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初祖达磨大师，在向二祖慧可传法时说：“昔如来以正法眼付迦叶大士，辗转嘱累而至于我，我今付汝，汝当护持。并授汝袈裟以为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又曰：“吾有《楞伽经》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来心地要门，令诸众生，开示悟人。”这是《景德传灯录》的记述。达磨传法授衣后，还传授了《楞伽经》四卷，并说明此经是如来心地要门，要二祖慧可弘传，开示众生悟人。指出了《楞伽经》对参禅者的重要性。
但是达磨大师又说，他所传授的禅法，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指出了禅的立宗基础及体验的方法。既然是“教外别传”，故无所依的经典；既然是“不立文字”，故也没有文字上构思推究的理论，只以“见性”一事为“成佛”之道。根据这些教导，所以禅宗接化学人，都是用解粘去缚的方法，应病与药，使学人直悟，冷暖自知，以心传心，师资默契而已。禅的主眼，是亲证真如法界，不是一种真理的概念，这必须如实体验，始得理会。故说禅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但也并不轻视经典。如中峰和尚在《山房夜话》里说：“譬如四序成一岁之功，而春夏秋冬之令，不容不别也。其所不能别者，一岁之功也。密宗，春也；天台、贤首、慈恩等宗，夏也；南山律宗，秋也；少林单传之宗，冬也。就理言之，但知禅为诸宗之别传，而不知诸宗亦禅之别传也。会而归之，密宗乃宣一佛大慈悲拔济之心也；教宗乃阐一佛大智开示之心也；律宗乃持一佛大行庄严之心也；禅宗乃传一佛大觉圆满之心也。”日本临济宗的创建者荣西禅师在《兴禅护国论》里说：“与而论之，一大藏教，皆是禅所依之经典；夺而言之，无有一言为禅所依之经典。”扫除了禅教的矛盾。教即是禅，禅即是教，故教无可舍，一切教都是禅。所以禅宗对经典的看法，亦自和其他各宗不同，可取则取，可舍则舍，不受任何束缚，自由任用。凡有助于禅旨的举扬，三藏教典，拈来就用，用罢即了。这是禅的经教观。如四时、五时教或三时教的分类，悉非所问，是之谓“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在参禅者自己用功方面来说，有时也须要看经教，所谓“以教照心”，就是根据经典所说的思想，来对照自己的体验，鉴定其正确与否。从这点来说，禅人也有应用经教的时候，古来禅门大德，从看经教而开悟的亦大有人在。所以“不立文字”，不等于不用文字。因此，初祖达磨大师传《楞伽经》四卷给二祖慧可大师，是有其深远用意的。
禅宗的正式建立是从六祖慧能大师开始的。在这之前，从初祖达磨至五祖弘忍及其旁出诸大德，都称为楞伽师。下面简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毫无疑问，达磨大师本人是受持《楞伽经》的。《楞伽师资记》说初祖“谓慧可曰，有《楞伽经》四卷，仁者依行，自然度脱”。又说：慧可“记师言行，集成一卷，名之《达磨论》也。菩提师又为坐禅众释《楞伽》要义一卷，有十二三纸，亦名《达磨论》也。此两本论文，化理圆满，天下流通。”如果达磨大师自己不受持《楞伽经》，怎能将此经传授给慧可，并为坐禅众解释《楞伽》要义？所以达磨大师是受持和传授《楞伽经》的初祖。
二祖慧可大师，在承受《楞伽经》之后，即于邺都随宜说法，一音演畅，四众归依，如此积化三十四载。《楞伽师资记》说二祖曾引《楞伽经》云：“牟尼寂静观，是则远离生死，是名为不取。今世后世，净十方诸佛，若有一人，不因坐禅而能成佛者，无有是处。”这说明二祖对《楞伽经》的重视。《景德传灯录》卷三在二祖旁出的僧那禅师传中说：“故我初祖兼付《楞伽经》四卷，谓我二祖曰：‘吾观震旦，唯有此经，可以印心，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又二祖凡说法竟乃曰：“此经四世之后，变成名相，深可悲哉！我今付汝，宜善护持，非人慎勿传之。”从僧那禅师对二祖传过《楞伽经》与他的叙述中，可知不但传法授衣，还必须兼付《楞伽经》四卷，而且慎重告诫：“宜善护持，非人慎勿传之”，可见其对《楞伽经》之尊重珍视，慎其传授了。同时还说明，六祖以前的禅宗传法，不但对正传付与《楞伽经》，对旁出也毫无例外地传法必授经。《灯录》还在二祖旁出的慧满禅师传中说：“常赉《楞伽经》四卷，以为心要，如说而行，盖遵历世之遗付也”。慧满禅师所持《楞伽经》当然是从二祖那里承受而得，并且如说而行，是遵行历世之遗付，既显示了参禅者遵从禅门历世的遗付，重视《楞伽经》的印证，也说明达磨大师所说入道的“二人四行”与《楞伽》宗旨是一致的。
三祖僧璨大师，受二祖传法授衣后，《灯录》说他隐于舒州之皖公山，值北周武帝破灭佛法，师往来太湖县司空山，居无常处，积十余载，时人无能知者。后来为世民所知，奔趋礼拜，大设斋供法会，他为四众广宣心要，即于法会中在大树下，合掌立终。所谓广宣心要者，也可以理解为宣扬《楞伽经》的微妙第一真实了义教。因为达磨付《楞伽经》给二祖慧可时，曾说此经“即是如来心地要门，令诸众生，开示悟人。”《楞伽师资记》也把璨大师列入师资之一。并说“可后璨禅师，隐思空山，萧然静坐，不出文记。这与《灯录》所说“积十余载，时人无能知者”是一致的。璨大师重在“静坐”，对经教妙谛，不广为宣传，但时节因缘成熟时（即北周武帝灭佛之事已过去），还是广为四众宣扬心要。
四祖道信大师，《楞伽师资记》上是这样说的：“唐朝蕲州双峰山道信禅师承璨禅师后。其信禅师，再敞禅门，宇内流布，有《菩萨戒法》一本，及《制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为有缘根熟者，说我此法，要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此后还举出四祖引证的《文殊说般若经》、《华严经》等多种经教，阐述参禅办道的微妙方法。在《灯录》上说：“既嗣祖风，摄心无寐，胁不至席者，凡六十年。”说他在隋大业十三年（617），于吉州教群众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因而使围城之兵自动退却。可见信祖在大弘禅法的同时，也大弘《楞伽经》和别的经教，故《楞伽师资记》将他列为宗祖之一。
五祖弘忍大师，在《楞伽师资记》中说：承信禅师后，忍传妙法，人尊为东山法门。又缘京洛道俗称叹，蕲州东山多有得果人，故称东山法门。又说，其弟子玄赜亲受付嘱而撰写《楞伽人法志》一书。如《师资记》说：“玄赜以咸亨元年（670），至双峰山，恭承教诲，恭奉驱驰，首尾五年，往还三觐，道俗齐会，仂身供养，蒙示《楞伽》义云：此经唯心证乃知，非文疏能解。”又记弘忍大师之语云：“如吾一生教人无数，好者并亡，后传吾道者，只可十耳。我与神秀论《楞伽经》，玄理通快，必多利益。资州智侁、白松山刘主簿，兼有文性，莘州慧藏、隋州玄约，忆不见之。嵩山老安，深有道行，潞州法如、韶州慧能、扬州高丽僧智德，此并堪为人师，但一方人物。越州义方，仍便讲说，又语玄赜曰：汝之兼行，善自保爱，吾涅槃后，汝与神秀，当以佛日再晖，心灯重照。”这些记述，说明《楞伽经》在忍大师弘扬下，已成为最有名的正宗禅学了。到神秀做国师时，由于他自称是“东山法门”的楞伽宗的一派，楞伽宗发展到势不可当了。
如上所说，可知从初祖到五祖的正传和旁出，都称为楞伽师，到五祖下神秀做国师时，秀大师自称是楞伽宗的一派，并说明他传授的世系，是出于蕲州东山法门。他的世系表见于张说作的大通（神秀谥号）禅师碑铭：“达磨-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神秀”。神秀做了六年（701-706）国师，已经使楞伽宗成为禅学的正宗了。在神秀圆寂后，他的弟子普寂、义福的地位更加崇高，使楞伽宗已成为当时佛教界盛况空前的宗派了。玄赜的《楞伽人法志》，就是叙述楞伽师的宗门谱系。此书虽然已不传，但它却是禅宗最早的史书。玄赜的弟子净觉撰写《楞伽师资记》，以宗奉《楞伽经》，故推四卷本《楞伽经》译者求那跋陀罗为初祖，降达磨于第二，共介绍了历代传灯的八代，即于神秀之后加玄赜、普寂。如《师资记》最后说：“自宋代以来，大德师代代相承，起自宋求那跋陀罗三藏，历代传灯，至于唐朝总八代，得道获果，有二十四人也。”禅宗五祖弘忍已开始重视《金刚经》，而六祖慧能则大力弘演《金刚经》，另辟蹊径，时号南宗，称神秀一系为北宗。
楞伽宗托始于初祖菩提达磨，达磨来自南印度，《楞伽经》正是南方经典，所以教人只读《楞伽经》。慧可以下，承袭此风，就成为楞伽宗，又称为南天竺一乘宗。
《楞伽经》有四种译本：北凉昙无谶译《楞伽经》四卷，宋求那跋陀罗译《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元魏菩提流支译《入楞伽经》十卷，唐实叉难陀译《大乘入楞伽经》七卷。楞伽师以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其宗旨传承疏注等事，如《续高僧传·法冲传》中说：
“冲以《楞伽》奥典，沉沦日久，所在追访，无惮夷险。会可师后裔盛习此经，即依师学，屡击大节。便舍徒众，任冲转教。即相续讲三十余遍。又遇可师亲传授者，依南天竺一乘宗讲之，又得百遍。其经本是宋代求那跋陀罗三藏翻，慧观法师笔受，故其文理克谐，行质相贯。专唯念慧，不在话言。于后达磨禅师传之南北，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后行中原，慧可禅师创得纲纽，魏境文学多不齿之。领宗得意者时能启悟，今以人代转远，纰缪后学，可公别传略以详之。今叙师承，以为承嗣，所学历然有据。
（1）达磨禅师后有慧可、慧育二人，育师受道心行，口未曾说。
（2）可禅师后，粲禅师、惠禅师、盛禅师、那禅师、端禅师、长藏师、真法师、玉法师。以上并口说玄理，不出文记。
（3）可师后，善师（出抄四卷）、丰禅师（出疏五卷）、明禅师（出疏五卷）、胡明师（出疏五卷）。
（4）远承可师后，大聪师（出疏五卷）、道荫师（抄四卷）、冲法师（疏五卷）、岸法师（疏五卷）、宠法师（疏八卷）、大明师（疏十卷）。
（5）不承可师、自依《摄论者》，迁禅师（疏四卷）、尚德律师（出《传入楞伽》十卷）。
（6）那老师后，实禅师、惠禅师、旷法师、宏智师（名住京师西明，身亡法绝）。
（7）明禅师后，伽法师、宝瑜师、宝迎师、道莹师（并次第传灯，于今扬化）。
冲公自从经术，加以《楞伽》命家，前后敷弘，将二百遍，须便为引，曾未涉文。……师学者苦请出义，……事不获已，作疏五卷，题为私记，今盛行之。”
法冲唐高宗麟德时年七十九，上推其出生年代约当隋文帝开皇六年（586）。道宣晚年认识法冲，对《法冲传》的材料尚未整理，就圆寂了。但读了《法冲传》中如上所引的一般记述，对楞伽宗的传承及《楞伽经》的弘扬注疏等事有了大概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