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到了东西方必须互会的时候了。如若在《晨报》上看到温德尔·威尔基1星期五还在重庆，下周一已经回到了美国，说是回来度周末。这简直就像变魔术一般，真会吓人一跳！不管战后的世界采取何种合作形式，我们都能够肯定一点，就是东西方将会密切地生活在一起，彼此之间相互依赖。19世纪世界政治解体之后，在盎格鲁—撒克逊、俄罗斯和东方文化的适宜环境里必将形成一个新世界。《中国的智慧》就是要努力去解开东方的一些神秘之处，特别是要洞悉中国人的视角——在中国本土文学和哲学中透现出来的看待事物的一些最根本的方式。

我们谈到中国文明时，一般的印象往往是：中国文明是人性的、理性主义的且易理解的文化类型。总体而言，中国人的特征是人文主义、非宗教和非神秘主义。这种看法只在一定程度是正确的。我完全同意其人文主义的观点，但我不赞同非神秘主义的看法，因为任何有着宽广深厚精神根基的文化在一定意义都是神秘的。如果说“非神秘主义”指的是现代对机械论和物质主义事实的奴性的、肤浅的崇拜，这些事实被人精确观察、系统罗列，似乎可以自圆其说，这是当今占上风的思维类型，那么我必须驳斥中国文明竟然降至如此低下的地步。事实是，任何知识分支，无论是研究岩石和矿物质，还是研究宇宙射线，只要一触及什么深度，都会碰到神秘主义。看一下亚历克西斯·卡雷尔博士和a.s.埃丁顿吧。19世纪肤浅的理性主义天真地以为，“草叶片是什么”的问题可以把草叶片看做纯粹的机械现象给予充分的回答。当代的科学态度认为这样不可。自从沃尔特·惠特曼用他那深刻的神秘主义提出了这个问题之后，还没人能够回答它，现在没有科学家敢于回答它。我们记住，在那种神秘主义和对宇宙的机械观不信任之中，惠特曼是中国式的。我坚信，当代科学的进步正在迫使现代思想朝着深度的方向发展，朝着机械和心灵、物质和精神的新综合方向发展。

在审视中国思想时，人们为它在风格和方法、价值观和目标方面与西方的巨大差距感到震撼。因为，中国哲学是什么？中国有哲学吗？有像苏格拉底和康德的哲学那样，以逻辑为基础，推理中肯切题的知识哲学或现实哲学或宇宙哲学吗？答案是骄傲地说“没有”。这是全部要点。就任何系统化的认识论或形而上学而言，中国得从印度进口。系统哲学的气质只是不在那儿，而且只要中国人还是中国人，那就不会在那儿。他们太理性了，不会具备这样的气质。人类生活的大海永远包围着中国人思想的海岸、逻辑学家的傲慢和荒唐、“我完全对，你完全错”的假定，这些不是中国人的过错，不管他们可能有什么样其他的过错。中国哲学家的语言正是百姓的市场俚语。中国只是缺乏学术术语，那是美国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所爱，且对构建任何无懈可击的学术理论都非常必要。西方科学家运用这种术语，在其周围建立起远离人类生活的学术堡垒，这是现代最令人惊奇的知识现象。我注意到，普及科学的科学家，用普通人看得懂的语言著述的科学家，有一种失宠于皇家学院的趋向。在中国，没有大学哪位教授会把“灯光熄灭”叫做“照明终止”，然而，要是没有这种学术术语，我们显然建立不起系统哲学来。像爱默生那样，中国学者使用像“灯光熄灭”这样的词语、谚语和类比。中国的哲学家就像一位潜入水中的游泳者，但必须很快又浮出水面。西方哲学家就像潜入水下的游泳者，对自己永远不浮出水面而颇感自豪，同时对自己的深度非常满意。

一般而言，读中国哲学家的作品就像读爱默生一样。埃贡·弗里德尔对于爱默生的方法和风格的描述可以作为对所有中国哲学家的完美描述。“他的命题，就在那儿，毫无准备，无可争议，像从雾蒙蒙的深处出来的水手的信号。”“他是一位绝对的印象派，在风格上，在气质上，在思想上，都是如此。他从不以确定的逻辑或艺术形式提出自己的思想，而总是以一种自然——通常是偶然的顺序，这是在他脑海中存有的。他只知晓临时的观点、暂时的真理，他从不把一个词语、一个句子或一个思想牺牲给整个结构。像‘内容的顺序’、‘序言’、‘过渡’这样的东西对他而言并不存在。他开始阐发这种那种的观点，我们认为他将把思想系统化地编织开来，从各个方面阐明之，防御它遭受到的各种可能的攻击。但是，就在他思想链的中间，某个格格不入的画面或明喻、警句或一瞥突然击中了他，然后主题便围绕一个崭新的轴心转动。他称自己的文章为顺便的思考，但他所写的东西都可能有这样的标题。”

因此，中国对哲学的独特贡献是不相信系统哲学。我承认这肯定会使许多大学二年级学生感到沮丧，因为他们非常急于拥有没有漏洞且特别能够防御各种可能攻击的系统。他们希望可以说，罪犯要么是天生的，不是后天形成的，要么是后天形成的，不是天生的，而且他们还希望能够证明之。中国人的回答是，地球上没有这样无懈可击的系统，而且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系统只存在于那些幻想破灭、按照逻辑推论的蠢蛋脑海里。

进一步而言，中国人可以反问一个问题：“西方有哲学吗？”答案显然也是“没有”。我们需要一个生活的哲学，但我们显然没有这种东西。西方人有成吨的哲学是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教授们撰写出来的，但他们想要哲学的时候却找不到。事实上他们也很少想要。我们有哲学教授，但没有哲学家。提及当代美国哲学时，人们会想到怀特海德教授2。但是，怀特海德教授的哲学跟普通人又有什么关系呢？事实是，现代的巨大科学知识正在瓦解和堕落，结果哲学本身已经成为物理学或生物学或数学的一个分支。当有人在科学、哲学和宗教大会上宣读厚厚的论文，试图把现代知识连接起来时，却碰到了这样的术语：“目标”、“工具”、“程序”，“决定性因素”和“过程”，这时人们对科学、哲学和宗教应该再联合起来产生一种本能的不信任。

我们的世界正飞速地来到一个世纪的末尾，现代的知识世界亦是如此。思想世界肯定正在走向碎片，因为我们的传统价值观不见了。这给我们带来了东西方哲学的第二个差异，即方法和价值观上的差异。的确，我们今天拥有的东西，看起来似乎都是精确观察、系统罗列的事实。我们的道德价值观已经消失殆尽，消失的方式非常奇怪，我将试图加以解释。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方法——价值观的方法和事实的方法——之间存在确定无疑的差异。令人惊奇的是，这一差异由东西方的交往而引起。它让西方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中国人没有精确感，尤其是事实和数字。也别指望让两个中国人就两个邻镇之间的英里数或人口达成一致意见。同样地，中国人不能明白为什么粗略的思想还不够。它也让中国人有一种同样奇怪纳闷的感觉，西方作家要不侃侃而谈进口到美国的鸡蛋或黄油的比例，或是阿比西尼亚棉纤维的毫米数，或是以图表形式表示损失的数以百万计的工作时间，他们就不能往杂志上投一篇文章，使之为人接受。一个更为可恶的证据是政治家的普遍看法：像第二前线这样的问题可以由“军事”领导们解决，他们拥有“所有的事实”，但对道德、心理和政治问题却没有任何判断。要是中华民族曾经遭受过这种统计上的欺骗，那他们可能永远不敢拿起武器反抗日本军队。以下表明了中国人对于事实的无知。有位中国学者认真地写道，人的心脏是长在胸腔的右边。他的方法可恶——他不可能用自己的手摸到心脏。另一方面，中国人可以回来说：“心脏在右边还是左边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你切开，你肯定要看到；不切开，你对它毫无办法。一般说来，即使你确实切开了，你对它也毫无办法。”西方人会回答说：“噢，是的。不过我们想科学和精确些，弄清楚心脏在哪儿。”中国人又会说了：“你弄清楚心脏在哪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你的心放在合适的地方。”这简直是代表了事实法和价值法之间的区别。h.g.韦尔斯认为我们可以用他的“世界大百科全书”计划来重新聚合知识，这时他在遭受现代科学的事实崇拜。他似乎认为，数据收集和系统性表述给予科学家上帝般的智慧，事实就像冷漠的数字，人的大脑犹如加减法的机器，如果你把所有的事实都放到机器中去，你会自动地抽取正确无误的答案，这样这个世界将会得到拯救。这一概念的愚蠢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并不缺乏事实，而是事实太多了，缺乏判断。

中国人文主义，即儒学，集中关注人类的价值观。直到意识到方法上的巨大差异之后，西方读者才会觉得令人失望。儒家排除了物理结构和形而上学，集中于人类关系的价值。有关人类关系，我们发现的东西不但不多，而且似乎很少。但儒学认为，有本质知识和外部知识。外部知识是事实世界，本质知识是人类关系和人类行为的世界。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从儒学观点来看，少可能是非常多，多可能是非常少。因为中国人文主义的本质是根据人类动机心理学，通过对于人类价值的正确评判，来研究人类关系，其目的是我们可以作为理性的人那样行为。这就是全部，但它可能意味着很多。儒学的观点，政治必须隶属于道德，政府是随波逐流的权宜之计，法律是秩序的肤浅工具，警察是道德不成熟的个体的愚蠢发明。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只有通过教育和修养，通过礼仪和音乐的熏陶而获得的道德秩序感，才可能形成行为带有尊严和自尊的道德成熟的个体。获得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手段的概念与西方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学者的概念南辕北辙。“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同时出现了整个西方社会和政治哲学结构的对跖点。儒学对于任何文明的最终检验是这个文明是否产生了好儿子、好兄弟、好丈夫、好朋友和好人，他们拥有犀利的敏感性，最渴望别伤害他人的感情。也许，这可能是文明的最后结局。也许不是——我们怎么知道呢？或许，对于二十五世纪的人而言，我们今天作为个体和民族的社会行为似乎非常粗野。也许，在二十五世纪的人看来，今天的一些所谓的世界领导人可能只不过是一些带有部落思想的野蛮人，就像今天的我们看待迦太基统帅汉尼拔3一样。同时，自我欺骗不得不进行下去。

但是，如果我们告诉自己说，目前知识的分离和价值观的崩溃需要重新建立一些人类价值观，但我们不知道怎样开始才好。研究任何类型的人类价值观的方法、技巧和哲学基础不在那儿。只要机械的技巧和物质主义的方法依旧是大学教授的主导思想，那么，这样的价值观显然是重新发掘不了的。我说的“物质主义”并不是指满脑子想着物质进步，这是对西方世界的著名指控。我举双手赞成物质进步。我的本意是说科学物质主义作为一种方法、一种技巧、一种视角，已经毫无希望地使欧洲的人文学陷入了瘫痪状态，使它陷入了完全的嘈杂与混乱之中。

如果研究一下人文学教授是如何从他们的道德堡垒开始溃退，然后因为惧怕善恶的区别甚至任何的道德情感而逃遁，他们是如何生活在对立场的极度恐惧之中，从而把自己的大脑训练为客观地把任何事物都视为有待去分析、解释和比较的机械现象，他们又是如何最终成为道德蝙蝠，放弃所有的道德判断，害怕道德就像惧怕毒药那样，最终厌恶人类的自由意志，成功地消除掉自己的学术良知，这样的研究将会非常有趣。联合神学院的系主任为《财富》杂志撰写了一篇文章，讲了一件非常典型且意味深长的事情。他邀请一位从事科学研究的同事在学生早祷会上讲话。这位科学家拒绝了，他给出的理由是他的王国是精确的知识。因为善恶问题就其本性来讲不能在精确的知识框架之下进行分类，而且上帝本身也不可能降至数学公式的地步，所以善恶超出了教授的范畴。像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因为，不管你怎么认为，上帝和撒旦是永恒的确实存在。但是，因为没办法通过百分比或统计表的形式来解决善恶问题，所以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还得搁置一边。

如果研究一下科学物质主义对人文学的侵蚀以及人文学被教授的虚假直觉引入歧途而仿效自然科学的技巧和设备，这样的研究将会非常有趣。对于岩石和矿物质，甚至于我们动物朋友的客观研究，可能没有什么道德良知在里面，因为自然科学只要求客观性和非道德的学术态度。科学方法被偷用于人文学时，天真的想法是我们开始使人文学成为真正的科学，那个非道德的客观方法随之而来。但是，在自然科学中，公正性被认为是美德，而在人文学科中，它是而且一定是罪过。因为研究的对象和数据的性质不同，建立于这一基础之上的人文学一定是不真实而且不充分的。所有的人文学科都是伪学科，只有在比喻的意义上，它们才可以叫做科学。我明白，不仅有智力测试，用来处理特别主观的事情，比如“社会意识”和“个人魅力”，“男性化”和“女性化”以及“性格力量”，而且在某一体制甚至于一台机器里都有，在这样的机器里，只消把一个人的答案塞到机器里就可以得到其智力的准确百分比，机器把这一切都给做了。这只不过是教授们对本意良好的机制赋予者所开的无赖玩笑罢了。

大约19世纪中期开始，由于自然科学声望的飞速提升，人类研究的所有分支都开始自诩为“科学”。“有机物”、“自然法则”、“起源”和“进化”这样的术语应用到了文学和历史研究之中。奥古斯特·科姆特把他的新社会学叫做“社会物理学”，把社会称为“一种有机物”，开创了这一风气的先河。他说的“社会是一种有机物”是什么意思，谁也搞不清。甚至在文学和社会学研究中，也存在名副其实的“本质法则”狂欢。泰恩把它们应用到文学史，马克思应用到经济学，左拉应用到小说，甚至把他的文学和传记研究叫做“灵魂科学”。不过，没必要再回溯到历史中去谈这一现象，现代就有许多此类例子。j.b.沃森博士一天作出了惊人的发现，有可能不用思想和感觉就可对人的思维进行研究。他认为，他正要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采用的方法是消除掉中世纪术语，如“意识”、“意志”、“情感”、“记忆”和“知觉”，把心理学局限于机械冲动和反应的衡度。他的灵感显然来自他对动物心理学的研究。一个世纪发展的结果，人们只需想想西奥多·德莱塞关于人的观点，他把人视为一种化学合成物、一个落入陷阱的动物，在盲目的机会、盲目的冲动和驱动以及无道德责任的巨大混乱中四处走动。我们已经走到了路的尽头。4

可以证明，由于侵蚀我们的文学和思想的科学物质主义产生的直接后果，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碎片。人文学教授已经降低到了发现机械法则统治人类行为的地位，而且，越是证明“自然法则”的森严，就越能证明意志自由是一个假想怪兽，教授的智力愉悦就越大。因此，对于历史的经济阐释，是把历史设想为决定主义者的牢笼，把人设想为关在里面的二足动物，在笼子里朝食物的方向走去。马克思当然以他的“唯物主义”和历史机械观而自豪，因为科学唯物主义一定意味着决定论，决定论一定意味着绝望。因此，我们这个时代最受钦佩的精神——不是最伟大但是最时尚——是悲观主义，这绝非偶然。我们国际上的混乱建立在哲学绝望的基础之上：波德莱尔的绝望、于斯曼的绝望、哈代的绝望、德莱塞的绝望、t.s.爱略特的绝望、普鲁斯特的永恒遗憾、塞缪尔·巴特勒、迪安·英奇和奥尔德斯·赫胥黎的轻度悲观主义，还有毕加索、立体派、超现实主义者、弗洛伊德的暴力绝望。只有像沃尔特·惠特曼这样的强健大脑没有受到科学精神的折磨，与生活和伟大的人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样的人可以在普通人身上保有巨大的爱和信任。说新英格兰文化的花朵跟中国的特别相近，这非常有趣。惠特曼的神秘主义和他对血肉人性的爱，罗素的和平主义和乡村理想，爱默生的洞察力和机敏智慧。这朵花不再盛放了，因为工业主义精神粉碎了它。

然而，因为方法和材料的差异，人文学的这种伪科学自然主义一定永远不会充分，而且令人悲哀。把母爱追溯到卵巢，从人类生活的本性上看，一定不会充分，而且事实上是这种伪科学的一个最邪恶的谎言。老母鼠在注射卵巢分泌物时确实恢复了母爱的魔力；但人类的母爱除了相当短时间的哺育之外，还必须依赖其他东西——每天的亲子交往，也许有常见的贫困挣扎、记忆力的储存、语言习惯或一些根深蒂固的怪癖，使儿子对母亲很眷恋，母亲对儿子也很亲近。老鼠的母子关系并没有这个时期。那没有卵巢腺的父亲怎么样呢？他怎样爱自己的孩子呢？科学必须永远弃绝下面的可能性，即证明在母亲孕育孩子时期，父亲会产生任何特殊的分泌物。同样，男女之间的爱情价值论也被这种科学破坏了，开始是把爱情和性爱混为一谈，后来就只是以性爱来阐释爱情了。爱情已经从它的显要地位给废黜下台。这一点我们得感谢弗洛伊德们：

心灵与身体的隐私不再；

心理史的学生已剥开了无花果叶，

驱散了所有的神秘，

把赤裸颤动的灵魂送到食器洗涤处，

洗手间成了公共画廊；

他们已经愚钝了爱的魔力，

把浪漫的美酒变酸，

摘下骄傲的羽毛，

露出赤裸的眼光，

至高心灵的内心圣所，

从他的坛上罢黜，

为显贵的力比多加冕。

我们的人性观已被歪曲和贬低。底线已经给淘汰出了人类宇宙，结构也招架不住了，有些东西必须打碎。必须从现代知识的碎片里建立一个新世界，东西方必须构建在一起。

在每部分序言中，我对中国部分的不同选篇分别进行介绍。道教和佛教在本书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述。我在这儿想说的是，对于这个好斗的现代世界的即时问题而言，读老子的著作要比读孔子的著作更为重要。我自己不得不作了许多新译，包括翻译老子的《道德经》。了解《尚书》和《孟子》对于理解中国民主思想非常有必要，而西方对此知之甚少。但在家书和谚语中，特别是在《浮生六记》中可以发现中国文化的真正精神，可能具有同样的启迪作用。因为“中国文明的精神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要在《浮生六记》里找到，在中国人生活的画面中找到。中国人的生活不是中国思想家认为的生活应该那样度过，而是普通人所过的那种真实生活。《浮生六记》，还有《中国诗人家书》，使我们可以近距离地一窥中国人的生活。《浮生六记》很有价值，因为这是自传而非小说，是一位中国人为中国读者撰写的。中国人家庭生活的美丑在这儿，书中有好人，也有坏人。但是中国精神的根本气质，其抗争、其渴望、其屈从、其生活道路上的随意几瞥都在这儿，这是一位接受过中等教育的普通中国人真诚记录下来的，尽管他的绘画或他作为商业旅游者的小职业并不太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