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西方國家的攜手

一、咸豐的對外動態

一八四八年廣東督撫易人，是清廷對外態度轉變的明徵。香港總督文翰既聲明罷議廣州進城，益信強硬政策有效。一八五○年二月，道光去世，二十歲的咸豐繼位，意氣似乎更盛。英國並未放棄立場，謀避開廣州，直接與北京交涉。四月，文翰北去上海，投送抗議書及外相巴麥尊的照會，聲稱將往天津。兩江總督怕他越境北上，勉強收下。

抗議書與照會外，文翰尚有致軍機大臣穆彰阿及禮部尚書耆英的咨文。穆彰阿為實際的首相，耆英為熟悉夷務之人，與英人“極敦誼禮”。巴麥尊的照會指責徐廣縉失禮不當，英國要簡派大員赴京面議，文翰的抗議書特提廣州進城問題，及粵民抗英之事。咸豐認為英人欲行反間之計，謂中國大臣非派令兼辦夷務，無外交之義，原可置之不理，既有文給穆彰阿、耆英，即由兩人諮明兩江總督轉告開導。進城已作罷議，無庸追論，派員來京，例所不許，命文翰迅回廣東。第二天（五月三十日）文翰的代表到了天津海口，停留十天，一無所成。穆彰阿、耆英的咨文係由蘇、松、太道轉行照會，被文翰退還，謂必須由大學士照覆，結果是虛此一行。

文翰的北行失敗，增長了反英的氣焰，上諭一再命沿海各省嚴防，訓令徐廣縉、葉名琛，如英人因所求不遂，以兵船竄擾，應制之於先。於是各方紛言夷禍之烈，與和不可恃，防夷為救時急務。前任湖廣總督周天爵，痛陳鴉片每年所費，數倍正賦，莠民奸宄，均以口岸為淵藪，與夷人勾結，“失今不治，伊於胡底？”主張以賊攻賊，誘敵深入內地，合力殲之。徐廣縉謂英兵不過一二千人，決非億萬百姓之敵，為了商業利益，英人亦不願輕事戰鬥。即或偶生妄念，企圖嘗試，“在我有貞固不搖之勢，彼之氣索技窮，未嘗不廢然思返”。咸豐的硃批是“所奏各情甚當”。

咸豐即位之初，下詔求言，保舉人才。大學士潘世恩等首請徵召林則徐，言官亦稱，林為英人敬畏，如今“協辦夷務”，“英夷必望風而靡”。上諭召林迅速來京，聽候簡用。林于一八四五年自伊犁釋回，先後任陝甘總督、陝西巡撫、雲貴總督，一八四九年因病告歸，以仍未痊可，不克成行。他的政敵穆彰阿亦不欲其再起，說他“柔弱病軀，不克錄用”。林如果再出，將有何種影響，無庸推測，要可想知當時對外的氣氛。

林則徐雖未再出，而過去及現在主撫的人物，一一遭受罷斥。第一個是曾隨耆英在南京辦過對英交涉，現任浙江寧、紹、台道的咸齡。有人彈劾他前在蘇、松、太道任內，“惟夷首之言是聽”，今“仍以縱容為事”，遂被開缺。閩、浙總督劉韻珂及福建巡撫徐繼畬以“委曲以順夷情”被參，復以曾勸皇帝勿為群言淆惑，受到申斥，相繼罷職。

更大的人事變動，為穆彰阿、耆英之受懲處。歷代新君與舊時的當權大臣常不易相處，咸豐之於穆、耆，又涉及對外問題。耆英曾論求治之道，謂用人在試其功，不論其為君子、小人，行政在於得人，迂腐之說無裨時務，泥古之論難合機宜。詔責其持論過偏。文翰投遞的照會，指明寄交他們兩人，益予強硬派以口實，認定他們與英人有特殊關係。耆英在對英備戰聲中，又勸咸豐不可輕動。一八五○年十二月一日，咸豐親筆宣布兩人罪狀，穆彰阿是自有夷務以來，傾排異己，“偽言熒惑”，與耆英同惡相濟，特別指明他中傷林則徐。耆英是畏葸無能，“抑民奉夷”，兩人“貽害國家，厥罪惟均”。穆彰阿革職，永不敘用，耆英降為五品頂帶。從此撫馭派不論在地方或中央，均告失勢。

二、英美法慾壑的增長

南京條約訂立之後，中英的爭執反較以往增多，雙方的感情亦較以往更惡，中國以為英人桀驁愈甚，英人以為中國仇外益力，跡近挑釁，甚或違反了條約。五口通商不久，英人的不滿即生，最重要的為以下四事：第一，對華貿易額雖然增加，鴉片大為暢銷，但工業成品的輸出則距英國工商界的希望甚遠；認為這是由於口岸的限制：貿易額的多寡與口岸的多寡，成正比例，如果口岸增加，中國全部開放，貿易額自必隨之上升。第二，鴉片雖然可以進口，且不徵收關稅，但名義上仍不准人民自由販賣、吸食；最好使成為合法行為。第三，基督教雖然弛禁，但教士僅能在五口活動，對傳教事業為莫大障礙，應准自由進入內地，並予優待。第四，國交雖然平等，依然有名無實，公使不能與中國的中央政府直接交往，總辦夷務的廣州欽差大臣，遇事推諉，照會又常遲遲不覆，甚至欲與相晤亦頗不易，不得已而北走上海、天津，亦不得要領；今後公使必須入駐北京，經常與中央大員接觸。美、法同此希望，而以英國的心情最為急切。對北京駐使，英國尚別有用心，即防止俄羅斯館的俄國教士、學生的陰謀活動。

上海英國領事阿禮國主張擴展對華貿易及英人自由進入中國內地尤力，曾向倫敦建議。一八四九年又致書文翰，謂一支小型艦隊封鎖運河口，即可使北京屈服，獲得更多利益。文翰北上抗議無效，英外相巴麥尊亦認為不久的將來，須再予中國打擊，方可使其低頭，一八五一年準備採取行動，以中國內亂日熾，如再向清廷壓迫，中國勢將益陷於混亂，實不利於英國商務，不妨觀望局勢的演變，以決進止。一八五二年阿禮國對文翰重提前項意見。一八五三年文翰訪問南京，深感太平軍勢不可侮，但傲慢無知，縱令成功，亦難期有裨於英國。是年底，太平軍的進展受到挫折，奪取北京已無希望。一八五四年二月十三日，英外相克蘭頓（lord clarendon）即訓令新任駐華公使兼香港總督包令，實行要求修約，做到下列幾點：一、准英人隨意往來中國內地及沿海各城，否則應准航行長江及出入南京以下兩岸，及浙江沿海各城。二、確定鴉片為合法貿易。三、進出口貨物不得徵收內地通過稅（釐捐）。四、準英使入駐北京，否則亦須准其與中國大臣文移往還。五、英使如願與其住在地的督撫會晤，須立即接見。六、肅清中國沿海海盜。七、訂定華工出洋辦法。八、新訂條約，應依英文本解釋。

中英條約並無修改期限，但一八四四年的中美望廈條約有“和約一經議定，兩國各宜遵守，不得輕易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貿易及海面各款，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一款，中法黃埔條約有相同規定。中英虎門條約准許英人“利益均霑”，所以中英條約亦應十二年予以變通。其實英國的要求並不合法，所謂“利益均霑”，應待美、法有了新得權利而為英約所無，英國方可均霑。再者望廈條約明言十二年後可“稍有變通”，英人是要大加修改，無異重訂新約。

克蘭頓希望與美、法共同行動。法國為要擴張在華傳教活動，提高自己的聲勢，此時為土耳其問題正與英國聯合對俄，其支持英國自無問題。中美訂約以來，美國對華貿易增加四倍，一面輸入鴉片，一面積極傳教，但並未滿足所慾。英、法所希望取得的亦是美國所希望的，“利益均霑”已無形中促成西方國家的聯合陣線。馬沙利使華時期，對於中國內亂，主支持清廷，乘機實現全部中國的開放，擴大中西關係。在他預備致大學士的照會中，明言望廈條約議定年久，兩國交易事宜，須重行酌定。他原擬親去北京交涉，未能實現，但與兩江總督怡良會晤時已提起修約。北京堅持已定之約必須遵守。此時（一八五三）英國尚無明白表示，中國局勢不安，美國又忙於日本開放問題，事暫擱置。

馬沙利的修約要求，無論是美國政府或是他個人的意見，而國務院給他的後任麥蓮的訓令中已有清廷如拒絕修約，可轉與太平天國談判的指示。一八五四年四月，麥蓮、包令到粵。包令曾任廣州英領事四年，一向主張強硬政策，認為除非武力威脅，兩廣總督葉名琛不會承認英國的修約權。他向麥蓮提議，兩國海軍聯合對廣州示威。麥蓮表示，在他尚未明瞭中國情形之前，不欲與清廷為難。再者，英國正牽於克里米亞戰爭，在遠東的海軍無力貫徹這種政策。包令、麥蓮請求葉名琛接見，葉知道他們是為了修約，藉口軍務繁忙，予以拒絕。麥蓮北去上海，轉往南京訪問，對太平軍印象不佳，建議國務院繼續維護北京政府，以換取商務利益。

三、修約交涉

麥蓮南京之行，引起了怡良的不安，既怕他北赴天津，又想知道他對太平軍的態度。一八五四年六月，麥蓮與怡良會晤，說明美國對華友好，希望訂一續約，准許美人赴長江一帶貿易，自由進出內地，租地建立醫院、教堂。如不與談判，或將與太平軍交涉。怡良答以原約所謂“稍有變通”，不過就五口之中，因時制宜，略為斟酌，必非大有更改。麥蓮出以利誘恐嚇，謂“如蒙奏准，自當襄助中華，削平反側，否則奏明本國，自行設法辦理”。怡良以所言不足憑信，且恐英、法效尤，一旦進入長江，貽患將來。但又怕他一意孤行，勸令回粵，聽候葉名琛查辦。

麥蓮與怡良晤談後不久，包令續至，照會怡良，要求廣州進城與修約，被拒，改邀麥蓮同見江蘇巡撫吉爾杭阿，提出修約節略，準於五口之外，任往他處貿易。吉爾杭阿謂英約“並無十二年後變通章程之文，只有大皇帝如有恩施別國，英人一體均霑”之語，現在“大皇帝並未准令別國商人前往他處貿易，何得妄有干求？”麥蓮仍照對怡良所說，如欽派全權將規條議定，美國情願隨同清軍剿辦太平軍，開通長江，不然惟有自行前往。吉爾杭阿駁以美約雖有變通之文，而無增添口岸字樣，中國軍務亦非美人所得干預，最後亦是要他和包令速回廣東。麥蓮聲明如葉名琛仍不接見，即去天津。吉爾杭阿因麥蓮的威脅，奏稱美人定欲通商長江，勢難阻止，莫若將機就計，允其所請，否則一朝決裂，美船闖入長江，是又添一鉅患。咸豐要他勿受挾制，另諭葉名琛“堅守成約，斷不容以十二年變通之說，妄有要求”。

八月，麥蓮、包令南返。麥蓮接到國務院訓令，命支持英國的修約要求。兩人又分別照會葉名琛，派員商談，未得結果。九月，包令、麥蓮與法使布爾布隆（a. de bourboulon）聯袂北去。路過上海，再晤吉爾杭阿，包令謂以往條約過期失效，葉名琛不允所請，將向北京申訴。麥蓮、布爾布隆謂已奉政府之命，凡事皆與包令商辦，除非修改條約，否則難保和平。吉爾杭阿知三國已合而為一，請派欽差重臣與之商談，北京依然不允。十月，包令、麥蓮及布爾布隆的代表到了大沽，仍說要去京師，如不接待，即轉往南京。清廷雖派人與晤，對於所提條款則斥為荒謬。他們知無法再商，且已屆冬初，不便久留，遂廢然而去。

包令、麥蓮發回國內報告，均主採強硬政策。英國因忙於對俄戰爭，暫不欲再在遠東引起事端，命包令持靜觀態度。美政府亦不以麥蓮的三國海軍封鎖中國海口建議為然。不久麥蓮因病去職，他的未完成願望由他的後任伯駕（p. parker）繼續推動。伯駕是一位在中國二十年的教士，自顧盛以來，即協助美國專使工作。美政府以明年即屆修約之期，一八五五年九月，正式派他為駐華專使，命與英、法一致行動。伯駕先到倫敦、巴黎，分別遊說。包令的看法與伯駕不盡相同，以為北京駐使，中國必然不允，目前以開放長江為宜。一八五六年五月，美、英、法三使，對葉名琛發出修約照會，不得要領。伯駕主向北京交涉，包令又認為缺乏實力的行動，無裨於事。七月，伯駕單獨北上，路經福州，由閩浙總督接見，允為上奏。大概因為江南大營的潰敗，北京的態度略趨寬大，準備將舊約酌為變通一二，惟仍須在廣東辦理。伯駕北去上海，怡良怕他前赴天津，派前任上海道吳健彰探視他的動靜。先說太平軍十分猖獗，究應如何方能剿平，以便恢復貿易。伯駕答稱如允將全國開放，獲得英、美、法的援助，必有助於叛亂的平定，否則以後演變，殊難逆睹，三國可能與太平軍交涉。怡良以通商事宜，向係英、法、美會同商辦，英、法二使既未同來，不便獨與伯駕相商。北京亦謂通商以英人為首，美人不能先出講話。伯駕在上海三月有餘，一無所成。適得包令來書，表示願意合作，遂決定南返。等他回到香港，中英之戰已在進行。

四、二次戰爭的導火線

一八五○年前後，廣東內河艇匪勢張。一八五四年廣州被圍，秩序愈亂。翌年，香港政府准華人船隻註冊，懸掛英旗，受英國保護。這類船隻，時常走私販煙，交通盜匪，“亞羅”划艇為其一。一八五六年十月八日，“亞羅”在廣州停泊，水手十二名被捕。英領事巴夏禮（harry parkes）要求釋放，賠償損失。葉名琛謂其中三名確為盜匪，其餘可以照釋，巴夏禮不受。

巴夏禮在中國十五年，是一位好事的青年。包令久已不滿葉名琛，是年七八月間，一再上書外相克蘭頓，強調要改善中英關係，軍艦是必需的。九月，又分函伯駕和法國代使顧思（jean de courcy），謂英國海軍可支持他們的修約要求。“亞羅”事件正好給以機會，他於巴夏禮所提各款外，另要求道歉，尊重英國國旗，保證不再有此類事件發生，限四十八小時答覆。葉名琛謂：“亞羅”船為華人所有，船上並未張英旗，此後中國官兵決不無故捕人，英人亦不得售予華船執照。包令再命巴夏禮抗議，限二十四小時承認其全部條件，否則武力從事。葉雖將十二名水手全釋，巴夏禮藉口手續不合，且未道歉，仍不接受。

表面看來，爭點為中國官兵擅登英船捕人，但是“亞羅”是否英船？在英國國會辯論時，有人指出香港政府允准華船註冊，根本非法，即令合法，“亞羅”註冊的有效期，已經超過了十一天。包令的報告，亦說水手被捕之時，該船已不在英國保護之下。但是英國已決心借題發揮。

十月二十三日，英國海軍提督西馬（michael seymour）開始行動，三天之內，連佔虎門口內各砲台。第一天，葉名琛毫不在意，說是英軍日暮自走，不可放炮還擊。第二天，仍聲色不動，惟已從事部署。第三天，令整齊團練，以壯聲勢。二十七日，英艦砲擊督署，葉“危坐二堂，絕無懼色”。二十九日，英軍攻入城內，以兵力不足，無法長期佔領，搶掠督署後退出。包令認為這是解決進城會晤官憲問題的良機，由西馬向葉名琛提出，葉置之不答，對於廣州紳商與巴夏禮談判，亦堅拒弗納。十一月，英軍攻佔虎門，包令親來交涉。葉覆以進城早作罷論，西馬動兵失禮，彼此已無法相見。

廣州水陸兵勇的抵抗相當猛烈，不時襲擊英艦，社學懸賞購拿英人。十二月，夷館洋行被毀，二百餘年的洋場，盡成灰燼。一艘自廣州開往香港的英國郵船，遭受騎劫。一八五七年一月，英軍焚燒洋行附近民宅數千家。香港華人紛紛離去，斷絕對英買賣，禁止出售食物。西馬的艦隊以不斷受壯勇攻擊，被迫退出省河。北京亦命葉名琛設法駕馭，以泯爭端，惟不可遷就。迨英軍撤退，葉奏稱“水陸獲勝，夷情窮蹙”，印度叛亂嚴重，英不能添兵來援。

第二節　英法聯軍與俄國的機會

一、英法的軍事合作與美俄外交追隨

自一八五四年，修約要求失敗，英報屢言，華人難與說理，惟有臨之以威。“亞羅”事件發生之時，克里米亞戰爭已經結束，英國政府已無近東問題的牽制。一八五六年十二月，批准了包令對廣州的攻擊。包令即分向國內及印度請兵。國會中不滿政府的人士，激烈反對，斥責包令，謂如以“亞羅”事件為口實，對華使用武力，是英國的恥辱。結果上院通過了政府的決策，下院則加以否決。一八五七年三月，首相巴麥尊解散下院，改選之後，政府派獲勝。包令因不理於眾口，巴麥尊加派前任加拿大總督額爾金（lord elgin）為特使東來。

天主教開禁後，法國教士違約潛入內地。一八五六年二月，有一馬賴（auguste chapdelaine）神父，被廣西西林知縣處死，罪狀是糾結拜會，勾結亂黨。法國代使顧思要求葉名琛懲兇賠償，保障將來，均遭駁斥。拿破崙第三正思向東方揚威，確立法國對天主教的保護權，準備與英國共同要求中國修約，昭雪西林教案，禁止仇外。旋知英軍已進攻廣州，決與英、美一致要求修約，各派軍艦作為後盾。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美俄在遠東的地位，日益重要，國際形勢與十年前大異，列強的均勢已經形成，英國不便獨斷獨行，對華措置一不謹慎，勢必引起他國的嫉妒，致蹈危機，頗望得到美國的支持。美國的對華政策大致與英國一致。修約交涉期間，麥蓮、包令互相唱和，伯駕更熱心於推動美與英、法合作。英軍攻破廣州時，美領事隨同進城，繼之美艦在省河受到誤擊，美海軍司令立即轟毀砲台。包令以為美國勢將捲入漩渦，勸說伯駕共同向北京抗議。伯駕深信英國定必利用機會，達到修約目的，美國可不勞而獲，坐享其成，一再建議國務院與英、法分佔台灣、舟山、朝鮮。國務院認為美國領事及海軍司令的行動有違中立政策，亦不同意伯駕的主張。一八五七年三月以後，英國屢請美國與英、法同盟對華作戰，國務院答稱，未得國會同意前，不能派兵進入中國領土，不過美國可以另派代表，與英、法要求修約與賠償。換言之，美國不參加英、法的軍事行動，只允在外交上合作。接替伯駕職務的為列衛廉（william b. reed），改稱全權公使，任務是讓中國明瞭美國贊成英、法的舉動，擴大商業機會，但並無領土及干涉中國內政企圖，必要時可斡旋英、法與中國的戰爭。對於俄使，應保持與對英、法相同的友好關係。可見美國決非完全置身事外，僅是不直接參戰而已。

鴉片戰後，俄國再度向東亞推進，與英國分在大陸和海上作侵略中國的競賽。憑其外交伎倆，與武力威脅，利用中、英間的矛盾，乘中國之危，進行得且較英、法為省力。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之初，俄國東部西伯利亞總督木里斐岳幅（nikolai muraviev），已竊踞黑龍江下游，準備囊括江北地區。及中、英二次戰爭迫在眉睫，木里斐岳幅對美示意，為對抗英國在中國沿海的擴張，俄國須佔有黑龍江流域。對美予以開放，以增進兩國在北太平洋的商務。英國恐俄國慫恿清廷，與英國為難，亦希望它參加對華行動。俄國答應作有條件的合作，但不願出以強制手段。一八五七年二月，致文北京理藩院，反覆強調，英、法侵擾廣州，將北犯天津，為了中俄共同利害，特遣普提雅廷（ev putiatine）前來商辦，“如遲疑不從美意，必致別生事端”。清廷知俄人狡猾，無非藉端恐嚇，欲於黑龍江佔據地方，加以婉拒。普提雅廷轉往天津，仍不得進京。英國初聞普提雅廷將去天京，頗為緊張，及知被拒，自感欣慰。十一月普提雅廷南去香港，與美、英、法三使會商。對美使說，他可以調解修約之事，對英、法使則謂如要與清廷交涉，必須施以壓力，最好是派遣軍艦，前去天津海口示威。額爾金謂所見正同，一俟廣州問題解決，即揮軍北上，歡迎協同行動，抑制清廷驕氣。普提雅廷與額爾金的意見雖然一致，但聖彼得堡不欲使用武力，並非有愛於中國，仍是想坐收漁利。

二、奪據廣州

美俄在外交方面，雖支持英國，軍事和他合作的則限於法國。英政府對額爾金的訓令為昭雪英、法人所受的損害，在廣州等處完全履行條約規定，北京駐使，修改條約。法政府對特使葛羅（baron gros）的訓令為補償西林教案，保障教士安全，其餘與英國相同。法國由於軍事準備未就，不克早日行動。英國因一八五七年五月，印度士兵的叛變，東來英軍，中途折回，亂平後始克一意對付中國。十一月，額爾金、葛羅與美使列衛廉、俄使普提雅廷齊集香港。英國初擬將軍事壓力加於華北，至是改變方針，決先佔廣州，打擊粵人與葉名琛，否則清廷必以為廣州民情可恃，英人有所畏懼。十二月十二日，額爾金、葛羅分別對葉名琛發出以十日為限的通牒，要求履行條約義務，派員商議定約，賠償“亞羅”事件發生以來的損累，撫卹西林被害的教士，允英、法軍進駐河南。

葉名琛自英軍退出省河後，彼此不通聞問，繼傳英軍在印度大敗。益信英人計窮力竭。等到接到英、法照會，仍澹若無事，對英答稱：進城事早作罷議，萬年和約（南京條約）未便更易，上年十月事起，英兵放火三次，中國商民受害更重，英軍駐紮河南，將釀成事端。對法答覆，否認有馬神父其人，依約教士不應進入內地，廣州法人損失應向英人理論。他雖振振有詞，但英、法軍已逕行登陸河南。十二月二十四日，限令廣州駐軍，於四十八小時內退出。葉相信為英人文案幫辦張彤雲（黃仲畬）的密報，認為斷無變故，既不招募已散鄉勇，又不准紳士與英法商議。

十二月二十八日，英法軍約四千人開始砲擊省城，守軍竭力抵禦，英、法軍傷亡一百二十餘人。第二天，廣州失陷，劫掠自屬當然，藩庫現金二十二萬兩，全被搶去。巡撫柏貴派紳士（舊行商）乞和。一八五八年一月五日，葉名琛被俘【註※】。

※註：葉名琛信扶乩，軍機進止取決於呂洞賓、李太白二仙。英法軍進攻之前，他說過了十二月三十日（十一月十五日），便可了結。城破後，他仍說過了一八五八年一月九日（十一月二十五日），便可無事。紳士請求講和，他又說他事可允，獨進城一節，斷不可許。英軍將他押離廣州時，他尚帶了一本《呂祖經》，第二年四月，這位“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自號“海上蘇武”的欽差大臣兩廣總督死於印度加爾各答。

為數無幾的英、法軍，不可能統治一個人口在百萬左右的中國城市，特別是對付富有反抗精神、與英人結怨已久的廣東人。英、法軍的擄掠姦淫，恣睢暴戾，更增加他們的敵愾。英、法採以中國制中國的辦法，擁巡撫柏貴為傀儡，所有兵勇武器一律收繳，由英、法兵與中國巡捕稽查地面，省河砲船統歸英、法人統帶，巴夏禮是廣州的真正統治者。

北京於廣州失陷後約一月，方知消息。咸豐大感詫異，將葉名琛革職，以黃宗漢繼任，一面命柏貴開導英、法，退出廣州，一面命紳士激勵團練【註：團練的領導人為南海知縣華廷傑，即《觸藩始末》的著者琴閣樓主、番禺知縣李福泰、編修許其光、前戶部侍郎羅惇衍、太常寺卿龍元僖、給事中蘇廷魁】，作武力驅逐的準備。一八五八年四月，盛傳團練大舉攻城，城內外商民遷移一空，英、法人時常失踪遇害，不敢出城門一步。香港、澳門二萬餘華人，紛紛辭工回鄉。六月英、法軍在廣州郊外遇伏大敗。七月，鄉勇分路襲擊。自後英、法軍固守城內，非數十人結隊不敢外出。

三、進攻大沽

一八五八年三月。四國公使同往上海，分別照會北京大學士，表示一致。額爾金、葛羅要求三月底以前派全權大臣來上海會議，否則即作進一步措置。列衛廉的照會措詞亦頗強硬【註：列衛廉與額爾金初時有欠協調，及看到英軍在廣州總督衙門搜得的美總統批准望廈條約的原件，認為是清廷對美總統的蔑視，美國有理由開戰】，先聲明對英、法與中國的衝突，保持中立，次述對近年中、美關係的不滿，及美與英、法的友好，同意三國的要求，並將自提條件。普提雅廷除要求使臣入京，增開口岸外，特別提出邊疆問題，如不准各國所請，對中國將更不利。北京命兩江總督何桂清覆以“上海非辦理夷務之地，中國自有辦理夷務之人”，要英、法、美三使返回廣東，俄事照舊辦理。

額爾金、葛羅決按原定方針，進兵華北，普提雅廷贊同，列衛廉亦謂非武力難望收效。為了不令中國懷疑他們的決心，並早日阻斷海運糧船，額爾金不待香港海軍到達，即命所有可自上海派出的軍艦，隨同北上。四月中旬，四使相繼抵大沽。二十四日，再照會北京，限六日內派全權大臣談判。

四使到大沽口之前，北京已派四年前曾與英、美辦過交涉的倉場侍郎崇綸前往，先解散俄、美，再羈縻英、法。所採的為分化政策，尤望俄國調停，正中普提雅廷的下懷。他對列衛廉說，俄、美不與中國決裂，既可幫助英、法，滿足慾望，又可博取中國的好感，俄、美的利益即可達成。他首向直隸總督譚廷襄提出黑龍江分界等事。譚知俄人並不可靠，未和普提雅廷深談，轉而接見列衛廉。列衛廉表示願作調人，跟著就問“能否定議兩國之事”。經過兩次會議，列衛廉頗感失望，英、法使又不以他為然，改由副使衛三畏與直隸藩司續商；談判正在進行，得知英法軍準備進攻，立即中止，以便坐觀其變。

譚廷襄謀與英、法二使相見，額爾金、葛羅藉口所來照會款式不合，加以拒絕。四月三十日，以六天為限的照會屆滿，英國海軍以準備未妥，不願即時攻擊，額爾金、葛羅照會譚廷襄，限於六天之內，取得便宜行事全權。譚答以中國從來無此辦法。普提雅廷復出調停，譚明知俄、美是想因人成事，自圖便宜，但權衡利害輕重，主酌量讓步，北京不許。

額爾金、葛羅抵大沽口外已經五週，一無所成。五月二十日上午八時，向譚廷襄發出通碟，限兩小時內繳出大沽口砲台。未待答覆，即開砲攻擊。英法軍艦二十六隻，官兵二千六百餘人，中國守軍約九千人，炮三十尊。戰鬥甫一開始，譚廷襄坐轎先奔，天津總兵聞炮亦走，守軍力抗二小時，戰歿二百人，砲台失陷。英法兵傷亡不滿三十人。

四、天津要盟

大沽不守，京師門戶洞開，清廷的震驚遠超過廣州失陷之時。於是再請美國說合，以救燃眉之急，希望能保有天津，徐圖議和。五月二十八日，知英法兵船已至天津，始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前往查辦。大沽戰前額爾金、葛羅之拒與譚廷襄談判，是因為他無便宜行事的全權。桂良、花沙納雖是頭品大臣，而不是“頭品可以主持之全權大臣”，所以聲言仍要進京。咸豐只好准許他們便宜行事，並起用久置閒散的耆英，協同辦理。復慮英、法不遂所欲，繼續進軍，另授名將僧格林沁為欽差大臣，督辦軍務，京城實行戒嚴。

交涉的主要對象為英人。六月四日，桂良、花沙納約額爾金相見。額爾金又藉口他們未奉全權敕書關防，不到十五分鐘即離座而去。桂、花惶駭之餘，一面托俄、美兩使疏通，一面向額爾金的翻譯李泰國（hn lay）請教。李為江海關的英籍稅務司，額爾金正要他擔任實際談判。此後直至條約簽字，額爾金未再與桂良、花沙納晤面，一切由李身當。六月六日，李來相見，聲稱必須允使臣進京駐紮，方能在津議事，否則開仗。爭執最烈的為長江通商，內地遊歷問題。英方定要開放全部中國，清廷則恐英人深入腹地，與亂黨勾結。李謂如不允所求，即為所欲為。桂良“婉言開導，至再至三”，李負氣而去。桂良懇俄、美兩使向額爾金疏通，六月十一日，李偕另一翻譯威妥瑪（thomas wade）同來，氣勢洶洶，謂本日如再不允，“即帶兵直入京師”。當晚桂良照會額爾金，長江通商及內地遊歷兩事，俟軍務完竣後酌辦，兵費交廣州處理，使臣進京緩期再議；不禁傳教，會緝海盜，酌改文書，商訂稅則各款，亦大概承認。事後與耆英相對而泣【註※】。

※註：北京以耆英與英人有舊，原望他在此次交涉中能起作用，不料反遭李泰國、威妥瑪當面斥責，說是以往為他所愚。桂良、花沙納怕他有礙和局，請他回京。咸豐罪以從前辦理夷務不善，以致釀成今日鉅禍，迫令自盡。按一八四四年一月二十三日，耆英曾有駕馭夷人情形奏片，廣州失陷後，原件為英人所得。威妥瑪謂其中對英人多辱罵賤薄之語。俄理範（l. oliphant）的《額爾金出使中國日本記》，附有譯文，謂此奏片係一八五○年底所上，馬士（hb morse）的《中華帝國國際關係史》，加以肯定，謂事在耆英降調以前，均誤。

四使在天津的談判，以普提雅廷為最不費氣力，輕易地達成願望。六月六日，桂良向他乞援，他表示如速將俄約商定，即可向英法說合，桂良在李泰國凌迫之下，不得不勉強相就，縱不能收得積極之效，至少消極方面或不致鼓惑英、法。再者，普提雅廷所請各款，有為先已有之者，如往來照會及使臣進京，有為有成例可援者，如海口通商，兵船停泊，領事裁判權，此外為一年內換約。查勘未定邊界一條，雖關係重大，桂良似不甚重視【註：半月前，黑龍江將軍奕山與俄國東部西伯利亞總督木里斐岳幅，已訂立“璦琿條約”，不過桂良尚未獲知】。六月十三日，中俄條約簽字，順利出於普提雅廷的意料。約中又訂明“日後清國若有重待外國通商等事，凡有利益之處，毋庸再議，即與俄國一律辦理施行”。所以普提雅廷於其他事項，未再多爭。

列衛廉之善於利用時機與他的地位，不讓於普提雅廷。六月七日，桂良初會見列衛廉，列不僅語言傲慢，所開款目，亦較前加多。桂良急於先了中、美之事，未多加辯論。六月十四日，正式談判，十八日條約簽字，除無邊界一款外，不惟俄約中的主要條款概行包括在內，且更為周詳。關於使臣進京訂明遇有要事，每年到京暫住一次，如將來他國使臣到京居住，美國一律照辦。領事裁判權一事，列衛廉自稱有欠公允，此次所定反益為詳密。長江通商及內地遊歷為美國主要的希望，約內未有明文，但利益“一體均霑”一款，已應有盡有。較為特殊的為“若他國有何不公輕藐之事，一經知照，必須相助，以示友誼關切”。中國一向對於美國的觀感良好，藉此以示聯絡，可將美國與歐洲國家分開。

截至六月十三日，中英間懸而未決之案，為使臣駐京。十八日李泰國、威妥瑪偕副使（秘書）卜魯斯（frederick wa bruce）同來威脅，謂必須辦到，俟使臣自京回後，始退兵船。桂良等計無所出，允其先派人到京看定寓所，換約後，再派使前往，以三十人為限。北京依然不准，最後的讓步是交還廣州後，再行詳議。二十二日，額爾金發出堅決照會，責桂良遷延，若再無定說，惟有揮軍北進。二十四日，李泰國等將自定約稿，面交桂良，聲言“非特無可商量，即一字亦不得更易”，桂良答以“三、二日內自當定議”。這時他方完全明白俄、美與英、法一氣，俄、美約雖定，並無所裨。二十六日（五月十六日）下午三時，卜魯斯、李泰國催即日畫押，不得再有絲毫游移，否則即為失信，“非至北京不簽條約”。桂良只得說，“本日定議，並無不依。”當日率同隨員及地方官十餘人赴海光寺，候晤額爾金。額爾金用轎三十乘，帶兵五、六百名，各持槍刀，鎧甲一色，夷官數十名，“鼓樂同來，竟將寺內佔滿”。在英軍環伺及刀光劍影之下，中英條約簽字。桂良置酒果款待，額爾金捧爵而起，並命各色官同時起立而言曰：“第一尊願大皇帝萬壽無疆。”坐復領第二尊曰：“願欽差永保平安。”第三尊曰：“願兩國萬年和好。”桂良等回寓，“抱恨萬狀，終夜不安”。

英約訂立的次日，中法條約簽字，但商定則在英國之前。六月六日，葛羅初次與桂良等相見，十五日正式談判，二十三日結束。關於使臣進京及領事裁判權的規定與美約相同。長江通商定為南京一處，沿海新增口岸，除已見之於俄、美約的台灣、瓊州、潮州外，尚有登州、淡水。內地通商，葛羅知道額爾金定必堅持，可不須再爭。稅則七年一修，教士得入內地傳教，“地方官務必厚待保護”。另有補遺，包括懲處西林知縣，賠償法人損失及兵費二百萬兩，付清後交還廣州。

英約為四國條約的代表作，通常所謂天津條約，即指英約而言，是不平等條約的進一步完成。一如南京條約，英人說一不二，“俱由自行譯定，不能增改一字”。全文五十六條，其要點，一為關於國交者：中英互派秉權欽差大員，分別常駐兩國京師，大英欽差以泰西禮節覲見大清皇帝，並依泰西之例，優待其本人及隨員。大清皇上特簡大學士尚書一員，與大英欽差文移會晤。大英亦允依上所開，優待大清欽差。二為關於中國開放者：英人得往內地遊歷、通商。長江一帶，自漢口以下，選擇三口，沿海加開奉天牛莊、山東登州、福建台灣、廣東潮州、瓊州五口。三為關於領事裁判權者：凡與英人相涉案件，皆歸英官查辦。四為關於稅則者：另在上海會議，以後稅則並通商各款，十年重修一次，子口稅按貨價每百兩徵二兩五錢，經過內地不得另徵。五為保護傳教。六為英人繼續享有最惠國待遇。七為文書條約以英文作準，此後對英官民不得提書“夷”字。八為設法消除海盜。九為一年為期，在北京換約。十為賠償損失二百萬兩，兵費二百萬兩，付清後交還廣州（此款為專條）。

條約訂後，額爾金恐清廷反汗，堅持援照南京條約先例，必須奉到“依議”或“俱照所議辦理”字樣的硃批，始離開天津，否則和議不能認為成立。七月三日，咸豐照行。六日，額爾金東去，美、俄、法使亦於是日前後離津，十七日英、法軍艦自大沽口起碇。

五、上海改約交涉與鴉片開禁

中、英談判期間，清廷認為英方的要求，貽害最大的為北京駐使、長江通商、內地遊歷。桂良允許通商、遊歷，以免決裂，清廷亦暫時默認，惟駐京一事，則堅執不允，怕的是他們盡窺京都虛實，牽制政令，包庇奸民，甚或發生肘腋之變。如果不能作罷，亦須緩議，“既非全行拒絕，亦非概允所請”。但是桂良終於答應，理由是“夷人之欲駐京，一欲誇耀外國，二欲求近奏事，並非有深謀詭計於其間。……觀其仍肯交出廣東，即時退出海口，知無佔踞地方之心。……今議一年始來，並不帶兵，即數十人亦不過如高麗使臣。……且彼攜眷，是仿古人為質者。防範倘嚴，拘束甚易。……夷人最怕化錢，任其自備資斧，又畏風塵，駐之無益，必將自去”。再者“和約萬不可作為真憑實據，不過假此數紙，暫且退卻海口兵船。將來倘欲背盟棄好，只須將奴才等治以辦理不善之罪，即可作為廢紙”。咸豐以使臣進京尚在一年之後，仍有挽回餘地，不妨敷衍一時。

按照條約，有關稅則事宜，須在上海議奪，仍派桂良、花沙納等前往，會同兩江總督何桂清辦理。咸豐的真正用意，在修改津約，雖不一定作為廢紙，至少要設法補救。北京駐使，長江通商，內地遊歷，賠繳兵費後始交還廣州，均須變更，而於前兩事尤為重視。曾一面諭桂良，並密示何桂清，如各國允諾放棄，可許以全免課稅，開弛煙禁。真是可怕的代價。桂良等不以為然，謂會議稅則，未可頓改前約，以致藉口失信，另起波瀾。不徵出入口貨稅，利柄將盡歸英人，我必民窮財盡。咸豐定要他設法消弭。

廣東團練與英、法軍的衝突仍然不已，七、八月間，英、法軍屢次屠殺鄉民，官府繼續激勵團練。額爾金要求將兩廣總督黃宗漢革職，削去粵紳特奉的權力，否則上海會議作罷。桂良允通知黃宗漢停兵，不久即予撤任。十月十二日，稅則會議開幕，中國方面實際的談判者為江蘇布政使王有齡、按察使薛煥、候補知縣吳煦，英國為威妥瑪、李泰國、俄理範（l. oliphant）。王有齡隱約提及變更駐京等事，威妥瑪表示即使寬免稅課，條約亦不能罷棄，亦要先往漢口、鎮江，開立碼頭。桂良照會額爾金，單論使臣駐京一事，謂前在天津時之所以應允，是迫於無奈，將來各國事務可移至上海辦理。額爾金覆以如果明年在北京換約時使臣受到禮遇，天津條約圓滿履行，可另擇一地駐紮，遇事隨時往來。他之所以有此讓步，是顧慮到北京冬季氣候奇寒，白河海口封凍，交通困難，駐使無異坐困。

另一事為入江英船販賣食鹽，這是英商的希望。長江自兩湖以下各省，屬於兩淮食鹽的銷售區，每年正課雜項及商民所得，約數千萬兩，恃以養命的人民實是無數，如果為英人攘奪，勢必商賈凋敝，窮民失業，情形不堪設想。雙方爭執十餘日，英方始允將食鹽列入違禁貨物款內。

鴉片走私，遍及於沿海各省，一八五七年，上海一處進口即達三萬一千箱。英政府希望使其合法化，但天津條約並未提及。美國本不以鴉片貿易為然，望廈條約曾有明文規定。天津條約則說美人如攜帶違禁貨進口，中國可自行辦理治罪。無異聽任美人走私。偷運鴉片進口的百分之九十為英、美人，額爾金根本不提禁煙，列衛廉也留有餘地。上海會議之前，列衛廉向額爾金建議協助中國禁煙，否則徵稅，額爾金贊同後一方案。中國既有弛禁之議，雙方一拍即合。十一月六日，中英協議，進口鴉片改稱“洋藥”，每百斤稅銀三十兩，稅率約為百分之七強。十一月八日（十月初三），中英、中美通商稅則善後條約分別簽字，進口稅仍為值百抽五，茶絲亦均照舊。簽字後的當天，額爾金溯江西上，準備及早開通長江口岸。翌年一月，返滬，旋去廣東，處理對付團練之事，請桂良留滬相候，結果逕行由香港返國。

六、俄國的再度東侵

尼布楚條約訂立後，俄國始終未忘懷遠東。拿破崙戰爭結束，俄國在國際上的聲勢升高，野心益張，積極向外擴展，尤其是對於中國。尼古拉一世（一八二五至一八五五）即位之初，曾派熟悉中國情形的教士來北京偵察活動，並命人赴黑龍江下游探測。鴉片戰後，進行益力。一八四七年，任命少壯軍人木里斐岳幅為東部西伯利亞總督，發動第二期對中國的侵略。有人說木里斐岳幅具有兩種不能相容的性格，既是一位民主自由主義者，亦是一位凶悍獨裁者。這正如俄國的對華行為，口口聲聲自稱為中國的良友，處處事事是強取豪奪。

木里斐岳幅的計劃是聯絡美國，防止英國，必要時將滿、蒙、華北置於俄國保護之下。他曾親赴堪察加視察，擬先建立一海軍基地。一八四九至一八五一年三次派艦長尼弗爾斯基（gz nevelsky）探勘庫頁島及黑龍江（混同江）口。木氏連向俄皇報告，謂英國將佔領庫頁島、黑龍江下游，俄國須先著鞭，不使英國勢力北進。一八五○年強佔黑龍江口的廟街，改名尼古拉城（nicholaevsky），續於黑龍江下游及庫頁島築城駐兵。一八五三年六月，正式要求中國劃界，並準俄船來上游貿易。清廷拒絕海口通商，但許查勘東北界務，所指是烏第河近海一帶未定界。

是年冬，俄與英、法為土耳其問題，劍拔弩張，木里斐岳幅請增兵遠東，佔領黑龍江口及鄰近地區，實行移民，逕自航行黑龍江，勿使英法所有。一八五四年五月，克里米亞之戰已經爆發，木里斐岳幅一面知照北京理藩院，一面率領船隊七十餘隻，自尼布楚進入黑龍江。他了解中國的反英心理，在理藩院的咨文說，他雖由黑龍江行走，並不擾害中國，將來中國有為難之事，俄國亦可幫助。六月，船過璦琿，中國委員詰阻，他說：“因東面各島，被英吉利侵佔，今不放行，殊非取和之道。”璦琿副都統恐起爭端，惟有“好言道達”，北京亦謂“不值與之為難”，且允其將來仍由黑龍江駛之歸國。木里斐岳幅順流東去，直抵黑龍江口，後曾擊敗前來的英、法軍艦。清廷雖許俄船原道回航，但此後則不得通過。一八五五年五月，木里斐岳幅復藉口英人將再擾東海地方，須續遣重兵，乘船東去。又說英人“並欲與中國尋釁，且在廣東等處幫助逆匪，甚至欲間兩國之好”。清廷知俄人“從無實話”，但又無法制止。是年夏秋之交，俄船一百餘隻，男女兵民二千餘人，蜂擁順江而東。

關於勘界之事，木里斐岳幅面告中國委員，黑龍江左岸以及海口，均屬俄國。中國委員根據尼布楚條約駁辯，自是理直，但東北防務本甚空虛，八旗軍近年大半內調，無力抗拒。清廷的初次讓步，為將黑龍江下游的闊吞屯（mariinsky）等處借與俄國暫住。木氏對黑龍江的侵佔係自下游入手，至是加緊向中游推進。一八五六年，於精奇里河、雅克薩駐軍移民，船艦絡繹不絕。新任黑龍江將軍奕山許其暫借【註：一八四一年奕山曾與英人訂廣州和約，一八五一年又與俄人訂伊犁商約】。同年三月，克里米亞之戰終止，俄國全力東注。不久江南大營為太平軍所破，“亞羅”事件繼之爆發，木氏自言，“英人攻毀廣州，我並不以為遺憾”，“如果中國王朝傾覆，自有助於俄，滿蒙將成我們的領土”。一八五七年普提雅廷東來作外交活動，木氏則於黑龍江的對岸黑河、海蘭泡等處，駐兵泊船，架設大砲。普提雅廷進京被拒，木氏主聯好英、法，謂英人的經營華南，與俄人的經營黑龍江流域，意義相同，均為擴展“世界文明”。派駐黑龍江的美國商務代表，亦認為俄人取得黑龍江一帶，對人類文明、基督教義的傳播、商業發展，均為莫大貢獻。

一八五八年五月，木里斐岳幅至海蘭泡，二十二日，率同丕業羅幅斯奇（p. petrovsky），開始與前來璦琿恭候的奕山會談，謂俄國之航行黑龍江及蓋房屯兵，是幫助中國防範英人，要求將江北地區歸俄領有，烏蘇里江以東，半屬中國，半屬俄國。奕山答以中俄係以外興安嶺至海為界，木氏偽稱不知。翌日，木氏再來，一味狡詐，將自備的稿留下，遽行回船，反責中國違反尼布楚及恰克圖條約。二十六日，談判續開，木氏仍堅持以河為界。奕山謂烏蘇里河等處，係吉林地面，須查明再定。木氏表示此一地區可暫不割讓，黑龍江以北必須歸俄，奕山不許，“木酋勃然大怒，舉止猖狂，大聲喧嚷，將夷文（約稿）收起，不辭而去”。是夜江中槍砲聲音不絕，奕山喪膽，派員懇商，木氏限明日照約畫押。五月二十八日（咸豐八年四月十六日），中國有史以來失地最廣的“璦琿條約”簽字。序文中有“欲期兩國相好，各屬之人，彼此有益，及防範外國，共同商定”字句，頗似一友好互助協定，實際內容則為黑龍江、松花江（混同江）左岸，自額爾古納河至松花江海口，為俄國所屬，右岸順江至烏蘇里江為中國所屬，自烏蘇里江至海，所有地方為中俄共管之地。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各江，中俄共同航行，黑龍江左岸的滿洲人等照常居住。烏蘇里江、松花江兩國居民，互相貿易。一百七十年來的尼布楚條約至是全被撕破，十六天後，普提雅廷又得了一份“天津條約”。

第三節　中國境遇的再變

一、戰火重燃

上海會議之後，咸豐再三諭知桂良等，使臣駐京等四事，如能轉圜，其餘可照天津及上海所定各款辦理，不准夷船再來天津。桂良等以為欲罷議四事，非口舌能爭，必用兵不可。用兵宜先操必勝之權，而以時勢來看，應待時而動。咸豐則有意先發制人。及知額爾金已實行入江，重行申明，不能再聽前往，不准使臣駐京，如至天津，駐軍即先開砲。認定英船入江是勾結叛逆，使臣駐京是心懷叵測。一八五九年一月，又命桂良等，將四事另立專條，津約在滬互換，以何桂清代兩廣總督黃宗漢為欽差大臣，雖係由額爾金不滿黃在粵出示招勇，亦是準備在上海換約。額爾金回國之前，再知照桂良，新任公使不日可到，進京換約，“如以禮相待，按約進行”，即在他處擇地居住，以後有事進京。咸豐勉強同意，人數限定十名，不得攜帶軍械，到京後，不得坐轎擺隊，換約後即行離去，與額爾金所說，基本原則無大出入，不同的是“不得坐轎擺隊”與“依禮相待”的解釋，雙方似可獲致協議。其終於不免決裂之故，不全是清廷缺乏誠意，新任英使卜魯斯的傲慢輕率，實為主因。

卜魯斯於去年攜天津條約回國。一八五九年二月，英政府給他的指示是必須進京，停留久暫不拘。三月的訓令，則堅持在北京設立使館，隨帶充分軍隊，有權通過白河。卜魯斯路過錫蘭與額爾金相遇，得知英國砲艦已向上海集結，作為新公使的護衛。四月下旬，行抵香港，續知大沽已經設防，認為必須武力對付。法國公使仍為布爾布隆，美國改為華若翰（john ward），於五月經香港來上海。六月初，卜魯斯、布爾布隆續至，上海已有英兵船二十隻。卜魯斯到後第二天，接桂良照會，勸勿逕赴天津，請允行商議。中國並非不允在京換約，惟須讓他回京有準備的時間。卜魯斯拒與相晤，責桂良推辭耽延，條約各款毫不可減，如中國自隳和約，惟中國是問。法國亦決用槍砲迫中國將條約全部實施。桂良遂趕返北京，以便應付。

自一八五八年八月起，大沽一帶的營壘砲台重行修建，由僧格林沁主持，於十一月完成，以防英、法兵艦再行闖入。沿牆修蓋土窖，密布炮門砲眼，堤外開挖壕溝，豎置木柵。附近的北塘等地，亦設砲位，增加兵額。一八五九年三月，北京知英、法使仍將北來，命僧嚴防海口，“勿令片帆駛入，謀定後戰”，如英船膽敢開砲，即可觀釁而動，懾以兵威，係應戰而非求戰。同一天，又諭桂良，在規定條件之下，允入京換約。及聞英、法船與使臣已自上海北來，命桂良星夜回京，另諭僧格林沁與直隸總督恆福，知照英、法兵船勿逕入大沽，使臣可由北塘上岸，候派人護送進京，當依禮相待，天津、北京均已為預備官舍。凡此足可證明清廷絕非要戰，一切已依英、法要求，不同之點，僅是要他們自大沽的北塘行走，不可通過大沽。參與決策的大臣為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瑞華、尚書肅順、軍機大臣彭蘊章等。

六月十七日，英海軍提督何伯（james hope）率艦抵大沽口外，發現海口為木筏所阻，要求於三日內開放，俾公使通過，前往天津。第二天，英艦直迫砲台，破壞工事。二十日，恆福派員通知，請暫候數日，以待前來商議。何伯聲稱本日必進河內，欄河木筏鐵戧若不撤去，即自行拔除。是日英、法使到達，卜魯斯命何伯武力掃清海口障礙物。二十二日，北京再諭恆福開導英、法，將兵船移泊北塘口外，以待桂良到京。翌日，恆福照會卜魯斯，請自北塘上岸，再去北京。此三日內，英人不斷窺伺大沽砲台，“營牆不露一人，各炮門俱有炮簾遮擋，白晝不見旗幟，夜間不聞更聲”。因而不知虛實。僧格林沁並不欲決裂，催桂良兼程北來，並將北塘駐軍後撤，以示讓英、法使由該處進口誠意。

卜魯斯定要通過大沾，不走北塘。六月二十四日，何伯發出最後通牒。二十五日上午十時，英艦十三艘，官兵一千二百人，開始進攻砲台，陸戰隊蜂擁上岸。下午二時，守軍槍砲連環齊發，戰至夜晚，英艦五隻沉沒，六隻重傷，二隻被俘，死傷五百餘人，何伯腿部受傷。是役僧格林沁親自督戰，直隸提督史榮椿以下三十二人戰歿。經此慘敗，卜魯斯、布爾布隆及殘餘艦隊只得南去上海。

決裂的直接原因，是英艦強行通過白河，前往天津。白河是中國的內河，天津並非條約口岸，英艦絕無此權。卜魯斯、何伯蔑視中國的一切，復以為奪取大沽為輕而易舉之事，不料竟受到挫敗，中國設防並非存心挑釁，事先再三勸說，不可擅自闖入，卜魯斯不理。一位外交使者，率同大批砲艦，侵入他國內河，已是難以令人容忍之事，何況又首先開砲。

清廷有過去年大沽之役的教訓，復為內亂所困，自無意再挑起兵端，只是不滿意天津條約而已。前方主帥僧格林沁於英艦開始行動之後，雖痛恨其驕悖，初仍隱忍，直待英軍撲攻砲台，始行還擊。捷報至京，咸豐一面命恆福與英使接觸，如有轉機，仍允在京換約，並命移駐北塘，會晤美、法二使，試探他們能否斡旋；一面命何桂清在上海設法弭兵息爭。僧格林沁主張將決裂經過宣告中外，以示中國期望和好，特遣編修郭嵩燾入京面陳。郭一向認為洋務非戰能了，應循理而行，此次所陳，諒必相同，不過循理應為雙方的事。

華若翰於大沽決裂前達到，願遵照指示換約。中英砲戰之時，美艦曾搶救何伯脫險，且有一美人被俘，頗起中國猜疑。但恆福仍於七月八日與他會於北塘，予以相當隆重的接待，說明大沽事件曲直，願與英、法恢復舊好，華若翰允為代達。二十七日，華若翰抵京，以不肯跪拜，未曾覲見，國書由桂良接收，條約改在北塘互換，時為八月十六日。英人對華若翰此行，深不謂然，說他在京受了侮辱虐待，並非實事。如果卜魯斯亦照華若翰所行，當不致有大沽的事件。

二、英法大舉進兵

華若翰的調處，何桂清在上海的勸告，俱未生效。大沽決裂的消息一到倫敦，立即掀起政治上的風波，卜魯斯的報告，任情歪曲，認定事件是出於預謀，必須武力對付，力言白河為去京唯一的道路，所以必須通過大沽。國會議員，甚至若干閣員抨擊卜魯斯的鹵莽，當然也有人為他辯護，首相巴麥尊更是堅決地要派遣大隊海陸軍東來，以維持英國的威望。十月，外相羅素（john russell）訓令卜魯斯繼續對華用兵，戰區限於華北，海軍自英國本土派出，先奪取大沽、天津，再看是否進軍北京。

清廷仍望妥協，責成何桂清繼續向英、法使勸說。一八六○年三月八日，卜魯斯發出照會，要求於三十日內，承認四事：一為對大沽事件道歉；二為公使由白河進京駐紮；三為全部履行天津條約；四為增賠兵費，送還英國炮械船隻。北京以大沽之役，係英國尋釁，將來如不帶兵船，可在北塘換約。卜魯斯與布爾布隆決定先封鎖渤海灣，佔領舟山，清廷雖亦聲言作戰，條約作罷，同時又要何桂清竭力挽回，除夷船入江、北京駐使外，餘均可准，惟須在上海定議，不得率行北來。五月初，太平軍再破江南大營，北京再命何桂清，斷不可與英、法決裂。六月初，何親訪卜魯斯，目的是想說動英、法助保江南，如此方可望清廷接受英、法的要求。

英政府因輿論對卜魯斯不利，一八六○年二月，復以額爾金為特使。法國亦重派葛羅東來。四月，羅素給額爾金的訓令，略與三月八日卜魯斯的要求相同，有權決定何時談判，何時決裂。六月，額爾金、葛羅至上海，七月，分抵英、法軍在華北的集中地大連與煙台。鑑於去年的慘敗，英、法軍決自北塘登陸，以拊大沽之背。北京再三令恆福勸英、法照美使之例，自北塘進京換約，但恆福已無能為力。

七月二十七日，英、法軍一萬七千七百餘人，運輸船一百四十三艘，軍艦四十艘，分抵北塘海外。駐軍早經後撤，僧格林沁的精銳部隊是蒙古馬隊，準備候敵人登陸後，以勁騎衝擊。八月一日，英、法軍在毫無抵抗之下上岸，北塘全鎮遭受洗劫。十二日，聯軍續進，僧部四千騎兵密集衝鋒，人馬相依，佔地多而且高，遂為眾矢之的，“如牆之隤，紛紛由馬上顛隕”，幾乎全軍覆沒。越二日，聯軍猛撲塘沽，槍砲連環，僧部再敗。恆福兩次照會，謂已派欽差大臣在北京等候面議。十五日，侍郎文俊，前粵海關監督恆祺奉命前來，準備伴送英、法使入京。恆福再請停戰，額爾金、葛羅要求先交出大沽砲台，拒不與文俊、恆祺相見。

塘沽失陷後，僧格林沁已說大沽砲台能否扼守，實無把握。恆福主張撤防，以示寬大，並曲從英、法所請。八月二十一日，英、法軍攻陷大沽北岸砲台，傷亡約四百人，直隸提督樂善以下死傷約二干人。他們的英勇壯烈精神，頗得敵人讚佩。北岸砲台既失，僧格林沁在南岸豎起“免戰”白旗，當夜退走，英、法軍艦遂入白河，二十三日，佔領天津。

三、北京陷落

恆福乞和不成，八月二十四日，咸豐再命桂良赴津，與恆福均授為欽差大臣，請英、法使在天津靜候面議。此時額爾金、葛羅的條件為天津通商，增加賠款，先定善後專約，所有前後所開各款一概允准，再入京換約，拒晤桂良、恆福。巴夏禮、威妥瑪和法國翻譯美里登（de meritens）大肆威迫，謂再有異言，即揮軍前進。九月四日，桂良、恆福允付英、法兵費各八百萬兩，現給一百萬兩，巴夏禮可先進京察看，善後專約定七日畫押。但北京堅執不許。

九月八日英軍統領格蘭忒（hope grant）知照桂良，明日進軍通州。是日桂良的緊急奏報連續到京，說是如不付現銀，英法軍目即佔據衙署，奪取庫藏；不准通商，即硬立碼頭；不准巴夏禮先期進京，即逕自前往；英、法二使亦帶兵千人，先至通州，候派當國第一大員定約，途中遇有防兵，定即開仗。上諭飭桂良繼續駁辯，另授怡親王載垣、軍機大臣兵部尚書穆蔭為欽差大臣，前去通州交涉。次日宣稱將御駕親征，同時發下僧格林沁懇求“巡幸木蘭”密摺，實際上是要逃往熱河。因王大臣力阻，暫行從緩。

九月十四日，載垣、穆蔭與巴夏禮、威妥瑪在通州商定，候額爾金到後，即將在天津所議的善後專約畫押，然後帶兵千人，進京換約。咸豐以英人必欲以兵要盟，至為痛憤，命將巴夏禮扣留。十七日，巴夏禮又至，要求使臣須親向皇帝遞國書，皇帝璽書須交使臣帶回。載垣等以事關國體，萬不能許。第二天，巴夏禮進而要求撤退通州附近張家灣的中國駐軍，言畢，驟馬而去，一行三十九人悉為僧格林沁截獲【註：英人二十六人，法人十三人】。英法軍立即進攻，大敗僧軍於張家灣。二十一日，續攻八里橋，新到援軍統帥勝保，“紅頂黃掛，騁而督戰，洋兵叢槍注擊，傷頰墜馬”，全軍大潰。

巴夏禮被扣之日，咸豐宣布對英法聲罪致討。三天后，八里橋戰敗，已成兵臨城下之勢，改派他的異母弟恭親王奕訢為欽差大臣，督辦和局。九月二十二日，北走熱河。協助恭親王的有他的岳父桂良，和軍機大臣文祥，希望英、法退兵。額爾金、葛羅要求先釋放巴夏禮等，並應允所有條款，否則繼續進攻。恭親王答以如英、法軍後撤，即將續增條約畫押，被獲人員送還，“若用兵威迫，不獨已成和局可惜，巴夏禮等亦必難保”。額爾金、葛羅聲言，在巴夏禮等未釋回前，停止交涉。十月五日，聯軍薄北京近郊，僧格林沁不戰自潰。八日，巴夏禮等獲釋。十三日，聯軍進入北京，西方軍隊初次佔領中國的首都。

圓明園是經過一百五十年經營的一座御苑，周圍三十餘里，內有中國式與西洋式的園庭、殿閣、樓台、館榭，有歷代的古玩、珍寶、文物，不僅為皇室的精華所在，亦為中國的文化藝術寶藏。十月六日起，英、法官弁兵丁，大肆搶掠，附近的清漪園（萬壽山）、靜明園（玉泉山），同罹浩劫。搶得的部分贓物，公開拍賣，大部分歸於私有，維多利亞女王與拿破崙第三亦各有一份。額爾金以被俘的三十九人中死了二十人，下令焚燒圓明園，作為對清朝皇帝的直接懲罰。英、法軍再度搶掠，肩荷手提，囊橐累累，無法搬動的，盡行打碎，如古瓷器古銅器【註：有一個英國軍官搶到一座金塔，價值二萬二千鎊，一個法國軍官搶得的珍寶價值八十萬法郎。每一士兵所得，亦值數萬以至百萬法郎。有人估計被毀的總值超過三百萬鎊，但實際恐不止此數】。十月十八日，開始縱火，煙雲迷漫，連燒三日三夜，剩下的是一片火燼，敗瓦頹垣。執行命令的英軍官，目睹如此宏巍瑰麗的建築付之一炬，亦為之心碎。拘捕及凌虐巴夏禮固然不當，以文明國家自居的西方國家，出此野蠻破壞行為，更不可有。

開戰以來，英、法之間時有磨擦，法軍不及英軍之眾，補給不及英軍之便，行動遲緩，英軍頤指氣使，法軍心懷不平，額爾金與葛羅亦不十分協調。英國對於這次戰爭，早感厭倦，陸軍大臣曾說，英軍不宜在北京過冬。佔領北京的當日，格蘭忒及法軍統領孟達班（de montaubon）通知額爾金、葛羅，希望於十二天內撤兵。孟達班復向恭親王的左右指責華人狂悖，盼早日換約。巴麥尊恐清廷投靠俄國，普提雅廷與恭親王、葛羅的接觸，更使英人不安。圓明園大火之後，恭親王答應了英、法的一切要求，另付因被捕而死亡的員弁卹金五十萬兩。十月二十四日及二十五日，中英及中法續增條約，即“北京條約”，分別簽字。並互換天津條約，額爾金表情冷酷，葛羅較為溫和。

兩個條約內容大致相同：中國對大沽事件謝罪；履行天津條約；賠款各八百萬兩【註：天津條約賠款在內、卹金在外】；天津條約批准後，英、法自北京撤兵，交還定海；賠款付清後，交還大沽、廣州。法約中有給還各天主教產的規定，中文本內多出法國傳教士得在各省租地建造字樣，係翻譯的教士私行添入。英約有將九龍司地方並歸英屬香港內一款【註：一八四七年，英人即欲佔領九龍，一八六○年三月二十日，兩廣總督勞崇光同意租給，至是改為割讓】。

四、列強的共同收穫

天津條約的訂立，一時西方人士大為興奮。有的說這是西方文明進入中國的開始；有的說，這是國際經濟事業在中國發展的良機。北京條約為天津條約增續，意義自然相同。中國全部開放了，新開與已開口岸有沿海的牛莊（營口）、天津、登州（煙台）、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台灣（台南）、淡水（基隆）、潮州（汕頭）、廣州、瓊州，長江流域的鎮江、南京、九江、漢口，共十六處。新開的如天津、漢口、九江、鎮江均設有租界，舊有的上海租界亦大加擴展。又有內地遊歷、通商之權，外人活動的區域，不受限制，洋貨深入窮鄉僻壤。教士到處租購房屋，設立教堂、醫院，中國人民任便信教，地方官須厚待保護。教士往往行為越軌，教民依勢欺人，齟齬時生，教案遂成嚴重問題。領事裁判權愈為廣泛，外人盡為待權階級。公使駐京雖為理所當然，而對地主國政府的壓力，更為直接。

中國喪失了關稅自主權以來，因物價波動，實徵不及百分之五【註：茶絲為大宗出口，茶每擔抽銀二兩五錢，絲每擔抽銀十兩，稅率均不及百分之五】。但洋貨進入內地後，所經關卡尚須納釐捐（通過稅）。今則改為加繳相當於關稅半數的子口稅，即可遍運中國，遠較釐捐為低。噸稅（船鈔）原定每噸徵銀五錢，今則改為四錢或一錢。洋商在各口岸自行運帶進口的煙、酒、麵粉、牛油、酪餅、化妝品、肥皂、家庭用品，一概免稅，私行銷售，總值每年逾二千萬兩。鴉片稅率，別有協定，洋商得在口岸銷售，華商運入內地後，照繳釐捐，中國雖多一收入，而流毒則不堪設想。

五口通商後，廣州海關照舊中國管理【註：廣州由粵海關監督管理，福州、廈門由福州將軍兼管、上海由蘇松太道兼管】。一八五三年小刀會佔領上海城，海關衙署被據，英、法領事不准兼任江海關監督的蘇、松、太道行使職權，關稅由領事代徵，英商僅出具一紙期票，法商並此亦不肯遵辦，無領事國家的商船，自由出入。不久美商亦拒不繳納，上海有如自由港。一八五四年六月，蘇松太道與英、美、法領事議定，三國各派一人為司稅官（稅務司），代江海關監督徵稅，大權實操於英人之手。一八五八年十一月，中英通商稅則章程，訂明各口收稅，劃一辦理，由中國大臣邀請外人幫辦。翌年委李泰國總司海關稅務，各海關所用外人，悉歸選募，海關行政權遂為外人所有。一八六一年一月，恭親王正式劄諭李泰國幫同總理稽查各洋商完稅事宜。此為洋稅務司的由來。是後總稅務司為英人所專任，各口稅務司亦以英人居多。

外國軍艦有權在各口岸停泊，亦即可進入中國領海，長江開埠後並可航行內河。

華人出洋的禁令取消，粵閩人被作“豬仔”販賣至南洋及中南美者愈眾，遭遇的慘酷，甚於奴隸。

鴉片貿易合法化，實行開禁，流毒益加普遍，為害益加劇烈。各國條約均有利益均霑條款，中國喪失權利於一國，等於喪失權利於所有條約國，各國形成一個對華聯合陣線。

當然若干外國人亦作了一些有意義的事，無論其是否確具善意，但對華人的新知多少有些啟發作用。中國有識之士，經過此次幾乎亡國或改朝換代的危機，亦獲得若干教訓與認識。

五、俄國的獨得

俄國對於中國領土的攫奪，一向是先造成事實，再取得認可。璦琿條約將烏蘇里江以東之地作為中俄共管，木里斐岳幅並不以為滿足。天津條約簽字之日，即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三日，重施其侵佔黑龍江以北的故技，率船闖入烏蘇里江，於右岸地方安設砲台，搭蓋房屋，理由仍為預防他國“犯境”。天津條約中的查勘兩國未經定明邊界一款，含意頗為含糊，木里斐岳幅自有解釋。十二月，俄國置阿穆爾省（黑龍江以北）與海濱省（烏蘇里以東）。翌年，俄人繼續往來烏蘇里江，深入綏芬河、興凱湖、琿春，逞凶橫行。北京接得璦琿條約報告時，正為英、法所困，急望俄人斡旋，不僅不罪責奕山，反命吉林將軍景淳酌量將烏蘇里江一帶空曠地方，照黑龍江之例辦理。天津英、法兵退，方知不妥，謂吉林地方不在奕山允許之列，命景淳拒絕，俄人狡執不移，定要赴烏蘇里江上游及興凱湖勘界。

中俄天津訂約後，普提雅廷向桂良表示願備送槍砲，派人教習，並為中國修造砲台，清廷均不之許。俄國的用意，在加強中國對英的抵抗力，不致輕易屈服，以便操縱。俄皇又命木里斐岳幅的隨員丕業羅幅斯奇前往北京，表面上是互換津約，照料來京的俄國學生，及致送槍砲。清廷派管理理藩院事務的肅順及尚書瑞常與之商辦。一八五九年四月，完成換約手續。接著丕氏提出八款，要點為東北應以黑龍江、烏蘇里江為界，西北界址亦須重議，通商範圍應加擴大。肅順悉行拒絕，謂東界應照尼布楚約辦理，奕山僅將江左空曠之地，暫准俄人居住，並非以黑龍江為界。此後往來辯駁，肅順堅執黑龍江以北係借與暫住，更不得涉及烏蘇里地方，俄使亦不得常川駐京。

不久俄國改派陸軍少將伊納學（nikolai p. ignatiev）率領軍官及三百八十輛裝載槍砲的馬車東來，以軍事援助為餌，誘清廷入彀。行抵蒙邊，知北京談判僵持，將槍砲留下，於大沽戰後二日，趕至北京，續與肅順談判。肅順仍稱東界不能更改，否認批准璦琿條約，黑龍江空地僅係借與俄人居住，烏蘇里不在其內。伊納學謂必須照俄國地圖辦理，否則難免強佔。肅順斥其出言無狀，如始終不悟，將閉關絕市，已許之黑龍江地方亦作罷論，烏蘇里等處斷不能借，詞氣極嚴峻。伊納學照會軍機處，指肅順悖禮。軍機處亦說中俄地界久已分定，不應別生枝節。木里斐岳幅即集兵伯力，對黑龍江委員“怒目拍案，愈形桀驚，聲言非用槍砲，斷不遷移”。

伊納學曾建議俄國政府，待英、法軍北來之時，再與中國談判，一八六○年一月，照會軍機處，謂英、法軍數萬現已起程，“中國願圖太平，止有一法，務思良友於本國（俄）”，如允將烏蘇里江以東歸俄，即勸令英國止兵。最後謂無論中國准與不准，“定將所佔之地堅守，永不復還”。俄政府尚不欲中國急遽崩潰，英、法捷足先登，復恐中國對英、法屈服，共同對俄，命伊納學仍留京交涉，同時命木里斐岳幅實行佔有烏蘇里江地帶。一八六○年五月，英、法軍分向華北集中，伊納學再詰軍機處，是否願照所請辦理，限三日覆知。軍機處不為所動，伊納學即行出京，轉往上海，中俄北京會議破裂。

伊納學到上海後，先與布爾布隆接觸，勸英、法軍艦向大沽示威，願予以外交協助，指肅順為西方國家的死敵。繼與卜魯斯相晤，特別解釋俄國之擬以槍砲致送中國，意在攻剿太平軍，嗣知中國欲用以對抗英、法，遂作罷論。俄外相亦告法國駐俄大使，伊納學可供英、法軍諮詢，暗示俄應均霑在華權益。英、法使北來，伊納學追踪而至，告以京、津防務部署。聯軍入京，恭親王以為俄與英、法狼狽相結，恐伊納學暗中挑撥，俄事一時不了，英、法兵或將一日不退。萬一俄人對蒙古生事，南下熱河，更屬不易措手，因之願和他商議俄國的要求。稍後，恭親王明瞭英、法既欠融洽，俄與英、法更是貌合心離，英、法條約的訂立，與伊納學毫不相干。伊納學則稱曾“竭力挽圖補救”，如能完成中俄未定之件，“兩國和好交誼，益加團結”。恭親王明知他是冒功要挾，為求息事，惟有照允。十一月十四日，中俄北京條約簽字，涉及範圍之廣，過於璦琿條約。東北自烏蘇里江口，南至綏芬河、興凱湖、圖門江口以東之地，盡歸俄有，海參崴軍港在內。西北伊犁、塔爾巴哈台之界重劃，准喀什噶爾通商及庫倫設置領事。

關於贈送槍砲，伊納學以俄國會剿太平軍，代運江浙漕糧為條件。恭親王只許收受槍砲，俄人說原有槍砲銹壞。至會剿、運漕，恭親王、曾國藩均以為流弊極多，英參贊威妥瑪復從中阻止，亦終無成。

一八五八年五月至一八六○年十一月，兩年半之間，英、法、美在中國共得的權利，俄國幾一一坐享。英、法用兵四年，固已滿其所欲，俄國不費一刀一槍，獨自取得了四十萬平方英里的土地，面積較現在的東北尚大。從此完整的東北成了殘餘的東北，海岸線大半見奪，北太平洋成為俄國的地中海，海參崴成為俄國在東亞的海軍基地，殘餘的東北陷於俄國的兩面包圍。

十八世紀俄國的勢力已伸入中亞，在設置東部西伯利亞總督之年（一八四七年），對於中亞的經略，同時並進，要求通商伊犁、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一八五一年，伊犁將軍奕山曾與俄人訂立條約，允於伊犁、塔爾巴哈台互市，劃定貿易圈。一八五七年，塔城貿易圈遭受焚掠，俄人撤回領事、商人，斷絕往來。次年派兵壓境，與木裡斐岳幅的行動相呼應。

中國東北領土的喪失，至中俄北京條約告一段落，西北則自北京條約正式開始。一八六二年，中俄西北勘界會議無成，俄軍屢擾科布多、伊犁。一八六四年，訂“塔爾巴哈台條約”，塔城以西之地，盡歸於俄國。時新疆回亂大起，俄國又乘機脅迫，一八六九年至一八七○年，齋桑湖一帶及巴爾喀什湖以東，亦為俄所有。原屬中國的塔什干（tashkent）、撤馬爾罕（samarkand）、布哈爾（bokhara）、浩罕（kokhand），先後悉遭併滅。總計西北見奪於俄國的領土並不小於東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