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乱而不亲其法。故明主之治国也，明赏，则民劝功；严刑，则民亲法。劝功，则公事不犯；亲法，则奸无所萌。故治民者，禁奸于未萌；而用兵者，服战于民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战其心者胜。圣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强，先战者胜。夫国事务先而一民心，专举公而私不从，赏告而奸不生，明法而治不烦。能用四者强，不能用四者弱。夫国之所以强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权也。故明君有权有政，乱君亦有权有政，积而不同，其所以立异也。故明君操权而上重，一政而国治。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爱之自也。
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佚则荒，荒则不治，不治则乱，而赏刑不行于天下者必塞。故欲举大功而难致而力者，大功不可几而举也；欲治其法而难变其故者，民乱不可几而治也。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法与世宜则有功。故民朴而禁之以名则治，世知维之以刑则从。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
能越力于地者富，能起力于敌者强，强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开，在所塞，塞其奸者必王。故王术不恃外之不乱也，恃其不可乱也。恃外不乱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乱而行法者兴。故贤君之治国也，适于不乱之术。贵爵，则上重，故赏功爵任而邪无所关。好力者其爵贵；爵贵，则上尊；上尊，则必王。国不事力而恃私学者其爵贱，爵贱，则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国用民之道也，能闭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圣人治理民众，是从根本上考虑问题的，并不以满足民众欲望为转移；他只希望给民众带来实际利益罢了。所以当君主对民众施用刑罚的时候，他并不是憎恨民众，而是从爱护他们的根本利益出发的。刑罚严峻，民众就安宁；赏赐太滥，奸邪就滋生。所以治理起民众来。刑罚严峻是国家太平的首务，赏赐太滥是国家混乱的根源。民众的本性是喜欢赏赐而不喜欢刑罚。所以明君治理国家时，明定奖赏、民众就努力立功；刑罚严厉，民众就服从法令。民众努力立功，政府的事务就不受侵扰；民众服从令，奸邪就无从产生。所以治理民众，要把奸邪禁止在尚未发生之时；用兵作战．要使一切服从打仗的要求深入民心。禁令能先治本的才有效，用兵能服民心的才能服，圣人治理民众，因为先治本，所以能强大；因为先服心，所以能取胜。国家大事要争先恐后而统一民心，专行公务来杜绝私欲，奖赏告奸、奸邪就不会产生，明定法度、政务就不会烦乱。能做到这四点的。国家就强盛；不能做到这四点的，国家就衰弱。国家之所以强大，靠的是政治措施；君主之所以尊贵。靠的是权力。所以，明君有权力和政治措施。昏君也有权力和政治措施，结果渐显不同，是因为各自确立的原则有别。所以明君掌握权势而地位尊贵，统一政纲而国家太平。所以，法令是称五天下的根本，刑罚是爱护民众的根本。
民众的本性是好逸恶劳。安逸就要荒废。荒废就治理不好。治理不好就要混乱；如果赏罚不能在全国实行，国家事业就必定得不到发展。所以想要建立大功而难于吸引民众力量，大功是不可能期望成就的；想要搞好法治却难于改变旧俗，民众的混乱局面是不可能期望治理好的。所以治理民众没有一成不变的常规，只有法度才是治世的法宝。法度顺应时代变化就能治理国家，统治方式适合社会情况就能收到成效。所以，民众质朴的话。只要用褒贬进行控制就可以治理好；社会开化的话，只有用刑罚加以束缚才能使人驯服。时代有了发展而统治方式一成不变的，社会必然危乱；智能普遍提高而禁令规定一成不变的。国家必被削弱。所以圣人治理民众，法制和历史时期同步发展，禁令和智能水平同步变更。
能在农耕方面充分发挥力量的社会就富裕，能在战争领域充分调动力量的国家就强盛，而富强得以持续发展的，就可以称王天下。所以称王天下的途在于开创什么，阻止什么；能够阻止奸邪行为的，必能称王天下。所以称王天下的方略不是依靠外部不乱。而是依靠自身的不可扰乱。指望外部不乱而立国治民，国家就会削弱；指望自身的不可扰乱而推行法治，国家才能兴盛。所以贤明君主治理国家时，立足干不可扰乱的方略。民众以爵位为尊贵，君主权势就重。所以赏赐有功的人，把爵位赐给胜任的人。坏人就无可乘之机。专心发展实力的国家，爵位就会贵重起来；爵位贵重起来，君主就会受到尊敬；君主受到尊敬，就一定能称王天下。不事耕战而依赖私学的国家，爵位就要被人看得轻贱；爵位被人看得轻贱，君主的威望就要降低；君主威望降低的话，国家必致削弱。所以立国用民的一般法则在于：能够禁闭外势、阻塞私行而着眼于自强自力，就可以达到称王天下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