都不去管。再则，我们用把刀，也会常常看看它锈了没有；用个碗，也常常看看它是否有毛病。唯有国家用人的事，却听其自然，不查看，不训练，大家鬼混着糊弄过去。要不然，国家政治吏治，大事小事，怎么都弄得一塌糊涂呢？
李督军有一位秘书兼顾问的名施愚，四川人，前清翰林，据说很有名望，是李督军的大谋士，为人又矮小又瘦弱。有许多次他约我去谈话，公开地躺在烟灯旁边，泰然自若，那种腐败颓废的样子，叫人没法看得惯。他约我谈话的时间，老在夜间十点钟以后，一谈就谈到夜半十二点，看情形，他每晚非到两三点钟不睡。我不懂为什么那样才叫做文明，那才是有学问。这人李督军非常信任他、倚重他，重要的事都由他决策。
李督军有一次请了营长以上的部属会议。名叫会议，实际是找去训话罢了。我也被约参加。我看见屋子的每个角落上都站着手枪兵，警卫森严，箭拔弩张，好像布置了阵地要和谁开火似的，看着极不顺眼。我想，这倒是防谁呢？都是你的部下，怕什么人谋害你呢？又有一次请客吃饭，也是这样的布置，真叫客人看着难过。这种派头太欠研究，一点亲爱真诚的精神也没有，叫人怎能起好感，怎能和他同生死共患难？这完全是官僚军阀派头，从满清家学来的。
李纯那时四十多岁，浓眉大眼，鼻头端正，相貌很雄武，长处是勤勉、细密、精明、干练。记得他在南宛当协统，那时营房还没有盖成，划了很大一块空地，归他营子里。那空地上种的尽是麦子，麦了收割了，他没有报账。他有位营长，叫做殷大头的，最是难斗。殷大头和人说，李协统收了几千担麦子，自己收着不报账了。李弄得没有办法，召集了一个会议，说买了多少多少农具，买了多少多少用品，账目拿出来，都一笔笔写着。而后把账报上去，大家都没话说。他平日一个小本子不离身，和谁说话，就把那小本儿掏出，看着，从厕所说到大厅，从天亮谈到天黑，一件也不遗漏，可见他的细致处。他的毛病一是好铺张，喜排场，总而言之，是要讲究官僚派头。他在南京做寿，闹得全国鼎沸。试问这究有什么意思？可是他就爱这一套。二是对部属暴躁，不知爱惜。记得那年河间秋操，军队到涿州，一路自行演习。兵们闲着，有许多跑到街上溜达，军民混杂，显得很不好看。他气极了，穿了一身短毛冷衣，带着一个马弁，一手拿枪，一手拿鞭，在街上巡查，见兵就乱打。秋操回来，下令检看皮鞋，检看皮背包，要弄得干净整齐，不然也是打罚。这都是好事，应当注意的。但不当不事先说明白，更不应当如此暴躁，弄得下级官和兵们都敢怒不敢言。用水洗身，是好的，若用滚开水烫，岂不把皮肤都烫坏了吗？到民国九年，李督军即突然以死耗闻。
过了不久，福建督军李厚基派了代表到浦口，促我早日赴闽。那代表名叫关吉胜，号润斋，是我从前熟识的人，曾在保定练军中当过右哨哨长。因为他善于逢迎，手段又辣，横竖都不让自己吃亏，所以人家给他取个外号叫做八面斧，又叫大砍刀。比如有件事于他不利，他施一个手段，就是一斧，结果他不吃亏，倒是别人吃了他的亏。他一直在福建办监务，很赚了一些钱。他有两个儿子，一叫中儿，一叫丑儿。中儿自小不成器，很早就死了。丑儿也是狂嫖滥赌，把他父亲挣的家产几年就挥霍完了。足见做官的只知刮钱，不替国家出力，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此外我还有一点意思，军政界做事的人，在家庭的时间少，本就没有空暇来教育其子弟，若再行为不检，做了子弟们的不好的榜样，那真就害死了子弟们了。
关吉胜传达了李厚基的意思以后，我不便一口拒绝。我就说：“若乘轮船去福建，是很不妥当的。陆军在轮船上没有还手的力量，过去被南军打沉的轮船已经多艘了，我们再不要踏这个覆辙了。我打算走浙江仙霞岭，由旱路开去。希望你能赞成我的意思。”谁都知道，这是一条最迂远的路。我的意思就是拖延时间，不愿参加那祸国殃民的内战。
因为许多有力军队不肯附和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的主张，奉命南征的北军，各方面都惨败了。李厚基吃了南军的亏，已经不能支撑。入湘的队伍败得更惨，有一位朋友，在九旅长会议的时候，他本也是不赞成内战的一个，可是不久傅良佐督湘的命令发表，他竟自告奋勇地要去，托人情、走门路，得以随傅入湘。不想一到湖南，就闹了个全军覆没，只剩下他一个光杆的旅长。我听到他的败讯，派了人去安慰他，他对我的代表大哭不止。幸亏他手段高妙，后来段先生拨给他全部枪械，他仍然招起一旅人来。第八师也是丢盔抛甲、溃不成军。最惨的是第二十师，溃退时，是二十师督后，当部队经过长沙岳州之间的那座大铁桥时，师长范国璋也在南军追击中仓促逃退。后面是生龙活虎的追兵，前面桥上正走着他的部队，拦住他的专车通不过去。他一时情急，竟不顾一切，把火车从自己部队的身上冲过，弟兄们让不开路，被火车碾得断腰折臂，血肉模糊，轨道两旁的尸体堆积如山，河水也被鲜血染红，真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这就是段祺瑞武力统一迷梦的结果。
南征的部队惨败至此，冯代总统和段总理主和主战的论争愈趋愈显著，愈来愈激烈了。到后来，冯国璋借口检看军队，特意南下，要和李纯等商议直皖系分家。他由丰台到郑州，由郑州经徐州到了蚌埠。皖系健将倪嗣冲（时任皖督）就去见他，拉着他的手大哭，说：
“总统！现在国家已经危险万分，我们北洋派也到了危险万分的时候。你看南方的势力这样嚣张，还有小人在总统跟前挑拨，说你是直派，说段总理是皖派，说您俩闹意见。现在又造谣言，说直皖两派要分。若真的分了，我们自相水火，那北洋派就完了，中国也就完了。”
左哭右哭，左说右说，终于说得冯代总统动了心，也哭了起来。于是立刻中止赴南京，半路折回北京，从对内主和一变而为主战，完全做了段先生的尾巴。从这事可以看出冯国璋真是毫无主见的人。那时人说北洋派有三人为龙虎狗，即王聘卿是龙，段祺瑞是虎，冯国璋是狗。话虽不免过于刻薄，但冯之无毅力、无定见，实在叫人难于佩服。
倪嗣冲这人是个彻头彻尾的军阀，在他的心目中，没有人民。历年以来，他都是站在反对人民的一边。谁和人民站在一边，谁就是他的死仇。他在安徽做了几年督军，安徽人民被他压迫，日在水深火热之中，真是痛苦难言。后来他得了一种神经病，成天关在一只玻璃箱子里，终于半身不遂，医治无效而死。
冯代总统回到北京，就调我往援湘西，命令一次二次地催迫，我只是不理。后来李纯也来催我开拔。我说，冯代总统主张和平救国，赞成我拒绝参战的，现在为何又一变初衷？这样反复无常，叫我太为难了。李督军说：“现在情形不同了。你只要开出江苏省界，什么都有办法。”原来李督军是完全跟着冯代总统走的，冯主和时他也主和，现在冯主战，他也就主战了。我刚到浦口时，他留住我，此时他又迫我离开江苏，滑头滑脑，不敢担当。我把这些人的灵魂都算看透了。
不久冯的卫队旅开始出动，李督军的部队也纷纷调赴前线，原来主和的人至此自己也出兵参战了。情形真是完全不同了！
此时已经不容我不离开浦口。开拔的时候，我要了四艘大轮船，每一艘上乘一混成团。船舱有好几层，最上一层有大菜间，很是阔绰。这是我第一次乘长江大轮。我沿途打着主意，在安庆略停，到九江又停了一停，觉得还是武穴好。到武穴，一登岸，我即发出通电，主张对南停战，和平解决。
我在一月十四日和十八日发了两个通电。第一个我痛言内战的非计，劝南北两方各守疆圻，互不相犯，徐图解决之策。有言曰：“最无意识最无情理者莫过于此次之战争，阋墙虽凶，终为昆弟，败不为辱，胜不足荣，一误已甚，岂堪再误？以言外侮，则协商啧有烦言，日人强设民署，德俄媾和，尤为可危；以言内政，则同胞死于兵燹，死于水灾，疠疫流行，僵尸累积，哀哀万民，几无生路；以言财政，则罗掘俱穷，公私交困，借债生活，朝不保夕；以言军实，则数战以来，损失无算，军械借款，徒召亡国。蔽于感情，激于意气，视同胞为雠仇，以国家为孤注，言念及此，可为痛心！民国主体，在于人民。民心向背，所宜审察。置民意于不顾，快少数之私愤，成败得失，不难立辨。……玉祥分属军人，唯念国家养兵，所以卫国。总统为一国之元首，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使元首而果主战，敢不唯命是从？然元首始终以和平为心早为中外所共知。讨伐之命，出于胁迫，有耳共闻，无可掩饰。此玉祥不敢冒昧服从，以误元首而误国家也……”
第二电更直接指出段祺瑞地域观念的谬误，主张恢复国会，以伸民意。有几句说：“此次之战争，人以护法为口实，我以北派相号召，名义之间，已不若人，况乎民意机关，已归乌有。今之主战者，咸以前清庚子端王刚毅之见为心，何足以代表全国人民之真意？存亡所系，谁敢苟同？是以将领有不战之心，军士无必死之志。长沙先溃，岳州自崩。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也。……若以受挫于南，视为大辱，试问较之外国孰重？不与外人较雌雄，只与同胞争胜负，无论成败，同属自残；即获胜利，讵有光荣？……为公理及正义而战，虽败亦荣，为意气与私愤而战，虽胜亦辱。祥虽不敏，审之熟矣！唯望国会早开，民气早伸，罢兵修好，早定时局。”
电中更有“对德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两句，使段先生最为难过。
这两个通电发出，使段先生以狭隘的地域观念为号召的阵容，很起动摇。他的武力统一的计划，中途受一很大的挫折。那时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刚刚攻下岳州，看到我的通电，立刻响应，寄电信给我，希望我坚持到底。可见他一面打着，一面感觉良心不安。因为掌扇胡同会议，他也是主张拒绝参加内战的一个（可是他一面致电鼓励我，一面却仍然打着）。我得了许多人的同情，意志愈坚，段先生虽然下令免了我的职，但我在部属的一致拥护下，屹立不动，不但丝毫不变我的主张，而且态度更是倔强起来。
我们的队伍住在武穴西街一带，这时第一团团长为邹心镜，第二团为董世禄，第三团为李鸣钟，鹿钟麟为炮兵团团长。原来的参谋长邱斌，在浦口时与我意见不合，此时已走，由张树声任参谋长。武穴为长江锁钥，上有田家镇之险，下面即是九江，江面很窄，两岸都是山岭，军事上至有价值。曾左时代即为驻兵重地，地方相当的富足，也是一个鱼米之乡。但没有大庙，又没有多少空屋，队伍很多在田中搭帐篷。因为雨水多，地方潮湿，长虫很多，常常三条四条地爬进帐篷。另有一种小龟，出奇的多，满地里爬着，也是一夜四五个爬进帐篷里来。商会会长黄文植先生（后为汉口商会会长），很爱国，很主张公道，对于我们队伍竭力帮忙，不许商民高抬物价，唯恐我们军队吃亏。我的副官长是宋良仲，贵州人，曾随王瑚先生做事，为人谦和老成，在地方上办船只，办柴草给养，都很公允，总使百姓不吃苦，所以和地方一直处得很好。
那时我的四周都是北洋军队。在湘北，有皖系的四个旅，湖北方面有王占元，下面九江是张怀芝，再下面有安徽的倪嗣冲。上下共有十七个旅，都时刻把眼睛盯着我、监视我，但亦被我所牵掣对南军不敢行动。在此环境之下，张之江和张树声二位，很出了一番力量。张之江到曹仲三那边做说客，说的不卑不亢，说出种种道理，使曹仲三不能如何我。张树声到九江去说张怀芝，吴金标、阴卿先生从旁大帮忙，他们对张怀之说，冯旅长在武穴主和，是为的爱国爱民，段先生对德不出兵，对内一味蛮干，实在失人心，非失败不可。又说我们十六混成旅的厉害处，说：“若是你有何二心，他倾就其全力向你猛扑，你将受不了。别人都向他表着同情，也不会接应你的。”这样软说硬说，使张怀芝也不敢动作。所以我们虽只一旅人，在武穴这样地大胆主张起来，终未吃什么亏，反把上上下下十七个旅的军力牵掣住了。
这其间孙禹行来看过我一次，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一见我，就说：
“焕章，我看你在这里驻着，太危险。王占元在你后面，张怀芝在你前面，左右上下的队伍，都对你心怀叵测。若是打起来，南军离你太远，也不能援助你。你还是挪一挪地方的好。”
我问他：“我应当往哪里挪呢？”
他说：“你还是遵从命令，开到湘西去的好。”
我说，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这次见面，我高兴极了，当你有多少好话指教我，哪知你对我说出这种话，叫我太失望了。我说，你的意见，真是主张对德宣而不战，一味对内自己杀自己是对的吗？他即叫我写副对联送他，我说写什么话呢。他就说道：
“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我笑起来，指着他说：“你是一个革命党，怎么竟说出这种话！”
原来孙岳这人慷慨义侠，清季，他在第三镇时，即加入民党，努力革命，我们就是在那时熟识的。后来被曹仲三驱走，他只身逃到南京。南方的人又说他是北方的探子，中间受了许多折磨，几乎送了性命。—他的许多故事，留待下面再一并叙说。—他受了种种刺激，弄得寒了心，以为世界上无人知道真是非，从此即颓废起来。他这种“苟全性命”的哲学，已不是一天的了，他这次来武穴说我，就是奉了曹仲三之命而来。
我即派张之江和他同去见曹仲三。那时段先生被我所牵掣，气恼得不得了，必欲逼我离开武穴而后甘心。曹仲三就从中调停，再三地要我开拔。我想，我和平之义已昭告于天下，我一旅之众，再也无法大举，情势已不容我再逗留，即接受了曹仲三的劝告，把队伍开向公安石首，向湘西进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