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之为用，自喻喻人而已。自喻奚贵?贵乎达；喻人奚贵?贵乎信。《传》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达之说也。《书》曰：圣有谟勋，明征定保，信之说也。夫以言传意，自古殆已有不能吻合之患，是故譬喻众而假借繁。水深曰深，室深亦曰深；布广曰幅，地广亦曰幅，此譬喻也。相之字，观木也，而凡视皆曰相；之字，日中视丝也，而凡明皆曰；此假借也。言期于达，而不期於与本义合，则故训之用，由此滋多。若夫累字成句，累句成文，而意仍有时而疐碍，则兴道之用，由此兴焉。道古语以剀今，道之属也。取古事以托喻，兴之属也。意皆相类，不必语出于我，事苟可信，不必义起乎今，引事引言，凡以达吾之思而已。若夫文之以喻人也，征于旧则易为信，举彼所知则易为从。故帝舜观古象，太甲称先民，盘庚念古后之闻，箕子本在昔之谊，周公告商而陈册典，穆王详刑而求古训，此则征言征事，已存于《左》、《史》之文。凡若此者，皆所以为信也。尚考经传之文，引成事述故言者，不一而足。即以宣尼大圣，亲制《易传》、《孝经》之辞，亦多甄采前言，旁征行事。降及百家，其风弥盛。词人有作，援古尤多。夫《沧浪》之歌，一见于《孟子》，素餐之咏，远本於诗人。彦和以为屈、宋莫取旧辞，斯亦未为诚论也。逮及汉魏以下，文士撰述，必本旧言，始则资于训诂，继而引录成言，汉代之文几无一篇不采录成语者，观二《汉书》可见。终则综辑故事。爰至齐梁，而后声律对偶之文大兴，用事采言，尤关能事。其甚者，捃拾细事，争疏僻典，以一事不知为耻，以字有来历为高，文胜而质渐以漓，学富而才为之累，此则末流之弊，故宜去甚去奢，以节止之者也。然质文之变，华实之殊，事有相因，非由人力，故前人之引言用事，以达意切情为宗，后有继作，则转以去故就新为主。陆士衡云：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义，故虽爱而必捐。岂唯命意谋篇，有斯怀想，即引言用事，亦如斯矣。是以后世之文，转视古人，增其繁缛，非必文士之失，实乃本于自然。今之訾謷用事之文者，殆未之思也。且夫文章之事，才学相资，才固为学之主，而学亦能使才增益。故彦和云：将赡才力，务在博见。然则学之为益，何止为才裨属而已哉?然浅见者临文而踌躇，博闻者裕之于平素，天资不充，益以强记，强记不足，助以钞撮，自《吕览》、《淮南》之书，《虞初》百家之说，要皆探取往书，以资博识。后世《类苑》、《书钞》，则输资于文士，效用于闻，以我搜辑之勤，祛人翻检之剧，此类书所以日众也。惟论文用事，非可取办登时，观天下书必遍而后为文，则皓首亦无操觚之事。故凡为文用事，贵于能用其所尝研讨之书，用一事必求之根据，观一书必得其绩效，期之岁月，浏览益多，下笔为文，何忧贫窭。若乃假助类书，乞灵杂纂，纵复取充篇幅，终恐见笑大方。盖博见之难，古今所共，俗学所为多谬，浅夫视为畏涂，皆职此之由矣。又观省前文，迷其出处，假令前人注解已就，自可因彼成功，若笺注未施，势必须於翻检。然书尝经目，翻检易为，未识篇题，何从寻讨?是以昔人以遭人而问为懿，以耳学不精为耻，李善之注《文选》，得自师传，颜籀之注《汉书》，亦资众解，是则寻览前篇，求其根据，语能得其本始，事能举其原书，亦须年载之功，岂能卤莽以就也。尝谓文章之功，莫切于事类，学旧文者不致力于此，则不能逃孤陋之讥，自为文者不致力于此，则不能免空虚之诮。试观《颜氏家训·勉学》、《文章》二篇所述，可以知其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