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厉行禁烟时期，还是所谓“寓禁于征”的公卖时期，私贩鸦片都是非法的。如人赃俱获，货被没收不说，还要处以罚款甚至徒刑，重者可能被枪毙。
在边远地区贩烟，还另有种种危险。百色为广西烟土集散地，偷运鸦片前往百色的，常常丧生。去百色路途险峻，气候恶劣。贵州普定三棵树一次曾有18人去百色，回来死了16个，未死的两个打“闷头摆子”（恶性疟疾）久久未愈。有个叫伍效高的人，曾经营烟土18年之久。他略知去百色危险，因利之所在，仍决心前往。
1922年，他从贵州进入广西。路上确不好走，遍地土匪，随时有被抢劫的危险。员丰县板城有个自称“司令”的土匪王海平，船经板城，都得经他检查。船上如装有烟土，须过秤，交过“保护费”，才予放行。从板城船行下水到北香，再转上水，经红水河到百乐，由百乐上岸，走七天陆路，才到百色。
最难走的是百乐到百色的陆路，内有一段长满了一丈多高的巴茅。上不见天，下不见地，遍地霉叶烂草，臭气扑鼻，令人窒息。夜宿荒山，蚊叮虫咬，还得防野兽袭击，毒蛇伤人。两天两夜方能走完这段如鬼门关似的路程。
有句俗话就是形容这段路程的：“过了八渡河，带信回家嫁老婆；走了三道沟，阎王把命勾。”
虽然如此，还是有不少人“出生入死”，舍命贩烟土。
烟贩子从长期贩烟中，研究出了种种偷运鸦片的方法。真是无扎不入，无奇不有。下面试举几例。
（1）书籍运土法
先将书籍买来，最好是有布套的。用刀将书籍封面抠一洞，把烟土填装其中。上面放凡本没有挖洞的完好书籍，将布套套上。然后用纸包起来，露出上下两端，以备查验。大量偷运烟土的人，多私刻有书局的发书印戳。用挂号从邮局发出藏有烟土的书籍，据说万无一失，均能如愿以偿。
（2）糖包运土法
购买几十包或几百几千包糖，在一部分糖包中放进烟土。装运时，没有烟土的糖包放在底下和上面，检查人员一般只查上下的糖包。即便抽查中间的糖包，因糖多烟土少，也难以发觉。
（3）油篓运土法
购猪油若干篓，将烟土用质量好、不透油的油纸包好，置于油中，复将油篓盖上、封严。即使遇到能手检查，也很难被查出问题。
（4）冒充“五倍子”
有一个惯于走私的商人，用铁皮精心作成五倍子的形状，外面涂上颜色，看上去就像真五倍子一样。然后将烟土塞进假“五倍子”中，跟真五倍子混合包装，检查的人即便使用铁钎，也探不出货物有问题。这个走私商人用他“发明”的这个办法，一批批偷运烟土，获利甚巨。
（5）藏于汽车部件中
公路一条条开辟以后，烟贩子想出了一个既迅速又安全的偷运烟土的方法，即将烟土藏入汽车部件和油桶中。
（6）灵柩运土
有的烟贩盗掘新墓，取出棺材，将烟土藏在尸体的下面。每个烟丸直径3寸多。棺长6尺余，宽2尺，棺底铺一层烟丸，起码有100多个，数量不可谓不多。通过关口，到达目的地，取出烟土，棺材、尸体则弃之而去。灵柩运土还有一法：备棺木一口，将烟土藏入棺内。在出发地假报某人死亡，运灵柩还乡，请官府发给证明。为迷惑检查人员，特将死狗或死猫一只放入棺内烟土旁，并故意不把棺盖盖严，让恶浊气味外溢。运至目的地，夜间将烟土取出。
（7）死婴运土
有的烟贩觅得死婴，将其内脏挖去，把烟土塞入腹内。用线把死婴腹部缝台，然后穿上衣服，用包被包好。如无人告密，通过检查哨所时，是不会被检查出来的。（8）游鱼运土烟贩买通船主，将装满烟土、封好口的洋铁罐，用绳子系在船底上。因绳子很短，检查者无论如何也查不出。
（9）月饼运土
买通月饼师傅，将罐头烟土（每罐重几分至一钱多）藏入月饼馅内，外加饼皮，烘制成月饼。装入盒内，即可运走。
（10）竹杠运土
私贩烟土者多以烟土藏于抬货物之竹杠中，将两端巧妙伪装，使之不露破绽。即使检查者“如虎如狼，狂事搜索”，私贩者也不着急。垂手站立一旁，待检查毕，不慌不忙拿起竹杠，便抬着货物赶路。用此法，可“稳渡难关”。
（11）食品运土
先购糕点若干匣，或食品罐头若干听。将盖子取下，拿出食品一半，把烟土放置匣中或听中，上以食品覆盖，然后将盖封固。此法多用于偷运小宗烟土；而用于运吗啡粉者，不可胜计。检查者一般用手摇匣（听），不会打开盖子。听摇动声音，检查者不致怀疑匣（听）内装有烟土。
（12）马桶运土
先特制马桶一只，底做成夹层，以烟土置其中。用油漆将马桶漆过，不使漏水。大小便时照可使用。准备停当，便可带着家眷上路。携家眷出门，随带妇女溺器，这也是情理中事，检查人员不会顿生疑窦。到达目的地后，即可取出马桶夹层里藏着的烟土。
（13）暗仓运土
吴铁城1937年任广东省主席以后，跟广州湾的陈学谈勾结，数次贩运私烟出国。利用陈学谈拥有的大司马和天成两艘轮船，运载鸦片赴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以较低价格，向这些国家倾销（据说印度烟膏用薄锡装的每两售当地纸币10元，广州湾老陈福记烟膏每两售价只4元）。
吴铁城、陈学谈第一次贩烟出国，各分得利润60万元港币，第二次分得100万元港币，第三次获利跟第二次相差无几。三次贩烟，所以大获成功，是因为大司马和天成二轮都设有暗仓。它位于轮船尾端，近船舵两旁，成扁方形直通船的底板，有两个仓门。
船满载货物时，暗仓即沉入水中，从水面上消失，不知内情者无从察觉。船卸完货，暗仓即浮出水面。一艘船上的两个暗仓，可藏烟膏300多万两。第四次偷运烟土时，因大司马船上冲洗厕所的工人对赏金分配不满，愤而向菲律宾海关告密，贩烟船被查获。大司马船被扣两星期之久，后罚港币20万元，没收船上全部烟膏，才将船只发还。如不是内部人员告发，暗仓运烟的秘密，检查人员是难以发现的。
偷运鸦片的手法不能一一胪列，由以上几点即可看出烟贩手段的狡诈。
查获私烟之事，报端常有披露。《申报》1931年4月10日刊登《南北两轮搜获烟土》一文，内称：天津招商局新丰轮定于8日开赴上海，启程前海关人员在该轮煤仓中，搜出烟土1.2万两。汕头南记洋行安顺轮从新加坡经汕头赴厦门，海关派员上船检查，搜得海口鸦片7布袋，计重9360多两。但是，查获并公诸报纸的偷运鸦片事件，毕竟是极少数，更多的偷运者是蒙混过了关，甚至保护过了关。
护运代运
（1）烟帮贩烟
烟商为防土匪拦路抢劫，和抗拒官府、军阀的检查，常常结成“烟帮”。一般的烟帮都有长短枪支数十支。其头子都是旧时军官或出身土匪，与军阀、官府有着某种关系。例如黄绍竑的结拜兄弟、烟帮头子陆炎，当过哨队的哨官，后来移居广西百色，成为当地豪绅。广西另一个烟帮头子刘字臣，是自治军总司令刘日福的侄儿。
还有一个烟帮头子陆荣廷，跟军阀陆荣廷同名同姓，且是老伙伴。他专走龙州、靖西、镇边、云南那条路，在那条路上，每一个站头他都讨了一个小老婆，建了一个安乐窝。每次上路贩烟，等于在自己这间屋子和那间屋子之间来回走动。广西烟帮数他最出名，腰杆最硬，什么关节都打得通。烟帮头子陆荣廷、刘宇臣等经常从广西百色护送花纱匹头、广洋杂货到云、贵两省。返回时就秘密护送鸦片。
烟帮上路时，常常有很多个体烟贩随同出发，他们结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有时人数多达1000以上。他们带着各种货物和现款，到了目的地，就把货物交给当地商号出售，或径自在大街设摊，以货易货，换回鸦片。据黄绍竑讲，有一个烟帮，一次贩运烟土50多万两。
（2）军队护运
烟帮武装贩烟，还常常“祸生不测”。因鸦片表面上是违禁品，任何人都有权将其“缉获”，故烟帮私贩的烟土，随时都有可能被官府、军队、土匪拦截。为确保安全，烟帮常托庇军方，借军队作更有力的保护。请军队护送，实则就是要取得当地驻军的许可。军方派少数象征性的武装就够，当然必要时也要出动足以应付事变的部队。
1920年冬天，团长马晓军的一个营进驻广西百色。两个多月后，他的一个连就干起护送烟土的勾当来。头一批大约10多万两，收取保护费3万多元。连长没有按惯例将保护费的大部分分给上司马晓军，而是只给他一小部分，马晓军把连长找去训斥了一通。他说：“有人报告，你派兵护送鸦片烟土，得了很多钱，还讨了‘老举’（妓女），我以长官和父执的地位警告你，如果以后再是这样，就要成为阶下囚的。”
那个连长心想：我护送烟土难道你不知道，还要等人报告吗？不过因为分得钱少了，骂骂吓吓，好让我多送一些钱就是了。横直他不敢向上头告我的，因为他自己也有份。真把我撤差关起来，我把他供出来，他也脱不了干系。该连长不但不收敛，反而放开手脚大干，只是多分给马晓军一些钱。自此，马晓军对该连长派兵护送烟土的事听之任之。
军队护烟也不是万无一失的。马晓军的另一个连长派一排人去护送烟土，在途中被某司令将烟土劫去，一排人的枪也被缴了。马晓军不敢派兵去夺回烟土，但又舍不得那几十支枪。于是向某司令求情，要回了被缴的枪支。至于烟土，那就该烟商倒霉了。
军队的保护费由烟帮头子作中介人，与军队、烟商双方事前议定。云南、贵州等地烟土运到广西百色，每两保护费3角。百色以下，又有各段的保护费。统计由百色入口到梧州等地出口，每两烟土保护费毫洋六七角。保护费的大头归军队所得，剩下的归烟帮头子。如云贵的烟土运到百色，每两保护费3角中，军队得2角或2角多，烟帮头子得1角或不到1角。
（3）军队包运
军队护运，不如军队包运来得保险。军队运烟，可以逃免税收，这实际上就是走私。四川对外交通，旧时只有通宜昌一条水道。宜昌设有特税处，专收四川出境的烟税。烟税税率，初为每担1200元，后增至每担2000元，军队包运，每运一担，即赚得应交税款少则1200元，多至2000元。如一次运100担，最多时可净赚20万元。商人将烟土委托军队包运，有时只需付给应交税款的一半。既安全，又省钱，商人何乐而不为呢？
不过军队包运，须持军长或师长的护照，还须跟宜昌特税处打通关节，代价是分给特税处“私包袱”。为便于运烟，四川的军长、师长们在宜昌等地大多设有办事处，实则是运烟机关。四川、湖北之间，四川军官来来往往，不绝于道，名曰“办事”，实即运烟。他们都很富有。
军队调防，被认为是走私鸦片的绝好机会。范绍增师由四川移驻湖北江陵。该师团长、营长随带烟土很多。初到江陵，即将所带烟土抛出，市上烟价大跌。烟民们私相庆贺，说道：“范师长来得好，我们吸点便宜烟。”
不仅地方驻军运烟，而且国民党军政部也这样做。如吴铁城跟陈学谈合伙走私烟土，为避免沿途地方官吏和缉私机关的检查留难，特请军政部（时何应钦任部长）派出全副武装的宪兵一连，将烟土由云南护送到广东遂溪县寸金桥广东省政府（贩烟）办事处。运烟的担子上贴着盖有军政部大印的封条。
（4）外国人代运
起先，帝国主义利用在中国的内河航运特权，用商船、军舰替商人向内地运输鸦片。民国年间，帝国主义又反过来，替四川、云南、贵州、热河、甘肃、新疆等地的军阀、官僚，将内地生产的大量烟土运向沿海各省销售。
云土主要由法国烟贩经越南运香港、上海；边土（热何等地出产）多由日本烟贩转运华北、东北；川土和部分黔土，多集中重庆，由美、英、日的“太公”、“怡和”、“日清”、“其昌”洋行和轮船公司，从长江东运。沿途虽关卡重重，但外轮享有特权。按规定，检查不出违禁品，要按误点赔偿损失，所以军警一般不敢开舱检查。
轮船以外，帝国主义还用飞机代运烟土。国民党政府跟英国合资办的欧西航空公司，就干私运鸦片的事。中国另三家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以上两公司由国民党政府办）、陈纳德公司（美国退役空军军人陈纳德办）也都这么干。1946年7月，重庆上空坠落一架从西昌飞来的飞机，19名乘客全部身亡。其中有西昌行辕政治部主任张敦品、第二十四军参谋长刘开谱等。清理遗物发现有鸦片400余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