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刚伯

近代第一个用科学方法来整理我国古文字，并推定古代年历的一位中国学者，也是现代唯一以中国文字从事著述，而具有世界性学术价值的一位作者，董作宾（彦堂）先生，已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因病逝世。这一噩耗，无疑的，将使世界上许多研究中国古代文史的学人为之伤悼！

中国的读书人，对于彦堂先生的学问，大概多少均有所知；至关于他的人品，却未必都很清楚。我现在愿把我所知道他的三数特点，很忠实地写将出来，以代替诔词、挽章，就算是对这位三十年的老友致最后之敬礼吧。

一、他是一个视学问重于生命的人。彦堂先生学无常师，不分门户；对于上古文史之新资料与旧传说的研究，往往冥心覃思，戛戛独造，然后旁搜远绍，力求实证。既不因疑古而薄古，也不想复古而厚古。他唯一的目的只是要考古以证古，明古而释古。因此他理董一切零星资料，尽可能地使其有系统条理，俾学者可藉古人遗留下来的吉光片羽，而推知当时若干制度文物；初非仅为识奇字而辨卜词，夸博雅而玩金石也。他张皇幽渺，纂修坠绪，补苴罅漏，无间寒暑，不为穷困而分心，不因兵燹而辍业，孜孜不倦，老而弥勤，如此者，盖几四十年如一日。近八年来，他积劳致疾，心脑俱病，血脉偾张，兼患消渴，有时竟至手不能高举，语不能成词。入医院调治，辄稍愈即出，绝不肯多事休息，暂停工作，对于家人亲友之劝告，医师护士之规诫，概置不顾，依然是灯下写作，夜半不停。他这种追求真知，以身殉学的精神，应该可以永放光芒，替后世的读书人作一盏指示方向的长明之灯！

二、他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我在一九三二年的春天，始与彦堂先生订交，不及见其奉侍父母的情形。近十余年来，每逢岁时伏腊，总看到他收拾净室，恭写祖先牌位，焚香燃烛，罗列酒浆花果，正其衣冠地率领全家，举行跪拜遥祭之礼；其肃穆之情与凄怆之容常令我由敬生感，忾然于怀！他老而追远尚且如此，则其少年时事亲之孝可想见矣！他生平对其夫人之爱，抚其子女之慈，与夫交友之必忠必诚，处世之至谦至和，以及居处之恭，执事之敬，真可使人无间言。彦堂先生少年历尽艰辛，中年屡遭时变，故能洞悉人情，常卑以自牧；然而道长魔高，仍不免偶遭诽谤，力绌愿违，有时亦行事遇阻。他并不讲黄老之术，秉性实外和内刚，对于是非辨得很明，细节看得颇重；因此也就免不了有时候要向知交发牢骚，同良友起争执，以至面红耳赤，但是说过揭穿，便淡然置之，绝无丝毫芥蒂存于胸中。况且他这样的直吐胸臆，也只是对于他所认为是正人君子的老朋友，才偶尔出之；至对于横逆之来，则总置若罔闻，绝不计较，等到事过境迁，且往往以德报怨。像他这样有至情至性，而又能克己复礼，该算得是儒家所说的“君子人也”了。

三、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彦堂先生以精研殷商的文字、史、历，得与王静安齐名，二堂——观堂与彦堂——之称早已传遍海内外了。其实董公所长还不只此。他深通经学，熟于史乘，能文、善书，通晓音律，长于治印，工于雕刻绘画，且习于斧斤机械之运用；举凡家中的门窗、钟表、电器、锁钥、收音机等物，皆能躬自安装、修理，不假手于技匠。兴之所至，偶亦莳花、种菜，其能不亚于老圃；间或编织、补缀，其工几侔乎巧妇；乃至玩具之制作，模型之创拟，无不匠心独运，精妙绝伦。盖真能手脑并用，兼擅形上、形下之道器学术矣。似此智能全面发展的人物今日实不多见。

彦堂先生平日最钦佩那位“通五经，贯六艺”、“研核阴阳”、“数穷天地”的张平子，因自颜其居曰“平庐”。他比张平子迟生一千八百一十七年，而所生之地，所秉之方，所精之学，与所怀之志都大致相同；其以张平子自居也，固宜。可是他所遇之时，则犹不如平子；平子死后四十余年，始有黄巾造反，导致大乱，彦堂先生则毕生未曾过几年太平日子，虽享年较多七岁，而不能归正首丘，则又不幸相同！他服膺其乡先贤，乃竟至同其遭遇，亦何偶合之巧耶？“御六艺之珍驾兮，游道德之平林，结典籍而为罟兮，驱儒、墨以为禽。玩阴阳之变化兮，咏雅、颂之徽音”——这是张平子自负的话，彦堂先生也庶几乎做到了。“天长地久岁不留，俟河之清秪怀忧！”“谅天道之微昧，追渔夫以同嬉”——这可说是彦堂先生与张平子所共有的遭遇，同具的牢郁，足令现在一些鞅掌劳人以及“流离之子”所同声叹息者！已矣哉！这位蓄道德、具才智的一代学人现已真追踪张平子“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了！他的学术自有其入室弟子们加以阐扬，他的生平也许有当代的鲍士威尔，或未来的史特拉齐为之详作传记，都用不着我哓舌。今写此短文，不过是伤逝自念，聊志哀悼而已！若今世尚有秦失其人者在，读此，不亦将嗤我为痴乎？

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卷第六期（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号），

原题为《董彦堂先生之治学与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