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西·施泰因过几天要动手术。”罗伯特·希尔施说。

“危险吗？她得什么病了？”

“还不是很清楚，是个瘤子。博瑟和拉维克给她做了检查，可他们什么也没说，医生得保密。手术大概能弄清瘤子是不是良性的。”

“癌症？”我问。

“我恨这个词，”希尔施答道，“在我认识的字眼里，除了盖世太保，就数这个字眼最可恶了。”

我点点头。“杰西预感到什么了吗？”

“人们告诉她这将是一次毫无危险的小手术。可她像只狐狸一样多疑。”

“谁给她做手术？”

“博瑟和拉维克，外加一位美国医生。”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跟在法国一样，”我说，“那时候拉维克与一位法国医生一起动手术。他是打黑工的外科大夫。”

“拉维克说这里情况不完全一样了。在这儿他打的是灰工，要是他做手术的话，起码不会被关起来。”

“那笔给博瑟的钱你拿到了吗？”我问。“就是那笔我们‘远征’去讨的罚款。”

希尔施点点头。“这很简单，但博瑟不愿意要。我差点儿要揍他，他才收下这笔钱。他觉得这钱是敲诈来的，他自己的钱！有些流亡者对诚实的理解真是不可思议！令人绝望！”他笑了。“去杰西那儿看看吧，路德维希。我已经去过了，不能再去了，否则她会起疑心的。她有些担心，我不太会安慰人。别人的担心会让我不快、伤感和烦躁。去看看她，今天是德国人在她那儿聚会的日子。她认为，一旦生病，人就不用结结巴巴地说英语了。她需要帮助，需要身边有人。”

“我今晚过去，等雷金纳德·布莱克那边完事以后。卡门在做什么，罗伯特？”

“她可爱迷人、神秘莫测，正如只有真正天真的人才能做到的那样。”

“有真正天真的女人吗？也许有愚蠢的，可有天真的吗？”

“天真这个词不过是个字眼，就像愚蠢或懒惰一样。它对我而言意味着不可思议的反逻辑王国，非常珍贵。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管它叫庸俗，反正它远离了价值与事实，是纯粹的幻想、偶然、感情，没有抱负、没有边际的懒惰。是一种令我着迷的东西，因为它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我疑惑地看着希尔施。“你相信这一切吗，罗伯特？”

他笑了。“当然不信，所以它令我着迷。”

“你跟卡门提起过这些吗？”

“当然没有。说了她也不懂。”

“你刚才用了一大堆词，”我说，“你真的认为事情那么简单吗？”

希尔施抬起头问道：“难道你觉得我不懂女人吗？”

我摇了摇头。“我不是这个意思。尽管对英雄来说不懂女人很自然。胜利者往往不谙此道，倒是失败者比较理解女人。”

“为什么那些人尽管不懂女人还是胜利者呢？”

“因为懂得一点儿女人还未得胜，特别是在女人那儿还没有。这是生活的一种荒谬。但胜利者也不能永远是胜利者，罗伯特。简单的事无需弄复杂了，生活本身已经够复杂的了。”

罗伯特·希尔施朝杂货店柜台后面穿白制服的人招了招手，我们两个在这儿吃过汉堡包。“不知怎么回事，”他说，“这儿的售货员总让我看着像医生，这杂货店让我觉得像药房。就连汉堡包吃起来都有一股三氯甲烷的味儿。你不觉得吗？”

“没有啊。”我说。

他笑了。“今天我们可是滔滔不绝地说了不少空话，你也一样。”他望着我问道：“你幸福吗？”

“幸福？”我说。“什么是幸福？我认为这是十九世纪的一种措辞。”

“是的，”他回复道，“什么是幸福？我不知道。我也不向往它。我想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幸福。”

我们走到大街上，我突然为希尔施担忧起来。他让我觉得与这里格格不入，最不适合的就是在收音机店卖货。他曾扮演过一种征服者的角色；可如果征兵委员会认为他不可靠而拒绝了他，那一个犹太征服者在纽约还能有何作为吗？

杰西躺在床上，身穿一件鲑鱼色中国披风，布鲁克林的生产者可能是把它当作中国官服设计的。

“你来得正好，路德维希，”她说，“明天我就得上屠宰台了。”

她满脸通红，眼神激动，一派强颜欢笑。圆圆的脸上满是她企图遮掩的焦虑，就连她的头发似乎都受到了焦虑的传染，它们竖立在脑袋四周，就像一位黑人妇女上耸的发型。

“我说杰西，”拉维克插嘴道，“你又耸人听闻了。我们明天不过是做个小小的常规性检查，以防万一。”

“防什么万一？”杰西迅速问道。

“多了，大大小小的。”|||||

“大的会是什么呢？”

“杰西，这我也不知道。我不是透视眼，所以我们得开刀。但我会对你说实话的。”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杰西。”

她的呼吸平稳了一些。她并不完全相信他的话，她大概已经问过他十多遍了。“那好。”她最后说道，然后转向我问道：“巴黎的事你有什么高见？”

“它自由了，杰西。”我不知道还该说些什么。

“我居然活着看到了这一天。”她嘟囔道。

我点点头。“杰西，你还会看到柏林自由那一天的。”

她沉默了片刻。“去吃点儿东西吧，路德维希。在巴黎时你总是饥肠辘辘，隔壁房间里双胞胎姐妹准备了咖啡和点心。我们不想悲哀，一切降临得如此神速，巴黎，然后是我的事。一桩接一桩，就好像是昨日发生的，不去想它了！你知道，尽管有过种种磨难，如果跟这个滋味比，那仍旧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她指了指病榻。“留神一定要尝尝咖啡，路德维希，是新煮的。拉维克也去隔壁了。”她像个同谋者一般凑近我小声耳语道：“我不相信他！一句都不信！”

“也不相信我？”

“你同样不可信，路德维希。去吃点儿东西吧！”

那儿差不多有十来个人，博瑟也在场，他坐在窗户旁向外呆望。外面灰蒙蒙的，闷热，好像要下雨，天空的颜色像烟灰。窗户关着，胡桃木小柜子上一台电扇像只疲倦的大苍蝇似的发出嗡嗡声。达尔姐妹端来咖啡和李子点心，她们步履轻盈，就像小马驹。第一眼我都没有认出她们，她们的头发染成了金色，穿着紧身的短裙和横条的短袖针织套衫。

“非常撩人，是吧？”有人在我身后问。

我转过身一看，原来是巴赫，就是那个弄不明白孪生姐妹中哪一个会允许别人捏她的屁股的主儿。“非常，”我说，为能想点儿别的事而感到高兴，“想要跟双胞胎中的一个拥有私密关系，一定是个令人很困惑的念头吧，如果她们彼此像得让人分不清的话？”

“那就双保险了！”巴赫一边切一块苹果派一边用力点头。“如果一个死了，就可以娶另一个。不会有烦恼！这种美事上哪儿去找啊？”

“这可是个相当玩世不恭的想法。上次您还只是捉摸着，如何能摸到双胞胎姐妹的美臀，而不被泼一身咖啡。现在您就想到结婚了，你可真是个谨慎的理想主义者。”

巴赫摇晃着四周还飘着些许黑发的秃头，那脑袋看上去就像是狒狒的屁股。他疑心重重地沉默着。“我就没想到可以先后娶她们俩为妻，”我说，“也没马上想到死亡。”

“当然想不到，您这个没有思想的非犹太人。可如果某人恋爱了，他还能想些什么呢？一个人会死在另一个人前头，剩下的那个就得孤单度日了！只是一种古老的，也许是有所变更的原始恐惧。原始的简单恐惧是自己难逃一死，爱情把它变成为别人的死担心。”巴赫舔舔手指上粘着的砂糖。“一种折磨。孪生姐妹则是最好的出路，特别是这一对。”

达尔姐妹正好飘然而至。杰西让人把她从柏林带来的铜版画送到她床边。“您会无选择地娶她们之中的一个吗？”我问。“反正分不清，也许在性格方面也难分辨。会有这种事的。还是您会扔色子来决定此事？”

巴赫从夹鼻眼镜的上方望着我，浓密眉毛下的那双眼睛忧心忡忡。“您就继续拿我开涮吧，一个秃顶、贫穷和背井离乡的犹太人，”他说，“这俩姑娘我可没福消受，她们是进好莱坞的料！”

“那您呢？您不也是演员吗？”

“我演的都是小角色。纳粹，除了纳粹分子就没演过别的，真让我郁闷。当然头发颜色要染，戴假发。奇怪的是，在好莱坞他们几乎只让犹太人演纳粹分子。您能想象那是种什么感受吗，人格彻底分裂。幸好所演的纳粹分子有时会被处死，否则就没法忍受了。”

“难道作为犹太人饰演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不是更糟糕吗？”

巴赫默不作声地盯着我。“这我倒没有想过，”他说，“您总是别出心裁！不，犹太人多由大牌明星扮演，非犹太人。什么世道啊！”

我环顾四周，幸亏那位编制喋血名单的人不在。我遇到了作家弗兰克。纳粹上台后，他随犹太妻子流亡海外，他本人不是犹太人。他们到达美国后，他妻子离开了他。他在好莱坞生活过半年，那里的制片厂雇用过几位知名作家，以便他们能适应美国的生活，当然也希望他们为制片厂写点儿什么。几乎所有的人都无法胜任那里的工作，写书和写电影脚本之间的差别太大。再加上这些作家的年龄都太大了，没法再改行学新本事，所以他们都没有受到延聘。结果他们就成了慈善机构的包袱，得不时去那里乞食，或是靠私人资助。|||||

“我学不会这儿的语言，”弗兰克绝望地说，“死活学不会。再说学会了又能怎么样？说和写之间还有天壤之别呢。”

“您不用德语写吗？”我问。“为以后着想？”

“什么？”他问。“写我在这儿遭的罪？写它干吗？我离开德国时都六十岁了，现在都七十多了。老头子了。我的书在那边遭焚被禁。您以为人们还会知道我是谁吗？”

“会的。”我说。

弗兰克摇了摇头。“十年在德国中的毒是不会从人的脑袋里轻易解除的。您看过那边开党代会的新闻纪录片，那些成千上万欢呼呐喊的面孔？没人逼着他们那样做。我累了。”他又补充道：“您知道我靠什么为生？我给两个美国军官上德语课，以便他们占领德国时用。是我妻子介绍给我的，她说俄语、法语和英语都很流利。我什么外语都不会。相反，我那个跟她一起生活的儿子却不会说德语。”他苦笑道：“世界公民，对吧？”

我去向杰西告别。这不是一件易事，她既不相信医生，也不相信我或任何其他人。她茫然地躺在床上，只有眼睛闪闪发光，不安地左顾右盼。“什么也别说，”她小声说，“你来了就很好。现在走吧，路德维希。别忘了，只要健康，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这是我这几天新悟出的道理。”

我从博瑟身边走过。他依旧坐在窗户旁向外呆视着。外面下起了雨，柏油路被淋湿了，闪着亮光。向博瑟打听杰西的事一点儿意义也没有。他和拉维克一样会对我守口如瓶的。“巴黎自由了。”我说起了别的事。

他抬眼答道：“是的。可柏林在遭轰炸，我妻子在柏林。”

我把酒瓶放到莫伊科夫面前的桌子上。“天哪！”他说。“真正诸神的长生不老饮料啊！原装俄国货。已经是第二瓶了！你从哪儿搞到的，从俄国大使馆？”

“从玛丽亚那儿。这是她送给你八十大寿的礼物。”

“今天是我生日吗？”莫伊科夫看了一眼报纸。“也许吧，七十岁以后我就不再想着自己的生日了。再说俄历与西历也不一样。”

“这些玛丽亚全知道，”我说，“最稀奇古怪的事她都知道，可别的平平常常的事她又浑然不知。”

莫伊科夫探究地望着我，微笑慢慢地爬上了他那张阔脸。“像个俄国女人，可其实她并不是。愿上帝赐福给她。”

“她说她祖母是俄国人。”

“女人没有义务说实话，路德维希。她们要是说实话就无聊了。其实她们也没有撒谎，但她们是伪装大师。眼下许多人都声称有俄国祖母。战争结束后人们就不会这么说了，那时候俄国人就不是盟友，而仅仅还是共产主义者了。”莫伊科夫看了看瓶子。“这是我唯一的乡愁了，”他说，“不是我出生的那个国家，而仅仅是它的饮料。你们犹太人到底为什么偏要大声宣扬你们对德国的思乡之情呢？他们不是应该习惯了没有故乡吗？他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流亡者——从两千多年前古罗马人摧毁耶路撒冷时就开始了。”

“还要早，从巴比伦时就开始了。可正因为如此，犹太人在世界各地都是不可改变的爱国者。因为他们没有故乡，所以他们不停地寻觅新的故乡。”

“他们不会最终变聪明吗？”

“怎么变？他们总得有栖息之地吧。”

莫伊科夫小心翼翼地打开酒瓶，瓶子的软木塞非常小，而且质地低劣。“犹太人曾是德国最出色的爱国者，”我说，“这一点甚至当时的皇帝都知道。”

莫伊科夫闻了闻软木塞。“难道他们还想再扮演这一角色不成？”他问。

“那儿的犹太人不多了，”我答道，“在德国所剩无几了。这样问题就暂时解决了。”

“人们把他们杀害了？”

我点点头。“我们谈点儿别的吧，弗拉基米尔。八十岁是种什么感觉？”

“你真想知道？”

“不，这不过是发窘时想出的转移注意力的问题。”

“谢天谢地！你要真想知道会令我很失望的。人不该不识相地强迫别人回答令人发窘的问题。我们尝尝这伏特加吧！”

我突然听见门口处传来拉赫曼典型的脚步声。“他来这儿想干吗？”我问。“他不是找到一个令他崇拜的电影院女售票员了吗？”

莫伊科夫的大宽脸上慢慢堆起微笑，这一微笑有很多层次，它始自眼睛，也终止在眼睛中。“生活并非如此简单，也存在一种类似逆向的报复欲，而嫉妒也不能像水龙头那样随意关掉。”

拉赫曼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他身后跟着一位金发女郎，她看上去像个强壮的驯兽员，兜齿，眉毛又黑又粗。“我未婚妻，”他介绍道，“麦克克雷格小姐。”|||||

那驯兽员点了点头。拉赫曼打开一个包着柔软红纸的小包。“祝贺八十大寿，弗拉基米尔！”他解释道。“在你所信的宗教中找到这个可不容易。”

这是一尊金底的俄国小圣像。莫伊科夫错愕地望着它。“我说拉赫曼，”然后他迟疑地说，“可我是个无神论者啊！”

“胡说！”拉赫曼回复道。“每个人都信点儿什么！要不我哪儿来的收入啊！再说这也不是基督或圣母像，而是圣弗拉基米尔。你总该相信你自己吧，还是你连自己也不信？”

“我最不相信自己。”

“扯淡！”拉赫曼看了我一眼后说：“这种说法是这个路德维希·佐默自相矛盾的废话，忘记它吧！”

我吃惊地看着拉赫曼。我不习惯一向眼泪汪汪哭诉的库尔特这种果断的语调，爱情看来在他这儿创造了奇迹，他就像是被注射了什么让他强硬的针似的。

“二位想喝点儿什么？”莫伊科夫边问边焦虑地瞟着伏特加。

“来杯可口可乐吧。”拉赫曼不假思索地说，这让我们松了一口气。

“您呢，女士？”

“您有查特酒吗？”那方墩儿女人令我们意外地用假嗓子尖声问道。

“要黄色的还是绿色的？”莫伊科夫不动声色地问。

“还有黄颜色的？”

“这儿有。”那是拉乌尔最喜欢的饮料。

“那就黄颜色的吧，我不知道还有这种颜色的。我可以来双份的吗？电影院里烟气腾腾，呛嗓子。”

“您可以喝一瓶。”莫伊科夫潇洒地回答并开始斟酒。他给他自己和我倒的是伏特加。拉赫曼与麦克克雷格小姐手拉手地坐在那里，微笑着，盯着我们，满怀希望地沉默着。我想，没有什么比完美的幸福更愚蠢的了，特别是当人们想用巧妙灵感来维持这种幸福时。幸好拉乌尔和约翰这时走下了楼梯，交谈马上活跃起来。他们俩都充满厌恶地盯着麦克克雷格小姐，就好像在看一只剥了皮的海豹，由于他们马上意识到自己的态度，所以他们加倍殷勤，大显骑士风度。一分钟后，女伯爵也迈着小碎步走下了楼梯。她以老鹰般锐利的目光马上就发现了俄国伏特加并立即热泪盈眶。“俄国！”她喃喃道。“伟大而非凡的帝国！心灵的故乡。可爱的母亲。”

“这回我的生日伏特加可剩不下了。”莫伊科夫边小声嘀咕边斟酒。

“你换一瓶，你自制的也不错，她发现不了的。”

莫伊科夫微微一笑道：“女伯爵，她会发现不了？她能回忆起四十年前的每一次宴会，而且包括当时喝的伏特加。”

“可她不是也喝你制作的伏特加吗？”

“要是没有别的可喝，她是连科隆香水也喝的。但她绝不会失去自己的品尝力的。今儿晚上咱们甭想从她那鹰爪中得到这瓶酒了。要不我们自己就得赶快喝，要不要这么做？”

“不。”我说。

“我想你也不会那么做的。我们把这瓶酒留给伯爵夫人吧。”

“我反正也没想喝它。给我倒你自制的吧，我更喜欢那味道。”

莫伊科夫用他那单眼皮的小鹦鹉眼斜了我一眼。我看出他此时想到了许多事。“好吧，”他说道，“你在许多方面都有骑士风度，路德维希。上帝赐福给你，并保佑你。”他又补充了一句。

“保佑我什么？”

女伯爵还没发现，他就把满满一杯酒灌进了肚里。他用大手背抹了抹嘴，然后小心地把空杯子放到桌上。“永远保佑你不自我伤害，”他说，“否则还能保佑什么人不伤害你呢？”

“您再待一会儿吧，佐默先生，”拉乌尔说，“为了给弗拉基米尔即兴庆祝生日！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庆祝生日了，”他对我耳语道，“有几个人能活过八十岁呢？”

“那些八十一岁的。”

“这已经达到《圣经》中说的高龄水平了。您愿意活这么大岁数吗？老得不能随心所欲，不能享用美酒佳肴和性？这么活着多可怕！成熟得都该自杀了！”

我对此和拉乌尔的见解不同，但我不想向他解释。我想离开这里，玛丽亚·菲奥拉正在她借来的住处等着我。

“留下吧！”拉乌尔接着央求。“您从来都不扫人兴的，而且这是最后一次庆祝生日，您不也是他的朋友吗？”

“我必须离开，”我说，“可我过后还会回来。”

“一定吗？”

“一定的，拉乌尔。”

我感到自己突然落入一种境况，几乎类似于对朋友的小小出卖。这令我一时颇为困惑，可捉摸此事又是愚蠢的，我天天见到莫伊科夫，我也知道他不在乎过生日。尽管如此，我还是说：“我走了，弗拉基米尔。也许这儿的庆祝结束前我就回来了。”

“我不希望这样，路德维希，别犯傻。”他用自己的大巴掌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同时冲我挤了挤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