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竹以为简，有行列䚡理，故曰“仑”。仑者，思也。〈大雅〉曰：“于论鼓锺。’论官有司士之格，论囚有理官之法，莫不比方。其在文辞，《论语》而下，庄周有〈齐物〉（〈齐物论〉旧读皆谓“齐物之论”，物兼万物、物色、事物三义。王介甫始谓“齐彼物论”，盖欲以七篇题号相对，不可与道古。）公孙龙有〈坚白〉、〈白马〉，孙卿有〈礼〉、〈乐〉，吕氏有〈开春〉以下六篇。前世著论在诸子，未有率尔持辩者也。九流之言，拟仪以成变化者，皆论之侪。《别录》署《礼记》，亦有通论，不专以显名为质。其辞精微简练，本之名家，与纵横异轨。
由汉以降，贾谊有〈过秦〉，在儒家。东方朔设〈非有先生〉之论。朔书二十篇，则于杂家着录。及王褒为〈四子讲德〉，始别为辞人矣。晚周之论，内发膏肓，外见文采，其语不可增损。汉世之论，自贾谊已繁穰，其次渐与辞赋同流。千言之论，略其意不过百名。杨子为《法言》，稍有裁制，以规《论语》；然儒术已勿能拟孟子、孙卿，而复忿疾名、法：“或问：‘公孙龙诡辞数万以为法，法与？’曰：‘断木为棋，捖革为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君子之道者，君子不法也。’（〈吾子篇〉）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也？’曰：‘何必刑名？围棋击剑，反目眩形，亦皆自然也，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奸道。’（《问道篇》）”今以杨子所云云者，上拟龙、非，则跛鳖之与骐骥也。汉世独有《石渠议奏》，文质相称，语无旁溢，犹可为论宗。后汉诸子渐兴，讫魏初几百种。然其深达理要者，辨事不过《论衡》，议政不过《昌言》，方人不过《人物志》，此三家差可以攀晚周。其馀虽娴雅，悉腐谈也。自《新语》、《法言》、《申鉴》、《中论》，为辞不同，皆以庸言为故，岂夫可与酬酢、可与右神者乎？当魏之末世，晋之盛德，锺会、袁准、傅玄，皆有家言，时时见他书援引，视荀悦、徐干则胜，此其故何也？老、庄、形名之学，逮魏复作，故其言不牵章句，单篇持论，亦优汉世。然则王弼〈易例〉，鲁胜〈墨序〉，裴𬱟〈祟有〉，性与天道，布在文章，贾、董卑卑，于是谢不敏焉。经术已不行于王路，丧祭尚在，冠昏朝觐，犹弗能替旧常，故议礼之文亦独至。陈寿、贺循、孙毓、范宣、范汪、蔡谟、徐野人、雷次宗者，盖二戴、闻人所不能上。施于政事，张裴《晋律》之序，裴秀地域之图，其辞往往陵轹二汉。由其法守，朝信道矣，工信度矣，及齐、梁犹有继迹者，而严整差弗逮。
夫持论之难，不在出入风议，臧否人群，独持理议礼为剧。出入风议，臧否人群，文士所优为也。持理议礼，非擅其学莫能至。自唐以降，缀文者在彼不在此。观其流势，洋洋纚纚，即实不过数语。又其持论不本名家，外方陷敌，内则亦以自偾。惟刘秩、沈既济、杜佑差无盈辞，持理者独刘、柳论天为胜，其馀并广居自恣之言也。宋又愈不及唐，济以哗䜋。近世或欲上法六代。然上不窥六代学术之本，惟欲厉其末流。江统〈徙戎〉，陆机〈辨亡〉，干宝《晋纪》，以为骏极不可上矣。自馀能事，尽于送往事居，不失倨侮。以甄名理，则僻违而无类；以议典宪，则支离而不驯。
余以为持诵《文选》，不如取《三国志》、《晋书》、《宋书》、《弘明集》、《通典》观之，纵不能上窥九流，犹胜于滑泽者。尝与人书，道其利病，曰：“文生于名，名生于形。形之所限者分，名之所稽者理。分理明察，谓之知文。小学既废，则单篇摦落。玄言日微，故俪语华靡。不竱其本，以之肇末，人自以为杨、刘，家相誉以潘、陆，何品藻之容易乎？仆以下姿，智小谋大，谓文学之业，穷于天监。简文变古，志在桑中。徐庾承其流化，平典之风，于兹沫矣。燕、许有作，方欲上攀秦、汉。逮及韩、吕、柳、权、独孤、皇甫诸家，劣能自振，议事确质，不能如两京；辩智宣朗，不能如魏晋。晚唐变以谲诡，两宋济以浮夸，斯皆不足卲也。将取千年朽蠹之馀，反之正则。虽容甫、申耆，犹曰采浮华、弃忠信尔。皋文、涤生，尚有谖言，虑非修辞立诚之道。夫忽略名实，则不足以说典礼；浮辞未剪，则不足以穷远致。言能经国，诎于笾豆有司之守；德音孔胶，不达形骸智虑之表。故篇章无计簿之用，文辩非穷理之器。彼二短者，仆自以为绝焉，所以块居独处，不欲奇群彦之数者也。如向者一二耆秀，皆浮华交会之材，哗世取宠之士，嘘枯吹生之文，非所谓文质彬彬者也。故曰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以上〈与人书〉）”
或言今世慕古人文辞者，多论其世，唐宋不如六代，六代不如秦汉。今谓持论以魏晋为法，上遗秦汉，敢问所安？
曰：夫言亦各有所当矣。秦世先有韩非、黄公之伦，持论信善。及始皇并六国，其道已隘。自尔及汉，记事韵文，后世莫与比隆，然非所及于持论也。
汉初儒者，与纵横相依，逆取则饰游谈，顺守则主常论。游谈恣肆而无法程，常论宽缓而无攻守。道家独主清静，求如韩非《解老》，已不可得；《淮南鸿烈》，又杂神仙辞赋之言。其后经师渐与阴阳家并，而论议益多牵制矣。汉论著者，莫如《盐铁》。然观其驳议，御史大夫丞相史言此，而文学贤良言彼，不相剀切。有时牵引小事，攻劫无已，则论已离其宗。或有却击如骂，侮弄如嘲，故发言终日，而不得其所凝止。其文虽博丽哉，以持论则不中矣！董仲舒《深察名号》篇。略本孙卿，为己条秩，然多傅以疑似之言（如言王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黄科往科；君有五科，元科原科权科温科群科。虽以声训，傅会过当）。惜乎刘歆《七略》，其六录于《汉志》，而《辑略》俄空焉！不然，歆之谨审权量，斯有伦有脊者也。今汉籍见存者，独有王充，不循俗迹。恨其文体散杂，非可讽诵。其次独有《昌言》而已。
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
然今世能者，多言规摹晋宋。惟汪中说《周官》《明堂》诸篇，类似礼家。阮元已不相逮，至于甄辨性道，极论空有，概乎其未有闻焉。典礼之学，近世有馀。名理之言，近世最短。以其短者施之论辩，徒为缴绕，无所取材。谦让不宣，固其慎也。长者亦不能自发舒。若凌廷堪《礼经释例》，可谓条理始终者，及为俪辞，文体卑近，无以自宣其学。斯岂非崇信文集、异视史书之过哉！
然今法六代者，下视唐宋。慕唐宋者亦以六代为靡。夫李翱、韩愈，局促儒言之间，未能自遂。权德舆、吕温及宋司马光辈，略能推论成败而已。欧阳修、曾巩，好为大言，汗漫无以应敌，斯持论最短者也。若乃苏轼父子，则佞人之戋戋者。凡立论欲其本名家，不欲其本纵横。儒言不胜，而取给于气矜，游怒特，蹂稼践蔬，卒之数篇之中，自为错忤，古之人无有也。法晋、宋者，知其病征，宜思有以相过，而专务温藉，词无芒刺。甲者讥乙，则曰郑声；乙者讥甲，又云常语。持论既莫之胜，何怪人之多言乎？
夫雅而不核，近于诵数，汉人之短也。廉而不节，近于强钳；肆而不制，近于流荡；清而不根，近于草野；唐宋之过也。有其利无其病者，莫若魏晋。然则依放典礼辩其然非，非涉猎书记所能也。循实责虚，本隐之显，非徒窜句游心于有无同异之间也。（如王守仁与罗钦顺书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正心者，正其物之心。诚意者，诚其物之意。致知者，致其物之知。此种但是辞句缴绕，文义实不可通。后生有效此者，则终身为绝物矣。）效唐宋之持论者，利其齿牙。效汉之持论者，多其记诵。斯已给矣！效魏晋之持论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御人以口，必先豫之以学。
文章之部，行于当官者，其源各有所受。奏疏议驳近论，诏册表檄弹文近诗。近论故无取纷纶之辞，近诗故好为扬厉之语。
汉世作奏，莫善乎赵充国，探筹而数，辞无枝叶。晋世杜预议考课，刘毅议罢九品中正，范宁议土断，孔琳之议钱币，皆可谓综核事情矣。然王充于汉独称谷永。谷永之奏，犹似质不及文，而独为后世宗，终之不离平彻者近是。《典论》云：奏议宜雅，书论宜理。亦得其辜较云。
若夫诏书之作，自文、景犹近质。武帝以后，时称《诗》《书》，润色鸿业，始为诗之流矣。武帝册三王，上拟《尚书》至潘勖册魏公，为枚颐《尚书》本。晋以下代用其律，比于《嵩高》《韩奕》，徒无韵耳。汉世表以陈情，与奏议异用，若《荐祢衡》《求自试》诸篇，文皆琛丽，炜晔可观。盖秦汉间上书，如李斯《谏逐客》、邹阳《狱中上梁孝王》已然。其后别名为表，至今尚辞，无取陈数，亦无韵之风也。弹文始不可见。任昉、沈约，诋人罪状，言在法外。盖自宋世荀伯子，善为弹文，丑词巧诋，辱及祖祢，今虽不著，明其为任、沈法。《诗》之恶恶，莫如《巷伯》，然犹戮及其身。今指斥及于腐骨，其疾恶甚于诗人矣。《文选》不录奏疏议驳，徒有书表弹文之流，为其文之著也。檄之萌芽，在张仪檄楚相，徒述口语，不见缘饰。及陈琳、锺会以下，专为恣肆。颜竣檄元凶劭，其父延之览书而知作者，亦无韵之赋也。
大氐近论者取于名，近诗者取于纵横，其当官奋笔一也，而风流所自有殊。览文者观于《文选》之有无，足以知其好尚异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