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看到，婚姻与娼妓制度有着直接的联系；有人曾说过，娼妓制度犹如笼罩家庭的阴影，从古到今伴随着人类。男人出于谨慎，让他的妻子信誓旦旦操守贞节，但是他本人并不以强加于她的这种制度为满足。蒙田以赞同的口吻告诉我们说：
波斯王们经常邀请他们的妻子一起参加盛宴；
但是当他们的酒兴大发，因而情不自禁地想放纵一下肉欲的时候，他们便会让她们回到自己的私寓——因为他们不可能和她们一起共享淫逸之乐——
并让别的女人来代替她们，对于这些女人，他们觉得没有尊重的义务。
基督教的神父们认为，阴沟对于保证宫邸卫生是必要的。而且人们还往往认为，为了挽救其他人并预防发生更大的麻烦，有必要牺牲掉一部分女性。美国奴隶制的拥护者们，在支持这一制度时提出的论点之一是，南方的白人若是全都摆脱了对奴隶的义务，便能在他们中间维持一种最民主、最完美的关系；同样道理，“无耻女人”这一等级，使“正派女人”有可能受到骑士般的极大尊重。妓女是替罪羔羊；男人用她来发泄自己的卑鄙欲望，然后将她唾弃。
她无论合法受到警察监督，还是非法秘密行娼，都被当做贱民对待。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妓女的地位和已婚女人的地位是一样的。马罗在《成年人》中说：
“靠卖淫出卖自己的女人和靠婚姻出卖自己的女人，她们之间的唯一差别，是价格的不同和履行契约时间长短的不同。”两种性行为都是服务，前者是终身租给一个男人，后者则有按次数付酬的顾客。前者受一个男性的保护，不许其他男人侵犯；后者则受所有男人的保护，’不许任何一个男人进行排他性的专制。在任何情况下，她们用献出身体换来的利益都要受到现存竞争的限制；丈夫知道他可以搞到另一个妻子；履行“婚姻义务”并不是出于个人的偏爱，而是出于要履行的契约。在嫖娼时，男性的欲望不论在什么样的身体上都可以得到满足，这种欲望是特定的，但就客体而言又不是个体化的。无论妻子还是高级妓女都不能成功地利用男人，除非她对他有个人优势。她们之间的重大差别在于，合法妻子作为已婚女人是受压迫的，作为一个人却是受尊重的；这种尊重正在开始明显地牵制着压迫。而只要不给予妓女以个人权利，在她身上就会立刻集中表现出女性奴隶地位的所有形式。
对驱使女人行娼的动机感到迷惑不解是幼稚的；今天我们不再接受龙蒲梭（lombroso）
的理论，即不再把妓女与罪犯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是退化的人；或许如统计数字所表明的，妓女的智力水平稍低于一般人，有些人确实属于弱智，因为智力迟钝的女人很可能选择不需要专门训练的职业；但是她们当中多数人是正常的，有些人还十分聪明。没有任何命中注定的遗传因素和任何心理缺陷，使她们深感痛苦。实际上，在一个不幸和失业普遍存在的世界上，人们将会从事任何开放的职业。只要有警察力量和娼妓制度，就会有警察和妓女，尤其是在这些职业比其他许多职业有更高报酬的情况下。是男性的需要刺激了妓女这种供应，对此感到惊讶是十足的虚伪，因为它只不过是一种基本的、普遍的经济过程的活动。帕朗．杜夏特赖在他的1857年的报告中写道：“在各种卖淫的原因中，最重要的就是失业和低收入所引起的贫困。”有正义感的道德学家冷笑地回答说，妓女的悲惨故事，只是为了迎合头脑简单的嫖客才被描写得如此浪漫。实际上，妓女往往可以以其他方式谋生。但如果她选择的方式在她看来并非最糟糕，那便不能证明她天生就是堕落的；该谴责的毋宁说是社会，因为在社会上这种职业仍然是那些似乎最不令女人反感的职业之一。人们经常会问：“她为什么会选择这门职业？”其实倒是应该这样问：她为什么不会选择这门职业？
首先应当注意的是，大部分妓女以前当过家庭佣人。只要稍留意一下女仆的地位，便可以解释这一事实。由于受到盘剥和奴役，被当做物而不是被当做人对待，打杂女仆、室内女仆不能指望她的命运会有任何改善；有时她不得不接受家长所献的殷勤。她从家庭奴隶地位和性的屈从，滑入了一种也许稍好一点的、她梦想会幸福一些的奴隶地位。而且，佣人们很可能离家很远；据估计，巴黎的妓女有80％来自外省他乡。一个女人若是离家很近，因而不得不注意自己的名誉，便不会从事一般来说声名狼藉的职业；但如果她沦落于大城市并不再和社会结为一体，“道德”这一抽象观念便根本不会构成障碍。
中产阶级的人们用强有力的禁忌把性行为（特别是把处女贞操）罩上多久，这些禁忌在许多农民和工人阶级的环境中就会受到漠视多久。大量调查认为，许多少女在被第一个人夺走处女贞操后，发觉委身于任何人都是十分自然的。比扎德博士调查了100名妓女并得到这样的数据：l人在11岁时失去处女贞操，2人在12岁时，2人在13岁时，6人在14岁时，7人在15岁时，对人在16岁时，19人在17岁时，17人在18岁时，6人在19岁时；其余人在zi岁以后。因而有5％的人青春期以前就被蹂躏。半数以上的人说她们为爱情而委身，因为她们需要这么做；其他人委身则出于无知。第一个诱惑者往往是一个年轻人。通常是商店或办公室里的同事，或者是童年的伙伴；紧接着时常是士兵。工头、男仆和大学生；比扎德的名单里还包括两名律师、一名建筑师、一名医生和一名药剂师。雇主本人很少如盛传的那样扮演这种角色；但他的儿子或晚辈亲戚或他的朋友却往往在干这种事。科芒涅在另一份调查中也提到45个年龄在12岁到17岁之间的少女，她们的处女贞操是被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的陌生人给夺走的；她们委身时态度冷漠，没有快感。这些报告提供的个体实例的细节表明，由于对可能产生的后果的明显无知或满不在乎，女孩子和年轻女人是多么频繁地、情况多么不同地委身于偶然碰到的陌生人、新相识和年长的亲属。
我们可以肯定，这些被动委身的女孩子会一直受被夺走处女贞操的创伤的折磨；人们很想知道，这种野蛮的经历对她们的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心理影响；但通常人们不为妓女做精神分析，而且她们不善于自我表述，往往用陈词滥调支吾搪塞。在某些情况下，随时准备委身于第一来到的人，可以用我提到过的卖淫幻想来解释，因为有许多很年轻的女孩子，由于怨恨她们的家庭，由于对她们所萌发的性征感到恐怖，或者由于渴望像成年人那样行动，而模仿妓女。她们浓妆艳抹，和男孩子结交，举止轻浮且富有挑逗性。那些仍像个孩子、没有性感、冷漠的女孩子，则认为她们玩火不会烧身；总有一天某个男人会相信她们的话，于是她们从梦想滑到行动。
马罗所援引的一个14岁的年轻妓女说：“门一旦撞开，就很难关上。”然而，少女在处女贞操被夺去以后，很少会立即决定去过娼妓生活。有时她仍然依恋第一个情人，和他一起生活；她有“正式”工作；当情人抛弃她时，她再找个情人来聊以自慰。她既然不再属于一个男人，便觉得她可以委身于所有的男人；有时是她的情人——第一个或第二个，建议她用这个行当来赚钱。也有许多的女孩子是父母让她们做妓女的；有些家庭，如有名的美国朱克人家庭，几乎所有女人都注定要从事这门行业。女流浪者当中有许多被亲属遗弃的小女孩；她们先是乞讨为生，后来落入娼门。在前面所提到的调查中，帕朗-杜夏特赖发现，在5000名妓女当中，有1141人是因受贫困的影响，1425人是因诱奸后被抛弃，1225人是因被父母遗弃后无谋生手段。这是1857年的情况，但当代的调查使人联想到同样的结论。疾病往往驱使无法做真正工作或失去工作的女人去卖淫；它打乱了收支平衡，迫使女人尽快发现新的财源。
件上私生子也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在圣拉扎尔监狱，半数以上的女人至少有一个孩子。许多人抚养3至6个孩子，有的人则更多。极少有人把她们的孩子遗弃；的确，有些未婚母亲卖淫是为了赡养她们的孩子。大家都知道，在战时和战后的社会混乱期间，娼妓的人数在增加。
有一个妓女用玛丽-泰丽莎这个笔名，在《现代》杂志上这样叙述她的身世：
我16岁时和一个比我大13岁的男人结了婚。我这样做是为了离开家。我的丈夫只想让我怀孕，他说，“这样我就会呆在家里。”他反对我化妆和看电影，我婆婆也总是在旁边对我说，他是对的。我两年有了两个孩子……我无聊得很，便去上护理课，这是我喜欢的……医院里有个厚脸皮的护士，她对我说了一些我没有听说过的事，但6个月来我未和男人干过任何事。有一天，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很粗鲁也很英俊，走进我的房间，劝我改变生活，和他一起到巴黎去，不要再工作了……一个月来，我和他在一起确实是幸福的。有一天他带来一个打扮得很时髦的女人，他说她能很好地照料自己。起初我没有走下去。
我甚至在当地诊所有了工作，让他知道我不愿意到街上去。但我没有坚持多久。他说我不爱他，否则我会为他工作。我哭了，在诊所里一直很伤心。我终于让他带我去一家美容院……我开始做“短工”。朱劳特一直跟在我后面，看我能否当心自己，在警察来到时给我报警。
这个故事和被老鸨置于街头的女孩子的传统故事有点相像。有时是丈夫在充当这一角色，有时则是一个女人。在一份对510名妓女进行的调查中，发现有284人过着单身生活，132人和男朋友住在一起，另有94人和女人住在一起，她们和她通常有着同性恋关系。这些女孩子当中有些人说，她们是被其他女人带坏的，还有一些人对女性卖淫。
一个女人可能把卖淫仅仅当做增加收人的权宜之计，但人们常听说她后来不能自拔了。
如果说“胁迫行娼”（wihte slav-ery——即用暴力、假话言、假装给她找工作以及诸如此类的手段让她掉进陷阱——的情况比较少见，那么让她违心从事这门行当倒是司空见惯的。老鸨或拉皮条者提供开业所需要的费用，她对他们负有义务，赚的钱绝大部分被他们拿走，她根本不可能摆脱他们的控制。玛丽-泰丽莎在成功地逃走以前，其实斗争了好几年：
我终于认识到事实真相，原来朱劳特只想要我的钱，我想要是我能在我们之间保持一．点距离，也许我会攒下一点钱……最初我胆很小，一个认识朱劳特的女人在监视我，她甚至数我“接客”的次数。朱劳特给我写信，让我和那位女士一起把我的钱存起来，“以防被抢走”……我想买件衣服，她说朱劳特对她讲不许给我一分钱。我决心尽快逃出这所妓院。但我上了当，被送到了慈善收养院。我只好拐回那所妓院，去赚我的旅费……可我只来了一个月……我在另一个地方工作，但我太恨朱劳特了，不能呆在巴黎：
他虐待我，有一次几乎把我扔到窗户外面……我和一个代理人商定离开这个城市，但我听说朱劳特认识他，就没有到约定的地方去……我逃走了，但六个星期后我就回到那所妓院讨饭吃……朱劳特在路上碰到我，把我给揍了一顿。对朱劳特我实在是够腻味的了，终于同意回到德国去。
文学已让“朱劳特”成为众所周知的人物。他在妓女的生活中扮演了保护人的角色。他出钱买衣服，后来他保护她不受其他女人竞争的干扰，并且不受嫖客的干扰；而所有的嫖客简直是大乐意即使用她，又不付分文了，有些嫖客还想在她身上满足他们的虐待欲望。在几年前的马德里，法西斯分子的纨绔子弟在寒冷的夜晚把妓女扔到河里，借以取乐；在法国，出去寻欢作乐的大学生们有时把女孩子带到农村，夜里让她们赤身裸体地留在那里。为了得到钱，并避免受到粗鲁的对待，妓女需要一个男人。他也给予她精神上的支持：“别一个人那么卖命地干，别对这工作那么操心，否则你会吃不消的，”有人说。她往往和他相爱；由于爱情，她才投身于这种工作，或者才为它辩护。在她的环境里，男人极其优越于女人，这给某种爱情宗教带来了好处，这种宗教解释了某些妓女热情地放弃自己的权利的原因。在她的男人的力量与暴力中，这样一个女孩子找到了证明他有男性气质的证据，愈发心甘情愿地服从他。和他在一起，她懂得了嫉妒和折磨，但也懂得了女人陷入情网时的快活。
然而，妓女对她的男人有时只感到敌意和怨恨；但她由于恐惧而仍处在他的淫威之下，因为，如我们在上面援引的故事中所看到的，他始终在控制着她的心理。于是，她很可能在顾客当中选一个情人来自慰。玛丽．泰丽莎写道：
所有的女孩子都有除她们的“朱劳特”之外的情人，我也在其列。他是个水手，一个十分英俊的小伙子。虽然他实际上是个称职的情人，但我仍不能和他结合在一起，不过我们是好朋友。他常和我一起上楼，不是为了做爱而是为了交谈；他说我应当离开那里，那不是我呆的地方。
她们也转向女人。许多妓女都是同性恋者。我们已经特别提到，在女孩子的经历伊始常有同性恋的体验，而且许多人一直和女朋友住在一起。安娜·鲁林认为，德国有20％左右的妓女，似乎是同性恋者。法伊弗尔报告说，监狱里同室的年轻女性常交换情书，信中的口吻十分亲热，末尾署着“始终居于你的”。这些书馆和中学生“如痴如狂”写的书信如出一辙。
后者阅历尚浅，比较胆怯；前者则感情放荡，无论在言辞上还是行动上都是如此。
在玛丽-泰丽莎（她是被一个女人引上道的）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与令人讨厌的嫖客和专横跋扈的老鸨相比，这个女朋友起着多么特殊的作用：
朱劳特带来了一个女孩子，是个连双鞋都没有的穷佣人。她需要的东西全都要到寄卖店去买，后来她和我一起工作。她非常讨人喜欢，而且她爱女人，所以我们在一起相处得十分融洽。她使我想起了我向那个护士学到的一切。我们常喜欢去看电影，而不是去工作。我很乐意让她和我们呆在一起。
显然，这位妓女的女朋友所扮演的角色，和生活在女人当中的“正派”女人的男情人的角色十分相似：她是寻欢作乐的伙伴，同时也是这样一种人——与她的关系是自由的，无利害冲突的，因而完全是自愿的。妓女，或由于被男人们弄得疲惫不堪，或由于对他们十分讨厌，或仅仅是由于想寻求转移，往往会到另一个女人的怀抱中去寻求放松和快感。不论哪一种情况，我提到的共谋关系（它直接让她们联合起来）在这里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有力。
由于她们同人类一半的关系有着商业性质，由于社会总的来说把她们当成贱民对待，妓女之间保持着紧密的团结；她们也许彼此是对手，因而彼此感到嫉妒，恶言恶语，打来斗去，但为了形成一个相反的世界，能够获得做人的尊严，她们深深地感到相互需要。女伴是深受偏爱的知己和见证人；是她将要去鉴赏为勾引男人而准备的服装和发型，但这些东西所引起的后果，本来就是招致别的女人的嫉妒和羡慕。
至于妓女和嫖客的关系，大家的看法很不一致，而且无疑实例也各不相同。人们往往强调，作为自发感情的一种表示，妓女为情人保留了嘴上的吻，并且强调，她认为爱情拥抱和职业拥抱完全不是一回事。男人提供的这种证据是可疑的，因为他们的虚荣心使得他们容易受到女孩子装出来的快感的愚弄。应当说，当这是一个快速而疲惫地接待一个又一个嫖客的问题时，或者当这是一个同熟悉的嫖客反复发生关系的问题时，情况是十分不同的。玛丽．泰丽莎做交易时通常表现得冷漠，但她也确实记得某些快活的夜晚。人们并非不知道当得到快感时，女孩子会拒绝接受嫖客付给的报酬，有时，他若处于困境，她还会提出帮助他。
然而，一般说来，这类女人在从事职业性工作时是“冷淡的”。她们有些人，对成群的嫖客除了路带轻蔑的冷漠外一无所感。玛丽-泰丽莎写道：“哦，男人是多么笨啊！女人要用她们喜欢的任何东西充实他们的头脑是多么容易啊！”但是许多妓女对男人深感怨恨；她们对男人变态的爱好和“恶行”尤其深恶痛绝。不论因为他们到妓院是为了纵情享受不敢对妻子或情妇承认的爱好，还是因为呆在妓院里这一事实使他们一时兴起，想到了种种恶行，反正实际上许多男人都要求那些女人加入各种邪恶行动。玛丽．泰丽莎抱怨说，法国男人尤其有无法满足的想像力。妓女会告诉富有同情心的医生说：“在某种程度上，男人都是邪恶的。”
在博戎慈善收养院，我的一个朋友和一个年轻妓女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她非常聪明，起初是佣人，和一个拉皮条者住在一起，她很崇拜他。她说：“男人都是邪恶的，除了我那位。
这是1我爱他的原因。只要什么时候他显出一点儿邪恶的迹象，我就会离开他。第一次来妓院的嫖客并不总是很胆大，他是正常的；但当他再来时，就会想做某些事……你说你的丈夫没有恶行，但是你就会看到的，所有的恶行他都有。”由于这些恶行，她十分讨厌她的嫖客。
我的另一位朋友，在l943年和弗雷斯内的一个妓女关系密切。这个女孩子坚持说，她的嫖客90％有恶行，50％是可耻的鸡奸者。他们若是富有想像力，就会令她心凉肉跳。个德国公务员想让她捧着鲜花，光着身子在屋里走来走去，供他欣赏，他本人则学鸟飞的样子；尽管他很慷慨且斯文，她一看到他进来，还是会逃之夭夭的。玛丽-泰丽莎讨厌所有行为这样怪诞的人，不过向他们要的价要比简单性交高得多，而且他们往往不会给这个女孩子带来什么麻烦。
这三个女人都很聪明敏感。毫无疑问，她们会觉得，当她们不再严格遵守生意常规时，当男人不只是嫖客还表现出个性时，她们就会变成一个任性者的猎物，就会成为一个有意识的自由人——这不再是一桩单纯的交易。然而，由于有较高的报酬，某些妓女专门搞“恶行”。
在这些女人对嫖客的敌意当中，常有一种阶级愤恨的成分。海伦·多伊奇相当详细地叙述了迷人的安娜的经历。她平常很文静，但也有发怒的时候，尤其是对当官的，因此她曾被送到精神病诊所去治疗。简而言之，她的家庭生活十分不幸，她从不想结婚，尽管有过好机会。她对自己的妓女生活十分适应，但由于患肺结核被送医院。她恨医生，因为对所有“体面的”男人她全都根。“怎么能不恨？”她说，“难道我们不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种男人会轻易撕去他们斯文、自制和自大的假面具，行为如禽兽一般吗？”除了这种态度，她的精神十分正常。另一个年轻妓女朱丽娅，从15岁就开始进行淫乱活动，她长得苗条甜蜜，只肯帮助她认为是文弱、贫穷和需要帮助的男人；“她认为别的男人全都是邪恶的禽兽，只该受到苛刻的对待。”
绝大多数妓女在精神上都能适应她们的生活。这并非是因为她们仍然地不道德或天生地不道德，而是因为她们认为有理由同需要她们服务的社会结为一体。她们十分清楚，警官为她们注册时的训话完全是在打官腔，嫖客在妓院外所唱的高调也几乎不会把她们给吓住。玛丽-泰丽莎解释说，不管收不收报酬，人们都叫她妓女，但若是收了报酬，就叫她过分精明的妓女；当她想得到她那份钱的时候，男人就会假装没有想到她会是那种女孩子，等等。收不收报酬，对她全都一样。
并非是道德的和心理的处境，使妓女的命运变得如此令人难以忍受。她们的物质境通往往是可悲的。由于受到拉皮条者和鸨母的盘剥，她们的生活没有保障，3／4的人身无分文。
根据检查过几千名妓女的一个医生的看法，过这种生活5年后，约有75％的人染有梅毒。
例如无生活经验的小妓女，就极易受到病毒的感染；25％的人因淋病并发症需要手术治疗。
在20个人当中就有1人患有肺结核；60％的人酗酒或吸毒；40%的人死于40岁以前。此外还必须看到，虽有预防措施，但她们还是时常怀孕，而且她们通常在很差的条件下自行手术。
普通娼妓是一种很悲惨的职业，女人不但在性和经济上受到剥削，还要受到警察的专横对待，蒙受医生检查的耻辱，接受嫖客的任意摆布，而且注定要染上细菌和疾病，注定要饥寒交迫，所以她其实被降到一个物的水平上。
在普通妓女和高级妓女之间有许多等级。其主要差别是，前者是以她的纯粹一般性（作为女人）进行交易，结果竞争使她处于可悲的生存层面上；而后者则竭力得到对她本人（作为一个个人）的承认，若能做到，她会有很高的报负。美、勉力或性欲在这里固然不可缺少，但只有这些还不够：作为一个人，这种女人在公众心目中必须有点与众不同。当然，她的品质往往要通过男人的某种欲望才能显示出来；但是可以说，只有在男人让她的价值变得举世瞩目时，她才能够“功成名就”，才会开始发迹。上个世纪，是豪华住宅、四轮马车、珍珠宝器，证明了“情妇”对保护人的影响，并把她升到交际花的地位；只要男人继续为她而毁掉自己，她的价值就会得到进一步的证实。社会和经济的变迁，已废除了这一浮华艳丽的类型，交际花也不再能够为自己赢得名誉。有野心的女人现在努力通过其他方式夺得名望。高级妓女的最新化身是电影明星。尽管有丈夫——这是好莱坞所严格要求的，或有可靠男友的陪伴，她仍然属于菲里尼和伊姆帕丽亚那一类人物。她所扮演的女人形象超过了男人的梦想，所以他回赠给她以财产和名声。
在妓女和艺术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模糊联系，因为实际上美和性快感是含糊地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当然不是美唤起了欲望，但柏拉图式的爱情论对好色所作的辩解，仍然是虚伪的。当菲里尼坦胸露乳地站在雅典最高法院法官们的面前并被宣告无罪时，她对他们的注视只有观念上的意义。展露一丝不挂的身体已成为一种艺术表演；美国的滑稽剧已将脱衣变成一种剧目。那些以欣赏“裸体艺术”为名收集淫秽照片的老绅士们，宣称“裸体是高雅的”。在妓院里挑选妓女的场景，从一开始就在成群结队地展览人体。若是更复杂点的话，这些表演则变成了为嫖客提供的“活动照片”或“艺术姿势”。
想获得个人价值的妓女，不只是被动地展示肉体；她还力求表现特殊的天赋。古希腊吹长笛的女孩子，用音乐和舞蹈迷住了男人。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女人跳着［肚皮舞］；西班牙的女孩子，则合著巴里奥齐诺乐曲轻歌曼舞，让人们精致细腻地欣赏自己。左拉笔下的娜娜出现在舞台上，是为了寻找“保护人”。某些音乐厅和以前的夜总会一样，形同于妓院。所有展露女人的职业都可以用于淫荡。毫无疑问，有些女孩子：舞女、舞星、马路女郎、广告女郎、模特儿、歌星和演员，把爱情和生意当成了两回事；她们的生意越是涉及到技巧和创造力，就越是能把本身看成目的。但是，为谋生而抛头露面的女人，却时常想直接利用她本人的魅力做交易。相反，高级妓女则想利用职业掩盖真正的交易。像柯莱特笔下的莱阿那种人物极为少见，她在被朋友在信中称为“亲爱的艺术家”之后，回答说：“艺术家？天啊，我的情人简直是太轻率了！”我们已经提到，高级妓女的名望是一种能赋予她以市场价值的名望，而今天，在舞台或银幕上可以制造出一种能变成生意资本的“名声”。
灰姑娘并不总是在梦想迷人王子；不论是丈夫还是情人，她担心他也许会变成暴君；她宁肯去梦想自己那笑容可掬的脸蛋，被张贴在电影院的大门上。但是，她几乎总是要通过男性的“保护”来实现她的报负；酬劳她的胜利、让她分享其金钱或名声的，将是些男人——
丈夫、情人、求婚者。这种取悦于个人或一群人的必要性，使得“明星”和高级妓女有了联系。她们在社会上扮演着相似的角色。
我用“高级妓女”这个词，是想标识出所有那些不仅把她们的身体，而且还把她们的全部人格当做受雇资本的女人。她们的态度，和进行创造性劳动的工人的态度十分不同；工人通过所生产的产品超越了他们自己，于是超越了既定存在（the given），要求获得别人所具有的自由，为此他打开了未来的通道。高级妓女并没有揭示世界，也没有开辟人的超越之路；
相反，她想为她自己的利益把世界给吸引住。由于她为得到崇拜者的赞美而表现自己，她并不拒绝接受她所奉献给男人的被动女性气质：她赋予这种气质以魔力，因而她能够以自己的风采将男人捕入罗网并把他们给放出来；她把他们连同她自己淹没在内在性之中。
女人若是走上了这条路，的确会顺利获得某种独立的地位。她把自己租给某些男人，也就是明确不属于任何人；她积攒下来的钱，以及她像出卖商品似的出卖“名声”，保障了她的经济独立。古希腊最自由的女人，不是主妇也不是普通妓女，而是高级妓女。文艺复兴时代的高级妓女和日本的艺妓，远比当时其他女人享有的自由多。一个可以享有我们觉得和男人的自由十分相似的独立地位的法国女人，也许叫尼侬·德·朗克洛吧，她是17世纪的一位聪明美丽的女人。荒唐的是，那些把女性气质利用到极点的女人，居然为自己创造出一种几乎和男人相等的处境；她们以把自己作为客体交给男性的女性气质为起点，逐渐达到了主体地位。她们不但像男人那样谋生，而且出现在几乎只属于男性的圈子里；她们的言谈举止是自由的，所以能够获得（如尼侬·德·朗克洛）极为罕见的智力知识。她们当中的最出色者常常被讨厌“好”女人的艺术家和作家包围着。
在高级妓女身上，男人的神话得到了极有诱惑力的实现；她超过了其他一切人，成为肉体与精神，成为偶像、灵感和诗；画家和雕刻家想把她当成模特儿；她满足了诗人的梦想；
他从她身上的智慧，将开发出女性“直发’的宝藏。她比主妇更容易变得聪明，因为她不那么虚伪。那些天赋很高的人，将不会满足于只扮演厄革里亚的角色，不会满足于只充当男人的忠实顾问；她们会觉得，必须单独地去证实他人的赞美给她们带来的价值；她们会渴望把被动的美德变成行动。她们作为主权的主体进人了这个世界，她们写诗、作文、绘画和谱曲。
伊姆帕丽亚就是因此在意大利的高级妓女当中取得名声的。也许女人也可以把男人当做工具使用，并以他为中介发挥男性的那种作用；执政的男人所宠爱的情妇，总是通过她们的有权有势的情人参与统治世界。
这种类型的女性解放，在性爱方面也同样能够有效。由于从男人那里获得了金钱和其他利益，女人的女性自卑情绪也许可以得到补偿；金钱有一种净化作用；它可以消除两性之间的斗争。如果许多无职业的女人坚持从情人那里获得支票和礼品，那么这不仅仅是出于贪婪，因为让男人付给报酬（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她也要付给他报酬），就等于把他变成了一种工具。
女人以这种方式避免和他成为一体。男人也许可以认为他“占有了”她，但这种性的占有是一种错觉；在更为重要的经济方面，是她占有了他，于是她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她可以醉心于情人的拥抱，却不会屈服于不属于她的意志；她的快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是“强加于”她自己的；宁可说一种额外的好处。她不是被“占用的”，因为她得到了报酬。
然而一般认为高级妓女是性冷淡的。通常她能够控制自己的心情与性感受，因为，如果多情善感或沉湎于肉欲，她便会有被男人支配的危险，他就会剥削她或垄断她或给她造成痛苦。在她所接受的拥抱当中，有许多拥抱（特别是在她开始成名时）使她蒙受耻辱；她对男性傲慢的反抗，通过她的性冷淡表现出来。高级妓女和主妇一样，也随时要靠耍些“小花招”，这使得她们的举止行为显得虚伪狡诈。对男人的这种轻蔑，这种厌恶，清楚地表明了这些女人对在这场雇主和雇员的比赛中取胜，根本没有把握。说实在的，对她们大多数人来说，依附仍然是她们的命运。
任何男人都不绝对是她们的主人。但她们对男人的需要却是极其迫切的。如果他对她不再产生欲望，高级妓女便会完全失去了谋生的手段。刚踏入娼门的人都懂得，她的整个未来都掌握在男人的手中；即使是明星，在失去男性支持时，也会发觉她的声望日渐惨淡。就是最美丽的女人，对明天也会没有把握，因为她的武器是有魔力的，而魔力是反复无常的。她就像“好”妻子受丈夫束缚似的，牢牢地受着她的保护人的束缚。她不但有义务作为床上伙伴为他服务，而且还不得不容忍他的存在、他的谈话。他的朋友，尤其要容忍他的虚荣心的要求。在承担她买高跟鞋或绸缎裙的费用时，女孩子的庇护人在进行一种赢利性的投资；实业家、制片商把珍珠、裘皮披戴在情妇身上时，是想以此来证实他的财富和力量；但不论女人成为赚钱的手段，还是成为花钱的借口，其奴役地位都是一样的，挥霍在她身上的礼品都只能是枷锁。她穿戴的这些长袍，这些珠宝，难道真是属于她的吗？有时，男人在关系破裂以后会要求归还这些物品，尽管是以极不失绅士风度的方式提出的。
为了“控制”她的保护人而又不放弃她的快乐，这种女人会用类似败坏婚姻生活的诡计、花招、谎言和虚伪；即使她只是在假装有奴性，这种游戏本身也还是奴性的。只要她仍保持着她自己的美貌和名望，就能够在临时主人变得讨厌时用另一个取而代之。但是美貌是个令人犯愁的东西，它是一种脆弱的宝藏；高级妓女对她的身体十分依赖，而她的身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在毫不留情地贬值；在她身上，同衰老做斗争表现出最富有戏剧性的形式。她要是有很高的名望，便能够经得住衰老的容貌与形体带来的影响。但是，保持已成为她最可靠财产的名望，又让她处于最坏的专制——舆论的专制之下。好莱坞明星们的屈从是人所共知的。她们的身体不属于她们自己；制片商在决定着她们的发色，她们的体重，她们的体型，她们的类型；为了改变面颊的曲线，也许要拔掉她们的牙齿。节食、健美操、试衣成了日常的负担。赴宴和调情是为了刊登在“个人风貌”的标题之下；私生活只是公共生活的一面。
在法国虽然没有成文的规定，但精明的女人知道她的“名声”要求她什么。拒绝顺从这些要求的明星，将会残忍地或慢慢地然而又是不可避免地失去她的特权地位。只交出身体的妓女也许不那么受奴役，但以取悦于大众为职业的女人在受奴役却是无疑的。一个女人如果“名成功就”，如果在某种真正的职业当中，如在戏剧、音乐、舞蹈当中被承认是一个天才，便会摆脱高级妓女的地位；她能够懂得真正的独立。但是大多数人一生都处于不安定的地位，她们永远需要重新勾引大众和男人。
这种情妇往往把她的依附性内在化了；她尊重公众舆论，承认它的价值；她羡慕上流社会，沿袭它的生活；她希望根据资产阶级的标准得到评价。她是一个寄生于富有的中产阶级的人，因而她接受该阶级的观念；她有“正义感”；以前她很想把女儿送到修道院去受教育，而她本人则在年老体衰、应有的名望发生变化以后去做弥撒。她站在保守派一边。她对自己能够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十分自豪，以至不希望现状有所改变。由于为“成名”而斗争，她无意接受博爱和人类团结的概念；她为成功所付出的奴隶般的顺从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不真心希望有普遍的自由。左拉通过《娜娜》的女主人公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特征：
娜娜对书本和剧本的主题，有着非常明确的意见：她喜欢风格柔和典雅的作品，喜欢使她的梦想和灵魂得到升华的那一类作品……她愤怒地反对共和党人。他们要求什么，这些没有人味儿的猪猡？难道人民不幸福吗？难道皇上对他们不仁至义尽吗？猪猡的好运无非是变成这种人。她太了解他们了，能够把他们的一切全盘托出……不，这是真的，这些猪猡想建立的共和国将把一切人都推进水深火热之中。哦，愿上帝全力保佑皇上！
在战时，没有谁能比水性杨花的女人表现得更爱国的了。通过装出来的高贵情感，她们希望跻身于公爵夫人之列。她们的公开言论充满了平庸、偏见和因循守！目的情感，而且往往完全失去了内心的真诚。她们的讲话忽而谎话连篇，忽而夸夸其谈，完全没有意义。高级妓女的整个一生都在演戏；她的品头评足，她的鹦鹉学舌，都不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是为了制造效应。和保护人在一起时，她喜欢表演爱情喜剧，有时甚至很认真。在公众舆论面前，她表演尊严和威望的喜剧，她总是以相信自己是一个有德行的完人、神圣的偶像而告终。无法改变的不诚实，在支配着她的内心生活，这使得她有意把谎话说得跟真的似的；她的生活偶尔也会有某种自发的情感；她对爱并不完全陌生；有时她是“那样地”呆在某人的身边，有时她甚至对某个男人“爱得难以忍受”。但是，她若是过分沉迷于任性，沉迷于多愁善感和快感，不久便会失去自己的“地位”。在这些方面，她通常会表现出通奸妻子的全部谨慎；她必须向她的保护人和公众舆论隐瞒还在发生的事情；因而她不可能完全委身于她的情人；他们对她来说只不过是一种转移，一种喘息。况且，她通常会念念不忘自己的成功，不可能忘我地进行真正的恋爱。
至于对其他的女人，高级妓女则十分经常地和她们保持肉欲的爱情关系；由于对专横地对待她的男人怀有敌意，她常常会在女性的怀抱中，找到终止色情生活和进行报复的方式：
娜娜和她的好友萨坦的情况就是如此。正如她希望在世界上能扮演主动角色，以便积极地运用她的自由，她也很想占有其他的人：年轻的男人——她甚至乐于让他成为“受她保护的人”；
或者年轻的女人——她也很高兴对她进行资助。在这些人面前，她任何时候都会是一个具有支配欲的、男性化的人。无论属不属于同性恋，她和一般女人都会有我所描述过的那种复杂关系；她需要她们成为评判的法官和旁观者，成为知己和同谋，以便创造一个所有受男人压迫的女人都很需要的相反的世界。但是，女性竞争在这里却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以她的女人一般性做交易的妓女，有她自己的竞争对手；但是，只要有足够的工作可以忙乎，她们即使发生了争执，也会有一种团结意识。追求个人名声的高级妓女，却会对任何和她一样觊觎特权地位的女人a priori（先验地)怀有敌意。关于女人对女人施展丑行这一熟悉的主题，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范例。
高级妓女的最大不幸，不仅在于她的独立性，实际上是她极度依附的欺骗性反映，还在于这种自由本身就是消极的。像瑞棋（rachel）那样的演员，像伊莎多拉·邓肯那样的舞蹈家，即便接受了男人的帮助，也还是有一个需要她们的能力并能证明她们生存正当性的职业。
她们在所选择的爱和工作中，获得了具体的积极的自由。但是对于大多数女人来说，一门艺术，一种职业，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在其他的时候，她们并没有进行真正的设计。尤其是在电影界，明星往往是导演的附属品，这使得她不可能在创造性的活动中有所发明，有所提高。
别人在决定她要扮演的角色；她什么新东西也没有创造。可是女人变成明星的情况仍然相当少见。在这个风流的领域里，由于有严格的规定，无论什么道路都不可能通往超越。这里无聊仍然在伴随着女人，把她限制在内在性当中。左拉对娜娜的描写，把这一点说得很明白：
娜娜虽然过着这么奢侈的生活，又有这么一大堆求爱者，却依然烦恼得要死。她日日夜夜都有男人陪伴，她的钱连梳妆台的抽屉里都是满满的。但是，这一切已经不能使她满足了；她总觉得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有点空虚，这个空虚的地方，总是在驱动她去渴望。她的生活，永远是无所事事地拖下去，一天又一天地，接连着所做过的永远是与以往同样单调的日子……这种饮食无虞，使得她终日毫不费力地偃卧着，像个修女那样懒散而服贴地入睡，就仿佛变成妓女这一行当的犯人似的。等待男人感到孤独时，她就用低级娱乐来消磨时光。
美国的文学有许多对这种笼罩着好莱坞并在传染着初来乍到的游客的极度无聊的描写。
男演员和临时演员，与处境相同的女人一样感到厌烦。和在法国一样，正式宴会往往带有令人厌倦的义务性质。掌管小明星生活的保护人，是一个较年长的男人，他有不少同龄的朋友；
他们所关心的事和那个年轻女人无关，他们的谈话是死板的；在20岁的小明星和45岁的银行家之间，虽然他们一起过夜，却有着一道比平常的婚姻更深的鸿沟。
高级妓女为之牺牲了快乐、爱情和自由的莫洛克神（themoloch），就是她的事业。主妇的理想是在她与丈夫、孩子的关系中形成一种稳定健康的气氛。事业虽在通过时间扩展，但它仍只是一种内在的目标，它集中于名声。在社会等级的阶梯上攀登得越高，在广告牌上和人们口碑中的名声也就会越大。攀登者在推进自己的事业时是谨慎还是鲁莽，这要依她的习性而定。有的女人在她的事业中，将会产生一种犹如在房间里迭漂亮衣服的主妇的满足；有的女人则会陶醉于冒险。有些女人只会限于让不断受到威胁的、有时会崩溃的处境不断地保持平衡；有些女人则会永无止境地建立她们的名望，就像通天塔徒劳地指向天空似的。有些女人将风流韵事结合于她们的其他活动，她们似乎是真正的冒险家：这些人是间谍（如马塔·哈里），或是隐藏着的好细。一般她们并不负责提出她们的计划，宁可说她们是男性手中的工具。
但是整个来说，高级妓女的态度和冒险家的态度有点相似；准确地说，她和他一样，也常常介乎于认真和冒险之间；她的目标是指向一些体面的现成价值的，诸如金钱和名声；但她对它们的实现十分看重，就像十分看重对它们的占有；并且，归根结底对她来说，最高价值就是她的主观成功。她同样以虚无主义来为这种个人主义辩护，这种虚无主义或多或少是推论出来的，但实行时却更使人坚信她对男人是怀有敌意的，对其他女人是视为敌人的。此外，如果她十分聪明地感到需要得到道德上的辩护，她就会或多或少求助于彻底同化了的尼采主义：她将去维护高于普通人的优越者的权利，维护高于平民百姓的精英的权利。她觉得她的人身是一种财富，这种财富的纯粹存在是奉献给人类的礼物，以至她在把它奉献给她自己时，声称是为社会服务。为男人献身的女人，注定要受到爱情的困扰；但利用男性的她，却在自我崇拜中迷惘了。她注重自己的名望，并不纯粹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她在名声中寻求的是对她的自恋的神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