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又调到大批的生力军了。会合残部总有一万多人，向江湾西南面，庙行东南的小场庙我们的阵线进攻。这里只驻有我们一营人，所以我们唯一的对付方法，就是沉住气。等到那一群像毒蛇般的敌人，在猛烈的炮火烟焰中，渐来渐近时，我们便似潜伏的猛虎一跃而去，同时百连发的机关枪，不停的扫射。只见第一排冲锋的敌人倒下去，第二排跟上来，但也一样的倒下去。这真使敌人没有勇气前进。第三排倒下以后，他们暂时停止了前进。也许他们正怀疑我们这里不只一营兵，于是轧轧的飞机声，开始在我们头顶上盘旋了。在他们侦察之后，便用左盘右旋的方法指示敌人炮击的目标。一颗颗的炮弹，打在我们的阵地上，一股股的烟尘，把蔚蓝的天色，变成惨暗，我们的同志眼看着接二连三，被炮弹所毁了，因此我们只好暂时退却。
我们到了第二道防线时，我们的同志少了三分之一。我四面的看了一阵，看到谢英和张权、黄仁都安全无事，这使我多少有些高兴。敌人暂时不来进攻，我们也没力量反攻，火线上这时平静了，营长已经打电话到军部去了。我们预计下午必可反攻。这时我们吃了些干粮，装好子弹只等反攻的信号。
不久我们的援军分三路来了，一路从谈家宅袭击敌军的左翼。一路从塘东宅水车头向敌的右翼包抄。一路协同我们从正面进攻。这一来人人兴奋，把敌人三面包围。敌人呢，这一次也来得非常猛烈。这地方是他们重要出路，所以不肯轻易放弃。于是两面的炮火，都猛烈的交击着。子弹嘘嘘的在空气中狂吼。大地都撼动起来。火光如闪电般在烟尘中时现时隐。我们人人忘记了死，只顾向敌人开机关枪，掷手榴弹不停的进攻。可是敌人的炮火也够厉害了。阵线前，沟壕旁，一个一个深陷的弹坑，使人联想到魔穴的恐怖。空中充满了砰砰的弹声，噼啪的枪声！迷漫的烟雾，羼和着硫磺味道，使人差不多要窒息昏去。一阵混乱的攻击过去后，两方的距离更近了。于是我们冲进敌人的黄色队伍中去，枪杆横打过去，刺刀向胸前腹部各地方戳下去，于是地狱中的惨号悲吼的声音，冲出了人间。地上的血？自成了一条小小的河流，蜿蜒的流开去。尸体堆积在地面，成了一座多色彩的小土阜。
正在混杀的时候，忽见我们的左翼方面一声呐喊，敌人阵地冒起浓烟，手榴弹纷纷的暴裂了。敌人如山崩般的溃退了。同时我们正面跟着逼上去。使得敌人先头部队与左翼失去联络。于是敌人惨败了。我们唱着雄壮的凯旋歌，在腥风血雨中回归原来的阵地。
我们掳了不少的俘虏，与一千多杆的枪枝。还有机关枪九架。那些俘虏是要送到后方去的，于是我同谢英、张权便得了这一个轻便的差事。
我们把他们装进一辆大卡车里，不许他们动。我们时时把枪对着他们，假作瞄准，这当然是开玩笑，可是他们都惶悚的如被宰割的小羊。
那是一所广大的如监牢形的空屋子，我们就在那里下车，把这群俘虏押进里面。当我们开开那重铁门时，里面已经有着不少的俘虏了。我们把这一群新的，另外赶进一问空屋里。于是实行检查了。谢英把枪向他们指着，那些人连忙把双手高高举起。我们一共六个人，把俘虏分成六队，每人检查一队；他们很驯服，都像好学生般的，一排排站着不动。我们先搜他们的衣袋，然后再摸摸他们的腰部，结果很好，都没有武器，可是在一个二十五六岁年轻俘虏的身上，我们搜出了一封信。我们六个人中间谁都不懂英文，这真扫兴，我们把他的信翻来覆去的看了又看。只有几个汉字如上海北四川路，我们是认得的。其余那些一钩一撇的字形，对我们真是太陌生了。我们把俘虏安置好，他们向来是惯于席地而坐的，这时当然也都一排排盘腿坐在砖头地上。他们看来很怕冷，人人都向有阳光的地方挤。我告诉谢英，我要去找李连长，——他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他一定懂得这封日本信。
“好，你请李连长，把它译出来让大家看看吧！”谢英说。我独自到离这里约有一里路光景的官长办事处，找到了李连长。这时他正坐在一张圆桌旁，和许多长官在研究战地地图。我把信交给了他，李连长随看随在原信的空白上，译成中文；后来李连长把这封信读给在座的长官听道：
母亲大人膝下：
儿身临疆场，才知道战事是这样失利悲惨！岂是人类互相杀屠，也是竞争历程所不能免吗？除了弱肉强食就没有别的出路吗？唉，儿的心绪太坏了呵！这一次第一个感想：就是人生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实是个人的修养。
三日动员令下后，十三日到上海，受在沪同胞百般恩待；到二十夜，乃到北四川路任警备之责，翌日移防上海北区；二十二日调到江湾加入火线，和敌人苦战一天一夜，结果是惨败了。等到明天的援兵到来，仍要反攻，和儿同学的西尾太郎已经战死了。
战事何时结束尚不可知，总而言之，敌人这次的勇敢善战，和他们民众的觉悟热烈，都是在吾人意料之外。儿记起从前和俄国开战时，国人是那样的奋激，就是柔情的妇女们，也都鼓舞欢送以“祈战死”的绣旗相勉励，而这次呢，大家的战争情绪是那样灰色凄凉，儿不解是什么缘故，大概是师出元名吧！
万一不聿，儿因战争而死，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务请母亲宽心勿以儿为念！并恕儿赦儿，不能报恩于养儿成人的白发老母。并请告文谅儿罪勿徒悬念，生命有限但愿神佛保佑，j乙切望大家亲友不要为儿着急，各自保重身体，儿前诸承照拂，无以为报，非所愿，天也！
别话多未及，惟感谢吾亲二十余年教养之恩罔极。
诏和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子甚叩。
这封哀怨悱恻的信，经李连读完后，围着圆桌的长官们，眉目之间都有一种异样的表情。我呢，也觉得心头惘惘然。当我回到俘虏看守所时，我把这信的始末告诉了谢英他们，大家都不知不觉同情那个写信的俘虏，我们特别跑到他坐着的地方，从铁栅缝中向他细细的观察。他是一个阔腮，高鼻的青年，他不理会我们围在他旁边窃窃的私议。只是两眼凝望着天空，沉思着。
“他们中间也有好人？”这是张权的新发见，在霎那以前他的确认为日本人，只有欺诈、专横、险奸和野心一类的劣根性。他曾经这样提议过：“假使我下次和敌人肉搏时，一定要划开敌人的胸膛，看看他们的心肝五脏，是不是黑的？”
“当然世界上不都是坏人，孩子们都是纯洁无私的；只是一些自命为聪明的人，有权势的人，为了个人的私利，在那些纯洁的小心灵中，播上罪恶的种子，最后自然有了这悲惨的结果！”我对于张权的话，发生了这种的感想。
“那么一切罪恶的结果，是不可免了，比如侵略的战争一类的事。”谢英说。
“在这时代自然是免不了。因为那些聪明的人，和有权势的人，他们的运气还没有衰竭，换句话说，他们正在走着红运，同时平民们还没有发见自己是傻子！”我说。
“假使平民有一天觉悟了呢？”张权说。”那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我说。
“那恐怕不是我们的时代了！”谢英插进一句。
“不见得吧！”我说”你看这次我们民众给我们的援助，就是他们觉悟的一个证据！”
“可是日本人也可以说他们的侵略我们，是为了他们的民众！”谢英很机敏的反驳我的话。
“不过事实已经反驳他们这种骗人的话。”我说。昨天黄仁曾告诉我这样一段新闻：
“有一个日本在乡军人，这次也被征调加人前线作战，足部受了弹伤，他住在红十字会医院——他是一个商人，在中国很久，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有一天一个中国朋友见了他，他说起这次战事的感想：我们商人在贵国营业，一向安居无事，自从战事发生后，什么买卖都停顿；损失了不知多少？而且最痛苦的，我们还须放下算盘去拿枪杆。这一来又不知牺牲了多少陛命？
政府出兵的理由是保侨，而结果呢，我们侨民就牺牲于保护之下了。这冤枉有什么可说，又向谁去说？”我们看了这一件事，我们就明白这不是日本民众要和我们打仗。只是军阀政客要卖弄他们的军火多，军器利，而无数的民众便作了莫明其妙的牺牲品。”
“这种没意思的战争，总有一天要被拆台的。”张权说。“我们只希望早点拆台，枉死城里也可少去几个！”谢英说。我们背后的大铁门又开了，铁锁哗拉的一声，打断我们的谈话。跟着进来一群新俘虏；他们面色很阴沉，当然作了俘虏还有什么耀武扬威的力量呢？照样的一个个坐在地上，有几个身上的军装都被撕破了；肩章斜在一边，头上的钢盔帽也失掉了，有几个脸上还渲染着血迹。
中午时我们发给他们一些干粮和水，有几个又伸出手来问我们再讨一些；照张权的意思是不去理会他们。我呢，觉得他们已经是赤手空拳的俘虏了。同时他们里面也有不少好人，于是我又给了他们一些，他们非常感谢的向我鞠着躬。屋外走进几个和我们换班的弟兄们。“你们走罢！让我们来看这些矮东瓜吧！”一个高个子的兵豪爽的说。
“喂，他们这些东洋鬼子真迷信，”另一个广东口音的兵说。
“怎么？又有什么新鲜把戏吗？”谢英打着乡谈问。
那个广东兵从袋里掏出一张符策似的东西，如一块椭圆形的铜牌，那张符篆上写着“南无阿弥陀佛”几个汉字。铜牌上呢，一面铸了一尊趺坐的佛像，一面刻着三行汉字，左一行是：“别当常乐寺”，中间一行是：“厄除北白大悲尊”，右一行是：“信浓国别所”。
“这是什么意思呀？”张权问。
“什么意思吗？就是文明的本国民，上战场的时候，还希望神佛保佑！”
“佛！假使有也不能让他保佑这些杀人不眨眼的魔鬼！”那高个子的兵接着说。
我们都哈哈笑了。那些俘虏们莫明其妙的望着我们，那个广东兵向他们作了一个鄙视的鬼脸；俘虏们有几个，筋涨眉耸的似乎要发作起来；正在这时，谢英把他身边的枪举起来，这一下那些野性的俘虏，便又都酎了。
“假使我们手里没有这杆枪，我们这几个人准要被他们打成肉酱了。”谢英说。
“当然他们如果没有那些猛烈的炮弹刀枪，他们也不敢上我们的海岸了！”我说。
“武力真可怕！”张权说。
“公理更可怕！德国的失败就是证据！”我说。”那么日本为什么要作第二德意志！”谢英说。“日本是初生的犊儿不怕虎。”我说。
我们谈讲着已到后方的营帐里。前线断续的炮火声从寒风里送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