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新文化運動

清季曾受西方啟導、嚮往民主政治的知識分子，可說是革命的原動力，留學日本及國內學生實居中堅地位。民國建立後的種種現象，使他們於失望之餘，繼續探求救國之道，終於獲得了新的覺悟，深感以往努力的方向，過於偏重西方形式的模仿，未曾觸及到西方立國的根本精神。變革政治，首須變革社會，變革社會，首須變革人心。消極方面，必須滌蕩違背時代的、保守的舊觀念、舊信仰、舊人生觀，亦即舊文化。積極方面，必須建設適合時代的、進步的新觀念、新信仰、新人生觀，亦即新文化。簡言之，必須摒棄傳統，徹底西化，先致力於新思潮，或新文化運動，再革命運動於是開始。

一、思想解放

辛亥前，留日學生數目雖減，但素質漸為提高。同時留學歐、美的日增，除由教會派遣及自費前往者外，一九○九年起，單是由庚子賠款資送赴美的，每年即有五六十名。民國初年，留學西洋的風氣愈盛，公費、自費生年達四百餘名，繼續去日本的更多，他們大都已有相當的基礎，因而培植出一批對近代西方文化有深切認識的生力軍。清末留學歐洲的蔡元培、吳敬恆、李煜瀛（一八八一至一九七三）出版《新世紀》周刊（一九○七至一九一○），宣傳政治社會學說。民國初年，復有留法、留英儉學會的組織，一九一五年，改為“勤工儉學會”【註※】，再開辦“法華教育會”、“華工學校”，希望將近代歐洲的科學真理及人道主義輸入中國，可見其傾慕西方文化之切，與見賢思齊之心之熾。辛亥前，國內受過相當西方教育的青年，近二百萬人；辛亥後，數年之間，至少加多了三四倍。他們對西方文化了解的深度，可能不若置身其境的留學生，而觀念粗具，心理所向，並無二致，一經號召，群起以應。

※註：蔡元培，二十六歲成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一九○七至一九一一年留學德國，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年居法國。吳敬恆即吳稚暉，二十六歲中舉，一九○一至一九○二年留學日本，一九○三至一九一一年居倫敦、巴黎，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年再居歐洲。李煜瀛即李石曾，前清大學士李鴻藻之子，一九○二至一九一一年及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七年兩度留學法國。一九一二年，留法勤工儉學學生開始出國。留法勤工儉學學生的派遣，以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為盛，總數約二千人。一九一四年留美中國學生有“勤工學會”，一九一六年改名“中國學生工讀會”，影響不大。

湘人章士釗曾留學日本、英國，宋教仁被刺時已知袁世凱行將帝制，繼之解散國會，修改約法，其事益為昭著。一九一四年五月，章在日本創刊《甲寅雜誌》，以闡揚民主憲政為宗旨，期促進國人對於近代政治的認識。同年六月，留美學生發起“中國科學社”，出版《科學》雜誌，以介紹科學技藝為宗旨，期促進國人對於近代學術的認識【註※】。這均是知識分子為進一步推動中國政治學術西化的最早活動。從思想上為掃除政治學術的障礙，奠立民主、科學的基礎而奮鬥的領導人物，應推陳獨秀（一八七九至一九四二）【註：陳獨秀原名由己，字仲甫，獨秀是他的筆名】。陳為安徽懷寧（安慶）人，十八歲考取秀才，鄉試未中，入杭州求是書院學習造船、法文二年。初受康有為、梁啟超的影響，屬於維新派。戊戌變法後，傾向反滿，赴日本留學。一九○二年，加入東京留日學生組織的青年會，變為革命黨。一九○三年，因與鄒容等強剪湖北留學生監督的髮辮，被遣送回國，在安慶組織愛國會，出版《愛國新報》，與上海蔡元培、章炳麟的愛國學社一氣。繼參加上海《國民日日報》，與蘇曼殊譯法人囂俄（victor hugo）的《慘世界》（les miserables）。約在一九○四年，主編蕪湖《安徽俗話報》，宣傳革命。同盟會成立，他是會員之一。一九○六年，執教蕪湖皖江中學，一九○七年，任浙江陸軍小學國文教習。辛亥革命時，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秘書長，及安徽師範學校校長。二次革命失敗，亡命日本。一九一四年，助編《甲寅雜誌》，列名歐事研究會。一九一五年，痛心於“國勢陵夷，道衰學弊”，“後來責任，端在青年”，為了要“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商榷將來所以修身治國之道”，於是年九月十五日，亦即袁世凱積極進行帝制之時，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月刊，將各國事情，學術思潮，盡心灌輸【註：一九一五年十月十一日，陳獨秀始自日本回海，參加討袁活動】。一九一六年九月，更名《新青年》。

※註：《甲寅雜誌》的撰稿人，有陳獨秀、李劍農、高一涵、李大釗。一九一四年歲次甲寅，因以為名。中國科學社的發起人，有任鴻雋、趙元任、胡明復、楊銓（杏佛）、秉志、鄒秉文、胡適等，一九一五年一月出版《科學》雜誌。一九一八年，總社遷設南京。除胡適外，餘分習化學、物理、數學、工商、生物，大都為康乃爾、哈佛、哥倫比亞大學學生。

《甲寅雜誌》可說是新文化運動的先河，《青年雜誌》或《新青年》則為主流或急先鋒。創刊號第一篇文章為陳獨秀所撰的《敬告青年》，謂“青年之於社會，猶新鮮細胞之於人身”，須遵新陳代謝之道，否則社會必亡，人身必死。中國社會將亡，惟有青年自覺奮鬥，視腐朽者若仇敵，排而去之，發揮固有的智能，抉擇種種的思想，方可適於競爭生存。他希望今後的青年，第一為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一切操行、權利、信仰，斷不盲從隸屬他人，必須人格自由。第二為進步的而非保守的，凡事不進則退。“篤古不變之旅，日就衰亡，日新求進之旅，方興未已”，中國固有的倫理、法律、學術皆封建制度之遺，與西人相較，差遲極遠，如不改進，必不能存於今日世界。寧忍過去的國粹消亡，不忍現在、將來的民族歸於削滅。第三為進取的而非退隱的，戰勝惡社會而不為所征服，超出怨社會而不可逃遁。西俗以橫厲無前為上德，中國以閉逸恬淡為美風，實為中西民族強弱的大原因。第四為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國家存亡興廢半繫於內政，半受國外影響，若篤舊不變，而無世界知識，不知順應世界潮流，絕難立足。第五為實制的而非虛文的，西方教育政治、文學技術，無不齊集於厚生利用之途，中國崇尚虛文，尊儒重道，無不與現實生活背馳，皆狂人之事，一文不值。第六為科學的而非想像的，近代歐洲之優越他族，一因尊重人權，一因尊重科學，言行事物，罔不遵循理性，一以科學法則定其得失從違。中國必須摒棄無常識的思想，無理由的信仰，以科學說明真理，求諸證實。“綜合客觀之現象，訴之主觀之理性而不矛盾”，就是科學。

陳獨秀之所以歌頌西方文化，抨擊中國文化，目的在提倡民主政治與科學精神，勗勉青年為此兩大目標奮鬥，趕上世界潮流。專制與迷信為民主、科學之敵，必須首先排除。闢斥儒教是為發展民主政治，闢斥鬼神是為發展科學精神，而於前者尤不遺餘力。因為專制思想已根深蒂固，儒家學說為其最大憑藉，所以反對孔子學說特別激烈。他說中國民族之任人魚肉，由於喪失了強梁敢進的精神與抵抗力，強梁精神與抵抗力的喪失，由於專制君主之流毒，由於孔子學說之為害。自身幸福須以自力造成。國家為人民公產，人民應居於主人的、主動的、征服者的地位，自勉為強有力者，“自進而建設政府，自立法度而自服從之，自定權利而自尊重之”。共和立憲政體的實現，全恃多數國民的自覺自動，不可寄望於他人的賜予。儒家所說的綱常名教，在維護別尊卑貴賤的階級制度，與以獨立、平等、自由為原則的共和立憲政治，絕不相容，“存其一必廢其一”。既行共和立憲政治，而仍遵舊有的倫理，家族社會仍保守舊有的特權，則法律的平等，經濟的獨立，被毀無餘。中國的迫切需要為尊重個人的人格，百事皆以自我為中心，各自奮鬥，脫離附屬的地位，從事國民運動，始能養成多數人的愛國心與積極的愛國行為，實現唯民主義，國家方可得救。

一九一六年秋，康有為請政府於憲法中定孔教為國教。陳獨秀連加痛駁，謂孔教與帝制有不可分的因緣，孔子提倡的道德禮教為封建時代的道德禮教，重視的為少數君主、貴族的權利，他的倫理學說與共和立憲政體相違，如倫理問題不解決，其他皆枝葉問題，縱一時舍舊謀新，而根本思想未變。孔子教忠、教孝、教從，均為片面的義務，乃不平等的道德。要建設新國家、新社會，以求適今世生存，須先輸入平等、人權的新信仰，要鞏固共和，須先洗淨反對共和的舊思想。獨尊孔子等於湮塞人智，違反信仰自由原則，將導致君主專制。民國祀孔，不啻專制國家之祀華盛頓、盧梭。支持陳獨秀最力的為李大釗、吳虞【註※】。李大釗鼓勵青年衝決歷史的網羅，破壞陳舊學說的囹圄，揚棄“白首中國”，特立獨行，行健不息。他甚至說“耶穌生而猶太滅，孔子生而中國亡”。吳虞指出“孝”為孔子立教的起點，與忠有連帶關係。在家以事親為孝，在朝以事君為忠，“孝之義不立，則忠之說無所附；家庭之專制既解，君主之壓迫亦散。儒教不革命，中國即無新思想、新學術、新國民”。於是以反孔教為前提的思想解放運動，正式揭幕。

※註：李大釗（一八八九至一九二七）直隸（河北）樂亭人，一九○七年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堂，一九一三年，得湯化龍、孫洪伊之助，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科，發起“神州學會”，反對日本侵略，反對袁世凱帝制。一九一六年回國，任北京《晨鐘報》編輯，主持《民議雜誌》，與湯化龍意見不合，而與陳獨秀接近。吳虞（一八七一至一九四九）四川新繁人，一九○六年遊日本，返蜀後常攻訐孔子，《甲寅雜誌》亦登載過他的文章。

一九一七年一月，蔡元培做了北京大學校長，認為大學乃研究高深學問的機關，不但要輸入歐洲文化，且必須於歐洲文化中為更進步的發明，不但要保存國粹，且必須以科學方法，揭示國粹的真相。對於各種學說，一循思想自由的原則，取兼容並收主義。無論任何學派苟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悉聽其自由發展。對於教員，一以學詣為主，講授以不背思想自由為界限。對於學生，破除其做官發財思想，及專已守殘陋風，擴大治學範圍，了解科學的重要，以祛偏狹之見。他對陳獨秀早表欽佩，近又讀過一年來的《新青年》，益覺陳的見解多和他相合，遂聘為文科學長，共商整頓大學辦法，羅致優良教師。一向以腐敗聞的北京大學，氣象大變，面目一新，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

二、文學革命與政治革命

胡適（一八九一至一九六二）安徽績溪人，早年就讀於上海新式學堂。一九一○年，獲美國庚子賠款資助，先後入康乃爾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哲學、文學。一九一五年，他已有改良中國文學之意，《新青年》發表過他和陳獨秀的通信及所譯小說。陳獨秀曾說，今後中國文學應趨向寫實主義。胡適加以發揮，撰成《文學改良芻議》，提出八項主張，以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不避俗字、俗語為主，一九一七年一月，由《新青年》刊出。所謂不避俗字、俗語就是用白話，用現代人的話，使語言文字一致。十餘年前，陳獨秀已辦過俗話報，上海《警鐘日報》主張言文合一的社論，可能就是他的手筆，預言白話必將盛行。《青年雜誌》及《新青年》雖未用白話，已係以“平易之文”，說高尚之理。對於胡適的建議，他大體贊同，不過胡適所說的限於文學形式的改良，陳獨秀進而主張文學內容的革命，使與思想解放融為一體。胡的《文學改良芻儀》發表的第二月，陳發表《文學革命論》，指出中國近年經過三次革命（辛亥革命與兩次討袁），均為單純的政治革命，未能滌淨舊污。“盤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倫理、道德、文學、藝術諸端，莫不黑幕層張，垢污深積”，以致社會不生變化，黑暗如故。必須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三大主義相號召：一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二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三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文學當以宇宙、人生、社會為構想對象，“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盤踞於運用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歐洲文化受賜於政治、科學者固多，受賜於文學者亦不少。”胡贊成他的意見，惟仍主漸進，從容研究。陳謂白話為文學正宗，以國語為文，乃天經地義，不容反對者有討論的餘地，態度極為決絕。北京大學國文教授錢玄同（夏）、劉半農（復）是他們的擁護者。一九一八年，《新青年》開始登載白話文，使用標點符號。日後胡適說，他的歷史癖太深，不配作革命事業，文學革命的急先鋒當推陳獨秀。又說陳有三大貢獻：一為使文體改良變為文學革命，高揭三大主義；二為將倫理、道德、政治革命與文學革命合為一大運動；三為由於他（陳）的一往直前的精神，文學革命始有很大的收穫。一九二○年，政府命將國民學校國文教科書逐步作廢，改用國語，接受了文學革命的形式，社會上則已將文學的內容一併接受。

一九一七年九月，胡適得陳獨秀的推介，進入北京大學任教。一九一八年四月，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說明文學革命的目的，是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國語才算得真正的國語。過去中國的文學是用死了的文字做的，死文字不能產生活文學。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用國語，做國語的文學。但他並不曾說明活文學的內容。《新青年》登載的白話文學，以周作人翻譯的歐洲小說為早。一九一八年五月又刊出魯迅【註：魯迅是周樹人的筆名，與周作人為兄弟，均留學日本。周作人任教北京大學，魯迅任職教育部，並在北京大學兼課】（一八八一至一九三六）的《狂人日記》，亦為他的第一篇創作成功的白話小說。這篇小說中說，中國歷史上每頁都寫著仁義、道德，仔細從字縫裡看，滿本還寫著“吃人”二字。此後他的小說或雜文，無一不是以深刻的觀察，勁利的文筆，譴責中國人的劣根性、惡習俗、舊傳統。吳虞的“吃人與禮教”，即由此引出。魯迅的作品自然是為配合《新青年》的反儒教的立場，同年出版的《易卜生專號》，則是配合它的尊重個人人格和寫實文學的主張。除了介紹易卜生的戲劇外，胡適寫了一篇《易卜生主義》，說是易卜生能將社會的種種腐敗齷齪的實在生活寫出來，他的人生觀是個人應充分發展自己的個性。社會最大的罪惡是摧殘個人的個性，遂致社會沒有生氣，不能進步。人生的病根在於不去看世界的真實現象。周作人復撰《人的文學》，凡用人道主義為本，對人生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學，便是人的文學。

陳獨秀創辦《新青年》時，以為可以轟動一時，但是第一年，並不如所想像，銷行無多，每期僅印一千份。一九一七年起，為數漸增，日後達一萬五六千份，大專學校及中學學生爭先購閱，才算真正轟動一時，此與其反孔教言論固然有關，文學革命更引起青年的新鮮的趣味。過去的《新青年》，無異陳獨秀個人的雜誌，現在有如北京大學教授的刊物。正面的宣傳外，錢玄同又虛構一“王敬軒”其人，詆毀文學革命，再由劉半農加以反駁，青年讀者大為快意。一九一八年，為《新青年》的極盛時代，亦為知識青年最激動時期。

《新青年》出版伊始，聲言批評時政不是它的宗旨。陳獨秀所觸及的問題，雖幾乎處處牽涉到政治問題，尤其是民主政治問題，不過他所談的是政治理論，非實際政治。但是二者極難嚴格劃分，段祺瑞的倒行逆施，逼使陳獨秀不得不於一九一八年七月承認政治問題關係國家民族根本存亡，必須理會。如要中國政象清寧，一當排斥武力政治，反對軍閥；二當拋棄一黨勢力統一國家的思想，由各黨平分政權，有容讓敵黨執政的雅量；三當決定守舊或革新的國是，兩者斷不能並行。他當然主張革新，一切“採用西洋的新法子”，尊重民權、法治、平等。不久第一次大戰終了，他以為中國的新機運將至，更須督責中國當局與人民及時自奮。一向對政治有興趣的李大釗，對人民的希望尤殷。俄國十月革命已經一年，他的認識漸深，看出了一條新的出路。十一月，他在北京慶祝協約國戰勝大會中與蔡元培分以“庶民的勝利”、“勞工神聖”為題，發表演說。他強調這次戰勝的不是協約國的武力，而是全世界的庶民。十二月二十二日，陳、李共同創辦一個小型周刊，名為《每週評論》，分國內、國外大事述評、社論、隨感錄、國內勞動狀況等欄，以短小精悍鋒利之筆，批評時事問題。對外反對強國欺凌弱國，嚴責強國控制巴黎和會，及威爾遜的背棄諾言，有“公理何在？”的憤語。對內反對軍閥肆虐人民、把持政權，斥上海南北和議是為了分贓，不能代表人民，所有決議，須經國民大會通過，詆段祺瑞與日本結托，指軍閥、官僚、政客為“三害”。要除三害，國民須有參與政權的覺悟，對軍閥、官僚、政客舉行示威運動。社會中堅分子須挺身而出，組織以國民為後援的政黨，掃蕩依賴特殊勢力（日本）為後援的“狗黨”。一時影響力量之大，凌駕《新青年》之上，可說是“五四”學生示威的先聲。

一九一八年五月，留日學生因反對中日軍事協定，遭受日本警察毆辱，約三千人輟學返國，組織救國團，刊行《救國日報》。五月二十一日，北京學生二千餘人，起而響應，向政府請願，要求廢除此一協定，呼籲開國民大會，抵制日貨，這是學生運動的開始。六月，北京若干青年發起“少年中國學會”，“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創造少年中國”【註：少年中國學會發起人，有自日本歸來的曾琦與在北京的王光祈、李大釗等，陸續加入的有李璜、毛澤東、惲代英、鄧中夏、左舜生等，約八十餘人。以北京、南京、上海的大專學校學生為多。日後有的信仰國家主義，有的信仰共產主義】。不久北京大學學生亦籌組“新潮社”、“國民雜誌社”。一九一九年一月，得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的指導贊助，分別出版《新潮》、《國民》月刊。《國民》仍用文言，富有濃熾的反日精神，對新舊思想主張調和。《新潮》的風格與《新青年》同，旗鼓互應，強調中國不能自外於世界潮流，必須知道現代思潮本何趨向而行，中國情狀去現代思想遼闊之度若何，以何方術納中國於思潮之軌。第一期出版後，一個月內，三次重印，銷數達一萬冊，與《新青年》同為最風行的刊物。“五四”示威的領導人，多為《新潮》、《國民》的主幹【註：新潮社社員，初為二十五人，幾全為北京大學學生，以傅斯年、羅家倫、顧頡剛為知名，日後多成為史學家。國民雜誌社社員一百八十餘人，以北京大學學生段錫朋、周炳琳、許德珩、鄧中夏、張國燾為知名，日後分別加入國民黨或共產黨】。前此的新文化運動是《新青年》孤軍奮鬥，現在有了友軍助戰。

三、經濟社會變化與商民工人婦女的覺醒

辛亥革命前數年，朝野為發展經濟所作的努力，雖遭遇到內外各種阻力與困擾，成效遠不及預期，而方計大致無可非議。民國初年，大家重視的問題，一為改進政治，一為富裕經濟。孫中山倡導建設新社會，以競勝爭存，認為中國產業革命的運會已至，力勸袁世凱振興實業。各方要求興辦實業的團體紛起，如“中華民國工業建設會”、“經濟協會”、“實業協會”、“民主團”、“國貨維持會”。一九一二年九月，孫、袁協議的大致政綱，列出興辦鐵路、礦山，建置鋼鐵工廠，與資助國民實業。十二月，工商部頒布“獎勵工藝品暫行章程”，凡發明或改良的製造品，經認為合格者，得享有五年專賣權利或給予名譽獎。一九一三年，工商部、農林部並為農商部，由從事實業多年而有成績的張謇任總長，在職三年餘。他指出過去的措施，在“無導民興業之心”，卒之糜費而乏效果。今後部辦企業，概行停罷，悉聽民辦，政府提倡保護，獎勵輔助，特別是對於棉業鐵業，曾制訂了各種法令。

經濟發展的最大因素，則為國際情勢的劇變，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的主要國家英、法、德、俄一一捲入，忙於生死存亡之爭，無力外顧，一向對於中國的經濟侵略為之鬆弛，中國所受的壓力為之減輕，市場的空隙為之一廣，中國的工商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機會。一九一三年及一九一四年，每年輸入中國的外國商品各約五萬七千萬兩，入超額各約一萬六千六百餘萬及二萬一千二百餘萬兩。是後逐年減低，一九一五年及一九一六年，驟然降到三千四百餘萬兩。一九一七及一九一八年，各約八千六百及六千九百餘萬兩，一九一九年為一千六百餘萬兩，僅為一九一三及一九一四年的十分之一，中國工商業大為活躍。其次，日本的加緊侵略，激起了一九一五年全中國的愛國潮，一致抵制日貨，高唱實業救國。在工商業的發展上，亦起了重大作用，尤以對於輕工業為最，紡織業與麵粉業居於首位。

辛亥前全國華商紗廠僅二十家，紗綻約五十萬枚，資金一千七百萬元。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雖然開始，但中國市場仍有大量進口洋紗存貨，尚無短少現象。一九一五年已供不應求，紗價猛漲，有利可圖。是年至一九二二年，舊有的華商紗廠分別恢復或擴大，新設立的風起雲湧，為數約六十餘家，紗綻達一百五十餘萬枚，資金六千餘萬元，利潤極厚【註：一九一六年，每包紗獲利七元餘，一九一七年，近三十七元，一九二○年，高至七十元】，投資者多為商人，大都與洋布業有關。這些紗廠分佈於江蘇、直隸、山東、河南、湖北等省，以申新紗廠（上海）【註：申新紡織廠為經營麵粉業的榮宗敬、榮德生創辦，共有六廠，四在上海，一在無錫，一在漢口】、裕元紡織公司（天津）、魯豐公司（濟南）、豫豐公司（鄭州）、漢口紗廠為著。紗廠兼營織布業，大戰前全國織機約為二千台，一九二二年，增至六千七百餘台。同時繅絲、絲織、毛織、針織、染織各業皆有相當的發展。

辛亥前全國麵粉廠約四十家，每日夜產麵粉四萬餘袋，資本約為六百萬元。一九一四年起，日有增加，首為東三省、江蘇，次為直隸、湖北、山東。一九二二年，華商開設的廠約為一百二十家，每日夜產麵粉約為十九萬袋，資本約為四千五百萬元。規模最大的為茂新及福新麵粉公司【註：茂新、福新均屬於榮宗敬、榮德生，共有十二廠，另有兩廠出租，分設於上海、無錫、漢口、濟南，一九一九年，合申新紡織廠的資產，共約一千二百萬元】，次為阜豐麵粉公司、祥新麵粉公司、興華麵粉有限公司（均在上海）、大豐麵粉公司、民豐麵粉公司（均在天津）、豐年麵粉公司、民安麵粉公司（均在濟南）。一九一四年麵粉入超約為七百四十萬兩，次年起，轉為出超，直到一九二一年，以一九二二年為高峰，達一千六百餘萬兩，英、法、俄、日及南洋均為中國麵粉分銷地。

紡織業、麵粉業外，此一時期的水泥業仍以天津的啟新洋灰公司為巨擘，資本由一百萬元增至二千萬元。新設的有上海水泥公司、中國水泥公司、太湖水泥公司。煙草業以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獲利為豐，資產由一百萬元增至一千五百萬元。不過終抵不了英美煙草公司（一九○二年成立）的競爭。火柴業自三十廠增至九十廠上下，資本自一百八十餘萬元增至七百餘萬元。他如化學、造紙、印刷、玻璃、罐頭食品、榨油、搪瓷等工業均各有進展。

重工業的發展雖遠不及輕工業，然亦有若干進步。原有的華商煤礦，力事擴充，如山東的中興煤礦；外人經營的酌予收回，如河南的六河溝煤礦、直隸的井陘煤礦；新成立的煤礦公司約十餘家，除河南的中原公司外，多為小型。全國華資煤礦每年的產量約三百餘萬噸。鋼鐵業方面，一九一四年起，漢冶萍公司先後興辦了六個鐵廠，龍關（龍煙）鐵公司成立於一九一六年（北京），和興鋼公司成立於一九一六年（上海），揚子機械公司於一九一九年開始煉鐵（漢口），合計每年產鐵七十萬噸，鋼十一萬噸，鎢、銻等的開採亦有增加。

交通運輸業的發展，以輪船航運為主。一九一二年華商輪船約近一千隻，運輸能力八萬噸。至一九二○年，近一千六百隻，運輸能力約十八萬噸。新成立的較大輪船公司，有一九一四年的三北輪埠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一五年的中國郵船公司，一九一九年的中華航業股份有限公司，後二者為華僑投資，從事遠洋航行。一九一八年的戊通輪船股份有限公司，專從事吉林、黑龍江的航運。

一九一一年，華資銀行約十五家，大戰期間，迅速增加，一九一九年，達六十餘家，一九一一年一年內設立的有二十三家，實力最厚的有一九一五年的鹽業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浙江地方實業銀行，一九一六年的中孚銀行，一九一七年的金城銀行、大陸銀行，一九一九年的中國實業銀行，大致以上海、天津為中心，就中上海商業儲蓄、浙江地方實業、鹽業、金城、中國實業及舊有的中國、交通、浙江興業等銀行，各擁有數百萬至數千萬元的資金，及數千萬元以上的資產，漸取代了錢莊的地位。

世界大戰使中國工商業獲得向所未有的發展機會，同時日本在華企業亦獲得同樣侵略機會，中國的民族經濟仍不易與之抗衡，以致歸於失敗。大戰以前，列強在華的經濟勢力，以英國為第一，幾乎壟斷了一切。大戰開始之後，日本的勢力突飛猛進，幾年之間，對華輸入額的比率的自百分之十五增至百分之二十九，商行的數目增加五倍。復透過西原借款，攫得開採礦產、建築鐵路、合辦企業等權利。直接投資的各種工廠，分佈於東北、山東、天津、漢口、上海，東北一處即近三萬萬六千萬元。紡織業以設在青島、上海的內外棉株式會社、上海紡紗公司、日華紡織會社為大，各擁數家至十餘家紗廠。一九一三年紗綻為十一萬枚，一九二二年達六十二萬枚，約增加五倍。布機有八百餘台，約增加四倍半。日商麵粉廠分設於濟南、青島、漢口、上海，滿洲製粉廠獨佔了東北的麵粉業。凡此均為對於新興的中國紡織、麵粉兩種輕工業的嚴重威脅，至於微弱的中國重工業，更無從與之相競，日本投資的鋼鐵生產量，佔有中國全國的百分之九十四，煤炭生產量，日本和英國合佔了百分之七十五。大戰告終，西方國家的經濟壓力，捲土重來，中國對外貿易的入超，復趨上增，甚而以往數年出超的麵粉，至一九二二年後，再變為入超。英國的對華貿易額，與日本互為伯仲，其次為美國。

中國民族經濟之不能前進，以致漸趨衰退，不當盡歸咎於外來壓力。國內情況之日益惡化，亦為重大因素。政府之無扶植誠意，自然有關，戰亂不止，兵額激增，尤為致命打擊。一九一六至一九二二年，數得出的內戰，至少十次【註：反帝制之戰，復辟之戰，川、滇之戰，南北之戰，直、皖之戰，兩次粵、桂之戰，湘鄂、川鄂之戰，直奉之戰】，兵額由五十萬人擴大到一百五十萬人。軍費來自稅捐，工商業首當其衝。平時貨物須納釐金、落地稅，以及各種所謂捐，合計達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運輸工具每為軍隊把持，借事勒索，不但妨礙成品的銷路，亦妨礙工業原料的供應。進口貨物及外人採購的物資，僅繳納定額關稅與子口稅，即可暢行無阻。地方軍閥復任意鑄造劣質硬幣（銅元），濫發不兌現的紙幣，使幣值為之下跌。通貨單位不能劃一，有銀元、有銀兩，銀元的成份不同，銀兩有海關兩、庫平兩、上海兩、天津兩之分，“出省一步，如履異邦，旅行不勝其難，營業更為棘手”。中央政府發行的大量公債，工商界為攤派的主要對象。銀行於工商投資缺乏信心，為貪圖公債的利息高、折扣大，有時亦願承購。一旦公債慘跌，銀行常至倒閉。到了戰時，軍閥愈無法無天，逕自向銀行、商會強借、強派，扣車扣船，破壞橋樑路軌，視為當然。至於農村的痛苦，更不堪言，田賦、鹽稅增加，指派多如牛毛，物價不斷上漲，再加上水火旱災、兵災、匪災，可謂走投無路，求死不得。

工商界的利害既與大局息息相通，因之最關心時事，特別是在通商口岸及大都市。二次革命將起時，上海總商會曾呼籲和平。一九一四年，全國商會聯合會成立，一九一五年為反對中日軍事協定，要求停止內戰。一九一九年三月，上海五十三個商業團體組成的商業公團，發表告友邦書，要求和平，否則將與支持軍閥的國家斷絕商業關係，不向政府繳納租稅，不運貨物。同年四月，上海總商會為山東問題，向巴黎和會及威爾遜抗議。凡此均為商人的愛國表示。

工人大都來自農村，雖知識不足，但亦有了覺悟。十九世紀末期以遠，通商口岸工商業日益繁榮，各地鐵路、礦務漸興，而農村經濟適得其反。工商路礦需要人力，於是農民趨之若鶩，而以進入通商口岸傭工的為眾。勞作時間每天多過十二小時，而所得菲薄，不足養家糊口，且遭凌虐。及聞見漸廣，不滿情緒遂生，以致罷工抗爭。一九一一年左右，全國工人約六十萬。一九一二年，開始團結，如津浦鐵路南段職工同志會、上海製造工人同盟會、繅絲女工同仁會，廣東機器總會，漢口車夫同益會。袁世凱公佈的“民國新刑律”，有處罰同盟罷工規定，但一九一三年，漢陽兵工廠仍有罷工之事。一九一四年的“治安警察條例”，又有取締工人行動的條款，不久上海漆業工人即舉行罷工。商務印書館青年工人有勵志會的組織，香港海員有聯誼社的組織。一九一五年，廣州工團總會成立，漢口碼頭工人罷工，搗毀日本洋行。隨著工業發展，全國工人的數目增至二百萬人，工會加多。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罷工事件驟增，平均每年十八次。一九一七年為二十三次，一九一八年為三十次，大多是為了要求提高工資，改善待遇，亦有幾次是為了政治原因。一九一五年為反對二十一條而抵制日貨，罷工遊行，日本工廠的華工踴躍參加救國儲金運動。一九一六年為反對法國擴張天津租界，法租界的華工罷工，成立工團。一九一八年，廣州工人舉行“五一”勞動節紀念會，漢口工人組織反日會。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初，上海日本紗廠又四次罷工。

民國初年，除了女子師範學校外，各省各縣幾均設立女子中學、小學。一九一五年全國女學生約十八萬人。是年美國教會開辦金陵女子大學，一九一七年，政府開辦北京女子師範專科學校，二年後，改為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新青年》宣傳的對象是男女青年，一九一六年，陳獨秀勸勉女子不要以被征服者自居，應各自奮鬥，脫離附屬品的地位，恢復自主的人格，特別指出“夫為妻綱”之不當。他抨擊孔教的原因之一，即為反對婦女從父、從夫、從子的“三從”。他主張婦女參政，夫死可以再嫁、交際自由、生活獨立。一九一七年《新青年》特闢女子專欄，刊登女子教育、婚姻、職業、權利的文字，希望順應世界潮流。對於貞操問題，一九一八年再三討論，說貞操不是道德，只是興趣，是一種信仰，一種潔癖。又編譯戲劇，指摘舊式家庭的罪惡，女子應有反抗的勇氣。胡適強調女子須有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發展自主的精神，作一個堂堂的人，有該盡的義務，有可作的事業。

四、五四運動的擴大

世界大戰告終，和會行將開始之時，列名戰勝國的中國，上下欣喜，知識分子尤為興高采烈，全國學校放假三日，舉行慶祝協約國勝利大會，提燈遊行，滿街旌旗，鼓樂喧闐，歡呼入雲，高歌“雲消霧斂，重見青天”，拆除為德國公使克林德所立的昭雪碑，改建為“公理戰勝”碑。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及教授，舉行演說會，臚舉慶祝的四大意義：一為黑暗的強權消滅，光明的互助論發展；二為陰謀派消滅，正義派發展；三為武斷主義消滅，平民主義發展；四為種族的偏見消滅，大同主義發展。未及三月，巴黎的噩耗連續傳來，有如當頭一棒，天旋地轉，青年學生尤為憤慨，以至演成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北京示威運動。在發表的宣言中，斥責把持和會的國家專逞強權，不顧正義公理，“欺凌我，壓迫我，奴隸我”，我如“不作萬死一生之呼救……則是二十世紀之賤種，無可語於人類”。在散佈的傳單中，號召“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三週後示威領導人之一的羅家倫，稱這次事件為“五四運動”，遂成為通用名詞，涵義則擴大至新思潮、新文化運動。

事件發生的近因為山東問題，既發之後，在未獲滿意解決之前，熱血沸騰的學生自不甘罷休，政府的高壓手段與頑固的態度，愈增加了他們的憤怒。五月五日，為援救被捕學生，繼續要求懲辦賣國官員，拒絕巴黎和約，實行罷課。第二天，大學、專門、中等學校學生成立北京學生聯合會，女生同樣參加，這是第一個學生組織。上海、天津與留學日本的學生，以及南北名流、社會團體，一致支持。總統徐世昌為所震懾，將被捕學生釋放，各校復課，學生得到初步的勝利。因段祺瑞派的挾制，徐世昌禁止學生再行糾眾擾亂秩序，將滋事學生送法庭辦理，慰留請求辭職的曹汝霖等。當權的親日派與厭惡新思想的保守派認為此次事件實為主張思想學術自由的北京大學所致成，蔡元培被迫辭職，教授學生請求挽留，為內閣拒絕，北京各專門學校校長全體請辭。徐世昌續下不准學生干政集會令，罷免同情蔡元培的教育總長傅增湘。五月十九日，北京學生總罷課，宣傳反日，抨擊政府。日本公使向外交部詰問，要求禁止學生活動，日本軍艦集中天津、上海、南京、漢口，無異火上加油，包括北京、天津、濟南、太原、上海、杭州、南京、福州、安慶、開封、武昌、長沙在內的全國大小二百餘城的學生一致罷課，北京教職員聯合會同時成立，以為後援。段祺瑞悍然不顧，仍主簽字和約。徐世昌再制止集眾遊行演講，取締學生組織，並為曹汝霖等辯護。六月二日，北京二次逮捕學生，學生毫不畏懼，次日大隊出動，被捕者約四百人，北京大學成了臨時監獄。六月四日，宣傳講演的學生倍增，被捕七百餘人，有五千餘人自請入獄，一千餘女生向總統府抗議，教職員慰問在獄學生。政府始感高壓手段無效，撤退包圍北京大學軍警，徐世昌派人慰問學生，學生獲得了第二步勝利。

五月四日北京學生舉行示威之時，曾籲請全國工商界一致奮起。兩天後，即得到北京商會、上海商業公團聯合會、江蘇省教育會的響應。上海國民大會不僅要求懲辦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並及段祺瑞、徐樹錚；不僅要求收回青島，並要求廢除一切有損國權的條約。五月中旬以後，北京、天津學生代表陸續到達上海，會同當地學生向商人勸說，做實際抗爭。及北京大捕學生，六月五日，上海實行罷市，聲稱此舉純係愛國熱誠，並非排外。繼之而起的有南京、寧波、廈門、鎮江、蘇州、無錫、揚州、蕪湖、安慶、九江、杭州、漢口、濟南、天津、開封各大城市。

工人方面，初有濟南、北京的集會，參加者以千萬計。上海罷市的同一天，大規模的罷工爆發，紡織、印刷、機器、煙草、郵政、電話、電車、輪船、碼頭、建築各業，一一捲入，總計約六、七萬人，交通癱瘓。京漢鐵路北段，京奉鐵路西段的部分工人，相繼參加【註：罷課、罷市、罷工，合稱“三罷”】。上海國民大會聲言推倒北京政府，趕走徐世昌、段祺瑞。在舉國洶洶之下，政府不得不於六月十日罷黜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甚至安福俱樂部亦通電反對巴黎和約，願順從民意，徐世昌向國會請辭，可說是學生第三步勝利，亦是民眾運動的勝利。

六月十二日，上海罷市終止，工人大都復工，惟仍抵制日貨，提倡國貨，學生以不簽巴黎和約的要求尚未貫徹，不肯復課。六月十六日，正式在上海成立全國學生聯合會，與山東及各地人士賡續力爭，直至和約不簽字後，始於七月二十二日，由全國學生聯合會宣告停止罷課，學生獲得了最後勝利【註：是年十一月，福州日人槍傷檢查日貨學生，北京、天津、濟南等地學生及各省代表向政府請願抗爭，遭軍警毆打，至一九二○年二月，方告平息】。

五、新思潮與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八年，為新文化運動的第一期，幾乎是傾全力於思想解放；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為第二期，幾乎是傾全力於宣揚西方思想，凡是中國所無，前未之聞的學說主義，無不視為救世良藥，盡量輸入，一律歡迎，尤喜愛新鮮而有刺激性的各種社會主義，近於一種宗教熱。新的出版物風起雲湧，可說是百家爭鳴，各是其是，掀起了新思潮的波瀾。

“五四”示威事件之前，鼓吹新文化的報刊僅有《新青年》及發行甫數月的《每週評論》、《新潮》、《國民》等。“五四”示威事件之後，自一九一九年六月起，年餘之間，新出的周刊、旬刊、半月刊、季刊，多達四百種左右，大都為大學、專門學校及中等學校學生所創辦。他們的學養有限，而熱情勇氣信心至強，白話文已經流行，又給以寫作的便利。一向領導革新運動的孫中山、梁啟超兩派，亦積極參加。一九一八年，孫中山自粵到滬後，致力革新工作，專意著述。在“五四”事件的同月，所著《孫文學說》，一名《心理建設》出版。上海罷工、罷市後三天（一九一九年六月八日），在他指導下的《星期評論》及《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出版。又月餘，《建設》雜誌（月刊）出版【註1】。十二月，陳炯明在福建漳州發刊《閩星》（半月刊）。梁啟超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自上海赴歐洲，行前深悔過去之不當從事政治，今後決為思想界盡力。“五四”事件後四月，他所發起的《解放與改造》（半月刊）在上海出版。上海《時事新報》為梁派的機關報，發刊《學燈》副刊，和梁派有關係的北京《晨報》特闢《晨報副鐫》【註2】。成立一年的少年中國學會，是一個政治性兼學術性的團體，會員的知識水準高過一般青年學主，至是積極展開工作，一九一九年七月及次年一月，分別在北京、南京出版《少年中國》、《少年世界》（均月刊）【註3】；成都分會有《星期日》（周刊）。湖南長沙的新報刊獨多，不到半年，單是周刊就有十種以上。此外重要的刊物，在北京有《新生活》、《新社會》（均周刊）、《曙光》（月刊），在南京有《少年社會》【註4】（周刊），在上海有《太平洋》、《新教育》（均月刊）【註5】。商務印書館以往出版的各種刊物，如《東方雜誌》、《婦女雜誌》等，素來保守，現在一一更新。《小說月報》改變更大，一九二一年一月，由新文學家組織的文學研究會編輯。同年夏天，另一文學團體創造社成立。次年五月，出版《創造季刊》【註6】。

註1：星期評論的性質與《每週評論》略同，主持人為戴季陶（傳賢）、沈玄盧（定一），《建設》雜誌編者為朱執信、廖仲愷、胡漢民、汪精衛（兆銘）、戴季陶，《覺悟》的主編為邵力子。

註2：《解放與改造》的持人為張東蓀、張君勱（嘉森），一九二○年九月，改名《改造》。《學燈》初為周刊，一九一九年一月，改為日刊，亦歸張東蓀主持。《晨報副鐫》始於一九一九年二月，李大釗曾參與其事，較《學燈》為急進。

註3：《少年中國》的文章以關於哲學的理論者為多，《少年世界》專載實際調查及應用科學的文章。

註4：《新生活》為一通俗周刊，一九一九年八月創刊，為北京大學教授職員所辦。《新社會》、《曙光》均創於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撰稿人多為匯文（燕京）大學、俄文專門學校、中國大學學生，如瞿秋白、鄭振鐸、耿匡、許地山、王統照、瞿世英等。《少年社會》創刊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撰稿人為南京高等師範學生。

註5：《太平洋》創刊於一九一七年三月，主編人為李劍農，撰稿者多為歐洲、日本留學生，“五四”後轉趨積極，偏重政治學理，議論較為持重。《新教育》創刊於一九一九年二月，為江蘇省教育會、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等團體合組的中華教育改進社（初名新教育共進社）的刊物，留學美國的蔣夢麟、陶知行（行知）先後任主編，倡自動主義、民主主義教育。

註6：文學研究會的成員有周作人、鄭振鐸、沈雁冰（茅盾）等，《小說月報》外尚有《文學旬刊》。創造社為留日學生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等所組成，《創造季刊》外，續出《創造週報》。文學研究會倡寫實主義的人生文學，創造社倡浪漫寫實主義的個性文學。

新的專門著作，以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為早，一九一八年出版，用新方法、新觀點，整理中國學術，為北京大學叢書之一。繼之有中華書局的新文化叢書、商務印書館的時代叢書、尚志學會叢書。一九二○年出版的新書多於上年的一倍多。尚志學會與梁啟超有關，一九二○年梁又成立“共學社”與“講學社”，共學社致力編譯，講學社延聘西方學者講演。“五四”前三天，美國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應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中等教育改進社等團體之邀抵上海，在中國停留二年（第二年由講學社續聘）。講學社請來的第一位學者，為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一九二○年十月到華，停留一年。第二位為一九二二年十月前來的德國哲學家杜里舒（hans driesch），停留數月。第三位為印度文學家泰戈爾（r. tagore），時在一九二四年，約留兩月餘。對於法國哲學家帕格森（henri bergson）亦有意邀請，未成事實，但他的著作已有翻譯。杜威、羅素到過的地方較多，以在北京為久，對於新文化運動極為注意，並有建議。他們的講演記錄由報刊登載，有的印為專書，他們的學說有專文介紹，他們的重要著作亦有翻譯。胡適和南京的幾位教授為杜威的學生，宣傳他的實驗主義。羅素在某一方面的影響似大於杜威，這非由於他的數理哲學，而是因為他是一位社會主義者。在他的《到自由之路》書中，曾說馬克思主義可塑造成一個比較完善的世界。他來中國之前，訪問過蘇俄，見過列寧、托洛茨基。《解放與改造》雜誌倡言社會主義與世界主義已經茁壯起來。羅素初抵上海，曾說一國的政治，應由下而上，教育應注重社會，不應專重個人，鼓勵創造，減少佔有。約在十天後，在長沙講演“布爾什維克與世界政治”，謂十月革命對於人類的新生存上，很有些意味，對於將來一定很有影響。布爾什維克行，人人工作，不致再有勞逸不均的事，人的生活不致相差太遠。他雖不贊成布爾什維克主義之尚專制，但行動有效力，忠於國家，改革中國政治，最好是採用蘇俄方法，不宜用西洋民主政治。對於正在籌組的中國共產黨，不啻給以精神上的鼓舞。

陳獨秀與胡適為第一期新文化運動兩位主將，但是態度有急緩之別，陳主革命，從根本改造中國的政治社會，胡主改良，一切逐步變革，他們頗似辛亥前孫中山與梁啟超。與陳為近而急進過之的為李大釗，對於俄國十月革命，萬分興奮。約在一九一八年十月，他已發起社會主義研究會，認為布爾什維克主義是社會革命主義，代表愛人的精神，顯示和平的曙光，將來的世界必是赤旗的世界。一九一九年以後，宣傳十月革命與馬克思主義的愈多愈力。《每週評論》謂十月革命為社會變動和進化的大關鍵，有如洪水，將洗出一個新紀元，全世界的勞工階級聯合，將打倒資本階級。《新青年》出版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介紹階級鬥爭和唯物史觀，《晨報》、《民國日報》和它們的副刊，不斷刊載關於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學說的報導和論文。胡適是懷疑主義、實驗主義、進化論的信奉者，勸大家不可將主義視為信條或宗教，要研究具體的個別的問題，少談抽象的籠統主義，改進須一點一滴的去作，並無根本解決的說法。李大釗加以反駁，說是問題與主義是不可分的，須先有理想的主義，方能將一切問題根本解決，俄國革命就是證明。和孫中山、梁啟超有關的報刊亦時時介紹到馬克思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

一九一九年六月，陳獨秀在北京散發傳單被捕，八月，《每月評論》被封，陳被監禁八十餘日，獲釋後前去上海。胡適與李大釗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即發生於陳在獄時。十二月，《新青年宣言》與胡適的《新思潮的意義》，同時由《新青年》刊出。胡謂新思潮是一新態度，即評判的態度，實際的表現，是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新青年宣言》的內涵，對政治為拋棄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和金力主義（資本主義），創造新觀念，樹立新時代的精神，適應新時代的環境。新社會是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相愛的、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社會改造須由民眾運動。政治為重要的公共生活，政權屬於人民全體，不論有無財產。對學術思想，要創造生活所需的文學道德，尊重自然科學、實驗哲學，不取虛無的、不著邊際的、沒有信仰的、超實際的、無結果的絕對懷疑主義。這篇宣言出於陳獨秀的手筆，是胡適、李大釗主張的折衷。一九二○年一月，李又從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陳之轉向馬克思主義，和他之被捕及《每週評論》被禁或不無關係。到上海後他常與喜談馬克思學說及社會主義的戴傳賢、張東蓀過往，不久即與共產國際接觸，遂決定了他的態度。七月《新青年》再發宣言，正式擁護馬克思主義，承認用革命手段建設勞動階級的國家，創造禁止對內對外一切掠奪的政治、法律為現代社會第一需要。

梁啟超、張東蓀等贊成的是基爾特社會主義。一九二○年十一月，提出中國應發展實業，增進財富，調協勞資的主張。《新青年》加以駁斥，堅主走俄國的道路。無政府主義者，亦因反對布爾什維克，而捲入論戰。原為愛國團體的少年中國學會，此時起了分化，國家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更是勢不兩立。胡適與陳獨秀之實行分手，亦在一九二○年之末。此後胡對於整理國故雖花了不少精力，仍不忘民主、科學，主走英、美的道路。梁啟超的意見頗有與胡適相通之處，所不同的是梁啟超之整理國故在發揚中國遺產，胡適是用近代科學方法，懷疑評判的態度，重估中國文化的價值。別樹一幟的為梁漱溟，他與梁啟超一致反對馬克思主義，擁護中國文化。不過梁啟超之擁護中國文化是有條件的，梁漱溟是無保留的。對於東西文化，梁漱溟與胡適更是背道而馳，胡主張西化，梁認為西化有百害而無一利。

總之，自“五四運動”以來，知識分子為了反軍閥、反侵略，對於西方的各種思潮、學說與主義，毫不選擇的向國內輸入，逐漸分為兩個壁壘。一個認為應取法英、美，遵照自由、民主、科學之路，循序而進；一個認為應取法蘇俄，採行共產黨的有效辦法、遠大理想，作根本解決。前者聲勢雖盛，而議論紛紛，始終不曾形成一個聯合陣線；後者堅定勇猛，步驟齊一，已有共同組織。不過一般社會人士，傾向自由、民主、科學的仍居絕大多數。

第二節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與國民黨的改組

一、中蘇接觸

列寧久已注意中國，辛亥革命後，更有興趣，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間，時常發表有關中國的言論，希望中國能走他的路線。獲得政權不久，即準備對中國有所行動。所採策略可分為二：一為正面的或公開的誘導中國政府，使中、俄關係正常化，俾得享有各種便利；一為側面的或秘密的聯結中國的反政府勢力，使和蘇俄合作。

一九一八年一月，蘇俄宣稱少數奴役亞洲的殖民地及勞動群眾的野蠻政策，必須徹底消滅，蘇俄準備派代表駐華，撤消在華領事裁判權，歸還租界。七月四日，蘇俄人民外交委員翟趣林（gv chicherin），在蘇維埃代表大會宣布對華政策，包括放棄帝俄在滿洲的全部掠奪品及在中國的特權。北京均未理會，此非全由於顢頇，而是怕有違協約國的意旨，畏懼蘇俄宣傳過激主義。但是中國知識分子已開始頌揚俄國革命。巴黎和會激起了“五四”示威、罷課、罷市、罷工，蘇俄利用這個機會，於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由代理人民外交委員加拉罕（leo karakhan）【註：加拉罕生於一八八九年，一九○五年曾來哈爾濱，一九一○年被捕，釋放後去海參崴，又二年返聖彼得堡。一九一五年被放逐西伯利亞，一九一七年參加俄國革命，一九一九年，任副人民外交委員】發出對華宣言，願援助中國人民脫離外族壓迫，以往俄國與中國、日本及同盟國所訂密約，概行作廢，放棄帝俄在中國奪得的權利，中東鐵路及租讓所得的林礦產業，無條件交還中國，放棄庚子賠款、租借地、領事裁判權，願與中國解決帝俄與日本及協約國所作的一切不公事件。中國人民如欲免除巴黎和會所給予朝鮮第二、印度第二的命運，惟有接受蘇俄的提議，彼此恢復友好，合力奮鬥。

此一文書遲至一九二○年三月始遞至北京，對於中國人民而言，認為是國際間亙古所未有的福音。上海全國各界聯合會、教育聯合會覆稱，願依所說的條件，恢復邦交，希望俄國人民再接再厲，作正義人道前驅。全國學生聯合會表示感謝，亦主恢復邦交，在自由、平等、互助的正義方面，以美滿的友誼，共同戮力於芟除國際的、以及國家的、種族的、階級的差別。工人團體尤盼蘇俄給予大力援助，多多指導。報刊言論盛稱蘇俄公正、和平，所廢除的條約、拋棄的利權，皆為中國所希望而不可得者，時機切不可放過。北京政府則謂宣言果否可憑，尚屬疑問，斥主張承受者為謬妄。這種顧慮，不能說全無是處，蘇俄所放棄的是它無法享有的帝俄在華特權，以此為餌，再出以仗義執言的姿態，誘致中國建交，以便在華活動，打擊帝國主義國家。

一九一九年，段祺瑞、徐樹錚正在進行收復外蒙，西伯利亞的白黨則謀製造外蒙獨立。加拉罕發布宣言的第二個月（八月），北京軍事代表張斯麟抵達白黨軍政中心鄂穆斯克，當與外蒙問題有關【註：張斯麟曾在日本學習陸軍，供職督辦邊防處，屬於段祺瑞派】。不久，鄂穆斯克為紅軍佔領，第二年（一九二○），設立遠東共和國，蘇俄在西伯利亞的勢力增強。六月，遠東共和國的代表優林（ignatius l. yurin），行抵外蒙邊境，要求來北京談判。北京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再命張斯麟及總統府外籍顧問辛博森（lenox simpson）、福開森（john c. ferguson）前往遠東共和國，並於七月停付帝俄公使庚子賠款，皆為對蘇俄的友好表示。遠東共和國對於張斯麟等之來，極表歡迎，謂願本平等互惠精神，修改過去的條約。八月，優林抵北京時，段祺瑞業已失勢。九月，批准中俄新疆商約，不再承認帝俄公使，均為優林的收穫。優林進而要求發展兩國商務，建立邦交，但拒絕中國所提的通商先決條件。一九二一年二月，復乘白黨佔領庫倫，益多要挾。北京雖反對其出兵外蒙古，外交總長顏惠慶已正式予以接待，此為他的又一收穫。七月，紅軍進入庫倫，優林意氣愈盛，北京堅持撤退紅軍，爭執不下。復以華盛頓會議召開在即，遠東情勢將有變化，北京持觀望態度，優林的建交企圖，一時難成，於十月返國，下一幕由蘇俄接演。

吳佩孚推倒段祺瑞後，成為中外注目的人物。蘇俄對他尤感興趣，以為和中國建立新關係有望，吳不惟反日，且主張召開包括工人在內的國民大會。一九二○年八月，俄共駐海參崴的情報員維蘭斯基（vladimir d. vilensky）謂吳的勝利為中國社會階級鬥爭的即將開始。九月，張斯麟到莫斯科深受重視，被看作吳的青年部屬，以為吳有意與蘇俄聯好，其實張和吳無關。九月二十七日，加拉罕發表第二次對華宣言，重申前次宣言所列原則，但已非無條件拋棄帝俄在華的全部掠奪物，更非慷慨的交還中東鐵路。十月，莫斯科《消息報》再刊出維蘭斯基稱頌吳佩孚的文章，蘇俄予張以自由通行及領事權。去年九月，張曾將第一次宣言報告北京，至是更為興奮，認為蘇俄基礎日固，海陸軍甚為整備，有蓬勃不可一世之概。外交上復力反秘密與利用政策，完全以誠相待，事事公開。十年後勞農主義將風行世界，他願將蘇俄的真像介紹給中國。翟趣林在歡宴張斯麟席上致詞，盼中俄攜手，解除外力干涉，列寧親自接見，謂中俄將團結一致，促使帝國主義敗亡。

十一月底，張斯麟攜第二次宣言，返抵北京，他的意見對於政府當局應有影響。一九二一年二月，外交部允相機與蘇俄代表商談。十二月，蘇俄直接派遣的第一位代表巴伊克（ak paikes）到京，聲稱一俟中俄維持外蒙秩序的協定成立，紅軍即可撤退，並準備承認中國在中東鐵路地區的主權，蘇俄倘能在太平洋方面有一經濟出口，中東鐵路可歸中國管理。中國急於解決的為外蒙問題，蘇俄所望的為中國對蘇聯的承認，而以外蒙問題相要挾。在爭辯最烈之時，“俄蒙友好條約”的真像外洩，中國責蘇俄食言，行為與帝俄並無二致，巴伊克至為尷尬。中東鐵路問題，因張作霖宣布東北自主，亦無從作深入談判。

一九二二年八月，蘇俄改派的幹練而有經驗的外交家越飛（adolf a. joffe）行抵北京。他的對手為新任外交總長顧維鈞。越飛仍想先達成建交目的，顧維鈞仍要求先撤退外蒙紅軍。越飛責中國縱容白俄，不允單談外蒙問題。顧稱中國對赤、白兩黨無所偏袒。越飛謂中國不應以均等手段對待，如不與蘇俄密切聯合，即不歸還外蒙。又說中東鐵路為俄人產業，須訂定經營辦法，加拉罕宣言並不影響蘇俄對該路的權益，亦非無償的歸還。中國不要以為宣言永久有效，除非中國不再漠視蘇俄的利益，蘇俄無履行宣言的義務。談判至一九二三年一月，迄無眉目。越飛譏訕中國對赤、白兩黨的中立態度，應擇一為友。數日後前赴上海晤孫中山，未再返北京。

越飛的外交雖無所成，社交則頗有所得。他一到北京，即向新聞界展開宣傳，斥詆西方國家【註：越飛未提日本，因為他正準備赴長春與日本會談】，倡導中俄合作。此後的談話、演說，無一不是擁護殖民地及次殖民地人民的自由，稱道中國民族的自覺。教育界開會歡迎，學術團體設宴招待，他亦邀宴國會議員、各界領袖，蔡元培致詞答謝。到上海後，與孫中山發表聯合公告，旋去東京，更增加北京的惶恐不安，希望交涉重開。蘇俄要求改在莫斯科舉行，北京不允。臨城劫車案發生，在國際共管中國聲中，一九二三年九月二日，第三位蘇俄代表加拉罕到來，宣傳伎倆不弱於越飛，他的名字又具有魔力，聲言仍遵守兩次對華宣言列舉的原則，盼中國日趨富強，能自衛利益、主權，各黨派應一致抵抗各國對臨城事件的無理要求。對於北京大專學校教授，他贊成以俄國部分庚子賠款充作學校經費；對於廣州，他派有代表，但對於北京政府，則是另一態度。

負責和加拉罕談判的為中國全權王正廷。加拉罕要求先承認蘇俄再商其他，王正廷主張先解決兩國懸案，然後建交。北京大學教授全體支持加拉罕，王復恐加拉罕赴粵，答應了他的條件，於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四日，將中俄協定大綱議就草簽。外交總長顧維鈞以為不妥【註：巴黎和會時，王正廷與顧維鈞已有意見】，加拉罕嚴拒修改，限期正式簽字。內閣命顧接辦，至五月三十一日，中俄協定成立。訂明恢復邦交、兩國懸案另行會議解決，廢除帝俄所訂各約，帝俄與他國所訂有損中國主權利益條約，概行無效，嗣後兩國均不得訂立有損對方主權利益條約，蘇俄承認外蒙為中國領土，中國有權贖回中東鐵路。關於撤退外蒙紅軍問題及贖回中東鐵路條件，將來商定；蘇俄放棄在華所得租界、租借地、庚子賠款、領事裁判權；兩國互相保證在該國境內不准有圖謀以暴力反對對方政府而成立的機關團體的存在與行動，並互相承諾不作與對方公共秩序、社會組織相反的宣傳。

協定成立後，北京各團體連日慶祝，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亦均支持。究之實際，蘇俄不惟未完全遵照對華宣言，且於協定本身多方破壞，加緊宣傳共產主義，援助容共後的國民黨。九月二十日，加拉罕復與“東三省自治政府”簽訂關於中東鐵路的瀋陽協定（一稱奉俄協定），等於承認張作霖的政權。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日，與日本簽訂建交協定，承認一九○五年的日俄和約，仍然有效。對於為解決外蒙、中東鐵路問題召開的中俄會議，原定一個月內舉行，六個月內完成，拖至一九二五年八月才勉強開幕，第二天，加拉罕離開北京。一九二六年三月，一度重開，終於一事無成。

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摧毀資本主義國家，實現以蘇俄為中心的共產世界，為列寧的終極目的。歐洲國家是資本主義的巨擘，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成熟階段，必須一面號召它們國內的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鬥爭，一面號召國外的被壓迫民族對帝國主義鬥爭，裏外交擊，方易收效。一九一八年三月，列寧曾說，如果其他國家不發生革命運動，俄國革命就無最終勝利的希望。史達林復高呼鼓起東方工人農民的革命精神，去反對帝國主義，一分鐘也不可忘記東方。尤重視土廣民眾的中國。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的共產國際（第三國際）雖非全為中國而設，策動中國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則為其使命之一。與中國建交的任務，由蘇俄政府負責，反帝國主義的任務由共產國際主持。誠如毛澤東所說，經過俄國人的介紹，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主義。

共產國際成立前兩個月，莫斯科的“僑俄華工會”已派共產黨人回中國宣傳【註：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八日，僑俄華工會舉行第三次大會，翟趣林演說，盼“中國蘇維埃共和國”與俄國蘇維埃合作，同月二十三日，議決組織“華工社會黨同盟”，似已設有機構，但均無下文】。一九二○年三月，即中國收到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前後，曾在西伯利亞為布爾什維克工作、現任職於共產國際東方局的吳廷康（gn voitinsky）奉命來至北京，尋覓民族民主資本階級革命同盟。他首先會見李大釗及幾位社會主義者。四月，由李介紹，前去上海晤陳獨秀及戴傳賢、張東蓀等。他的主要說詞是中國新思想的潮流雖然澎湃，但是過於龐雜混亂，缺少主流，復無組織與實際行動，決不能推動革命，必須成立一中國共產黨。擬以《新青年》、《星期評論》、《時事新報》為基礎。陳獨秀、戴傳賢表示贊同，張東蓀不願參加。是月，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中文本出版。五月，《新青年》勞動節紀念號出版，馬克思研究會成立，中國共產黨有了雛型。不久戴傳賢退出。七月，李大釗派張國燾前來，吳廷康通知陳獨秀，共產國際決定支持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陳認為中國工人無多，知識落後，階級覺悟不夠，一時無奪取政權可能，應先集合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知識青年，本共產黨立場，仍從事新文化、反軍閥、反日、愛國活動，入黨者必須學習馬克思主義，為共產主義實際工作。南方由陳獨秀負責，北方由李大釗負責，即所謂“南陳北李”。中共臨時中央於是成立，經費由共產國際供給。

中共臨時中央一經成立，即於杭州、南京、蕪湖、安徽、重慶、成都、天津、濟南、青島、太原展開活動，而以上海、北京、廣州、武漢、長沙為重心，分設中共臨時支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新青年》之外，並在上海發刊《勞動界》、《夥友》周刊、《共產黨》月刊，譯印《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史》等書，機械工會、印刷工會、紡織工會、及工人補習學校，一一組成，設立外國語學校，招收學生學習俄文，準備送往莫斯科受訓【註：一九二一年春，劉少奇、彭述之、任弼時等八人赴俄。與陳獨秀有私交的孫毓筠亦於此時資送數人前往】。北京有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出版《勞動音》周刊，設立長辛店京漢鐵路職工會、補習學校，任事者大都為北京大學學生，如張國燾、鄧中夏。廣州為中國革命策源地，尤受重視，共產國際先設通信社，北京大學畢業生譚平山、陳公博等出版《勞動聲》周刊。十二月，陳獨秀應陳炯明之邀，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特設宣講所。武漢負責人為曾留學日本的董必武（用威）。一九二一年三月，香港中華海員聯合會成立，五月，上海、北京、廣州舉行勞動節紀念會。

新文化運動期間，湖南學生十分活躍，毛澤東（一八九三至一九七六）、蔡和森為領導者。毛為湘潭人，來自農家，辛亥革命時一度從軍。一九一三年入長沙師範學堂。因受陳獨秀的影響【註：一九一七年《新青年》曾刊載毛澤東的《體育研究》，署名“二十八畫生”】，一九一七年，發起“新民學會”，又顯然是梁啟超的追隨者。一九一八年九月，毛去北京，任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因李大釗的啟導，對於馬克思學說有了興趣。一九一九年三月，取道上海返湘。“五四”事件發生，參加湖南學生聯合會，主編《湘江評論》周刊，鼓吹民眾大聯合，對抗官僚、軍閥、資本家【註：《湘江評論》，創刊於一九一九年七月，發行五期即被禁，毛改任《新湖南》月刊編輯】。一九二○年二月，再至北京，運動驅逐湖南督軍張敬堯，同時再讀有關俄國革命書刊。四月，復去上海，訪陳獨秀，大概是奉李大釗之命，或曾預聞籌組中國共產黨之事。七月，回長沙，擔任師範學堂附屬小學主事，先後創辦文化書社，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俄羅斯研究會、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共支部。湖南無政府主義者有勞工會，毛亦發起各種工會，組織工團聯合會。羅素在長沙講演時，他可能是聽眾之一。

共產國際與陳獨秀、李大釗等建立關係的同年，又與留法勤工儉學會接觸，其中有畢業於天津南開中學、曾留學日本的周恩來（一八九八至一九七六）【註：周恩來原籍浙江紹興，長於江蘇淮安，一九一○年去瀋陽，一九一三年入天津南開中學，一九一七年，赴日本京都，一九一九年回天津，參加五四運動，九月組織覺悟社，一九二○年一月被捕，五月獲釋，十月赴法國】，陳獨秀之子延年、喬年，來自湖南的蔡和森、蔡暢、李立三、李富春、李維漢，來自四川的趙世炎、陳毅、鄧小平、聶榮臻，來自貴州的王若飛。他們的組織，初為中國少年共產黨，一九二一年改名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再改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一九二一年六月，共產國際民族與殖民地委員荷蘭人馬林（g. maring，即jfm sneevliet）、赤色職工國際代表李克諾斯基（nikorusky）到北京，與李大釗、張國燾商定召開中共全國代表大會後，再赴上海。七月二十日，大會在法租界秘密舉行。時黨員僅五十餘人，出席代表十三人，陳獨秀、李大釗未到，張國燾任主席，馬林、李克諾斯基列席指導【註※】。經過五晚會議，被法租界包探發覺，巡捕掩至。最後一次會議，改在浙江嘉興南湖船上舉行，通過黨綱，選舉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即黨魁，張國燾、李達分任組織、宣傳部長，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

※註：十三名代表為北京張國燾、劉仁靜（北京大學學生），廣東陳公博、包惠僧，上海李漢俊、李達（二李曾留學日本），湖南毛澤東、何叔衡（秀才，小學教員），湖北董必武、陳潭秋（湖北師範教員），山東王盡美、鄧恩銘（均中學生），日本周佛海。其後陳公博、李漢俊、李達、周佛海相繼開除黨籍或脫黨，陳獨秀、劉仁靜亦因與史達林意見不合，開除黨籍。馬林之外，另一共產國際代表，有謂係吳廷康。中共現以七月一日為建黨日，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日，而於七月二十日為可信。除了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韋慕庭（c. martin wilbur）所舉證據外（見陳公博著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頁一五至二一），其他旁證，一為六月始決定召開大會，須通知各地推派代表，不可能於七月一日舉行。二為在大會為馬林任通譯的張太雷，六月二十二日尚在莫斯科，亦不可能於七月一日趕返上海。

出席的十三位代表，幾均為學識有限、經驗欠缺的書生，對於共產主義的理論與共產黨的策略所知無多。陳獨秀、李大釗又不在場，一切取決於馬林。重要決議，為以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實行蘇維埃式的無產階級專政，沒收一切生產的資本歸社會共有。採不妥協政策，斷絕一切非共產主義者的關係。組織工會，灌輸階級鬥爭思想，成立研究勞工組織的學術團體，編印雜誌、報紙、專書、小冊、傳單。對於現有政黨取獨立、攻擊、排斥態度，堅守無產階級立場，不與建立任何關係。中央組織應每月向共產國際呈送報告，必要時得派代表向共產國際東方局報告。既對其他政黨取排斥態度，曾議決禁止黨員參加政治，因馬林反對而取消。大會通過的宣言，將孫中山、徐世昌一併斥詆，引起爭論，改交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公佈與否，結果擱置未發，原因為共產國際有意聯好孫中山。

今後十個月，中共的重要活動為北京等地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之公開徵求黨員、舉行講演會、馬克思誕生紀念會、三八婦女節紀念會，召開非宗教同盟會議，召開社會主義青年團全國代表大會，成立中共旅歐總部，派人參加共產國際大會與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大會【註※】，有關馬克思主義的出版物加多，毛澤東創辦的湖南自修大學亦頗引起社會注意。

※註：出席共產國際的為張太雷，出席少年共產國際的為何夢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代表大會，一稱遠東勞工大會，意在對抗華盛頓會議，中共代表為張國燾、蔡和森、瞿秋白（《北京晨報》記者），及留學莫斯科東方大學的劉少奇、彭述之等。國民黨無政府主義者與其他團體亦派人參加，共計三十餘人。

中共對於工人運動特別重視，設置勞動組合書記部，推廣工人補習學校、工人俱樂部。中國產業發展的程度不足，工人數目無多，成分複雜，缺少無產階級的鬥爭意識，能左右工人行動的，在上海為幫會，在廣東則以國民黨的影響力為大，中共尚不能領導。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間，上海罷工的次數較多，均歸失敗。香港海員六萬餘人罷工，因得廣州政府支援，為時約一月。一九二二年五月，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舉行，參加的百餘團體，以屬於國民黨的為多。大致而言，中共的成就應在宣傳，知識青年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興趣漸漸增加，其他實際收穫甚少。

三、蘇俄、中共與孫中山、吳佩孚

辛亥革命前，孫中山與俄國革命黨人曾有過接觸。辛亥革命時，列寧對於孫的思想亦頗稱許。十月革命後，孫去電祝賀，翟趣林覆電，盼中國人民與蘇俄共同反抗帝國主義，未能遞到。一九一九年三月，莫斯科向廣州軍政府提議合作，並無反應。五四事件發生不久，國民黨報刊開始介紹社會主義。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亦於是時發出。一九二○年六月，僑俄華工會邀孫訪俄，當係共產國際授意。七月，電請孫與中國各界要求中國政府承認蘇俄。共產國際大會議決與被壓迫國家的革命勢力聯合，使其參加推翻帝國主義事業。時吳廷康正在推動組織中國共產黨，曾與孫在上海相見。十月，孫準備回粵，重建政府，翟趣林來書，商談貿易。一九二一年八月，孫覆以地理隔阻，尚不能建立商務關係，惟盼有私人接觸。中共全國代表大會表示，願以共產主義立場，贊助國民黨的革命，但不得與共產黨的革命混為一談。馬林希望中共與國民黨合作，首與國民黨的要人張繼商議。十二月，經廣州至桂林訪孫中山，勸容納共產黨員，與共產國際聯盟，建立革命武力。孫對俄國革命雖表重視，不過列寧的主張不盡和他相同。此時他志在北伐，如果聯俄，英國必然不喜，勢將阻撓他進軍長江，但他對於蘇俄的新經濟政策，則頗感興趣，因允於在道義上聯絡。

蘇俄以見擯於華盛頓會議，一九二二年一月，自行召開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代表大會。孫中山亦以美國拒絕他派代表參加華盛頓會議，為明瞭蘇俄實況，在與馬林會晤之前，已派張秋白出席莫斯科的會議。共產國際書記齊諾維夫（zinoviev）在大會報告，主張中共與非無產階級的革命黨聯合，對抗資本帝國主義者，警告國民黨對美國的妄想。列寧接見張秋白及中共代表張國燾，討論國民黨、中共合作的可能。二月，翟趣林致書孫中山，重申蘇俄對中國人民的友誼與願望。四月，少年共產國際代表達林（sa dalin）到粵與孫續商，仍無結果，但孫對香港海員罷工的援助、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及全國社會青年團代表大會之在廣州舉行，足證孫對中共態度的友善。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中共發表對於時局的主張，說是中國現存的各政黨，只有國民黨比較是革命的民主派，廣州政府不禁阻勞動運動等事，都是擁護民主政治的證明。中共的主張共有十項，其中之一即是與國民黨等革命民主派及社會主義各團體建立聯合陣線反對封建式的軍閥革命，顯然是追隨共產國際的步調，放棄了對其他政黨的排斥態度，實為策略上的大轉變。七月十六日，中共第二次全國代會大會在杭州西湖舉行，時黨員一百二十二人，出席代表十二人，討論的中心，為與國民黨合作問題。決議是號召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的革命勢力參加民族革命，與國民黨暫時聯合，但並不放棄共產黨的組織，仍獨立的為無產階級奮鬥。宣言中明言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打倒軍閥，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大會選出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譚平山、蔡和森、高尚德為中央委員，陳續任總書記。不久馬林又自莫斯科來上海，在他的要求下，八月初，中共中央委員舉行會議。馬林提議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與國民黨作有組織的結合，不贊成聯合陣線。陳等一致反對，馬林謂此係共產國際所決定，必須尊重。陳等唯有服從，惟國民黨須依民主原則改組。

掌握國民黨兵權的陳炯明是屬於無政府派，據說一九二○年四月，蘇俄代表前來漳州與晤，是否果有其事，雖不敢必，不過就日後陳獨秀之出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看來，中共與陳炯明實有相當關係。一九二二年四月，陳炯明與孫中山失和，決裂在即，陳獨秀於孫、陳之間，何去何從，猶疑不定。及陳炯明對孫實行叛變，中共始決定與陳炯明斷絕關係。請孫中山召開革命團體會議，原因是陳炯明的聲望無法與孫同日而語。

孫中山討伐陳炯明不成，在赴滬船中，考慮今後動向，認為必須改弦更張，爭取外援。聯德尚無眉目，惟有聯俄。八月中旬，孫到上海，陳獨秀、馬林及越飛的代表先後來見，所談當不外聯俄、容共，容共則為聯俄的第一步。五四以來，孫對於青年動態極為注意，他之改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一九一九年十月），目的即在擴大基礎，現在愈感有此必要。八月下旬，首准陳獨秀、李大釗加入國民黨。九月，設置國民黨改進委員會，及改進方案起草委員會，陳獨秀及到過蘇俄的張秋白均為委員。

蘇俄於聯好孫中山外，對於新近崛起的直系強人吳佩孚亦至為重視。李大釗及直系政客孫洪伊與吳的政務處長白堅武均有交誼，透過他們的運用，吳允由李推介得力之人，組織鐵路工人，排除交通系梁士詒的勢力，免為奉系所用【註：時交通總長為直系的張志潭】。直奉戰爭時，中共領導下的京漢鐵路工人助吳運兵，頗稱得力。戰後有六名中共重要黨員，分任京漢、京奉、京綏、津浦、正大、隴海鐵路密查，吳復通令保護工人，更給中共以不少方便。中共稱道他是反日者，“倒張（作霖），去徐（世昌）是差強人意的事”，是一個“較進步的軍閥”，並推動吳與孫中山的合作。一九二一年一月，共產國際代表已與吳會晤，此人或者就是吳延康，介紹人為李大釗。一九二二年八月，又有蘇俄記者到過洛陽，受到吳的歡迎，李本人亦數至洛陽。十一月初至十二月初，共產國際舉行第四次大會，陳獨秀率代表參加，會中曾討論聯吳、聯孫問題。共產國際要人拉狄克（k. radek）的報告，提及中共對吳的支持，謂吳係中國聯合陣線必需的人物，似乎認為他的重要性在孫之上。

一九二二年八月，孫中山與越飛代表的會談，有欠順利，使他感到“麻煩”。此後一面著手改進黨務，一面部署收復廣東。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國民黨發表宣言，說明今後政策，一為本民族自決之義，對內增進全國文化，對外謀求世界民族平等，改正條約，恢復中國在國際上的自由平等地位；二為廢除以資產為標準的選舉，確定人民自由權；三為力謀社會經濟的均等發展，限定私人土地所有權，制定工人保護法，徐謀勞資的地位平等，改良農村組織，徐謀地主佃戶間的平等。雖與共產黨的主張仍有距離，然已具有反帝國主義與社會革命意義。是後各級黨部工作均有中共黨員參加【註：如中央黨部總務部林祖涵，北京交部總幹事李大釗，湖南第一、第二分部籌備主任夏曦、劉少奇。旅歐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八十餘人亦均成了國民黨員，周恩來任國民黨駐歐支部總務主任，李富春任宣傳科主任，聶榮臻任巴黎通訊處長】。

國民黨作風丕變，同時滇、桂軍在孫中山策動下，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自廣西長驅東下，國民黨的聲勢重振。一九二三年一月，滇、桂軍佔領廣州，共產國際指示中共，謂國民黨為現時中國唯一強大的民族革命組織，應與實行合作。同月，越飛至上海面晤孫中山。一月二十六日，孫、越發出如下公報：共認蘇維埃制不能引用於中國，蘇俄願贊助中國完成統一，取得完全自由；越飛重認一九二○年九月蘇俄對華宣言原則，蘇俄準備拋棄帝俄時代對華的一切條約及強奪權利；中東鐵路管理辦法由中、俄協商；蘇俄無意使外蒙脫離中國，為防制白俄，俄軍不必立時撤退。

共同公報發表後，越飛赴日本，孫回廣州，設立大元帥府。時聯俄容共尚未收實效，軍事財政紊亂不堪，粵人痛恨滇、桂客軍，怨毒轉集國民黨。但中共在各地的活動則大有開展。宣傳刊物上海有《嚮導》、《前鋒》、《中國青年》，廣州有《新青年》、《新學生》，北京有《政治生活》，長沙有《新時代》，上海大學無異其訓練機關【註：上海大學成立於一九二三年十月，名為國民黨創設，于右任、邵力子任正副校長，教授多為中共黨員，如瞿秋白、蔡和森、鄧中夏、沈雁冰（茅盾）。一九二五年六月，被租界工部局封閉】。群眾運動多由中共領導，如民國裁兵運動大同盟，女權運動大同盟，收回旅順大連、取消二十一條示威，反對北京教育總長請願，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漸成青年的口號，工人罷工風潮亦日益增加。

孫中山越飛的公報為國民黨公開聯俄的表示，六日後發生的京漢鐵路工潮為吳佩孚實行與中共分手的表示。一九二二年八月至十二月，在吳轄區內的長辛店鐵路工人及開灤煤礦工人罷工，北京、唐山學潮洶洶，吳認為是中共和他為難。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京漢鐵路工人在鄭州召開代表大會，成立京漢鐵路總工會，被吳武力解散，下令逮捕李大釗。京漢鐵路總工會移往漢口，二月四日，全路罷工，拒絕吳的復工命令。二月七日，漢口、長辛店工人三十餘名，被軍警殺害，中共稱之為“二七”慘案，斥吳為國民公敵，共產國際亦痛加詆責，蘇俄的聯吳努力失敗，中共與吳的關係破裂。是後蘇俄與吳雖偶有接觸，然合作已無可能。加拉罕與北京政府談判時，吳之贊成中俄復交，是為了想取得俄國部分的庚子賠款，同時仍欲以蘇俄牽制張作霖。

四、國民黨與蘇俄、中共實行聯合

孫中山雖已決定聯俄容共，但他的政治運用，尚無顯著的變化。在與越飛發表公報的同日，另有一篇和平宣言，主張在統一未成立之前，由直系、奉系、皖系及西南諸省暫時劃疆自守，裁兵、借款。借款用途由法定機關及債權人、農工商各團體代表監督，實行化兵為工。裁兵首須得直系贊同，孫回粵後，命胡漢民、汪兆銘、孫洪伊為駐滬代表，辦理和平統一。借款最好由英國承擔，一九二三年二月，他曾應香港總督之宴，盼與英國交好。三月，又一再與廣州英國總領事商用英款開港、築路，並發表演說，願與香港政府合作。四月一日，孫的秘書陳友仁宣布孫的外交政策，希望英、美給以財政援助，用英、美專家致力建設【註：時香港總督為斯塔布斯（sir edward r. stubbs），廣州總領事為傑爾孫（sir jj jamieson）。三月，梁土詒曾在香港代孫活動借款，建築鐵路】，可見尚不欲專聯蘇俄。

蘇俄對於孫的以上舉動自感不安。五月一日來電，願隨時予以必要援助。兩週後馬林再至廣州，勸孫徹底改組國民黨。共產國際訓令中共，務使國民黨成為全國性的反帝國主義及反軍閥運動陣線的領導者，注意工農，阻止國民黨與軍閥及帝國主義者妥協。其實直系和英國對孫中山的表示，不僅毫不為動，且敵視愈甚，不惜以種種手段顛覆他的政權。蘇俄的援助則愈具體化，開始派遣軍事顧問前來【註：蘇俄顧問於一九二三年六月抵北京，十月到廣州】，並給以二百萬元的貸款。孫為保持現有據點，以圖將來發展，不能不認真考慮容共問題。與越飛在日本相處的廖仲愷一力贊成，說是國民黨的歷次失敗，由於專恃軍隊，為兵所制而不能制兵。制服軍隊須靠黨員，國民黨僅有少數幹部，黨員無多，急當改組以救其弊。何況國民黨在國際上缺少朋友，蘇俄既來聯絡，便不應拒絕它的黨徒中共。五月二十一日，孫請馬林協助計劃黨的改組。六月，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由於馬林的堅持，通過今後活動集中於國民黨的發展，改組國民黨為真正的政黨，加強其在工人農民中的影響力，使與蘇俄接近。大會宣言承認國民黨為國民革命的中心力量，處於領導地位，惟須拋棄依賴外力，專力軍事，及忽視對於民眾宣傳的觀念，所說和共產國際的訓令完全相符【註：共產國際訓令係五月二十四日發出，遲至七日十八日中共始收到。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係六月十日開始，十九日終了。但共產國際的此項意旨，仍可先由馬林轉達。時中共黨員四百三十二人，出席大會代表三十人，陳獨秀、瞿秋白主張服從共產國際決策，張國燾、毛澤東、蔡和森反對。卒依馬林主張，通過中共黨員全體加入國民黨。毛澤東的當選中央委員即在此時】。

馬林與孫中山商定派遣代表團赴俄，由孫的參謀長蔣中正（一八八七至一九七五）率領。十月六日，蘇俄駐北京代表加拉罕介紹的鮑羅廷（michael borodin，一八八四至一九五三）抵廣州，作為蘇俄駐廣州的代表【註※】，最大的任務為促使國民黨早日徹底改組。當他初見孫中山時，首先應允孫的軍事物資援助要求，強調中俄革命均為民族主義的奮鬥，蘇俄的成功，實得力於黨。國民黨的使命為完成中國統一與獨立，如假以半年時間，可使廣州成為國民黨的鞏固基地，一、二年內革命精神將普及全國，但必須注重宣傳，動員民眾，推行軍中政治工作。孫大為所動，十月十日，設置國民黨改組委員會，由鮑羅廷擬定改組方案。鮑羅廷一面告訴中共領袖，謂穩定國民黨為穩定共產黨的基礎，一面公開談話，謂國民黨為中國人民獨立奮鬥的引導者，倘再濟以軍事精神及民眾組織，勢力將益增強，必能統一中國，使脫離外國帝國主義與中國軍閥的奴役。十月二十五日，孫派定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廖仲愷與中共黨員李大釗、譚平山均在內，鮑羅廷為顧問，準備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十一月，陳炯明軍逼攻廣州，鮑羅廷勸孫採行新農工政策，動員農工，共同抵抗，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訓練義勇軍，成立農工及中產階級調查委員會與黨員訓練所，後者由鮑羅廷負責，使黨員學習蘇俄革命方法。

※註：鮑羅廷即gruzenberg，為猶太人，幼年受教育於立陶宛，參加革命運動。一九○六年在倫敦活動，一九○七年來美國，居波斯頓、芝加哥。一九一八年返俄，受知於列寧。一九一九年派往西班牙、墨西哥、荷蘭。一九二一年赴土耳其，助凱木耳（kemal）抗英。一九二二年被英國拘禁六個月。一九二三年七月來華，先至奉天晤張作霖，繼到北京見加拉罕。

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加拉罕來電祝賀，表示蘇俄對於中國人民自由獨立的敬愛和同情；中共發表宣言，號召人民集結於國民革命旗幟之下。開會期間，列寧去世，大會去電弔唁，休會三日，各機關下半旗，全體代表向鮑羅廷鞠躬，以示哀忱。大會通過了中共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正式加入國民黨，並擔任要職【註：中央執行委員中，中共黨員居四分之一，組織、工人、農民各部及上海、北京、漢口執行部的實權，均操於中共黨員之手】。最足以表現此次大會意義的為所發布的宣言，這篇宣言是廖仲愷、胡漢民、汪兆銘及中共黨員瞿秋白與鮑羅廷起草，指出中國禍亂皆為帝國主義勾結軍閥所造成，以致政治、經濟生命皆為所制奪。國民黨的民族主義包括中國民族自救解放，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惟有國民黨與多數民眾結合，反對帝國主義，中國民族方能獲得真正自由獨立。民權主義包括間接民權與直接民權，凡反對帝國主義的個人與團體，均得享有。民生主義包括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國民黨正從事反抗帝國主義與軍閥，反抗不利於農民工人的特殊階級，為農民工人而奮鬥，亦即農民工人為自身而奮鬥。國民革命運動必待農民工人參加，然後方能決勝。新的政綱，對外以取消不平等條約為要；對內以確定人民完全自由平等權，增進農民工人生活為要。以上措置和表示，與共產國際的主張大致吻合，亦即日後中共所指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而以反抗帝國主義為中心。根據這些原則，國民黨聲明維持中俄北京協定，發動反帝國主義大聯盟，廢約同盟，舉行收回教育權運動，反文化侵略運動，反帝國主義運動週【註：九月七日，為辛丑條約簽字之日，國民黨發表宣言，號召民眾與國民黨合力打倒帝國主義與軍閥】。工人運動繼續推進，全國鐵路總工會秘密在北京成立，廣州工會組織工團，勞動節開會慶祝，孫中山講演反抗外國經濟壓迫。農民運動更為積極，特設農民運動講習所【註：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先後由中共黨員彭湃、毛澤東擔任。學生三百餘人，為以後農民運動的幹部】，孫中山講演農民大聯合，耕者有其田。各縣有農民協會與農民自衛軍。

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後，力圖擴張，國民黨的部分高級幹部深恐喧賓奪主，一再檢舉，指為志在藉國民黨的軀殼，注入共產黨的靈魂。中共黨員對國民黨亦暗事打擊，公開譏評。於是有政治會議（中央政治委員會）及聯合部（國際聯合委員會）的設置，以便調處。政治會議有如共產黨的政治局，以鮑羅廷為高等顧問，聯絡部由政治會議、共產國際及中共三方代表組成。

這時廣東大半仍為陳炯明所有，不時蠢動。盤踞廣州的滇、桂軍驕橫抗命，商團尤為心腹之患。商團成立於一九二三年，原為商民對抗滇、桂軍的武裝自衛組織，後以恐懼實行共產，轉而敵視國民黨，香港政府從而構煽，與陳炯明勾結。一九二四年八月，商團團長匯豐銀行買辦陳廉伯以蒙蔽手段，自海外購運槍械，被廣州政府扣留。商團成立聯防總部，實行罷市，強求發還。廣州政府準備武力制止，英國代理總領事發出警告，聲言如攻擊廣州市區，英國海軍即實行干涉。孫中山急欲北伐，策應北方反直系戰爭，別尋出路，初時多方遷就，商團態度更為強硬。適蘇俄軍火到粵，孫中山決採斷然處置。十月十五日，商團一萬二千人全部為蔣中正指揮的粵軍、滇軍、各軍事學校學生、工團軍、農民自衛軍所擊潰【註：粵軍、滇軍約一萬五千人，黃埔軍校學生八百人，滇軍講武堂學生五百人，湘軍講武堂學生二百人，工團軍、農民自衛軍三百餘人，另有鐵甲車隊、航空隊、兵工廠衛隊】，西關商業區被毀三分之一。

第三節　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展開

一、直系的崩潰

吳佩孚之能一躍而起，並非全憑他的武力，輿論的同情，實有至大的影響。從此以後，他自以為所向無敵，不惟兵戈不休，而且行事乖方，譽望日趨沒落。黎元洪被逐，曹錕竊位，直系愈為人所不齒，失敗已成必然。奉系、皖系與孫中山的反直系聯合陣線，直系軍人的攜貳，更加速了直系的崩潰，導火線為江浙戰爭。

據有浙江的盧永祥，為碩果僅存的皖系軍閥，事事與直系作對，曹錕、吳佩孚視為眼中釘。在直系軍閥中地位僅次於吳佩孚的江蘇督軍齊燮元對於盧永祥之把持上海，有芒刺在背之痛，所爭的是上海兵工廠、稅捐與鴉片。一九二三年七月，盛傳直系將對浙、滬用兵，因江浙士紳奔走呼籲，英、美、法、日公使抗議警告，得以暫告無事。十一月，暗通直系的淞滬警察廳長被刺而死，齊燮元所派的繼任者不能到任，又成劍拔弩張之勢。福州督理孫傳芳不甚得志，謀向浙江發展，與齊相結。一九二四年初，有一支皖系軍隊為孫所敗，北走浙江，為盧永祥收編，吳佩孚要他解散被拒，命齊、孫進兵。盧處於直系包圍之中，自以實力足與齊、孫相抗，又與張作霖、孫中山同盟，不甘示弱。九月三日，齊、盧之戰爆發於上海、蘇州之間，兵力各約五、六萬人。孫中山立即宣布北伐，張作霖動員奉軍西進，段祺瑞通電討伐曹錕。齊雖有吳佩孚及安徽、江西之援，仍戰盧不下。孫傳芳得浙江地方軍內應，長驅而前，直指杭州【註：吳佩孚所派援軍約一萬餘，安徽、江西軍一萬餘，孫傳芳軍二萬餘】，盧軍退集上海，浙江入於孫傳芳之手。十月十三日，盧永祥終不能抗拒齊、孫的夾擊，東走日本，齊盧戰爭結束，北方直奉的大戰則正在進行。

兩年以來，奉軍積極整頓，兵工廠大事擴充，並成立空軍，日本是最大的支持者。九月中旬，奉軍約十五萬人，分向山海關、熱河進攻。吳佩孚昧於大勢，初以為張作霖不敢輕舉，至是自洛陽入京，調兵遣將，倉促應戰，仍然驕妄自大，氣焰灼天，目無餘子，以為必勝。吳自當山海關，而以熱河一路付之馮玉祥、王懷慶【註：王懷慶部並無作戰能力，馮玉祥軍約三萬餘人，素稱精練】，合後續部隊，總計二十萬人，復有海軍助戰。但軍費不足，武器陳劣，士氣不揚，能戰者不足十萬人。吳曾與蘇俄大使加拉罕密談，希望蘇俄給奉軍以壓力。又商請日本公使芳澤謙吉，准其由南滿鐵路運兵，事實上皆不可能。英、美對吳同情，希望直軍獲勝。日本惟恐直軍之不敗，輿論為奉軍聲援，內閣的決策是予張作霖以善意的支持、適當的指導，維護滿、蒙利益。必要時採機宜措施，並派松室孝良少佐【註：松室後任馮玉祥顧問】伺察吳的動靜。

馮玉祥與吳積不相能，對曹錕復懷怨望，結合不滿曹、吳的直系將領胡景翼、孫岳，聯交國民黨與蘇俄，黃郛是運籌人之一【註※】。直奉戰爭甫起時，據說日本住友會社諮議寺西秀武大佐即策動馮玉祥反吳，陸軍大臣宇垣一成、駐華公使及武官均預其謀，曾以一百萬日元，由三井銀行經天津日本駐軍司令交段祺瑞再轉付與馮。馮軍沿途逗留，十月十九日，乘山海關戰事方酣，自熱河還軍，二十三日，突入北京，迫曹錕下令停戰，所部改稱國民軍，馮任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景翼及孫岳分任第二軍、第三軍軍長。吳佩孚聞警趕回天津，奉軍乘機猛攻，日軍不准直軍使用秦皇島（山海關西南的海口），直軍大潰。吳浮海而南，擬在武昌組織護憲軍政府不成，北去河南，為陝軍師長憨玉琨及胡景翼所迫，退回湖北，一敗塗地，寄身於長江兵艦，渡其水上飄泊生涯，時為一九二五年一月。馮玉祥稱是役為首都革命。

※註：胡景翼為陝軍師長，孫岳為直軍旅長。胡屬國民黨，參加過陝西靖國軍，馮玉祥任陝西督軍時來歸。孫為舊革命黨人，馮駐軍北京時，和他交結。馮為基督教徒，外人稱為“基督將軍”，與國民黨中的基督教徒徐謙、馬伯援有交。馮與蘇俄的關係，始於越飛在華之時，與加拉罕尤近。黃郛留學日本，屬同盟會，曾參與辛亥革命及二次革命，遊歷歐、美，為一軍事政治家，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歷任北京政府要職，講學北京大學，與馮過往頗頻。

馮玉祥佔有北京，曹錕去職，由黃郛代理國務總理，攝行總統職務。第一件事，亦是最為人注意的事，是修改清室優待條件。強制溥儀（宣統）出宮，北京不再有所謂皇帝。次為請孫中山北上指導，最後與張作霖推段祺瑞為臨時執政。十一月二十四日，段在北京就任，黃郛的攝政內閣辭職，不再置國務總理，新任各部首長大半屬皖系，曹錕的憲法與臨時約法被廢。

直系督軍齊燮元、蕭耀南、孫傳芳，初欲出兵援助吳佩孚，以大勢已去，宣布擁戴段祺瑞，藉圖苟全。段亦思保存直系的殘餘，以維持均勢。張作霖、馮玉祥合謀擴張地盤，張的野心尤大。國民軍孫岳佔領保定，胡景翼任河南督辦，沿京漢鐵路南下。奉軍李景林佔領天津，任直隸督辦。段以盧永祥為蘇、皖宣撫使，張宗昌率奉軍為前鋒，沿津浦路南下，山東督軍附段，安徽督理被逐，齊燮元退往上海，盧永祥入駐南京，兩人又成了三個月前對抗之勢，不過交換了東西的位置【註：《上海新聞報》諷之為足球比賽的換邊或換球門】。孫傳芳恐奉軍進取浙江，一九二五年一月，助齊舉兵。奉軍擊敗齊軍，進抵上海，與孫傳芳對峙。經段祺瑞調停，孫軍奉軍各自後撤，上海永不駐兵，兵工廠由總商會接管，有如中立區。

驅逐吳佩孚出洛陽，鄭州的憨玉琨以為河南應為己有，但為胡景翼所不許。一九二五年二月，胡對憨攻擊，陝西督軍劉鎮華助憨，孫岳助胡，三月，憨戰敗自盡，劉喪失了陝西。

反直系戰爭爆發，孫中山擬全力北伐，破釜沉舟，不作返粵之計。以各軍多不奉命令，復為商團所牽，遲遲不能行動。待商團事變敉平，馮玉祥佔領北京，孫決定北上，命胡漢民代行大元帥職權，譚延闓主持北伐軍務，進兵江西。十一月初，贛軍方本仁來附，北伐軍始得前進。方本仁志在地盤，反戈攻擊北伐軍。譚延闓湘軍僅一萬餘人，均飢疲之眾，一九二五年一月，敗回廣東。所以此次反直系戰爭，孫中山在軍事上一無所得。直系盛時據有十餘省，戰後僅餘浙江、福建、湖北。

二、國民黨的時局主張，張作霖、馮玉祥的對立

恢復中國在國際的自由平等，為國民黨的一貫主張，改組之後，更強調帝國主義勾結軍閥的罪惡。反直系戰爭一起，孫中山發表宣言，揭示“此戰之目的，不僅在覆滅曹、吳，尤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承之人，以繼續反革命之惡勢力。換言之，此戰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的帝國主義。蓋必如是，中國方能脫離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獨立之國家”。接著發表北上宣言，申明國民革命在消滅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為帝國主義所利用的現象，使之與國民結合，擁護國民利益。對於時局，主張召開國民會議，以謀統一與建設，對外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對內實現民治。在國民會議召集之前，先召集一預備會議，由現代實業團體、商會、教育會、大學、學生聯合會、工會、農會，共同反對曹、吳各軍及政黨代表組成【註：一九二三年七月，中共曾要求國民黨號召全國商會、工會、農會、學生會及其他團體代表開國民會議】。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孫由粵抵滬，招待記者，說明中國當今禍亂的根本，在軍閥與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者，召集國民會議為對待軍閥，廢除不平等條約為對待帝國主義。此後反覆闡述中國不統一的真正原因，不在內而在外，帝國主義者援助軍閥，中國受到不平等條約束縛，所以必須廢除不平等條約。

列強、軍閥對於孫中山的主張，極力反對，多方和他為難。公使團擬阻止他在上海登岸，上海英、美報紙主張禁止他入住租界，不許他在上海過冬，不理他的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十二月，孫經日本抵天津，法國領事不准在法租界舉行歡迎會。公使團因對孫敵視，亦不容和他接近的馮玉祥及馮所支持的黃郛內閣，拒不赴黃郛的宴會。段祺瑞答應了遵守過去的條約，公使團始承認他的臨時執政。孫至為憤怒，對段嚴詞指責。

廢除不平等條約非一蹴可就，召開國民會議為刻不容緩之事，段祺瑞為敷衍計，宣布先召開由各省區代表組成的善後會議，再產生國民會議。孫要求善後會議兼納人民代表，段只允限於各軍首領、各省區長官、及有勳勞和特殊資望地位的人。國民黨、中共激烈反對，不參加一九二五年二月開幕的善後會議，希望人民自行制定國民會議組織法，各地紛紛成立國民會議促成會【註：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共召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反對善後會議為重要決議之一。時黨員一千餘，青年團員四千餘】。結果善後會議一無所成，國民會議亦未能召開。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底，孫中山扶病到北京，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逝世，遺囑國民黨員，繼續為喚起民眾，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中國的民族，共同奮鬥，於最短期間促使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實現。所指以平等待中國的民族主要是蘇俄。另有致蘇俄遺書，說是已囑咐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蘇俄合力工作，深信蘇俄亦必繼續予中國援助，達成中國革命的目的，兩國攜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取得勝利。共產國際主席齊諾維夫及俄國共產黨總書記史達林來電致悼，支持國民黨為反帝國主義而奮鬥，中共亦有同樣表示。中國各大都市紛紛公祭追悼，移柩時執紼民眾十餘萬人，國民革命運動在華北及全國得到空前進展。

段祺瑞的臨時執政政府的生命寄託於張作霖、馮玉祥兩大軍事集團。張的武力本在馮之上，復乘馮倒戈，直軍敗潰之際，繳得大批槍砲。馮軍先入天津，因奉軍的壓迫而撤退。直隸督理王承斌曾參與馮的倒吳佩孚計劃，所部亦被奉軍繳械。段祺瑞偏近張作霖【註：段、張對於馮玉祥之驅逐宣統出宮，均極為不滿】，執政政府的各部總長，無馮系人物。國際背景不同與地盤競爭，尤為張、馮衝突的大原因。張、段的支持者為日本，馮的支持者為蘇俄。馮於北方軍閥中為一有心人，生活樸實，所部以紀律嚴明見稱。越飛對他備致好評，加拉罕更譽為“中國解放運動的柱石”。一九二三年底，他已在研究俄國情事，室內懸有列寧像，由基督教而轉慕社會主義。他之推倒吳佩孚，不必與蘇俄直接有關，但佔領北京後的第四天，即與加拉罕會晤，黃郛內閣的外交總長王正廷又和加拉罕有過一段因緣。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美國代辦梅葉（mayers）報告國務院，謂蘇俄對北京現政府的影響力至鉅。十五日，張作霖與美國總領事高思（gauss）談話，對黃郛、王正廷深表不滿，二十九日，又向梅葉抨擊蘇俄在華活動，馮玉祥的轄區毗鄰蘇俄，全無海口，外來接濟有賴蘇俄。一九二五年二月，馮訂購蘇俄槍械，四月，蘇俄軍事顧問加入馮軍工作，此後蘇俄軍火源源向馮的基地張家口輸送。對於奉系張宗昌的招募白俄，加拉罕一再抗議，要求解散，中東鐵路的蘇俄局長與張作霖時有爭執。

馮玉祥為倒直系的首功，事後並不得意，段祺瑞就任執政的當日，曾請求辭職。張作霖步步進迫，率奉軍入京，國民軍胡景翼、孫岳密謀予以拘捕，張倉惶而去，雙方火拼，有一觸即發之勢。馮因基地未固，不敢輕發，張極力擴張。段於張、馮，總望能使各得其所，自己亦有所獲。先就已成之局，以河南歸國民軍，將直隸、熱河歸奉軍，自取安徽，而與張共有江蘇，再以察哈爾、綏遠畀馮部，命馮督辦西北邊防，張督辦東北邊防，張返瀋陽，馮赴張家口，國民軍孫岳任豫、陝、甘剿匪總司令，奉系張宗昌任蘇、皖、魯剿匪總司令。處處使張、馮平分秋色。一九二五年四月，河南督辦胡景翼卒，段即以胡的部將岳維峻繼任，同時授奉系的張宗昌為山東督辦。張作霖得寸進尺，奉軍定要駐紮北京附近，馮軍後撤。蘇俄加緊援馮，促成馮、張衝突，加拉罕與馮訂立密約，馮、張的決裂，成為旦夕之事。

三、壯烈的反帝國主義運動

各國對於中國日益高漲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缺乏正確認識，總以為是少數知識分子及國民黨與中共受蘇俄煽動所造成的一時現象，不難鎮壓【註：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上海《字林西報》刊出倫敦通訊，尚有武力撲滅中國民族運動的戰爭計劃】。罷工是反帝國主義的重要手段之一，自京漢鐵路罷工失敗，年餘來大致無事。一九二四年後，情勢大變，國民黨與中共合力推動反帝國主義與民眾運動，直系的崩潰，與孫中山的聲望，復給以活動便利。一九二五年二月，全國鐵路總工會在長辛店舉行代表大會；三月，全國各省工會聯合會成立於北京（國民黨領導）；五月，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召開，組織全國總工會（中共領導），決定第一步與資產階級及其國家作經濟鬥爭，第二步為政治鬥爭。

在華的外資紗廠以日本為多，工人待遇最苛，每人每日工作十二小時，所得工資僅一角五分，且動輒遭受毒打或開除。一九二五年二月，上海日本內外棉紗廠一萬餘工人，為抗議開除及毆打工人而罷工，四月，青島日本大康、內外棉等紗廠一萬餘工人為反對虐待而罷工，歷時各二十餘日。五月，兩地工潮復起，青島方面被軍警制止，工人死傷二十餘人，未再擴大。上海的情形完全兩樣，一因上海學生工人麋集，二因國民黨、中共在上海活動最力，三因殺害工人的為日本人。內外棉紗廠再罷工，要求增加工資。十五日，工人二名被革，顧正紅被日人槍殺。十八日，學生舉行追悼會，先後被公共租界巡捕逮捕十人。二十五日，國民黨電責日人無理殺害華人。二十八日，中共決定舉行示威。三十日，學生二千餘人分在公共租界講演，援助罷工工人，群集南京路巡捕房，要求釋放被捕學生。英巡捕暴力干涉，開槍射擊，死者十一人，重傷二十餘人，是為五卅慘案，即“五卅運動”。

五月三十一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禁止華人結隊行走，總商會、總工會決定六月一日起罷市、罷工，援助學生，租界中國巡捕亦多停止服務。工部局宣布戒嚴，召集外國義勇隊、陸戰隊巡邏佈防，佔領各大學，華人續有死傷。六日，上海工商學聯合會成立，召開市民大會，對英、日經濟絕交，全國各大都市工人、商人、教員、名流紛紛奮起，學生相繼罷課，要求收回英、日租界及領事裁判權。五日，長沙學生工人示威，參加者數萬人。十日，北京舉行的國民大會，參加者十餘萬人。十一日，漢口工人遊行，被英水兵、商團槍殺八人，傷四十餘人，是為“漢口慘案”。十三日，九江中外衝突，英領事館遭受搗毀，日本銀行被焚。二十五日，全國哀悼“五卅慘案”，一片收回英、日租界，取消領事裁判權呼聲。英國更是大家反對的目標，學生高唱對英宣戰，自動接受軍事訓練。

廣州為反帝國主義的大本營。這時國民黨正忙於對付滇、桂軍，初未有積極行動。討平滇、桂軍後，各界成立對外協會。六月十九及二十一日，香港及廣州沙面租界華工為援助“五卅慘案”罷工，參加者二十餘萬人，是為省港大罷工。對外協會決定舉行大示威，聲稱與帝國主義作殊死戰。惟廣州局勢依然不穩，示威的先一日，當局告誡有關單位，不可有意外舉動。二十三日，示威大隊行經沙面對岸的沙基，在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的聲中，槍聲突起【註：據云示威大隊中有蘇俄顧問，命陸軍學生開槍】，英兵發排槍及機關槍掃射，法國軍艦開砲轟擊，死工人民眾六十人、陸軍學生二十三人，傷者五百餘人，法人死一，英人傷五，是為“沙基慘案”。廣州政府嚴重抗議，國民黨決定斷絕英、法利益關係，並作防禦佈置。英法拒絕抗議，增兵廣州，請美、日採共同強制行動，未得同意。新任廣州衛戍司令蔣中正亦策劃對英軍事計劃。

五卅慘案初起，中共號召全國民眾，反抗帝國主義野蠻屠殺，沙基慘案發生，國民黨決定對歐、美帝國主義概行反對。新成立的國民政府，發表告各國人民書，說明中國所受帝國主義的痛苦，非廢除不平等條約不能剷除帝國主義的禍根。北京五十餘團體組成的反帝國主義大聯盟，通電內外，呼籲撲滅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團結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反帝國主義力量，共圖解放與自由。七月中旬，廣州英、法軍艦加緊戒備，英人多遷往香港。國民黨全力維持並擴大罷工，香港工人十餘萬（一說六萬人）陸續返回廣州，不准英國商船進口，設立省港罷工委員會。香港進口船隻減少百分之八十五，居民減少百分之四十，商店倒閉，地價跌落。廣州的經濟同受影響，罷工工人的每日近萬元的救濟金，更是一大負擔，但仍能堅持有十六個月。

上海商人罷市，本有幾分勉強，對於中共領導工、商、學聯合會，並不積極支持。六月十三日，奉軍抵達，二十二日，宣布戒嚴，禁止人民活動。二十六日，公共租界罷市、罷工停止，但華界仍抵制英、日貨物，繼續對英、日罷工。七月六日，工部局斷絕中國工廠電源，使不能開工，陷中國工廠於絕境。日本希望早日復工，經日本總領事與上海當局商定，允撫卹顧正紅，酌付罷工期間工人工資，不無故開除工人。工人以罷工日久，漸感厭倦。九月七日，中共發動的辛丑條約紀念會，參加者亦不熱烈。九日，日本紗廠罷工終止，十八日，上海戒嚴司令解散總工會，通緝該會委員長李立三。二十二日，工、商、學聯合會宣告解散，三十日，對英罷工終止。

北京政府為滬案屢向外交團抗議，公使團不承認租界當局應負責任，僅允派員調查。英、日態度最為強硬，蘇俄獨對中國人民表示同情。英、美、法、日、義、比六國合組調查團，與中國代表意見不協，租界工部局復拒絕懲處有關人員。公使團採納英國建議，由英、美、日代表重行調查，中國拒不參加。十二月，工部局准總巡捕辭職，以七萬五千元作為死傷華人卹金，惟拒絕道歉及其他條件。北京雖不同意，而無如之何，滬案不了了之。但是中國人民反帝國主義運動，仍繼續發展，國民黨與中共的勢力得到了空前的擴張，尤其是中共，鮑羅廷曾說：“我未曾造成五卅慘案，而五卅慘案乃為我而造成。”

滬案發生後，北京政府為輿論所迫，要求參加華盛頓會議的國家修正條約。所得答覆是必須切實履行現有條約義務，保障外人特權與利益，禁止反抗運動，始可考慮。美國為緩和中國民氣，穩定北京政局，建議召開中國關稅會議，派員調查司法，作為實行關稅自主及取消領事裁判權的準備，英、日亦欲藉此遏阻蘇俄影響力的賡續發展。一九二五年十月，關稅會議開始，司法調查於一九二六年一月舉行，均無真正結果。這時規模內戰復起，北京近乎無政府狀態，一切均談不到。

四、北方軍閥的離合與混戰

“五卅慘案”激起了全國性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亦招致了北方軍閥的大混戰。在大混戰中反帝國主義運動猛進不已。一九二五年二月，奉軍及孫傳芳軍自上海撤退後，仍欲待機再來。孫傳芳暗中提取上海兵工廠封存的軍械；張作霖欲先置北京政府於控制之下，再攫取長江下游。五卅慘案發生之日，張作霖要求更易江蘇、安徽軍事長官。六月十三日，以維持治安為名，奉軍開抵上海，孫傳芳即調兵佈防。孫與馮玉祥已有默契，直系的湖北督軍蕭耀南亦聯好國民軍系的河南督辦岳維峻及不堪奉軍凌迫的皖系軍人，成立聯防公約。八月，段祺瑞以奉系的楊宇霆為江蘇督辦，姜登選為安徽督辦，同時以馮玉祥為甘肅督辦，孫岳為陝西督辦。

第一個發動反奉戰爭的為孫傳芳。七月，他得悉張作霖訂購大批軍械，將於來春奪取浙江，決先發制人。十月十日，借名秋操，所部五、六萬人，分路進向江蘇，斥北京政府壓迫上海罷工工人復工，聽任各國實行滬案司法調查，允開關稅會議，儼然是反帝國主義者的口吻。奉軍以防線過長，舊蘇軍與孫軍相通，北方有國民軍的牽制，不戰而退，孫傳芳唾手而下上海、南京。十一月，佔領徐州，自稱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司令，不及匝月，掩有江蘇、安徽。蟄伏十個月的吳佩孚，乘時自岳州崛起，設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部於漢口【註：十四省為鄂、湘、蘇、皖、贛、浙、閩、川、黔、桂、豫、晉、陝、甘，吳實際能控制的限於湖北】。此時的張作霖有如一年前的吳佩孚，成為各方打倒的對象。

孫傳芳攻下徐州後，按兵不前，作持盈保泰之計。第二幕由國民軍接演。馮玉祥倒奉戰略，大致是先由孫傳勞發難，奪取蘇、皖，再由國民第二軍岳維峻及第三軍孫岳奪取直、魯，最後策動奉軍內變，一舉而置張作霖於死地，而由國民第一軍控制全局【註※】。國民第二軍一路東入山東，一路合第三軍北入直隸，十一月中旬後，佔領直隸保定，迫近山東濟南。奉軍第三軍團副團長郭松齡，以功高賞薄，心懷怨望，暗結馮玉祥【註：第三軍團長為張作霖之子張學良，實權由郭掌握。是年十月，郭在日本參觀秋操，與馮玉祥派來的韓復榘密議共倒張作霖】，十一月二十四日，舉兵灤州，要求張作霖下野，所部六萬之眾，東出山海關。張準備出走，因得日本之助，決計抵抗。日軍警告雙方，不得侵入南滿鐵路附屬地帶與日軍警備區域。進至營口、新民的郭軍被迫後撤，部分將領因新民日本領事吉田茂的聯絡，與張學良通，不肯再戰。蘇俄大使加拉罕請莫斯科出兵北滿，蘇俄恐與日本衝突，改由中東路的蘇俄局長宣布，中國使用該路運兵須照付運價，以困奉軍。十二月二十三日，郭松齡遭黑龍江騎兵襲擊，日本砲兵猛轟，兵敗身死。張作霖渡過了生死關頭【註：郭敗死後，張作霖逮捕中東鐵路蘇俄局長，蘇俄限於三日內釋放，張為所屈】。

※註：奉軍約三十萬人，國民第一軍約十二萬人，第二軍約十萬人，第三軍二萬餘人，以第一軍訓練為佳。一九二四年五月，國民軍已有蘇俄顧問，馮玉祥在張家口設立軍事學校，以俄人為教官，庫倫駐有馮的代表。十一月，第一軍獲得蘇俄步槍五萬枝、機關槍三百四十挺、大砲一百六十門、迫擊砲九十八門。第二軍獲得步槍六千五百枝、機關槍九十二挺、大砲十二門，迫擊砲九十八門。第三軍獲得步槍三千枝、機關槍五十二挺、大砲十二門。

直隸督辦李景林與郭松齡曾有諒解，宣布與張作霖脫離關係，馮玉祥為獲得海口，強令讓出天津。李經日人運動轉與山東張宗昌組織直魯聯軍，共戰國民軍，指為“赤化”【註：徐樹錚亦多方活動，說日本援助張作霖，勸孫傳芳共討馮玉祥，十二月三十日，被馮殺於北京天津道中】。十二月二十四日，國民第一軍力戰而有天津，圍攻濟南的國民第二軍，則為張宗昌所敗。

吳佩孚再起後，大非當年可比，所謂十四省討賊總司令，只是一個空名，初欲揮軍北上，河南國民第二軍，不許假道，坐困漢口，一籌莫展。吳所討之賊原指張作霖，然仍不忘對馮的深仇，英、日勸與張作霖言歸於好。十二月三十一日，吳宣布結束討奉戰爭，張作霖表示諒解。馮玉祥以勢處孤立，聲言下野【註：國民軍攻下天津後，第一、二、三軍爭奪直隸地盤，馮玉祥苦於應付，亦為其下野原因之一。一九二六年三月，取道庫倫赴莫斯科】。一九二六年初，吳佩孚部自湖北、山東分道進攻河南。河南人民以不堪國民第二軍的蹂躪，紛組紅槍會反抗【註：進攻山東的國民第二軍多為吳佩孚舊部，吳派靳雲鶚收回，率之折回河南。紅槍會為河南農民組織，多以槍矛為武器，槍頭繫以紅纓】，國民第二軍幾盡被殲滅。同時奉軍、魯軍沿京奉、津浦鐵路進攻天津，並由海道襲擊大沽，國民軍封鎖海口。三月十二日，日本兩驅逐艦強行通過，與國民軍互轟。倫敦早有出兵天津，與國民軍一戰之說。十六日，英、美、法、日、義、荷、西、比八國公使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停止大沽至天津所有戰爭，准外國船隻自由航行，限四十四小時答覆，否則採必要手段。

國民黨與國民軍立於同一戰線，一九二五年七月，已指張作霖為英、日帝國主義的工具，段祺瑞為張作霖的工具，反奉戰起，復與中共分別宣言，鼓勵人民打倒軍閥及與帝國主義勾結的勢力，建立統一國民政府。北京教授、學生、工人連續示威，要求段祺瑞辭職，至是愈為激昂。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舉行國民大會，反對八國通牒，驅逐八國公使，宣布辛丑條約無效，勉國民軍為反帝國主義而戰，繼向國務院請願，男女學生及市民被段祺瑞的衛兵槍殺四十七人，傷一百五十五人，是為“三一八慘案”【註：段祺瑞指徐謙、李大釗、李煜瀛、易培基、顧兆熊（孟餘）為鼓動者，下令通緝，徐等避入蘇俄大使館】。

蘇俄為救國民軍之危，命加拉罕謀求吳佩孚諒解，馮玉祥的蘇俄顧問說馮倒段祺瑞。一九二六年三月，馮軍因張作霖、吳佩孚的壓迫，退集北京。加拉罕致書吳佩孚，謂張作霖不可信賴，如與馮玉祥合作，蘇俄將予援助。中國可不受帝國主義侵略。馮部亦向吳求和，並於四月九日驅逐段祺瑞。加拉罕再勸吳與馮攜手，吳始終堅拒。英、美、日更不欲馮軍存在。四月十五日，馮軍由北京向西北後撤，扼守南口，四個月後退往綏遠。時廣東的北伐軍已佔有湖南，進入湖北，吳佩孚倉皇南去，北京成了張作霖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