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两章，略述朱子论敬论静。宋明理学家言心地修养，主要即在此两字。此下当续述朱子论心地修养工夫之其他方面，首当略述其论心之已发未发与涵养察识工夫者。

自伊川有《中庸》为孔门传授心法之说，杨龟山以下至李延平，相传以默坐澄心，观喜怒哀乐未发以前气象为宗旨。朱子从学延平，乃自始即于其默坐澄心之教不加深契。及延平卒后，朱子追寻师说，有孤负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尝不愧汗沾衣之语。而伊川又有凡心皆属已发之说，湖湘学者从之，遂主先察识，后涵养，与龟山延平一脉适处相反地位，朱子因又亲赴长沙，与张南轩讨论两月而归，又继之以书问往返。最先朱子折从南轩，亦主人心大体莫非已发，于延平默坐澄心以观大本之教显又放弃。但此下屡经转变，始主已发未发，兼顾交修，融会湖湘与道南之两派，而自创新义，乃曰恨不得奉而质之李氏之门，然以先生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或不远矣。此乃朱子斡旋师门之自信语。朱子汇集其与南轩往复诸书，合为一编，称之曰《中和旧说》。此诸书，虽为未臻定论前之意见，然其以工夫证验本体，剖析精微，悟解亲切，玩研心体，指陈其亲证实体之经过，曲折详明。此下理学诸儒，对此诸书，皆甚重视。因其于辨认心体工夫上指示绵密，可供寻索。惟此处不再重述，此下乃其获得结论后之所云。

朱子有《与湖南诸公论中和书》，大意谓：

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当此之时，即是此心寂然不动之体。以其无过不及，不偏不倚，故谓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则喜怒哀乐之情发焉，而心之用可见。以其无不中节，无所乖戾，故谓之和。然未发之前，不可寻觅。已发之后，不容安排。但平日庄敬涵养之功至，而无人欲之私以乱之，则其未发也，镜明水止，而其发也，无不中节矣。此是日用本领工夫。至于随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为本，而于已发之际观之，则其具于未发之前者，固可默识。

至是始确然提出程门敬字，奉为修养要法，以为持敬之功，贯通乎动静之际，而曰：

静中之动，非敬孰能形之。动中之静，非敬孰能察之。

又曰：

未发之前是敬，固已立乎存养之实。已发之际是敬，又常行于省察之间。

乃以一敬字双绾已发未发涵养省察而求工夫之一贯。至于先涵养后省察之意，亦已于上引文中见之。

但《中庸》原文，明指喜怒哀乐之已发与未发，今所讨论，则已越出乎喜怒哀乐之外，而直指心体以为言。伊川又说，才说知觉便是动。朱子云：

此恐说得太过。若云知个甚底，觉个甚底。如知得寒，觉得煖，便是知觉一个物事。今未曾知觉甚事，但有知觉在，何妨其为静。不成静坐只是瞌睡。

知觉乃是心体，有个知觉，但非知觉了什么，此乃心体未发时，只可谓之静中有动，不可谓才说知觉便是动，则又将成为心无未发。

朱子又一条云：

未发之前，须常恁地醒，不是瞑然不省。若瞑然不省，成什么大本。问：常醒便是知觉否？

曰：固是知觉。知觉固是动否？曰：固是动。然知觉虽是动，不害其为未发，若喜怒哀乐则又别。

此条与上条不同。上条云有知觉何妨其为静，此条云知觉固是动。然此差异，无关宏旨，其谓心有知觉，仍属未发则一。然则如何乃可以谓之已发？伊川又云：才思即是已发。朱子于此甚加赞许，谓此意已极精微，说到未发界至十分尽头。因曰：

心之有知，与耳之有闻，目之有见，为一等时节，虽未发而未尝无。心之有思，与耳之有听，目之有视，为一等时节，一有此则不得为未发。

此等分别，显已越出《中庸》原书本旨甚远。凡宋代理学家辨认心体，不得不谓乃是受了唐代禅宗之影响。伊川《中庸》为孔门传授心法之语，亦可谓是从禅学转来。但谓理学受禅宗影响则可，谓理学即是禅学则大不可。此下再当论及朱子辟禅语，乃可明白到此两者间之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