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理想中之兼爱社会，其组织法略见于《尚贤》《尚同》两篇。他论社会的起源如下：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馀力，不能以相劳。腐馀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良、圣知、辨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尚同上》）

这种议论，和欧洲初期的“民约论”很相类。“民约论”虽大成于法国的卢梭，其实发源于英国的霍布士和洛克。他们都说：人类未建国以前，人人都是野蛮的自由，漫无限制。不得已聚起来商量，立一个首长，于是乎就产出国家来了。墨子的见解，正和他们一样。他说：“明乎天下之乱生于无政长，故选择贤圣立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什么人“明”？自然是人民“明”；什么人“选择”？自然是人民“选择”；什么人“立”？什么人“使”？自然是人民“立”，人民“使”。这种见解，和那说“天生民而立之君”的一派神权起源说，和那说“国之本在家”的一派家族起源说，都不相同。他说：国家是由人民同意所造成，是“民约论”同一立脚点。《经上篇》说：“君臣萌通约也。”正是这个原理。

国家成立之后又怎么样呢？墨子所主张，很有点令我们失望。因为他的结论流于专制。他说：

正长已具，天子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尚同上》）

凡国之万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举天下之万民，以法天子，夫天下何说而不治哉？（《尚同中》）

他的篇名叫做《尚同》，尚即上字，意思是“上同于天子”，老实说，就是叫人民都跟着皇帝走。这种见地，和二千年后霍布士所说，真是不谋而合，霍氏既发明民约的原理，却说民既相约以成国之后，便要各人把自己的自由权抛却，全听君主的指挥，后来卢梭的新民约论，就极力批评这一点的不对。不幸墨子的学说，只到霍氏那一步，还未到卢氏那一步。

但墨子之说，是否和霍布士之说全同，我们还要细考。霍氏一面主张民约，一面又主张君主世袭，自然是鲁莽灭裂的学说。墨子为什么要叫“万民都法天子”？因为“天子是天下的仁人”。为什么说天子就是天下的仁人？因为他是“由万民所选择而立”。既已如此，却有一个紧要问题跟着发生，就是要问君位如何继承？这种选立天子的大典，是初建国时一回行过便了呀？不是永远继续举行？若使一选而不复再选，那么这位“仁人”死后，自然传给他的子孙，能保他的子孙都是“仁人”吗？若是这样，墨子的新社会，一定组织不成。今遍查《墨子》书中，并没有一个字说君位要世袭，但也未尝论及继续选举的方法。但墨家却有一种很奇怪的制度，他们自墨子死后，在全国的“墨者”里头，立了一个墨教总统，叫做“钜子”。所以庄子说他们“以钜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天下篇》）这位“钜子”，很有点像基督旧教的教皇。我想墨教倘若成功，一定把中国变成“教会政治”。“钜子”就是一国的行政首长。那么，就“墨者”的眼光看来，天子一定是天下的仁人了。

墨子既已主张这种“尚同主义”，自然是主张“贤人政治”了。所以尚贤主义也跟着来。他说：“智者为政乎愚者则治，愚者为政乎智者则乱。”（《尚贤中》）据此看来，近世之“议会多数政治”和“全民政治”，墨子怕都不见得赞成。但当时的贵族世袭政治，他自然是根本反对，更不待言了。

墨子的新社会，可谓之平等而不自由的社会。揣想起来，和现在俄国的劳农政府，很有点相同。劳农政府治下的人民，平等算平等极了，不自由也不自由极了。章太炎很不佩服墨子，他说：墨学若行，一定闹到教会专制，杀人流血。这话虽然太过，但墨子所主张“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却不免干涉思想自由太过，远不如孔子讲的“道并行而不相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