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我生以来，河十数决。岂河难治？抑治河之拙？抑食河之餐？作筹河篇。
但言防河，不言治河，故河成今日之患；但筹河用，不筹国用，故财成今日之匮。以今日之财额，应今日之河患，虽管、桑不能为计；由今之河，无变今之道，虽神禹不能为功。故今日筹河，而但问决口塞不塞与塞口之开不开，此其人均不足与言治河者也。无论塞于南难保不溃于北，塞于下难保溃于上，塞于今岁难保不溃于来岁；即使一塞之后，十岁、数十岁不溃决，而岁费五六百万，竭天下之财赋以事河，古今有此漏卮填壑之政乎？吾今将言改河，请先言今日病河病财之由，而后效其说。
人知国朝以来，无一岁不治河，抑知乾隆四十年代以后之河费，既数倍於国初；而嘉庆十一年之河费，又大倍於乾隆；至今日而底高淤厚，日险一日，其费又浮于嘉庆，远在宗禄、名粮、民欠之上。其事有由于上者，有由于下者。
何谓由上？国初靳文襄承明季溃败决裂之河，八载修复，用帑不过数百万；康熙中，堵合中牟杨桥大工，不过三十六万。其时全河岁修不过数十万金，盖由河槽深通，而又力役之征，沿河协贴物料方价皆贱，工员实用实销，故工大而费省。乾隆元年，虽诏豁各省海塘河堤派民之工十余万，而例价不敷者，尚摊征归款。至四十七年，兰阳青龙岗大工，三载堵闭，除动帑千余万外，尚有夫料加价银千有一百万，应分年摊征。其时帑藏充溢，破格豁免，而自后遂沿为例，摊征仅属空名。每逢决口，则沿河商民，且欲囤柴苇，倍昂钱值，乘官急以取利，是为河费一大窦。然乾隆末，大工虽不派夫，而岁修、抢修、另案，两河尚不过二百万。及嘉庆十一年，大庾戴公督南海，奏请工料照时价开销，其所藉口，不过一二端，而摊及全局。于是岁修、抢修顿倍，岁修增而另案从之，名为从实销，而司农之度支益匮，是为河费二大窦。计自嘉庆十一年至今，凡十八载，姑以岁增三百万计之，已浮旧额万万，况意外大工之费，自乾隆四十五年至今，更不可数计耶？此之谓费浮自上。
其浮自下者，自靳文襄以后，河臣不治海口，而惟务泄涨，涨愈泄，溜愈缓，海口渐淤，河底亦渐高，则又惟事增堤。自下而上，自一二岁以至十岁、数十岁，河高而堤与俱高。起海口，到至荥泽、武陟两堤，亘二千余里，各增至五六丈。束水于堵，隆堤于天，试以每岁加堤丈尺，案册计之，必有二三十丈。其实今堤不及十分之二，不曰汛水淤垫，则曰风日削剥，以盖其偷减。其实汛水能淤堤中之河身，不能淤堤外之官地。试以堤外平地高低丈尺洁之堤则词穷矣。即此加堤之费，已不下三万万。河身既淤，大溜偶湾，即成新险，于是又增另案之费；河堤既高，清水不出，高堰石提，亦逐年加高，于是有增湖堰之费，亦不下三、五万万。是以每汛必涨，每涨必险，无岁不称异涨。每岁两河另案岁修，南河计四百万，东河二三百万，溃决堵合之责，人能知之，能患之，其不溃决而虚糜之费，则习以为常，且不知之，且不能患之也。堤日增，工日险，一河督不能兼顾，于是分设东、南两河，置两河督，增设各道、各厅。康熙初，东河止四厅，南河止六厅者，今东河十五、南河二十二厅。凡南岸北岸，皆析一为两，厅设而营从之，文武数百员，河兵万数千，皆数倍其旧。其不肖者，甚至有险工有另案为已幸。若黎襄勤之石工、粟恪勤之砖工，即已有“糜费罪小，节省罪大”之谤。此之谓费增自下。
是以国家全盛财赋，四千万之出入，无异乾隆中叶之前，巡幸土木普免之费，且倍省于乾隆之旧；而昔则浩浩出之而不穷，今则斤斤撙之而不足。是夷烟者，民财之大漏卮，而河工者，国帑之大漏卮也。然则今日舍防河而言治河可乎？惩糜费而言节用可乎？曰无及矣!南河十载前，淤垫尚不过安东上下百余里，今则自徐州、归德以上无不淤。前此淤高于嘉庆以前之河丈有三四尺，故御黄坝不启，今则淤高二丈以外。前此议者尚拟改安东上下绕湾避淤，或拟接筑海口长堤，对坝逼溜，以期掣通上游之效；今则中满倒灌，愈坚愈厚愈长，两堤中间，高于之间，高于堤外四五丈，即使尽力海口，亦不能掣通千里长河于期月之间。下游固守，则溃于上，上游固守，则溃于下。故曰：由今之河，无变今之道，虽神禹复生不能治，断非改道不为功。人力予改之者，上也，否则待天意自改之，虽非下士所议，而亦乌忍不议？
中
河决南岸与决北岸孰胜？则必佥曰：南决祸轻，北决祸重。北决而在上游，其祸尤重，决北岸上游者，若乾隆青龙冈之决，历时三载，用帑二千万，又改仪封、考城而后塞。嘉庆封丘荆隆工之决，历时六载，后因暴风而后塞。武陟之决，用帑千数百万，亦幸坝口壅淤而后塞。南岸则虽在上游，亦不过数百万可塞。是地势北岸下而南岸高，河流北趋顺而南趋逆。故挽复故道，北难而南易。上游北决，则较下游其挽回尤不易。
问曰：然则河之北决，非就下之性乎？每上游豫省北决，必贯张秋运河，张秋即今寿张县。趋大清河入海，非天然河槽乎？挽回南道既逆而难，何不因其就下之性使顺而且易，奈何反难其易而易其难，祸其福而福其祸？则必曰：恐妨运道。乌乎!今之南运河，果能不灌塘而启坝通运乎？既可灌塘于南运河，独不可灌塘于北运河乎？明知顺逆难易，利害相百，乃必不肯舍逆而就顺，舍难而就易，岂地势水性使然乎？审地势水性如之何？曰：莫如南条行南，北条行北而已。近日黄河屡决，皆在南岸，诚为无益，即北决，而仅在下游徐、沛、归德之间亦无益，惟北决于开封以上则大益。何则？河、济北渎也，而泰山之伏脉介其中，故自封丘以东，地势中隆高起，而运河分水龙王庙，遏汶成湖，妥流南北以济运。是河本在中干之北，自有天然归海之壑。强使冒干脊而南，其利北不利南者，势也。北条有二道：一为冀河故渎，史记所谓禹载之高地者，今不可用。上游即漳水，下游至天津静海县入海，皆禹河故道，其他亦高，故不可用。一为山东武定府之大清河即济水、小清河即漯水，皆绕泰山东北，起东阿，经济南，至武定府利津县入海，即禹厮河为二渠，一行冀州，一行漯川者也。
自周定王时，黄河失冀故道，即夺济入海，东行漯川，故后汉明帝永平中，王景治河，塞汴归济，筑堤修渠，自荥阳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汉千乘即今武定利津县。行之千年。阅魏、晋、南北朝，迨唐、五代，犹无河患，是禹后一大治，盖不用禹冀州漳、卫之故道，而用禹兖州漯川之故道。以地势，则上游在怀庆界，有广武山障其南，大仳山障其北；既出，即奔放直向东北，下游有泰山支麓界之，起兖州东阿以东，至青州入海，其道，其道皆亘古不变不坏，共善一。以水性，则借至清沉驶之济，涤至浊淤之河，药对证而力相敌，非淮，泗恒流不足刷黄者比，其善二。
北宋河益北徙，几复故道，宋人恐河入契丹境，则南朝失险，故兴六塔二股河，欲挽之使东，又不知讲求漯川故道，其弊在于以河界敌，志不治何也。
及南宋绍熙、金明昌之际，河遂自阳武而东，至寿张，注梁山泺分二派由北清河入海，南派由南清河入淮，南清河即泗水入淮之道，今会通河起汶上县至淮安府清河县是也。北清河即济漯川。今大清河自运河滚水坝历东阿、平阴、济阳、齐东、武、青城、滨州、蒲台至利津海口其时，金人以邻为壑，故纵河南下，与北清行，其弊又在于河病敌，亦无志治河也。
及元世祖至正中，开会通河，尽断北流，专以一淮受全河，而河患始亟。元末至正中又北决。贾鲁初献二策：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其用功省；一议浚塞并举，挽河南行，复故道，其功费甚大。脱脱竟用后议，挽之使南，其时，余阙即言河在宁、卫之郊，地势南高于北，河之南徙难而北徙易。议者虑河之北，则碍会通之漕，不知河即北，而会通之漕不废。何则？漕以汶，不以黄也。贾鲁不能坚持初议，其识尚出余阕之下。明以来，如潘印川、靳文襄，但用力于清口，而不知徙清口天兖、豫，其所见又出贾鲁之下。诸臣修复之河，皆不数年、十余年随决岁塞，从无王景河千年无患之事。岂诸臣之才，皆不如景，何以所因之地势水性，皆不如景？其弊在于以河通漕，故不暇以河治河也。
今日视康熙时之河，又不可道里计。海口旧深七八丈者，今不二三丈；河堤内外滩地相平者，今淤高三四五丈，而堤外平地亦漫屡淤，如徐州、开封城外地，今皆与雉堞等，则河底较国初必淤至数丈以外。洪泽湖水，在康熙时止有中泓一河，宽十余丈，深一丈外，即能畅出刷黄，今则汪洋数百里，蓄深至二丈余，尚不出口，何怪湖岁淹，河岁决？然自来决北岸者，其挽复之难，皆事倍功半，是河利北不利南，明如星日，河之北决，必冲张秋，贯运河，归大清河入海，是大清河足容纳全河，又明如星日。使当时河臣明古今，审地势，移开渠塞决之费，为因势利导之谋，真千载一时之机会。乃河再三欲东入济，人必再三强使南入淮，强之而河不受制，则曰：“治河无善策，治河兼治运，尤无善策。”乌乎!运河之贯黄河，南北一也，黄河之贯运河，亦南北一也，汶水自南旺湖北行百三十余里，到张秋入大清河，建瓴而下，是南岸通漕甚易，所宜筹，惟北岸但自寿张至临清二百余里，尽塞减水坝倒塘济运，而筑石闸于寿张黄、运之交，是北岸通运，亦视南河御黄坝倍易，何虞乎运道？且今日之河，亦不患其不改而北也。使南河尚有一线之可治，十余岁之下决，尚可迁延日月。今则无岁不溃。无药可治，人力纵改，河亦必自改之。然改之不可于南岸，亦不可于下游徐、沛之北岸。何也？上游河身高于平地，仍可决而南也。惟一旦决上游北岸，夺溜入济，如兰阳、封丘之事，则大善，若更上游而决于武陟，则尤善之善。河已挽之不南，费又筹之无出，自非因败为功，计将安出？
因败为功如之何？曰：乘冬水归壑之月，筑堤束河，导之东北，计张秋以西，上至阳武，中有沙河、赵王河，经长垣、东明二县，上承延津，下归运河，即汉、唐旧河故道。但创遥堤以节制之，即天然河槽。张秋以东，下至利津，则就大清河两岸展宽，或开创遥堤，即如王景用钱百亿，共一千万贯，合银五百万两尚不及兰阳、武陟之半，河既由地中行，无高仰，自无冲决。即使盛涨偶溢，而堤内堤外相平，一堵即闭，不过如永定河塞决之费一二十万而止。新河北不驾太行之脉，南不驾泰山之脉，介两脉之间，所刷皆尘沙浮土，日益深通。且南岸有旧洒淤身千余里，高五六丈，宽数百丈，以北岸为南岸，新河断不能再侵轶而南。虽自考城以下，旧河迤逦益南，距新河渐远，难尽借北堤为南堤，而河如南决，则断不能冒截而过北岸。自卫辉以上，西薄大仳山，自卫辉以东，有平衍，无洼下，加用砖工护堤，以御大溜，河必不舍深就高，侵轶而北。禹河由冀州入海，史言载之高地，是冀北不洼下之证，即使数百年后，河流偶北，如北宋之复禹迹，亦无庸挽之使南矣姑毋侈王景河千年之远效，而数百载间大工费必可省矣。
其平时岁修，则姑复初之旧，以一河道驻秋，督南岸、北岸、上游、下游数厅官，及河标武职数十员而止，可裁冗员大半矣。每厅辖境不过百里，缘盛涨时鞭长莫及也。若水由地中行，则无险工可抢，故无用多官岁修及倒塘济运，至多以数十万计，如国初旧额，岁可省五百万，十数年可渐复乾隆库藏之旧，大利一。河北至卫辉南境，凡沙河所经，如原武、阳武、延津、封丘、考城，直走山东，皆历年河决正溜所冲之地，非沙压，即斥卤，皆土旷人稀，无辐辏阛阓，而南至开封，下至淮海，旧河涸出淤地千余里，以迁河北失业之民舍硗瘠，得膏腴，不烦给价买地，大利二。洪泽湖畅出入海，高堰可不蓄水，涸出淮河上游民田数万顷，大利三。五坝不启，下河不灾，淮、扬化为乐国，大利四，河不常患，帑不虚糜，而后国家以全力饬边防，兴水利，尽除一切苟简权宜之政，大利五。其新河岁修数十万金，但取诸旧河，旧湖涸出淤地升科之项而有余，国家更不费一钱以治河，大利六。
比六利者，天造地设，自然之利，非非常之事也，亦不必需非常之人也。但须廷议决计于上，数晓事吏承宣于下，晓谕河北州县，当水冲数十里内之民，以兰阳、武陟之已事，令其徙危就安，徙害就利，舍硗瘠，就膏腴，天下无不知利害之人，断无甘心危地以待论胥之事，岂非因势利导至易之策？然而事必不成者，何也？河员惧其裁缺裁费，必哗然阻；畏事规避之臣，俱以不效肩责，必持旧例，哗然阻。一人倡议，众人侧目，未兴天下之大利，而身先犯天下之大忌。盘庚迁殷，浮言聒聒，故塞洚洞之口易，塞道谋之口维。自非一旦河自北决于开封以上，国家无力挽回淤高之故道，浮议亦无术以阻挠建瓴之新道，岂能因败为功，邀此不幸中之大幸哉!
吁!国家大利大害，当改者岂惟一河!当改而不改者，亦岂惟一河!
此山东济南府武定府之大清河，非直隶天津直沽口之大清河也。南北相距五六百里，一系济水，一系卫水，判然不同。虽二道皆禹河故道，而燕、蓟之水皆南流，此北道高之明证；且密迩京师，断不可用。惟东道天然大壑深通，且为历年北决之正溜，天造地设，更无善于此者。胡氏渭尚责王景不知复禹河冀州故道，未能尽善，岂殷室五迁为患之河，反胜于汉、唐千年无患之河乎？但慕师古，无裨实用，斯则书生之通弊已。
下
或曰：史称王景治河，发卒数十万，修渠筑提，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千乘，今利津县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碛，砥绩，山名。案：绩当作碛，盖山麓石矾插入水中者，必破去方，免碍水道直截沟涧，逢湾取直，防遏冲要，即今扫坝，挑溜御险疏决壅积，旧无河槽处。别开引河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溃漏之患。说详下文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十万曰亿。凡用钱千万贯明年夏，渠成。兴工于先年霜降后，逾春毕工诏滨河郡国置河堤员吏如西京旧制，原注引三州志曰：成帝时，河堤大坏，泛滥青、徐、兖、豫四州，乃以校尉王延代领河堤谒者，秩千石。名或其官为护都水使者，中兴以三府椽属为之其法皆与后世治河相仿。惟十里立一水门，得无分泄水力？溜缓沙停，蹈贾让多开渠门之失，违潘、靳束水攻沙之议!
曰：潘季驯治河，亦有闸坝涵洞以杀盛涨而淤洼地。景之水门，即潘氏之闸洞也。更相洄注，便无溃漏，则水门外必仍有遥堤以范围之，即汉人所谓金堤，又谓之石堤者。潘氏遥堤，相去千丈，内有缕堤，相去三百丈。河槽常行缕堤之中，日夜攻沙，若水门不在缕堤外遥堤内，则一泄不返，安能更相注而无遗漏耶？计王景新河，初年渠身尚浅，伏秋二汛，往往溢出内堤，漾至大堤，故立水门，便游波有所休息，不过三四日，即退最河槽，故言更相洄注。若数年后，新河涤深至五六丈，则大汛不复溢过内堤，而水门可等虚设，故能千年无患。然则十里一水门者，盖其开放新河时，使皆洄注于内堤左右，而非泄水于外堤乎？用钱千万贯，不及近世兰阳、武陟大工之半，而遂建千载之绩，何惮而不为？曰：王景筑堤千余里，用钱千万贯，其时物力视今贵贱悬绝。果能以今日银价合古时钱价耶？曰：王景之费，一由于初创新道，故有凿阜破砥，直截沟涧之劳；二由于十里立一水门更相洄注也。今则因其故道，无复凿阜破砥之功，是费可省于旧者一。水门石工，视缕堤土工费倍，盖其时荥阳以东，无高厚南岸为之节制，恐河南侵，故堤防用力若是，今则有高厚旧河身以为南岸，即不必立水门，不必用缕堤，而但筑遥堤；其北岸亦止须间抛砖工以护堤御涨，费可省于旧者二。是今日之事，师景而逸于景。考河堤土工，每方例给银一钱九分，或二钱一分。今欲改道，必筑新堤高丈五尺，顶厚三丈，底宽十丈五尺，计堤长每丈需土百言，为银二十两，每堤一里，需银二千六百两，除旧河上游，即以北堤作南堤，毋庸新筑，及下游大清河两岸遥堤，高广减半，其费较省外，统计新河千余里，不过费帑金五六百万，止需目前今河例修一岁之费，即可一劳永逸；以今之银五百万，抵汉世之千万贯有余矣。至东汉滨河员吏。秩不过千石，且隶于郡国，等于掾属，视今日两总督、八道员、数十厅营，相去悬绝，则共岁修工程之无多又可知，不独险工减于后世什九，其浮费亦必不及后世什一。险工减，故官可大裁；浮费核，则工归实用。故古河员之多寡，恒视河务为盛衰。员愈多，费愈冗者，河必愈坏；员愈少，费愈节者，其河必愈深。如曰不然，近请视国初，远请视前史。
曰：国朝孙文定、裘文达，皆曾主北流之议。然孙公之议，则欲于漕舟抵临清后，即由大清河入海，转运天津，所经海道仅四百余里，皆平恬内海，而非大洋，并以乾隆三年运登、莱米三十万石，由利津至天津，一日即至为证。今八河湮塞难浚，不若改由六塘河之省力。然耶，否耶？
曰：自元、明以来，知北流之利者，如余阙、胡世宁及近日胡谓、孙星衍不一其人，皆无如漕舟直达之无策。若言盘堤、言海运，终不能不两易其舟，即无以杜阻挠之口。由其时尚未有灌塘济运之法，故言改河北流，必至道光间行之，始万全无失。亦事穷则变，千载一时，至后汉《王景传》，但言修渠筑堤千余里至海口，并无播河为八之说。《明帝纪》言汴渠决坏六十余岁，王景治之，河、汴分流，是其时河决为二，一由汴，一由济，王景塞汴归济，并不北经德州，亦无德、棣间先决为八之事，不知裘文达何自得此无稽之语。盖误认德州之老黄河九河故渎者，以为王景之河，且欲广其尾闾宽五六十里，恣河泛溢，与潘、靳之长堤事水议正相反。地理方向之未辨，更何暇与议方略!德州之老黄河，乃所王谓蟒河也。
问曰：兖州大清河为王景故道，既可千年无患，何以禹河不专行漯川，而必兼行故渎，致殷都五迁之患，岂禹之智不及景耶？
曰：史言禹以河所从来者高，行平地，数为败，乃至冀州引河北行，载之高地。则是洚水割之时，兖州一望汪洋，水中无可施功，故从大陆开凿北行，载之高地。既称高地，明天然之壑。及兖州水退，降丘宅土之后，河槽涸出，始知济渎地势胜于冀州，故别厮二渠，兼行漯川，实由以漯川为正流，而姑留冀州故道为分派。其后冀州高地之九河日淤，正溜日趋卑地，故殷室有五迁之患。及周定王后，九河故道全塞，遂专趋济渎，后汉王景始因禹迹以成功，非景之智过于禹，所值之时，所因之时，过于禹也。是大禹初引河北载诸高地者，洪水时未竟之楞，继又厮渠引河东趋漯川者，洪水后讲求尽善，而王景始成禹之志。师景即所以师禹，非一时之功，实百世之功也。
问：明人有沁水通运之议，以沁水由河南武陟入黄河，北与卫河相近，其水冬春清而夏秋浊，欲与木栾店修分水闸坝，冬春引清水入运河，夏秋放浊水入黄河，沁水可兼通南北。今议改河北岸，曷不令漕舟溯黄而上，由沁入卫，通黄、运南北之枢，可免灌塘济运之功乎？
曰：沁水浊悍冲决，使北行入运，则卫辉必有昏垫之虞。无论七分入黄、三分济运之闸坝未必可成，即使可成，而漕艘既至张秋以后，乃不直赴临清，而令逆溯黄河数百里而上，迂道千余里，以觊不可必之功，视临清灌塘济运，劳逸迂直相百也。智恶其凿，非利导之所尚也。
问：两汉、晋、唐，河行东北；其时长安、洛阳，帝都皆在河南；金、元、明、本朝，河行东南，则燕都在河北。或谓冀北建都之形势，其河宜南不宜北，然乎，否乎？
曰：治莫盛于唐、虞，其时河北由冀州入海，而平阳、蒲坂、安邑之都，河南耶，河北耶？汴宋时，河北决而金源以兴；明昌间，河南徙而金室日蹙，河之宜南流者安在？元末，贾鲁复河南流，而明太祖兴凤阳，都金陵，其时元正都燕，其利于北都者安在？且以形势言之：河北流，则于燕都为环拱；南流，则与燕都为环拱；以符瑞言之：我朝国号大清，而河工奏疏，动以黄强清弱，清不敌黄而言，毫无忌讳。惟改归大清河，则黄流受大清之约束，以大清为会归朝宗之地，其详不又孰胜？
总之，仰食河工之人，惧河北徙，由地中行，则南河东河数十百冗员，数百万冗费，数百年巢窟，一朝扫荡，故簧鼓箕张，恐喝挟制，使人口讋而不敢议。昔汉武时，河决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丞相田蚡奉邑食鄃，在河北岸，河决而南，则鄃无水菑，邑收多，蚡乃言于上曰：“河决皆天意，未易以人力强塞。”故决久不塞。乌乎!利国家之公，则妨臣下之私，固古今通患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