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穿着棕色斑点花呢衣服，男子气的衬衫外打着领带，脚上是一双手工雕花徒步鞋。她的长筒丝袜和昨天一样薄，不过腿露出得没有那么多。她乌黑发亮的头发上戴着一顶棕色的罗宾汉式帽子。那帽子也许足足值五十块钱，但看起来就像你能单手用一张吸墨纸折出来似的。

“嗬，你终于起床了。”说着她皱皱鼻子，眼睛扫过那只褪色的大红长靠椅，那两只不成对的小安乐椅，那块亟须清洗的网眼窗帘和那张像是男童用的阅览桌。桌上放着几本正儿八经的杂志，好让这地方带点专业范儿。“我都开始这么想了：也许你是在床上干活的，跟马塞尔·普鲁斯特一样。”

“他是谁啊？”我叼起一根烟，注视着她。她脸色有点苍白，有点紧张，但看她的样子，应该是能够扛着压力做事的。

“一个法国作家，最擅长描写堕落之徒。你不会想认识他的。”

“啧，啧，”我说，“来我的‘闺房’里谈吧。”

她站起身，道：“昨天我俩相处得不太愉快。也许是我无礼了。”

“我俩都挺无礼。”我说。我打开连通两间房间的门，为她撑住门板。我们走进这套间余下的区域，屋里有赭色的地毯，已经不太新了；五个绿色文件夹，其中三个装满加州的气候信息；广告日历，印着五胞胎[1]在天蓝色的地板上滚来滚去，她们都是一身粉红连衣裙，暗褐色的头发，那一双双机敏的黑眼睛就跟特大号的李子一般大。有三只仿胡桃木椅子，一张常见的书桌，上头摆放着常见的吸墨纸、全套钢笔用具、烟灰缸和电话机，桌后是一把常见的吱嘎作响的旋转椅子。

“你倒也不是特别讲究派头。”她说着，在属于客户的桌子那头坐了下来。

我走到信箱前，从里面拿出六个信封、两封信件和四份广告传单。我把帽子挂在电话机上，落了座。

“平克顿事务所的侦探也不讲究，”我说，“如果为人老实，在这行当里发不了财。如果你好摆派头，那说明你发财了——或者很想发财。”

“哦——你为人老实吗？”她问道，一边打开了包。她从一只珐琅烟盒里拈出一根烟，用随身携带的打火机点上了火，随后把烟盒和打火机往包里一扔，任由包口敞着。

“勉强老实着。”

“你是怎么干起这肮脏的行当来的？”

“你又是怎么嫁给一个走私酒贩的？”

“老天啊，我俩可别又吵起来啦！一早上我都在打你电话。往这儿打也往你家里打。”

“为欧文的事？”

她的脸猛地紧绷了起来。她的声音很轻柔。“可怜的欧文，”她说，“这么说事情你都知道了。”

“有个地方检察官的手下带我去过里多了。他觉得我或许知道一些内情。结果他知道的比我多。他知道欧文想娶你妹妹——一度。”

她一口一口抽着烟，不作声，用那双黑眼睛定神端详着我。“也许那不是个坏主意，”她静静说道，“他爱上她了。在我们的圈子里这种情况不多。”

“他有前科。”

她耸耸肩。随后无所谓地说：“他交友不慎。在这个充斥着犯罪的堕落国度，前科的意思就是交友不慎。”

“我不想扯那么远。”

她脱下右手手套，咬了咬食指的第一节，目不转睛看着我。“我来找你不是为了欧文。现在你觉得你能告诉我父亲为什么要见你了吗？”

“未经他同意，不能说。”

“是跟卡门有关吗？”

“连这点也不能说。”我塞好烟斗里的烟草，用火柴把它点着。她盯着那缕上升的烟看了片刻。接着她的手伸进敞开的包，拿出一只厚实的白信封。她把信封掷过书桌。

“不管怎么样，你最好还是看一下这个。”她说。

我拿起信封。收信人地址是打字机打的：西好莱坞区阿尔塔·布雷亚新月街道3765号，维维安·里根太太收。用的是邮政快件，邮戳显示是上午8：35寄出的。我打开信封，抽出一张闪亮的4.25英寸×3.25英寸照片。里面没有别的东西。

照片上，卡门坐在盖革家平台上的高背柚木椅子上，戴着耳环，赤条条像从娘胎里刚出来。她的眼神甚至比我记忆中的样子更癫狂。照片背面是空白。我把它放回信封里。

“他们开价多少？”我问道。

“五千——换回底片和剩下的照片。交易今晚就得了结，不然他们就把那些玩意儿寄给花边小报。”

“你是怎么知道他们的要求的？”

“有个女人打我电话，大约半个钟头后，信就送来了。”

“花边小报什么的不用担心。现在谁要那么做，陪审团都不用走下陪审席就能判他们有罪。还说了别的什么？”

“非说了点别的什么不可吗？”

“没错。”

她略带困惑地注视着我。“有的。那女人说，这照片还跟一桩刑事案件有关，我最好赶紧交钱，不然我就要隔着铁窗跟我妹妹说话了。”

“这句比较有用，”我说，“什么刑事案件？”

“不知道。”

“卡门现在在哪？”

“在家。她昨晚病了。她还没起床吧，我想。”

“她昨晚出门了吗？”

“没有。我出门了，但用人们说她没出去。我去了拉斯奥林达斯，在艾迪·马尔斯的柏树俱乐部里玩轮盘赌。输了个精光。”

“这么说你喜欢玩轮盘赌。那是得输个精光。”

她交叉起两腿，点上另一根烟。“是的。我喜欢轮盘赌。斯特恩伍德家的人都喜欢玩啥输啥，比如轮盘赌，比如嫁给会抛弃妻子的男人，比如在五十八岁的年纪还参加越野赛马，结果被马踩成了终身残疾。斯特恩伍德家有钱。但那么多钱买来的只是一张眼下难以兑现的凭据。”

“昨晚欧文开着你的车干吗去了？”

“谁知道呢？他未经允许就把车开走了。他休息的日子，我们总是准许他把车开出去的，但昨晚没轮到他休息。”她一撇嘴巴，“你是觉得——”

“他知道这张裸体照吗？我怎么能下定论呢？只是不能把他排除在外。你能立马拿出五千块现金吗？”

“不能，除非告诉爸爸——或者借。也许我能问艾迪·马尔斯借。他应该对我很大方，天知道。”

“最好还是去借吧。这回你是有急用了。”

她往后一靠，手搭在椅背上。“报警怎么样？”

“好主意。但你不会报警的。”

“是吗？”

“不会。你得保护你父亲和你妹妹。你拿不准警察会查出点什么来。也许是某个他们绕不过去的问题。虽然他们查起勒索的案子来向来拼命。”

“你能帮上忙吗？”

“我想可以。但我没法告诉你为什么要帮或者怎么帮。”

“我喜欢你，”她突然说，“你相信奇迹。想在办公室里喝一杯吗？”

我打开上锁的深抽屉，拿出那瓶我在办公室喝的酒和两个小玻璃杯。我在杯子里倒上酒，我俩喝了起来。她啪嗒关上包，把椅子往后一推。

“我会弄到五千块的，”她说，“我一直照顾艾迪·马尔斯的生意。他会对我好，还有另一个原因，你不见得知道，”她朝我笑了笑，可还没等眼眉露出笑意，嘴上的笑竟已经消失了，“艾迪的金发老婆就是那个跟拉斯蒂私奔的女人。”

我什么也没说。她紧紧盯着我，加了一句：“对此不感兴趣？”

“这样一来，应该能更容易找到他了——如果我确实在找他的话。你觉得他跟这破事儿没关系是吧？”

她把空酒杯推到我面前。“再来一杯。从没见过口风像你这么紧的家伙。连一点耳边风都吹不了。”

我给小杯子倒上酒。“你已经从我这儿打听到所有想知道的东西了——知道我没在找你丈夫，你应该很高兴。”

“拉斯蒂不是坏人。就算他走过邪道，也并不是为钱。他身上有一万五千块现钞。这笔钱他称之为‘应急钱’。跟我结婚时他带着这笔钱，离我而去时还是钱不离身。不会——拉斯蒂不会干这种掉价的勒索勾当。”

她伸手拿了信封，站起身来。“我会跟你保持联系，”我说，“如果你想给我留言，就跟我家公寓楼里接电话的姑娘说好了。”

我们朝门口走去。她用信封轻轻敲着指关节，说道：“你还是觉得不能告诉我爸爸——”

“我必须先去见他。”

她抽出照片，站在内侧的门口看着它。“她娇小的身材很漂亮，对吧？”

“嗯——哼。”

她稍微靠过来了一点。“你应该看看我的。”她认真地说。

“可以安排一下吗？”

她突然尖声大笑起来，半个身子出了门，随后转过头来冷冷说道：“头一回见到像你这么冷血的禽兽，马洛。还是说我可以叫你菲尔[2]？”

“当然可以。”

“你可以叫我维维安。”

“谢谢，里根太太。”

“噢，去死吧，马洛。”她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我轻轻甩上门，手撑在门上兀自站着，眼睛盯着手。我的脸有点烫。我走回办公桌旁，藏好酒，洗干净那两只小玻璃杯，收了起来。

我拿掉电话机上的帽子，拨通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电话，找伯尼·奥尔斯。

他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小天地。“嗯，我没惊动那老头，”他说，“管家说他或者女仆会告诉他的。这个欧文·泰勒住在车库楼上，我翻了翻他的东西。父母住在衣阿华州迪比克。我给那边的警察局长发了电报，让他帮忙问下他们需要我们做些什么。费用由斯特恩伍德家来承担。”

“是自杀？”我问。

“不好说。他什么纸条都没留下。他无权把车开出去。昨晚除了里根太太，每个人都在家。她去了拉斯奥林达斯，跟一个名叫拉里·科布的花花公子厮混。我查过了。我认识他们赌桌上的一个小伙儿。”

“那种豪赌你应该禁掉一些的。”我说。

“在这么个辛迪加黑帮横行的国家，我去禁赌？别孩子气啦，马洛。那小伙子头上遭棍棒击打的伤口让我想不太通。在这点上，你肯定帮不了我吗？”

我喜欢他这么说话。让我可以说不，却不必真的撒谎。我们道别后，我离开办公室，买齐了三份午后报纸，坐着一辆出租车去法院，把车从停车场里开了出来。三份报纸上都没有提及盖革。我又看了一眼他的蓝色笔记本，可那堆密码还是像前一天晚上那样难以破解。

[1]指的应该是加拿大的迪翁五胞胎姐妹（thedionnequintuplets），出生于1934年，是有史以来首例存活过婴儿期的五胞胎。在钱德勒写作《长眠不醒》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迪翁五胞胎名声很大，许多印刷品上都能看到她们的形象。

[2]“菲利普”的昵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