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薛凤

天赋固然独厚，全靠自己奋发，自壮至老，在商界、学界与政界，多彩多姿，有贡献而享盛名：王云五先生实是当代不可多得的人物。兹所记述，只限于本人与云老由闻名而相见以至互知之经过。

同乡同学刘聪强兄留美回国，即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曾屡次向予提及其主管王云五先生，办事精明，眼光远大：是为闻名之始。对日抗战之初，予由湘过港赴滇，将所著《近代西洋政治思想》文稿（已经校中审查通过，列入《国立清华大学丛书》——恐是唯一的此项丛书），寄请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不久，复由成都商务印书馆再版），曾接到云五先生亲笔复信接受，并蒙立即办理：是为首次通信接触。

胜利还都，时予担任“行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之简称）副署长，驻守南京（署长蒋廷黻则驻上海），曾在国府纪念周及国民参政会中报告行总救济物资之数量与分配详情。云老（参政员）在其所著《岫庐论国是》一书中摘录其在参政会中所作审查报告。开头两句，乃是“审查善后救济工作报告，并听取浦副署长之口头报告”；然后加以按语。即此一端，可见云老之认真仔细，精力过人！

笔者与王氏初次认识而发生关系，是在一九四七年四月张岳军先生组阁，坚嘱予担任副秘书长（秘书长系甘乃光先生），而云老是行政院副院长。此是上司与下属之关系；但云老自始即待我如朋友，而我则永远待他如上司。关于批阅公文，处理公务，彼此心领神会，互认为谨慎、仔细、公允。有一次（五月十五日）中央大学“左倾”学生领导所谓“反饥饿”运动，亦即京沪各校之所谓“吃光”运动，向行政院包围请愿。当时由王副院长站在院门石阶上（甘先生与我分立两旁）对着许多学生讲话，深入浅出轻松得体，益佩其口才敏捷，应付适宜。

关于一九四八年八月中旬金圆券之发行，王氏正任财政部长（时予已到台湾），不免遭受抨击；但是另有主动力量，完全归咎财长，则亦难说。

“政府”迁台后，曾有九人组织之“行政改革委员会”之设置；王氏担任主委。实际考察与研究，另设若干组，聘请具有经验与学识之两项人士为之。笔者忝居其一。云老先后曾自己亲笔提出若干具体改革意见书。其中有关地方政制一项，予认为并不妥当，起立直言，乃交付小组审查。伊曾催促提出审查报告，但予静默处此。伊始发觉小组成员，均以予之意见为是，遂不再提询；此一亲笔提案竟胎死腹中。同仁均夸予之勇敢直言，而予则表示，对于云老之宽容度量，实可佩服。此事发生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中旬。

予在政治大学主持政治研究所时，云老亦是一位兼任教授，担任中国政制研究等课程，极受诸研究生之爱戴。例如第一位“国产”博士周道济学弟之博士论文《汉唐宰相制度》，曾由王云五与萨孟武两教授及予三位共同指导。犹忆某次宴会，美籍教授邵尔德（dr.john t.salter）与云老豪兴勃发，干杯对饮，结果则邵尔德先生酩酊大醉，而云老则神色自若。云老与我曾亲自车送此位美国学人回到其寓所。

吾俩彼此之相互深知，尤其是关于性情、习惯、作风、思想与嗜好，盖在一九七八整个一年之中。此因予曾应聘担任台北“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并以“试工一年”为条件，纳入合约（意同而词异）。予住入云老住宅对门之“云五图书馆”中，除星期天或假期外，不啻每天见面。

予妻佩玉在一九七七年九月三日辞世。一个月后，云老忽来长信（十月六日所写），唁慰之余，坚邀回台接任其多年以来以董事长自兼之总编辑一职，并指出予之“门生故旧，遍地皆是”，生活必不寂寞。此后复函电交加，情词殷切，颇受感动，乃复以能否胜任，以及气候、交通、饮食、起居等项能否适应，愿先“试工”一年。故所签合约第二条有云：“聘期至少五年；但双方约定应聘之初，以一年为试办时期，乙方（受聘人）如不愿继续，得提前于一个月通知，解除本约。”予于一九七七年岁底飞台。一九七八年元月三日午，王董事长在心园餐厅设宴多桌，集合全馆同仁为予介绍。予答词时首先说明董事长原是我的上司。席散，回到予之寓所，云老与予密谈两小时之久，尽情道出伊之心事。予亦明了伊所关怀于书馆前途者甚远而切，所期望于予者过大而奢。翌晨，予到馆开始工作，知星期六亦仍全日工作。约旬日后即收到赠送予书馆股票二十一份，权且暂时收下，伊曾明言本届董事会，将提名予为董事之一。越数月，此即实现。

予敬佩云老，但彼此之性格与作风有异。先述伊欲予兼任总经理一节。第三者向予透露：云老授意总经理张君，盼其退任副位而推予兼任。予坚决表示反对。未几，张君果然书面提出，予面告云老：无兴趣，太烦忙，实不愿意。伊遂改“总”为副而由云老董事长自兼总经理。其意一若予或不愿取之于张君，而可接之于云老。予卒不肯。董事长给假一月，嘱张君休息。最后，经予力劝双方，仍恢复原任总经理。同业与外界自不洞悉此中内幕。复次，是年十一月底，予依照合约第二条，提出工作一年后不再续任。不料云老呜咽流泪，强予考虑改计，谓否则外界将谓我用人不长。必不得已，予曲从意旨，由继任者马起华教授（同是云老与予之政大研究所门人）作为代理总编辑。予回美后，直至一九七九年四月初，云老犹惠函商量。总之，云老自始所期望于予者，甚深且重过大而奢；其坚毅意旨与章法灵活，自非常人所及。同时，予之个性倔强，外柔内刚，亦可略见端倪。至于到台之初，所赠予之二十一股“商务印书馆”股票，予密托徐副理应文兄俟予离台后亲自奉还云老。然而函札往返多次，予终于接受，由台挂号寄美。此可为予服务一年之永久纪念品。

任职一年之经验，使予对于数十年前在拙著中提到孙中山先生关于“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之一定义，更深了解。凡是一个大家庭、大团体、大公司，因为各有其“众人之事”与“管理”，即亦必有其含有人物、观念、制度、势力与现象五项因素的“政治”！易词言之，此中治者与被治者上下之间，以及其各自相互之间，举凡权威、奉迎、亲疏、竞争、密报、谣传、疑惧、忿怒、毁誉、派系、是非、恩怨，形形色色的各项情事均会发生，均值政治学者仔细观察而深入研思。

一九七九年八月中旬，云老辞世，予曾撰挽联如下：“国家大老，寰宇早扬名，立言立功立德□。时代奇人，一生无遗憾，多福多寿多子孙。”（按：此联上联原稿漏一字）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五卷第五期（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号），

原题为《追忆王云五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