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复璁

七月中旬我和本院几个同仁到台大医院探望李济之先生，他谈笑自若，谈了一个钟头的话，看他吃完稀饭，然后告辞。当时我们说明再去，后来听说他出院，以为病已好了，就没有再去，哪知八月一日九时三十分竟在家逝世，没有再见，我想，大家都有憾痛。他的逝世，对于他个人倒没有什么，因为吾们见面，彼此说：“年逾八十，随时可以走路。”近年来我招待外国学术界重要贵宾，如：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鲍斯丁博士、英国皇家艺术院院长卡逊爵士，我总介绍说：“这是一九二六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的蚕茧，以实物来证明了吾国五千年文化。”他也是殷墟发掘者，可以说是“中国考古之父”。世界学术界谁不知道“殷墟发掘”，见了他都肃然起敬。近年来我对于召开汉学会议一事总说，要在李济老在世时开，要他在会场亮相，他确实为中国增重。我得到他的噩耗，我欲哭无泪，没有话说，这是中国甚大的损失！

一九二三年初，先百里叔、徐志摩兄及我都在吾们家乡浙江硖石镇过旧历年，吾们天天爬山。先百里叔要我到“松坡图书馆”编目录，办图书馆，先百里叔肯打卡片，志摩肯写英文信，订购西文书报。他们都催我去，所以我不等年假完就回北平——当时我还在北大读书。志摩也就返平。我们同住在北平西单牌楼石虎胡同“松坡图书馆”，志摩的朋友很多，我经志摩的介绍而认识了李济之先生。他与志摩先生是同船赴美，又同进克拉克大学，而且同住。一九二四年，志摩在北平西城中街成立了“新月社”，晚间聚餐，还有余兴，我与陆小曼女士各唱了一段昆曲，济之奏了一曲古琴，好像是“捣衣”。民初全国古琴家首推黄勉之先生，他是黄先生的弟子，在南京我还看见他家里挂张古琴，好像是明琴。他迁至台湾后，好像就不见这张琴了。这是他唯一的娱乐，据我所知道的。

一九三三年，朱骝先先生兼代教育部长，派我为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傅孟真先生为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傅君不久辞去，请济之先生继任。中央博物院与中央图书馆是姊妹机构，一切事物都取同一立场，他主张与我共同宣誓，我自己不买善本书，他自己不买古物，我同意遵办。所以在抗战期间我为中央采购了大批善本书，花了几百万元经费，我个人没有买过一册善本书。他也没有买过一件古物。上年他又在故宫博物院常务委员会提议，所有故宫博物院职员私人不得购藏古物，当场通过。我既没有善本书，读书只用普通本，丢了也不可惜。古物自来不藏，今天更不必说了。中央图书馆在重庆建筑新厦，他就在中馆设办事处，开展览会。中央图书馆正式成立，教育部也希望中央博物院在渝成立，他不答应，因为没有建筑及大批藏品的缘故，其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掘到的古物，傅先生原来主张悉数归中央博物院保存及展览，后来傅先生好像改变了，恐怕这是重要的原因。在重庆时，中央研究院同人公宴，傅孟真先生庆祝五十寿，我亦被邀参加，我要济之敬孟真酒，他要我十杯陪他一杯，是夜大家喝的不少，我竟醉倒地上，这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大醉。抗战胜利，教育部派我任京沪区特派员，济之稍后也到了南京，他住在吾处，所以我的接收工作，他知道得很清楚，等到他回到重庆，孟真先生问道：“听说慰堂不会接收。”济之说：“据我所知，他没有汽车，没有洋房，他拿把伞在路上跑，他最快结束。”傅君说：“噢，原来如此。”胜利后，我们同到北平及东北。古物陈列所古物归中央博物院所有，中央博物院新厦工程因抗战发生而停顿，战后复工，虽然与我无关，我一样跑腿，就因我们不分彼此的合作。我所最难忘的，在李老伯病故后，在他家里只挂了我一副挽联。

一九四九年一月，古物迁台，当时故宫博物院及中央博物院两院理事会开联席会议决定迁台，同时举济之先生及徐鸿宝先生为总押运，以徐先生没有成行，负总押运古物来台的是李济之先生。他治学谨严，言行的不苟，我想，他的门弟子自能叙述，我只说我所知道的，谨申伤悼！

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十五卷第三期（一九七九年九月号），

原题为《李济之先生的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