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青靠近小清河和运河，土地特别潮湿，石铺的街道也很窄狭，到处都是污泥。地方上虽有些大财主，可是对于这种公益的事业，谁也不去关心。我们在这里住不到一星期，袁世凯派了人来挑选小队子。出我意外的，哨官竟把我藏了起来。我参加挑选的权利就被剥夺了。那时充当一名小队子，饷银每月十两八。一个普通兵每月才四两八，相差一倍还多。这事我委实万分不高兴。这次挑选的结果，同伴中比我个儿矮的也被挑走了。我要是能参加，一定可以挑得上的。我觉得这是官长恶意拿捏我，一时心里很是气愤。后来我回头想想，才知道这是我的误会。他们那么办，原是另眼看待我，有意要留下我的。因为那时在同伴中，要算我最为用功。我们在杨柳青，租住着民房，大家都在地上打草铺。我因为要读书练字，特意买了一只箱子，坐在地铺上，就用箱子当做桌子，每天利用余暇，埋头读书写字，自己觉得非常自在，进步也很快。营中的功课，最注重野地实习，经常分成小队，练习猝然遇敌的战法。每天操演的阵势，官长的说明、教训，回来我都统统记下来，自己又加以研究，得益实在不浅。营长和哨官看见我努力的情形，又知道我会喊操，就暗中特别看重我。有时叫我喊一哨的操，有时叫我喊三哨的操，有时我们全队的人，都交给我喊。他们的意思，是早就准备着要把我升用上去的。不过我那时一心一意只想拿那十两八钱银子，心想经济宽裕一点，可以把我父亲接回来同住。所以他们的用意，我根本没有去了解。
九月初，队伍又奉令开往韩家墅，离天津整整二十里。到韩家墅后，队伍暂时住在帐篷里，同时即动工盖造营房。十月尾上天气冷起来，河沟里已经结了薄冰。营房的盖造，须我们自己现脱坯，都是几个人合在一起并伙做。我因为没做过这工作，便自告奋勇，担任了在坑里取水的工作。在晌午阳光正暖的时候，这个工作还不怎样吃苦，可是早晚温度低冷，站在坑里，先要凿冰，而后才可到水里去取水，这实在不是容易的事。这样工作了一个星期，我的下腿遂受了寒，到而今，每到初冬，两腿便隐隐作痛，就是这时种下病根的。
不久，保定府筹办二十营大规模的扩军。新军的官长，很多是由武卫右军挑选去担任。我之升为副目，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升任副目不是容易的。因为每连共计六棚，每棚十二人，合计要在七十二个正兵中挑选一个副目。至于正目就比较容易升，因为竞逐正目的只有六个副目。
我升为副目，头棚里的士兵都很不高兴。因为我是六棚中入伍不久的新兵。他们认为我经历太浅，没有资格当头目。正目丁守富也和我处得很不好。这人一个大字不识，操法也不懂，但是却会千方百计地同我为难。那时棚子里有两个兵—一个姓刘，另一个姓陈—正生着伤寒病，浑身发烧，鼻孔流血。就在他们这样重病的时候，丁守富常常站在旁边，手里玩弄着皮带，嘴里唠唠叨叨对他们乱骂：“贱骨头，好吃零嘴，不小心，自己作了自己受，活该！”如此这般，麻烦不已。他的面貌生得很丑，嘴唇特别厚，往上撅着，如同猪嘴一样。因此大家给他送了一个外号，叫做“老猪精”。老猪精骂人时候嘴唇益发撅得厉害，脸子也更加显得难看。他常常对他们骂着，越骂越厉害，越骂越生气。我在旁边望着，实在有点看不过。有一次我就说：“他们生病，你应该侍候才对呀！你天天只会骂，难道他们的病骂得好不成？”丁守富听了火上加油，接过来就同我吵骂起来。我一时按不住心头火气，跳起来把他按倒，照他身上打了几十拳。丁守富就大声地嚷起来。嚷得哨官李殿文知道了，把我们叫到跟前，问什么事。丁说：“副目冯某打我。”李哨官问我说：“你为什么打他？”我说：“你叫他自己说。”丁守富说：“我只骂了兵两句，他就打我。”李哨官把两个生病的兵叫出来，两个兵就大哭，说正目如何虐待他们。李哨官知道了原委，鼻子里哼了一声，骂丁守富说：“打得好，该打！”同时也申斥了我几句。从此以后这两个兵的汤药屎尿，一概由我照应料理，一直伺候了两个月，他们的病才好。这事不但两个兵感谢我，就是全棚子里的士兵，也受了很大的感动，对我的感情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不久，全哨的士兵知道了这事，不约而同地对我生起敬爱之心。此外还有一件事，给我很好的教训，我也在这里顺便一述。
韩家墅有一个姓马的大财主，拥有十几顷地，街上开有一座大杂货行。有一天那两个生病刚好的士兵上街买东西，在杂货行门首遇见马先生。马先生和他们原是熟识的，就问他们俩为什么好久不上街。两个兵说是病了，并且将经过的情形也告诉他。马先生听见我打抱不平，以及细心看护他们的事，心里十分高兴，说：
“你们的副目是什么样的人，我倒没有见过。”
“我们副目个儿顶大，操法好，极用功，他不大上街。”
“你们想法子介绍我见见他不好吗？”
“好！”
两个士兵回来，就将上述的经过说给我听，并且坚持要我上街会见马先生。我当时笑了一笑，我说我不去。两个兵很失望，百般央告我，无论如何要我去一趟，缠得我实在没办法了，只好答应去。
马先生为人很诚恳，待人接物也都很好。我们相识不久，他就要和我拜把兄弟。那时他已四十多岁，我却是个青年。我说我是个营混子，你同我拜把兄弟，可要辱没了你。但是他坚持要拜，我也未再拒绝，于是就结为异姓兄弟。后来我当了哨长，把父亲接了来，一时没有找得适当的住处，就住在马先生家里。马先生全家对我父亲都很亲热，招待得如同他们自己的老人一样。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我在南苑驻兵，曾把马先生接了去同住好久，新近他才故去的。
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四月，我升为四棚正目，十二月中旬，又被提升为第二营右哨哨长。
新升的官长同旧官长容易闹意见，这差不多是军队中的一个惯例。这时右哨哨官齐振标，是从袁世凯的小队子里升上来的。因为他的尾巴粗，来头大，所以虽然一个大字不识，气焰却极高，张口就骂人。练操的时候，就是他骂人的时候，那些下流字眼，字典里都是找不到的。有一天在操场里下操，因为士兵动作不整齐，他抓住了这个题目，就破口大骂，骂得人家简直没法受得了。士兵都敢怒而不敢言，气也不敢出，只瞪着大眼睛向我注视着。我是早已忍耐不住了，看见这光景，我就对齐振标说：“咱们练兵，只是骂可不成，要是骂能练好兵，那咱们就不必下操了，专门来骂好了！”齐振标听了我的话，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接着就说：
“我是哨官，我有权骂人！”
“你有权练兵，你没权骂人！”
操场里的士兵，看见我们吵起来，都唧唧咕咕地嚷：“打！打！打！”于是我们就真的动了手，我一时性起，拔出刀来，一直向他脑袋上砍去。他一看不好，回头就跑。他跑，我追，像这样绕着操场跑了一大周。后来他跑出操场，到骑兵王统领那里去告状，我就跟着追了去。见了王统领，他告我以下犯上，目无官长。我说：“不管犯上不犯上，先要论论谁有理谁没理。”王统领外号叫做王蛤蟆，和齐振标同是小队子出身。他说：“不问什么理不理，我要先打了再说话。”当时齐振标罚了跪，却把我按倒地上，打了二十军棍。第二天王蛤蟆又做和事佬，请我们俩去吃饭，叫我们消释意见，言归于好。
我当副目不久，就和正目打了一架；刚当哨长，又打哨官。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当时这种行为，并没有什么思想或主义上的根据，一般都是一种义愤和一种不平之气驱使出来的。后来民国十三年（一九三四）我从滦平班师，发动“首都革命”，依然多少含有这种成分。
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武卫右军奉令离开韩家墅，开往南苑驻防，改为第六镇。原来第三营的中左右三哨，改成第六镇第二十四标第三营前左两队。我也由哨长改任司务长。
改编以后，一切都采用新军的办法，因此军中颇有一番新气象。那时统制是段祺瑞，协统十一协是陆建章，十二协是何宗廉，标统是王化东。王化东文武兼长，文笔固好，军学也研究得不错，并且为人态度诚恳，勤于训练，这算是我从军以来第一次遇着的好长官。
我们在南苑训练，每日官长目兵都上讲堂，学术两科并重。段祺瑞对于官长头目的训练，尤为认真。一时全镇空气紧张，人人兴奋。是年七月十三日，第三营后队排长出缺，我便升补了上去。
一天，“两宫”到万寿山巡游。第六镇二十四标奉命在路上警戒。那娇贵威武的行列走出西直门不远，不想有一个喊冤的百姓，因为不能接近，化装了卫队的样子，戴着红缨帽，混了进来，等到两宫驾到，就冲到轿子前面大声喊冤。慈禧太后吃了一惊，几乎从轿子里冲出来。于是太后大发威风，立刻下谕把当事的队官撤职，标统和管带的领带摘去，段祺瑞也记了一次大过。这样一来，队官降为排长，各方纷纷保荐人去补这个缺。因为保荐的人太多了，无法决定取舍，乃举行考选，以昭公允。
这次考选，有四团十二营，共计四十八连，每连派一位排长参加。结果我竟侥幸考取了第一，当升为二十四标第二营后队队官。
我升为队官后一个月，我父亲即患肺疾，昼夜咳嗽，痰中微带血色，请遍了附近的医生诊治，总是不见功效。后来派人到北京请了一位陆大夫来。他是北京普仁医院的内科大夫，医术很精（现在徐州开医院），但诊治月余，依然不见起色。延至十二月十五日，即溘然长逝。父亲北来不久，我即遭此大故，真是悲痛万分！他老人家一生颠连艰苦，可以说没过一天好日子。如今我稍能菽水承欢，而他老人家竟与我长别了。这为我留下一生永不忘怀的遗痛！
父亲的丧事办完，灵柩暂停离南苑二里的海子潘家庙。那时南苑围墙内不许停厝棺柩，因此隔了两个月，又将灵柩运往保定府，安葬到安徽义地里。这时已是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了。
我当第二营队官，本营管带名叫回富兴的，为人忠厚怕事，完全是一位好好先生，不是一个有为的人。平素他认为官长不可信赖，常派几个亲信的头目，到各队中监视，这是他带兵的秘诀。我带领的队伍中有一个头目名叫张青云的，就是他派了来的。因为他偷东西，被我查明，立即把他开除。他就回去见回管带，于是回管带又让他重返原任。我当时非常气愤，戴上帽子，拿着刀，就去见回管带。见了面，他说：“张头目犯了错，你应当教导他，使他学好才是，开除是不可能的。”我说：“这种害群之马，非铲除不可，像他这种人，不但扰害别人，而且使别人受他的恶影响。如果不办，将来队伍里什么事都不能办了。”说着我把帽子摘下，连刀一起扔到回富兴的怀里，回头就走。同时一边走，嘴里还气愤愤地这样说着：“能给好汉子牵马坠镫，不给赖汉子当祖宗。”后来由统领王化东从中一再苦劝，我们俩才和好无事。我当了队官以后，这一次又算是同管带闹了一场。
关于带兵，有几点应注意的事，这里我也顺便拉杂说一说。
第一，士兵知识浅陋，有什么隐衷，都不能自己解决，或适当地应付。当官长的必须时常和他们接近，洞悉他们的苦衷，随时替他们解决，或是予以安慰，否则就很容易发生弊端。有一次，我们营里后队有一个兵，在屋内上了吊，企图自尽，幸而被人发觉，未酿事端。消息一经传出，标里协里镇里都派人来调查原委。原来这个兵，这天因为他的父亲从家里来，找他要钱，他就到左哨他朋友那里去借，他的朋友把一份整饷借给他。他心里很高兴，就把借得的钱，连同他自己的饷包放在一起，和那朋友谈起天来。不料转眼之间，两个饷包竟从桌子上不翼而飞。两钱包丢了，除他父亲没法打发以外，他还欠棚子里一元菜钱，棚头正逼着他要，并且恐吓他，说如果不还菜钱，以后就不许他吃菜。后来大家都出外上操去了，只留他一个人在屋里。他想：父亲怎么打发呢？菜钱拿不出，以后自己又怎么吃伙食呢？他想来想去，没有办法，一时情急，所以上吊了。这事当时虽然没有闹出人命来，然而已经弄得人言啧啧了，说一定是官长打了他，不然，他为什么自尽？所以当官长不但不可压迫士兵，就是疏忽大意，也是极不妥当的。
第二，带兵的人互相闹意见，队伍就永难带得好。我这一队的二排排长徐得胜，原来是从队官降级下来的。因此他一天到晚不高兴，最好同大家闹意见。有一次他督工，一个患病的士兵向他挂号，说去解大便。过了一会儿，又要挂号，一连挂了几次号。徐得胜就不耐烦，大骂他故意捣乱。这天因为下雨，中途收了工，士兵回来，从营房后门过，这儿有一口井，刚走到这儿，患病的那个兵，一时气急心窄，忽然向井里跳了进去。大家见状大骇，急忙打捞，幸而人多手快，没有出事。不过后来队伍中就嚷开了，说后队的排长逼成士兵跳井的事。锣鼓不齐没有法子唱好戏，假如营长同连长闹意见，那更是怎么也带不好兵的了。
第三，营中的军医长应当慎重选择，万不可滥竽充数。有一天我检查内务，发现六棚有一个士兵名叫褚怀军的，身染时疫，于是立即派人请军医长来看病。军医长来到，诊完脉，一副药吃了下去，当即把那个兵打发了。当时那兵断了气，大家都不知道，只听见他吃下药去，直嚷肚子疼，以后就再没有做声。大家都以为他睡着了，等到出早操的时候，协统跑来查营房，大家急忙整顿内务，一看屋内还有一个人没起床，喊了半天，不听见声音，走近去一看，原来早已没气了。当时气得我急忙去找军医长—他是协统的儿女亲家，外号叫催命鬼。我问他：“好好的一个兵，不过生了点小病，你一服药怎么就把他吃死了？你这是怎么治的？你这算什么医生？”催命鬼听我质问后，竟这样回答：“我是治病，可治不了命。”吵了半天，也没有结果。我就说：“你不过是协统的亲家，哼！……”那时军队中用人，大多凭靠亲戚关系，滥任私人，学识能力，往往不大管的。下级官长和士兵气愤不平，也只好闷在肚子里，无可奈何。
清末，国家军务组织中有军学司的设置，位职很高。这时任军学司的是冯国璋。他不知怎么犯了神经病，忽然上了个奏折，大意是：行伍出身的只能当到司务长为止，排长以上的官长须任用军官学校或陆军大学的毕业生。消息传到各处，队伍中立即沸腾起来。我对于这件事情当时发生两种感想：第一，其时军官学校太少，而且开办不久，一时训练不出那么些毕业生，以毕业人数论，平均一营也派不着一个。事先没有详细的计划，就贸然提出这样的建议，摇动军心，不能不算是失着。第二，奏折的用意，完全替富家子弟打算，根本没有给穷人设想。因为能上军官学校的，十九都是官僚和地主的子弟和皇家权贵的亲戚。并且升入陆大，必须有军官学校毕业的资格。试想穷苦人家子弟，如何有此能力？这类折虽然没有立即施行，但因此军队中的穷苦弟兄们，都对冯国璋大大不满，并且进而迁怒于昏庸的清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