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榦

这是一九二八年春，北大的改组风潮才过去，北平大学的北大学院方才组织成功，由陈大齐先生担任院长。北大的历史系恢复上课，陈寅恪先生就在此时由清华大学聘来兼任一门功课“佛经翻译文学”。到了秋季开学，陈先生再改授“蒙古源流研究”。等到一九二九年，陈先生因为身体较弱，不愿奔驰清华北大之间，就不再到北大来了。以后同学们只好到清华去听课。

在陈先生未曾上课以前，同学们已经知道陈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上课以后大家因为注意的关系，每一个人印象都很深。此时方在初春，余寒未尽。陈先生穿的厚袍加上马褂，携着一大包书，用橙黄的包袱包着。清瘦的面庞夹着神情奕奕的目光，给人一个清晰的联想，想到这位盖世的奇才。诚然，这时王静安和梁任公两位都已先后逝世，只有让陈先生独步了。

“佛经翻译文学”这门课，因为同学中没有一个学过梵文的，最后只能得到一点求法翻经的常识，深一层了解没有人达到。“蒙古源流研究”这一门比较好些，因为至少一部分同学对元史方面都多少有些准备，所以大致尚能了解，至于涉及蒙古文原文的问题，以及德法文引证的问题有时会感到困难些，不过大家大致尚能应付。

等到我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做研究工作，陈先生是第一组主任，不过陈先生只担任一个名义，并不管实际上的事，一切事务都由傅孟真先生亲自处理。遇到学术上的问题，以及升迁的问题，才去特别找陈先生，请陈先生发表意见，这件事在史语所当然是一个很少被谈到的事。等到傅孟真先生逝世以后，我在参加傅先生遗集整理工作之中，在傅先生的一本书中，看到夹着陈先生一张回复傅先生的信，对我加以郑重的推荐，这件事陈先生从来未曾直接和间接表示过的，使我万分的感动。当时觉得这是傅先生未曾公开的信，我只好看过仍夹在原处。实在说来，当时真应当特别放在一个大信封中，加以标记，请那廉君先生加意保存，现在这封信，可能尚在傅先生遗书之中，希望看到的人能够特别注意，提出交那先生或图书馆珍藏，因为陈先生的墨宝现在实在太有限了。

寅恪先生治学的范围，据我所了解的，在欧洲时治学集中于欧洲诸国文字，以及梵文及西域文字。回国以后，就集中在本国历史，尤其是魏晋南北朝至唐的制度方面，再就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来说，梵文及南北朝唐代制度更是重点中的重点。若就梵文和南北朝唐代历史比较，寅恪先生似乎更侧重于南北朝唐代历史方面。寅恪先生对于梵文是下过深厚功力的，他的功力之深在全国学人之中，更无其匹。不过，他站在中国学术发展的立场，权衡轻重。他觉着由他领导南北朝唐代历史的研究，更为急需。所以他放弃了独步天下的梵文知识，来在南北朝唐代历史集中精力，就他所发表的研究成果来说，他的确能见其大。他认清了政治和文化的主流来做提纲挈领的工作。唐代诚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可是真正下功夫做工作的并不多。至于南北朝历史，更是一片荒荆蔓棘。他在这个荒荆蔓棘之中开出大道来，今后南北朝及唐代的研究无论怎样地开展，他的开创的功绩确实不容疏忽的。

寅恪先生最重要的著作当然是《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两部书都是博大精深之作，虽然篇幅不算太多，却把南北朝至唐代政治文化的关键指示出来。其他单篇论文包括的范围也非常的广，其中很多有独特意见。在早期论文中，多注意印度文化对于中国的影响。最有趣的是《清华学报》中讨论《三国志》，曹冲及华佗的记载，证明了采取印度的传说，虽然有点惊人，却是非常合理。至于《四声三问》那一篇，证明中国语言，虽然本有四声（但四声之中，还有变调，四声之分不易被发现）。而能以发现四声的，还是靠梵文的启示。此亦可以发千秋之秘。以后再转到天师道的问题，从滨海关系，进而研究天师道的信仰及其作用，对于两晋南朝若干不能解答的问题，有此可以作充分的解答，而从《桃花源记》谈到坞堡问题，更为一个历史上不朽的发现。后期再从唐代的文学，研究到唐代政治、社会、风俗，以及文学上本身的问题，最后一直推到清代的弹词上。这也是一般讲文学史的，从来未曾走过的新路。

寅恪先生治学的方面可说是广极了，但他深知道中国学问中未做过的领域实在太多，他要开风气，他也要为师，他提示些可走的新路，并且指导别人去做这些新路。他深深地知道“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一切伟大的成功都建筑在许多人许多时候辛苦经营的基址上，所以他的路线很显然的只是为别人测量基址，指示别人去画蓝图，而无心去自己来做一个始终其事的大匠。近二三十年，他的主要工作是在两晋南北朝隋唐史以及唐代文学与政治及社会关系方面，但是在中印文化沟通上，在中西交通史上，在元史的研究方法上确曾做过不小的提示，今后做这些范围以内学问的人，还应当重视他的功绩。

寅恪先生的尊人是陈伯严先生（三立），清末民初首屈一指的诗人，新江西诗派的领袖。他的诗高华魁伟，平心而论，恐已超过宋代的黄陈。寅恪先生受此趋庭之教，当然有非凡的造诣。他自称“论诗我亦弹词体”，恐怕只是一种谦辞。其实他的诗出入唐宋而自成一格，实非弹词体所能限。他的被传诵的吊王静庵先生诗是白香山体，而再生缘题诗却是李义山体。其中的“绝世才华偏命薄，戍边离恨更归迟”和“上清自昔伤沦谪，下里何人喻苦辛”恰恰嵌入了“上清沦谪得归迟”一句。这是出于李义山《重过圣女祠》诗的第二句，只寅恪先生把“得”一字易作“更”字。也许这样一改，嵌字不十分显著，以避人耳目，也许改掉“得”字，以示“上清沦谪，不得归迟”。无论如何，是可以看出他的心情的。

寅恪先生身材瘦削，并且也不高大。加上了具有神采的双目和高耸的鼻子，的确有些像“甘地型”的人物。当他在清华大学时，有一天便服乘凉，有一个新来的学生告诉同学说：“我今天看到一个人真像甘地。”寅恪先生听到，亦为莞尔。这里并非说寅恪先生那样大师亦羡慕甘地声名，而是说在中国像他那样了解印度的人已成凤毛麟角。何况还有甘地相同的被压迫民族感情和时代意识。自然，他也禁不住有共鸣之感了。

寅恪先生在北平时，住在清华大学的教员宿舍，因为潜心治学，进城的时候很少。我曾经去看过一两次，他住的宿舍是单层平房，相当质朴，和南港“中央研究院”的宿舍大致差不多。因为太远，谈话的机会也很少。到了一九三九年，寅恪先生来到昆明，住在中央研究院租到靛花庵的楼房上，才有机会朝夕晤对。那时寅恪先生已患目疾，需要时常休息。他吃得不多，可是烟酒都不沾的，他曾经和我谈到民国初年长沙的事，并说看到过和我父亲同曾祖的两位伯父，神情和我还多少有些像。可惜我生长在陕西，对于湖南的情形相当隔膜，因而接触到的问题也就不多，不然这也是近代史上很有用的资料。

寅恪先生在外表看来好像是一个文弱书生，但他却能坚持原则，不轻易迁就。有一次清华大学的硕士考试，吴雨僧先生曾为了一个微小问题否决一个学生的及格，寅恪先生不惜以去就力争。又有一次在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上，有一个不合理的议案，寅恪先生独仗义执言，把这个议案打消。从另一方面看，寅恪先生是很有风趣的。在清华大学考试国文，用对对子的方法是大家都知道的，虽然毁誉参半，但想不失为一个新的试验。其中答案如“孙行者”对“祖冲之”，“人比黄花瘦”对“情如碧海深”等，寅恪先生也曾击节叹赏。至于拟防空洞的联对如“见机而作，入土为安”，运用成语到了妙语解颐的地步，也是寅恪先生所作。当大陆在“百花齐放”时，寅恪先生提议要把孟小冬请回来。如用这个姓孟的能生能旦的女伶来扮演《再生缘》中姓孟的人物，真是最合适不过。寅恪先生和我一样，对于平剧半句也唱不来。在清华住的时候，既然很少进城，也未曾看戏。直到一九三四、三五年间，有朋友请他看戏，他一看之下，才大为欣赏。寅恪先生后来大约也看到过孟小冬演戏，不然也不会想得到吗。（上一节有一部分是从俞大纲先生处听到的，特此志谢。）

传闻这位才华盖世的大师是去年十一月逝世的，大陆上严冬寒冽，新炭难求，不适宜于老人养病，当然他是以八十高龄，寿终天年的。不过在物质的供应上，在心情上都不愉快，使我们学生们、朋友们没有人不抱歉然的情绪。只有希望寅恪先生提示出来各方面的研究日就光大，也就稍可告慰于在天之灵了。

【附注】壶公先生的《陈寅恪先生之死》甚为精彩，只是关于武则天和佛教问题，略有错误。此问题已由寅恪先生在《史语所集刊》发表，题为《武曌与佛教》。说到以佛经说女人不可做国王的，但《大云经》说到女子国王，所以武则天提倡《大云经》。并未曾说到“面首”一事。

原载《传记文学》第十七卷第三期（一九七〇年九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