颉刚兄：

这篇文章的思想，和我上次信上的意思大致相同，这是很可快乐的事。但是最好还是希望我们的想头不同，才有争论。

这篇文章里，我也有几点与你所说小异：

（一）孔子不见得是纯粹的这么一个君子，大约只是半个君子而半个另是别的。孔子也骂君子，是你也举的。《论语》上有好些话出于君子之外。至于“他修养的意味极重，政治的意味很少”，这话恐怕不尽然。《论语》上先有这么些政治的意味的话。

（二）古文一派恐不始于向、歆。我的书太不熟，七年国外，忘得光光。我所记得的最早古文思想，是东方朔对武帝话，以周公为丞相，孔丘为御史大夫。但这话也正出于《汉书》，实不能取为确据。有了董仲舒一流之巫师，则古文一种较national的东西必起来，本无疑也。

（三）兄谓“宗教一面的材料没有寄顿之处，就改拉了老子做教主成就了道教……孔子就成了士大夫的先师了”。这话大致很对。但最初拉老子的人，还是那些偏于古文的儒家，如王弼、何晏等。黄巾道士并不拉老子。等着道士拉老子，恐是葛洪前后的事了。

孔子之政治思想，我认为甚紧要。内谈正名，外谈伯道，实是当前的大题目。伯道在孔子时没有一点坏意思。现在人想起伯来，便想到西楚伯王，遂误会了。

《论语》上孔子之修养采色，恐亦是由《论语》之成就造成。《论语》当然是有子曾子一派的。这派人总是少谈政事，多谈修养，好弄那些礼貌的架子。有子便是架子大家，大约是架子“似夫子”。我们就这一派人的传记看孔子，自然由这个角的perspective加重这一派人的采色。

我有一个非常自信的成见，以为我们研究秦前问题，只能以书为单位，不能以人为单位。而以书为单位，一经分析之后，亦失其为单位。故我们只能以《论语》为题，以《论语》之孔子为题，不能但以孔子为题。孔子问题是个部分上不能恢复的问题，因为“文献不足征也”。否则汇集一切孔子说，如孙星衍所愿自效于他所想像以为七十二代文人者，亦正乱七八糟。今以《论语》的单位，尚可抽出一部分的孔子来，其全部分的孔子是不可恢复了。于墨子、庄子等等俱如此，俱以书为单位，而于分析之后不勉强补苴罅漏。其有不能解决之问题“及史之阙文”而已。

弟　斯年

十五、十二、七

（原载1927年12月13日《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