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为人也孝弟章。

朱子曰：“人禀五行之秀以生，故其为心也，未发则具仁义礼智信之性以为之体。已发则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诚实之情以为之用。”今按：朱子言心之全体大用，又言心兼性情，若依西方哲学应有详细证成。而中国学人于此等处，不详加讨论。实则格物致知，只在明得此心之全体大用而已。故在中国学问之方法上，颇近西方之科学。而其所欲证成者，则近西方之哲学。然果轻为比拟，则必两失之。

朱子又曰：“程子以孝弟为行仁之本，而又曰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何也。曰：仁之为性，爱之理也。其见于用，则事亲从兄，仁民爱物，皆其为之之事也。但事亲而孝，从兄而弟，乃爱之先见而尤切。君子以此为务而力行之，至于行成而德立，则自亲亲而仁民，自仁民而爱物，其爱有等差，其施有渐次，而为仁之道，生生而不穷矣。此孝弟所以为行仁之本也。曰：然则所谓性中但有仁义礼智而无孝弟者，又何耶。曰：此亦以为自性而言，则始有四者之名，而未有孝弟之目耳。非谓孝弟之理不本于性，而生于外也。曰：然则君子之务孝弟，特以为为仁之地也耶。曰：不然。仁者，天之所以与我，而不可不为之理也。孝弟者，天之所以命我，而不能不然之事也。但人为物诱，而忘其所受乎天者，故于其不能不然者，或忽焉而不之务，则于其所不可不为者，亦无所本而不能以自行矣。故有子以孝弟为为仁之本，盖以为是皆吾心之所固有，吾事之所必然，但其理有本末之殊，而为之有先后之序，必此本先立，而后其末乃有自而生耳。非谓本欲为彼而姑先借此以为之地也。”今按：此条备见程朱与孔孟异同处。其实孟子已与孔子不同。《论语》少言性，故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至孟子乃特倡性善之论，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说此即仁义礼智之四端。程氏之说本之此。而朱子又婉曲阐发以求合于《论语》。朱子说，孝弟亦吾心之所固有，则乌得不谓之性。而其与仁义礼智别者，朱子乃分理与事说之。又谓是名与目之分。名者，可以兼包众目，如仁可包亲亲仁民爱物诸目，又可包义理智诸目。而孝弟则具体一事，但事必有理，故曰非谓孝弟之理不本于性。今人皆言孔孟程朱，但当知孔孟自有相异，程朱亦有相异，须能分，又能合，乃为得之。

又说：“孔门只说为仁，谢氏乃言知仁。其说一转而为张子韶，再转而为陆子静。”今按：朱子释《大学》格物致知，所谓知，非不近于谢上蔡之言知仁。但格物则又偏近为仁之义，是一种行为。中国古人主从人生日常事为中躬行实践以求知，非西方之哲学，亦非西方之科学。若单从心上求知，则近西方哲学。陆王较与西方哲学相近。而朱子格物，则近人颇以西方科学说之。不求之本，而以末相比附，宜失之矣。中国学术传统，非哲学，非科学，而与此二者皆得相通。须细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