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恩承

现代中国有三所最出名的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各有千秋，对于中国的改进及现代化各有大的贡献。北大是政府的国立大学，由政府资助，由清末的京师大学堂蜕变而来。清华学校创立于一九一一年，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由外人资助，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改为清华大学。唯南开大学由张伯苓先生一人一手独创，无中生有，由平地中挖出黄金，坚苦卓绝，创成百年大业，对国家民族有极大的功勋，现代哲人的成就很少能与伯苓先生相比。八十年来，南开大学人才辈出，周恩来及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钱思亮、吴大猷均是南开学生，国际知名学者、数学家陈省身亦系南开出身。其余海峡两方的官员、大学校长、大学教授车载斗量，数不胜数，伯苓先生之功千百年所罕有。

伯苓先生天赋奇才，绝顶聪明，和孔夫子相似，能见人所不见之理，说出世人应行之道，以身作则，德配天地，其言其行，万世之法。

家世和出身

张伯苓先生生于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原名寿春，别号伯苓，以字行。张家原是山东贫家，伯苓先生的父亲张久庵在天津以吹鼓手为业，人称张琵琶，生活艰苦，无力为子设塾求学，只好商求同族张竹坡的善堂家馆附读。不幸张善堂学馆解散，不得不再转到另一刘家义学——专收贫寒子弟的义塾就读。他的国学仅此而已，没参加过科举考试，没取得当时的功名——秀才、举人、进士。

鸦片战争以后，外侮日急，各国列强要瓜分中国，清朝政府急图“中兴”变法维新以求救亡。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设有北洋水师学堂，以严复为监督（校长），希望建立中国海军，入伍学生不但不收学费，而且供给食宿，每月更有四两五钱白银补贴。张久庵闻此机缘，乃把他的儿子送入北洋水师学堂为入伍学生，时年十四岁。在校四年，遍在旅顺、大连、青岛、秦皇岛、威海卫、刘公岛各港口训练演习，因此伯苓先生对于中国沿海口岸情形了若指掌。水师学堂是新兴的洋学堂，学科方面的教习教官是英国人，因此伯苓先生学得英文、数学、代数、几何，是后来创办南开学校之本。在校四年，学习了驾驶、机械各科，成绩优异，每考第一名。

一八九四年（甲午）中日大战，清朝腐败已久，丑相毕露。中国海军旗舰只有三枚炮弹，海军经费移作别用。西太后为庆祝她的六十生日，移用海军经费修整颐和园，改称万寿山。这一年就是伯苓先生在北洋水师学习完毕之年，北洋海军军舰既已在黄海海战沉没大败，无法上船实习，不得已回家听候差遣。次年，英国占领威海卫，防止日俄南进。当时威海卫已被日军占领，英国人要中国政府承租，公事上中国政府应先从日军手中接收回来，算为中国国土，然后中国人以主人身份再转租给英国。清朝政府派遣通济军舰办理这项屈辱移交手续，二十岁的张寿春正巧在这通济舰上做水兵，亲尝败军失土耻辱，永生难忘。

交接仪式上，先把日本的太阳旗拉下，升上中国的黄龙旗，然后再把黄龙旗拉下，升上英国的双十字交叉旗。一日之内，三换三国国旗。目睹山河破碎，国土沦亡，奇耻大辱，永生难忘。在南开学校修身班中，伯苓先生屡次向学生讲述这次国耻事件，教诲学生必须爱国图强，如梅贻琦、周恩来及笔者等参加修身班的学生，均能耳熟。

清朝的“中兴”只是空话废话。要救国，要免除列强瓜分，首先需要开发民智，加强民力，振兴教育，方有可为。一八九八年，张先生乃弃武修文，离开海军，在天津严修翰林家塾充任家庭教师，教授严家子弟新学——英文、算术、代数、几何，学生六人，这是从事教育之始。此后五十年献身教育，由严家私塾兼教王家私塾，发展为私立中学堂、敬业中学堂、南开学校、南开大学。五十年步步前进，造育学生三万人，科学家、数学家、文学家及艺术戏剧、建国人才，无所不有。丰功伟绩，在中国现代史中罕有这样的伟大人物。

严修字范孙，清末翰林，曾充贵州学台，有思想，有远见。废除八股文，改科举为经济特科就是严学台的奏议。因为他的主张新异，同情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不容于朝，乃辞官归里，退居津门。延请伯苓先生教育他的子弟新学，以为改进中国的准备，是为严馆，学童六人，学习英文、算术、代数、几何，斯即南开胚胎时期。

不二年义和团变乱，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北京。伯苓先生亲见中国人再被洋人凌侮，益增愤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一九〇一年），西太后由西安回銮，力图苟延。在洋人压迫之下，变法维新，废除科举，改办学堂。张先生会同严范孙先生于一九〇三年去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后，以为知识资源乃富国强兵第一要件。每个人的才智能力靠个人的头脑，国家之强盛须赖智力资源，开发智力资源优于开发物力资源。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秋，合并严馆、王馆两处私塾，改为私立中学堂，以严公馆偏院为校址，共有学生七十人，学生人数近似孔子的七十二贤人，似为好的开端。二年后，改私立中学堂为敬业中学堂，次年再改为私立第一中学堂。一九〇六年迁地南开，再改为南开学校。

南开系地名，在天津西南角，本地人称为南开洼。南开洼系天津城臭水汇集之地，臭水池边的空地十余亩系天津士绅郑菊如所有。郑先生善心义举，把这十几亩空地捐赠给张先生作为校舍，于是废除旧名，改称南开学校。在臭水池边兴工集材，兴建教室、宿舍、礼堂、操场，南开学校日渐壮大。早期南开学生饱受南开洼臭气熏陶，几十年后记忆犹新。南开学生习语每说“看他的臭劲”“你臭什么？”以“臭”字用为“美”字代词，不知是否起源于南开学校西墙外臭水池之臭。

南开学校迁到南开臭坑之后，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十年之内由七十人增为一千人。一九一六年举行一千人大会操，集合全校学生集体体操，乃南开学史中可纪念的一次盛会。这一千人中有周恩来、魏文瀚、郑道儒、吴瀚涛、马骏等。

一九一七年，张伯苓到美国各地考察，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听讲攻读，对教育做理论上的研讨，并考察美国各大学的设施。归国后，计划设立南开大学，再做进一步的发展。一九一九年，在南开学校南墙外建立一幢小楼房，作为大学部，以凌冰博士为主任，设文科、理科、商科三部。成立之初，仅有学生一百余人。周恩来是南开大学第一班的学生，但是他只上了几个月就加入勤工俭学，离校去了法国。他每自谦说他是南开大学挂名学生，因为在大学就学时间很短。

南开中学宿舍原已满坑满谷，又由中学学生住满大学部，学生无地容纳，乃在校外附近的鸿源里、六德里租得民房以为大学部学生宿舍。两年以后，八里台校舍兴建初步完成，学生们迁到八里台，住入正式宿舍。同年，秀山堂教室亦完成，规模渐具，南开大学就渐渐成形了。

大学第一班不过一百人，周恩来注册号数为五十四，我是第三班学生，注册号数为三一七。合计三班学生，全校不过三百人，较之现时（一九九〇年）的南大八千人相去甚远。然而，小的大学有较好的一面，有较好的学校生活。二百人同住两个宿舍，同在一个饭厅吃饭，同游同息，彼此全认识，成为亲密的校友。美国的大学每校三四万人，学生彼此相顾不相识，教授与学生也无法沟通切磋。一所大学成了一个大的知识超级市场，学生走入这市场巡买东西，各取所需，付钱出门了事。学生们没有同窗友谊，教授与学生没有亲切交往，彼此无关，失了许多人情味，没有学校生活，远不如小的大学有大的好处。

张伯苓先生这个人

许多知名人如拿破仑、张作霖、袁世凯等，均身材短小，他们的知名度和他们的身躯不成比例。唯张伯苓先生的伟大表里如一，心胸伟大，勋功伟大，他的身躯也伟大。他身高六尺三寸，体重二百五十磅，声如洪钟，走在一般人群中，诚如鹤立鸡群。在南开校园里，与同事伉乃如、喻传鉴、孟琴襄一同行走，好像一位幼稚园先生率领几个小孩。实际上，喻、伉、孟三先生均是五尺多高的常人，唯伯苓先生身材高大，魁梧奇伟，出人头地，把其余的人显得渺小了。他坐在演讲台上，其他同坐在台上之人亦显得微小。例如和顾维钧、梁启超或汪精卫同坐一个讲坛之上，只有张先生是唯一大人物，其他人均显得很微小。

伟大人物当然不以外表身躯为准绳，伯苓先生的伟大在于他的人格及成功事业。先生自奉俭约，很像颜回亚圣，“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家住天津西南角电车厂旁一个羊皮市中，住宅只有三间小房。门前是熟羊皮的羊皮市，满街满巷全是臭羊皮，四处张挂，走向张家叩门须蹈过臭气熏天的羊皮场，方可摸到门铃。伯苓先生居此陋巷三十年，安之若素。

“南开难开，越难咱越开”，是伯苓先生说及南开经费支绌的情形。先生出身于贫苦之家，自己没钱可以兴学建校，而中国富豪多照顾自己，很少有人肯掏腰包拿出钱来兴办公益事业，兴办学校。伯苓先生到处化缘，然而捐款所得有限，学校经费永在不足之中。教职员的薪给优先照发，先生总是先人后己，自己的生活永久艰苦。校长的月薪初为五十元，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增至一百元，所有张家开支只靠这一百元，捉襟见肘，自在意中。每次去北京办事，坐三等车，住北京施家胡同北京旅馆，每日房钱一元。自己携带一瓶臭虫药，以抵抗夜间臭虫的进攻，自带三个烧饼以节省饭费。唯一奢侈品是一小包茶叶，天津人吃茶实乃必需品。虽然如此节俭，而人情礼往、衣食家用仍感不足，有时不得不由学校会计处临时挂借。十年之内，这种挂借数额达三千元。一九三三年，热河失守，华北时局紧张，蒋介石派黄郛来华北“跳火坑”，组织华北政务委员会，聘伯苓先生为委员，以壮声势。一年以后，日军更进一步压迫中国，宋哲元另搞局面。黄郛南返，退居莫干山隐居，结束华北政委会。按规定，伯苓先生名下积有车马费四千元，先生以为无功受禄，不肯接受。政委会办理结束人员徐鸿宾把四千元丢给我，请我转呈。我和伉乃如先生洽商多次，方把这四千元交由伉先生收下，归还伯苓先生十年来在会计处挂借的欠债。经办这次送款交涉，方详知伯苓先生在学校挂借之秘密。南开学校一人的独角戏，一切开支伯苓先生有全权处理，而先生公私分明，一文不苟，洁身自好的美德，绝无仅有。

南开精神

南开师生每说南开精神。什么是南开精神，南开学生个人感受不尽相同。兹述个人在校所见所闻，以证伯苓先生做人应世之方。

南开校歌中有“月异日新”，力求进步，永久向前，进取奋斗。先生每说“要进，要长，要顶”，实乃他生平为人做事的精神。南开精神实际上是伯苓先生的精神，南开学生们承受伯苓先生教诲，奉行自励。圣道本乎寻常，至理不外日用。伯苓先生以身作则，“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先生高风亮节，光明正直，学生们自然景从。

伯苓先生的嘉言多是深入浅出的俗语。南开学生在校所习的物理、化学、代数、几何，离校几十年后，多已忘了，而伯苓先生的话尚能记忆一二。一九四五年冬，先生七十生日，许多老学生来沙坪坝拜寿，周恩来也来了。我问他在南开所学能记得的事是什么，他说是伯苓先生在修身班中所说的一句话，在困难犹豫中要顶住，“要光着屁股由床上跳起来”。他说他在遭遇困难时就想起校长这句话，就咬牙顶住。

北方冬天气候寒冷，学生宿舍中早晨没有火，学生们贪睡、贪暖，贪恋被窝中的暖和，不肯起来。伯苓先生教导学生说，要光着屁股由床上跳起来，被窝外边很冷，自然赶快穿衣，就起来了。“不要退，越退越起不来”。

伯苓先生是海军出身，南开重视体育。他说：“在校要认真读书，但不可死读书，只有会玩的人，才能把书读好。”先生历任中国运动会会长、华北运动会总裁判。民国初年，南开学生在华北运动会上出名，因而南开出名。民初南开学生出名运动员如郭毓彬、魏文瀚，全国闻名，南开之名因之闻于全国。

伯苓先生常引用俗语教导学生。他教学生要整齐清洁，他说“勤梳头，勤洗脸，就是倒霉也不显”，又说“你可以为名士，但不要有名士派”，不要囚首垢面而谈诗书。许多南开学生终生奉行这些教训，永保整洁。

一面大镜子

伯苓先生在南开所实行的精神训练是有形的，是可实行的。在南开学校，东楼进门左边（现在这东楼是周恩来纪念馆）悬挂着一面大镜子。镜边写“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学生进校门经过这面大镜之前，影现镜中，真相毕露，各显原形。假如一个学生服装不整，头发蓬松，龟背蛇腰，各种丑相映入镜中，则自惭形秽，自思有所改善，一定要纠正自己的身形发肤。这面大镜子可以改善学生的仪容行为。有时伯苓先生走过镜前，遇见过往学生服装不整者，立即亲加纠正，使学生背直、肩平、发整、纽结。许多学生亲经张校长纠正训诲，终身整饬。吴国桢说他的整洁是由张校长的那面大镜子教诲得来的。

一般人对于南开的好印象是整齐清洁。校园中没有像其他学校校园满地破报纸，随处扔橘子皮、香烟头，到处吐痰。张先生禁止吸烟，凡是吸烟学生，立即开除。南开不准随地吐痰，校中走廊设有痰盂，走廊柱上写“吐痰入盂”。学生食堂设有两道门，以防苍蝇飞入。食堂的工人厨子开饭前必须穿上整洁的白大褂，列队受检查，每个工人必须伸出手来受检，看看是否手指甲已剪短而无黑污。

我叙述这些杂项琐事，在于证明伯苓先生信仰“圣道本乎寻常，至理不外日用”，“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一切成功由小善积成大善，一切失败多由小恶积成大恶。伯苓先生办事办学的方法即是积小善为大善，可为办学兴学之人典范，万世之法。

伯苓先生既有远大眼光，高瞻远瞩，深知救国育民之道，对于日常屑务杂事亦能瞻小慎微，面面俱到。把一切杂事庶务办得妥帖切实，是先生过人之处。许多人只有空大的计划、远大的宏图，而无确实精细的实行方法，结果一事无成。例如民初实业界名人李组绅先生，他是北洋大学毕业，有组织力，有创造力，有远大的眼光，也有公共精神，力主开发实业，利民富国。他创办六河沟煤矿，并向南开大学捐款三万元，创办南开大学矿科。唯是李先生仅有远大计划，而煤矿办得不成功，许多屑务细节未能认真，煤矿失败了，南开大学矿科办了两班就无下文了。

一个成功之人须有远大的眼光、正确的政策，而且要有精细、有效率的方法。张先生既有远见，而且胆大心细；既有正确的目标，更有精细周到的方法推行其政策，使其政策实现。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善不足以为政。仅有好的愿望、空洞的远景，而无有效率推行的方法，结果是无结果。例如空喊现代化而没有实现现代化的方法，自然没有现代化的成果。

修身班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圣先贤的最高原则。“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种金字塔倒影的逻辑的起点在于修身，也就是修身为一切做人应世之本。一个儒者必须是一个好人，积好人成为一个好家，积许多好家成为一个好国，积世界上很多好国家，天下就太平了。这种以修身为本、以修身为起点的理论实行几千年，民初仍然奉行。然而科举已废，四书五经已不是新式学校中的课本，修身做人的训练成了问题，如何讲求修身之道失了常轨。民初，蔡元培写了一本教科书，题目为《修身》，内叙仁义、道德、礼智，一些空泛字句干燥无味，各校学生均不喜欢听这些空洞的说教。推物及人，学生们对于教修身课程的教员亦极厌恶，因此南开没有修身一课。南开精神训练由伯苓先生亲自主持，修身班成了南开最有效益的精神训练。每星期三下午召集全校学生，在大礼堂由张校长亲自训话，讲述修身、做人应世之道。循循善诱，修身班中名言哲理，许多学生终生永记。南开精神讲话尽在修身班讲话之中。可惜三十年代以后，学生人数过多，礼堂无法容纳全校学生于一堂，加以伯苓先生年高事繁，修身班未能按期举行，是一憾事。

三大政策

伯苓先生的教育方针，除了读诵中外历史、地理、经史子集、中外文学文字以外，有三个新的政策：第一为科学，第二为体育，第三为合群爱国。伯苓先生出身于海军，亲经海军大败之辱，亲睹外国人欺凌中国的情形，深知亡国之危。当时清朝积弱多年，列强主张瓜分中国，有识之士力喊救国。伯苓先生得风气之先，首倡爱国主义，教导学生要合群爱国。他认为教育学生须授以知识，增强他们的能力，然后为国为公，中国方可存在，方可富强。先生每说中国之患是贫、病、愚、散四种大病，人民有了教育，有了知识能力，则贫、病、愚三病可除，而国人一盘散沙，不合群，不会合作，仍是混乱之源。我们必须协力同心，共御外侮，中国方可图存救亡。“五四”时代，爱国运动南开学生总是走在前头。校长和学生永久合作，共同奋斗，反抗日本侵略。学生领导爱国运动，校长永在支持他们的活动。其他学校学生和校长站在对立的两方，学校方面极力阻止学生游行闹事。南开学校对于爱国运动，校长和学生是一致的。

一九二七年成立东北研究会，任傅恩龄为干事，研究日本侵略东北情形，计划反抗日本侵略。“七七”抗战军兴，日本人特派大队的飞机把南开大学校舍全部炸毁，报复南开师生爱国抗日之仇以泄愤，这可为南开师生爱国抗日之明证。

“东亚病夫”久是西洋人奚落中国人的名词。中国读书人向以“勤有功，戏无益”为准则，学生以“三更灯火五更鸡”苦读死书为最好的学生，不可游戏，不可“贪玩”。伯苓先生深知这古老的办法不妥、不合理，他相信必须加强学生身体。人民有强壮身体，方可救国建国；人民是病夫，就不会有富强之国。

南开注意体育，全国皆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毕业班学生必须能跑百码，能跳高、跳远，方能毕业。一九二二年我们这一班就是遵照伯苓先生的规定，体育及格方能毕业，方能取得毕业文凭。

图书馆

我由关外到南开最大的发现是南开学校有一图书馆，有一大的阅览室，藏有几万本书，且有一位学过图书馆学科专人王文山管理这图书馆。这个惊奇的发现胜过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八十年前，全国各中学多没有图书馆。学校是读书的地方，没有书可读，似不成为学校。我在奉天时所读的学校——两级师范学校，是当时东北最高学府，竟无图书馆，岂不可怜。学生们只是在课堂上遵守“先生讲，学生听”，抱残守缺。先生讲台上摇头晃脑，抱着课本大声念，学生静听，课本以外毫无所知。一九二〇年，五四运动后一年，奉天师范学校请到苏式洵先生为教务长。苏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受过五四运动思潮熏染，到任后草辟一间教室为图书室，收集当时流行的杂志，如《新潮》《解放》《改造》《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因是子静坐法》《催眠术讲义》《催眠术实习》《东方杂志》等五六十本新书，我们学生惊喜若狂。我把所有的书全看了，我学会催眠术，即是在无书可读的情况下自习完成。

当时奉天东关有一奉天省立图书馆，然而这个老衙门“门虽设而常关”，内有一个阴阳怪气的图书馆馆长，大概他是省政府中某要员的穷亲戚，无以为生，把他塞到一个无人理的冷衙门——省立图书馆混个生活。奉天省图书经费原已有限，这位馆长的薪给伙食把书费全吃光了。我去过图书馆两次，见不着人，也见不着书，怅然而返。

南开学校图书馆有十几万册图书，是全国中学中了不起的设备。一九二二年春假中，我把《资治通鉴》《元曲廿四卷》《十三经注疏》全部念完。见所未见，读所未读，受益匪浅。有此经验，我对于学校中的图书设备极端重视。我以为学校有图书设备为第一要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在东北大学校长任内，第一件工作就是要扩大图书馆。我计划五年之内要有三十万卷书，十年之内有一百万卷。一九三一年，聘请桂质柏图书馆学博士来沈阳主持其事，“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亡，所有计划成了纸上谈兵。一九八七年，我到沈阳市参观几所重点中学，仍均无图书馆或阅览室的设备。我参观一所最好的重点中学，这校仅有几十本新书锁在一个柜中。我要求看看那几本新书，完全未开过，并未编号，从未有人看过。那位校长面红耳赤，向我说学校经费少，仅有这几本书。我问阅览室在何处，他诡称“现在图书馆放假，阅览室锁着，钥匙在管理员手中，管理员不在”。

我述及上面题外文章，说明南开与众不同，伯苓先生知道轻重先后，重视图书设备，说明南开学校何以成功。

新剧团

新剧话剧创始于南开。伯苓先生以为话剧可以训练学生口语表达，话剧剧情可以影响民众思想，戏剧可以影响人民道德观感。伯苓先生自编《用非所学》《仇大娘》《一元钱》《一念差》《新少年》《新村正》等新剧，由伉乃如、周恩来、陆钟元、曹禺等登台表演。民国初年，拘于旧礼，男女授受不亲，女学生不能登台。剧中女角由男生扮充，周恩来扮充女角，所以我们在校时，呼周恩来为“孙小姐”，因为他是剧中女角孙小姐。

周恩来演说能力、表达能力虽然出于他本人的天资，南开新剧团的训练不无贡献。

敬业乐群会

南开教育的特点不仅在于教育素质的高超，教学、作业、考试的严格，伯苓先生注重学生的课外活动，训练学生如何在团体中生活。人是群居动物，每人每日生活于人群之中，必须学得在团体、社会、国家、家庭中如何生活，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在组织中生活。团体生活实为教育的基本目标。南开的课外组织繁多，课业以外学生可以随意参加，学习群居生活。南开有新剧团、基督教青年会、校风出版社、童子军、足球队、篮球队、棒球队、各省各市同乡会、自治励学会、敬业乐群会等课外团体活动。每日下午三时课堂课业完毕，学生可参加各项课外活动，学习交结朋友之道，终身有益。敬业乐群会可为一例。

伯苓先生以为做人应世之道须尽忠职守，努力工作，把自己分内应做的事尽忠做好，不可随班唱应，马马虎虎，凑合敷衍了事。“尽己之谓忠”。他教导学生对自己所业要尊敬严肃，对自己应做的事毕恭毕敬，谓之敬业。在团体中必须合作合群，同舟共济，寻求快乐于人群之中。和人往还自有其乐，合作乐群是学生应学的本领。一个人孤立鸣高，不和人往来，不能与人合作，独往独来，穷酸一辈子，一事无成的学生，张校长不取焉。

南开周刊原名《南开校风》，学生们称为《校风报》，主要用意在于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训练学生的思想。《校风》周刊上的文章内容，中学生的作文卑之无甚高论。中学生所知有限，所学有限，自然不能有什么惊人之笔，只是给学生们有发泄他们热情的地方，在教学上也有大的贡献。

学生宿舍

学生在校住宿是教育上一大要旨。南开学生百分之九十住校，有极大的好处。国内许多中学因为经费不足、设备不周，没有宿舍。学生们随班唱应，下课后一哄而散，各自东西，荒废了有用的时间，无机会、无时间参加课外活动和体育生活，不可能学得团体生活要义，不可能成为有用人才。

南开住校学生下午三时下课以后，参加各项活动，如童子军、篮球队、足球队、棒球队、青年会、圣经班、撰写周刊、辩论会等有意义的活动。六时吃晚饭，七时自习，十时熄灯，充分利用课余时间，身心两方面均得发育成长。

不住校的学生多是豪门公子、富家子弟，来校时随班唱应，下课后立即离校，在校外闲游胡混，把大好光阴耗费于无益之地。他们对于校内各项运动、各项球赛无法参加，对于写作、演说、组织群众均无能为力。他们的课业永是低等，最好者勉强及格，很多人名落孙山，挡驾离校（南开勒令学生退学称为挡驾，英文、数学、国文有一门不及格要挡驾）。住校学生被挡驾者较少。

中学、大学严令学生住校，在教育上有极大的好处。英国出名中学伊顿（eton）、哈尔（harrow）学生必须住校，牛津、剑桥两大学学生必须住校至少两年。二百年中，伊顿中学出了十八个首相，英国各界领袖多是牛津、剑桥学生，概由于学生住校的良规。南开成功成名，学生住校也是原因之一。

创新及试验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学术的进步在于日日求进步，日日创新求进。原有的无效无灵的办法，须改进废除，应试求新法。政治上须变法维新，学术上亦应力求发明、发现、改进，日求新方法、新道路。南开校歌中的一句“巍巍我南开精神，汲汲浸浸，月异日新”，伯苓先生遵循古训，日求创新。他以为民主政治之下，从政竞选者须有表达意见的能力，须有说服能力，方有资格成为领袖，推行福国利民的计划。

表达意见有两种方式：一为文字，须文笔通顺，言之成理；另一方式为口语。文字的表达自古为然，学校中课文、作业、作诗均是表达意见的方法。唯口语表达自己意见，向民众大会演说，一般人无此能力，学校中亦无此训练。伯苓先生以为训练学生口语表达能力，将来在社会上或政府中成为领导人才，演说能力的训练十分必要。南开新剧团是练习口语表达的一法，课堂中应有演说一课。一九二一年春，伯苓先生于第三年级设立演说课程，每周一次，由孟献予先生教授演说之道，用意至善。张先生的政策，毫无争议之处，唯推行实施发生困难。第一，孟先生不是善于演说的专门人才，他自己没学过演说。按平常的教育道理，教员所教的课门知识应十倍于学生，孟先生演说天才不比我们学生更高明。而且中国缺少公共演说这类书籍课本，没法照本发卖，要孟先生自己创造一种演说理论方法，不可能实现。孟先生本人不能演说示范，教学生仿行。试行半年，孟先生不干了，演说这门课程无法进行。一般学生们重视积分成绩，甲等、乙等，八十分、九十分。演说这一科是创举，新课，没有积分方法，没有七十分、八十分的标准，学生不重视没分数、没成绩的课程，对之无趣，是失败原因另一面。

演说的题目和内容也是一大困难。十几岁的中学学生对于政治、经济、社会各项问题所知有限，言之无物，不知从何说起，教学生站在台上做三分钟的公开演说不是很容易的事，因此学生方面、教师方面均感为难。这演说班不好进行，试行半年就取消了。

另一创新课程是时事。张先生以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一学生应知国家大事及天下大事，方能洞悉事物，洞悉世界大势，方可成为领导人才，因此设有时事一课，每周上课一次。施行以后，发生与演说班相同的困难，教授时事的先生没有特别消息，没有号外新闻，没有特殊高见，仅凭一般报纸所载新闻，学生们已同样看过了，再由教员讲出来，已不是新闻。旧话重提，了无新意。至于国内经济复杂问题、国际政治情形，教员所知有限，学生们所知更少，教学两方对于均不知道的问题全无兴趣。时事一课难于维持下去，试行一学期，不再列为正课，只是鼓励学生于课外注重时事以增学识。

不是伯苓先生的所有创新试验全失败了。一九二三年，张彭春（张校长胞弟）游苏回国。苏联是新兴的共产主义国家，重视劳工，重视体力劳动。中学生除了上课学习语文、算术、科学以外，要参加体力劳动，做一部分生产工作，同时锻炼学生体力，减少一些仅为运动而运动的球戏及体操。学生实行体力劳动，既可活动筋骨，增益体力，且有生产物资的效果。张校长采取这种理论和办法，于南开学校后院西墙角下设有小型工厂，学生下课后可以参加工作。虽然生产品所值有限，但用意至善。

四大金刚

一项大事业的成功不是一人之力，必须群策群力，众志成城。要有好的领导，再加有得力的助理人才，方能众擎易举，创成一项大事业。伯苓先生高瞻远瞩，大气磅礴，而各种计划的推行、日常事务的处理，需要有得力的人支助。张先生知人善任，选择可靠的人、有能力的人，照计划推行，方有成就。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南开学校有四根台柱，应称四大金刚，如来佛在上，四大金刚助威，方能成为一座好的大庙。

主持教务者喻传鉴，浙江人，北京大学毕业，原是南开第一班学生，和梅贻琦同班同学，亲受张先生教导。初在天津南开学校充教务主任二十年。重庆南开成立，喻先生主持南渝（南开），二十年桃李满天下，重庆南开的学生均知喻先生的风范、学问、道德。

次为华午晴先生，亦是南开第一班学生，管理南开建筑校舍、房产事务，尽心竭力，一辈子鞠躬尽瘁，是南开建设者之一。华先生天津人，体形肥胖，口齿迟钝，好像说不清任何一件事，说不明白任何一句话。他眼睛黑眼球较小，白眼球很大，学生们戏称他“华白眼”。此公绝对忠实，日夜勤劳，外弛内张，外形若愚，而心中十分精明。他没学过建筑，但天津南开、重庆南开、八里台南大，广厦千间，均由华先生设计制图建造，南开学生很少人知道华先生这项建树功劳。南开学生八十年中来来往往，行云流水，而南开校舍百年屹立，很像纪念华先生的功德碑。

第三根台柱孟琴襄，主持事务庶务，管理厨房伙食、花木校舍、财务支出，无所不容，无所不管。孟先生是张校长的第二班学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赴欧洲参加协约国方面华工队，当时有华工三万人从事挖战壕、运送军械军需。孟先生是华工会干事，管理华工的生活起居、通信、衣食住行，和晏阳初先生同时同事。一九一八年欧战结束，回南开充任事务主任，三十余年努力于南开的事务。南开学校明窗净几，花木葱茏，校舍一尘不染，是孟先生的功劳。孟先生鞠躬尽瘁，一辈子为南开工作，贡献甚大。

第四根台柱伉乃如，是校长的秘书。伉先生乃一人之下百人之上的南开的第二把手，秉承张校长的计划意旨推行一切。南开的人事行政、对内对外，全经伉先生之手。在南开大学部兼充注册部主任，有极大的权威。学生的成绩在他手中，教授的进退伉先生有极大的影响。张校长对伉先生言听计从，伉先生对张校长毕恭毕敬，扶持体贴，无微不至。张校长出门时，伉先生每把手杖、帽子恭手送到校长手中。有些学生以为恭顺太过，迹近卑鄙。我问这个批评的同学：“你认为伉先生拿帽子卑鄙，难道你以为应当一见校长进门，伉先生就不容分说上去抽他一个嘴巴子才对吗？”

伉先生是主事管事之人，学生的记过、开除、挡驾，均由伉先生传达，“送恶耗的送信人每被打被杀”。伉先生发布不及格或挡驾的信息，传达不好的消息，学生们很不谅解，而他心直口快，直话直说，没有容忍装傻的假态。说真话，每是大煞风景的事，因而得罪了一些学生。

实质上，伉先生是极精干、有为有守的人才，办事精细确实，且有表达天才。在南开新剧团中做演员，伉先生每充剧中的坏人、坏小子，做种种丑态，说诡话，情景逼真，极像坏小子。一般人把剧中的坏小子形象引为伉先生本人，冤哉枉也。伉先生忠心义胆，为朋友两肋插刀。周恩来在新剧团扮充女角，和伉先生同台演，成了好朋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周恩来主持共产党革命工作，秘密来天津，常由伉先生掩护隐藏，周恩来免于被捕，得以生存。当时国民党政府时代，窝藏掩护共产党是要杀头的。伉先生不是共产党员，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朋友，古道高谊，不能不说忠义可钦。一九一九年，周恩来由日本回国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张校长委任他为秘书，隶属伉先生之下，听从伉先生指挥，跑腿学舌，均由伉先生发号施令，周恩来对伉先生极为尊敬。一九一九年秋，周恩来被天津警察厅逮捕，伉先生来往警察厅营救，九死一生的周恩来在监狱住了九个月方出狱。人民政府成立，周恩来做了总理，伉先生时已作古，对伉先生的子女略有照顾。

在校亲历种种

南开成名，许多人以为南开是贵族学校，因为黎元洪总统的子女、袁皇帝的族子、冯玉祥的儿子均在南开上学。实质上，南开学生绝大多数是贫苦子弟。现身说法，我个人在校生活可为一例。

一九二〇年秋，中日珲春交涉，中日两方向吉林方面出兵，弓紧弩张，情势险恶。奉天有学生游行请愿，拥护政府，反对日军侵略。张作霖大帅以为学生闹事，大怒之下解散学校。爱国有罪，把我开除学籍，并追缴学费。经奉天青年会干事丹麦人罗士马森（rusmansen）介绍推荐，得见张校长。伯苓先生不以为爱国有罪，幸被收容，从此我变为南开学生。唯是流亡学生，生活及学业两方均极艰苦。经济上由家中扫地出门；学业方面由奉天师范学校转入南开洋学堂，各科多不衔接。入学以后，一切英文课程听不懂、说不清、写不出，十分费力。南开学校的课本，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全用英文，望“洋”兴叹，不知从何着手。英文先生是美国人宛德尔夫人，她口若悬河，我听之茫然，不知她所云何事。而物理报告要用英文写，更是强我所难。好在我的算学有好的根基，可以望文生义，看图识字。几何、代数不用太多的英文，一望而知。物理实验是普通物理，不难随班听讲。英文的物理实验报告向同班同学借抄，送上了事。物理先生章辑五先生对于实验报告不十分深究是否抄袭，每得过关。

英文一课是洋文，日夜研读，希望能及格。绝路逢生，忽然发现一个窍门。美国学校规定教员要有“办公时间”（office hour），每星期指定一两天的下午，教员坐在他的办公室等候学生来问，解答疑难，用意至善。中国学校无此办公时间的办法，中国一般学校也没有教员单独的办公室的设备。南开先进，特有教员办公室。宛德尔夫人是美国人，习于美法，采用美国的坐办公室的办法。每星期三下午三时至五时，她坐在办公室接受学生访问，但是我班其他学生学习正常，没有人来访，因此她的办公室门可罗雀，无人问津。我是唯一求教的学生，她有了第一件生意，十分欢喜，十分热心。经她单独教授几个星期，我的英文就能听得懂、说得清了。巧得这课外单独补习，六个月后，我的英文就可以随班唱应了。宛德尔夫人得有成功，极为欣喜。语言须由练习口说中得之，有机会练习口语，就有很快的进步。中国一般学校教英文的先生多不能口说，因之收效甚微。

在校求学，以学为本，自然是天经地义，然而生命第一，生命不存，则求学就不必谈了。《圣经》上说，得了一个王国，丢了生命，又有什么用处呢？实质上，生存第一，挨饿的人无法谈诗书。在奉天爱国有罪，被张大帅开除学籍，同时由家中扫地出门。离家之日，先母偷偷地给我九元钱。在奉天吃去三元，来天津路费用去三元，到天津时只剩三元。床头金尽，空肚子三天，第四天王捷侠学兄解囊相助，借我五元，方得以入校。

南开学生食堂饭费分甲、乙、丙三等。甲等伙食是全周七天每日两餐，每月三元五角。乙等餐每餐少一个菜，星期六、星期日无餐，以应一般周末离校回家学生之选择。丙等餐午夕两餐，周末无餐，是最便宜的伙食，每月二元三角。另外早餐馒头、稀饭、烧饼、油条，由学生自理，学生另掏腰包自买，不在包饭之内。一般穷学生为省钱吃丙等饭，自是常轨，我属于丙等。

早点馒头稀饭，每日要花七八分钱，为节流起见，我放弃早点，每天两餐可以勉强度日。和尚住庙，过午不食，一天吃一次可以活得了，现在我每日两餐，当然可以勉强生活。这种废止早餐的妙法，我实行了六年。一九二五年到了英国，英国人早餐丰富，午餐轻简，入乡随俗，我方改食早餐，恢复正常，改从一般人的饮食方式。废止早餐不仅可以省钱，对于健康，且有好处。其理论为肠胃应有休息时间。肠胃有工作时间，亦应有休息时间，其效率更大。而且得读一本《废止朝食论》，其中讲了一大套不吃早餐的好处，食少思清，多吃易睡等。得了理论上的根据，我更理直气壮，不以为自己挨饿是受苦，虽然我放弃早餐不是根据理论，不是要肠胃休息，而是为了省钱。

财政之道不外开源节流两途，一方面要节流，节省支出，另一方面必须有来源。如果没有一点财源，毫无收入，仅靠锱铢节俭，仍不能解决问题。一个中学生既然不能放下书本从事苦力工作，想不出方法求得一点收入，赚几文钱求活。日夜思维，乃决定试给报社写些小品文字，得几角稿费，或可是一求生方法。当时天津报纸有《大公报》《益世报》《京津太晤斯报》三家大报；另有几家小报，各自争鸣。小报之中，有一《新民意报》，是前进的报纸，由马千里主持。马先生为南开毕业生，是张伯苓校长的妹夫，思想前进，自有主张，自己要独立门户，办一报纸，名为《新民意报》，鼓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妇女解放等。然而，办一家报纸并不如理想中那样简单，既须有主张、有目的，且须有经济的资源支持。马千里先生单人独马，没有经济支柱，难行千里。而且稿费太少，写稿的人亦少。每天出两大张报，要几万字才能充满篇幅，发行应市。简单说，一份报纸的发行必须有文，且须有钱。马千里先生既然没有钱，而文稿亦不足，千里之名仅是远大的目标而已。和其他报纸一样，《新民意报》也有一副刊，载录文艺故事、杂品文字，聊以充数，每一段短文，只付稿费三角钱、五角钱。当然没有国手文豪为之写稿，只好采用平庸文字、中学生的作品，因此我的文字得以采载，一千字可以得稿费三角钱。每星期得有三角钱，在穷困无钱的时期是很大的数目。三角钱可以吃三次饭，岂可忽哉。

一九三〇年，马千里先生病故身亡，人亡政息，《新民意报》随之寿终正寝。马千里先生另外创办了达仁女校，提倡妇女教育。邓颖超曾是达仁女校的教员，她也给《新民意报》写过文章。马先生在世之日，中国共产党尚未成形，假如马先生能多活几年，或者可能成为共产党的要人。世事沧桑，很难预计。

三角钱虽少，但得来不易。写出一篇短文，本不容易，首先要有个题目，其次能写得有可读性、能被采登的小文全不是容易的事，而且要有写作的环境。南开学校校规甚严，白天全天上课，晚间要自习。以当时我的英文落伍情形，日夜加工努力，勉强可以随班及格，没有时间为《新民意报》的报屁股（副刊）写文章。另一困难是学校规定晚十时熄灯，不准学生秉烛开夜车。张校长的教育主张一切教学、体育课外活动须在一定时间，即早六时至晚十时之内，超过此限无益有害。而且为防止火灾，十时以后不准学生自燃灯点蜡，只有过道路灯和楼梯上的电灯仍然放光照路。为《新民意报》写副刊，只能坐在南楼楼梯上路灯下完成。在楼梯上写的东西自不能有好的作品，好在我的目的原不是经世名言传之后世，只不过为三角钱的生活费已耳。

另一求生的方法是为初级班同学补习算术。南开课业极严，国文、英文、算术三科中有一门不及格，便要挡驾（退学）。一些算学不好的学生极需课外补习，招请高级班学生为补习先生，每月付两元三元补习费。这些课业不好的学生常到教务处报名征求补习先生，由教务主任喻传鉴先生转达这项需求，向高级班有能力、有需要的学生接洽。我的算学一向很好，在穷困之中，这是一个好的活路。我向喻先生报名求售，正巧有一个一年级学生杨作舟算术不及格，急需请人补习。于是我成了补习先生，每月得三元钱，居然成了大富。因为伙食费每月两元三角，除了伙食费尚余七角，岂非大富？给《新民意报》副刊写小文，每篇三角钱，写十篇方得三元。为人补习每日下午一小时，每月三元，十倍于写报屁股，而且免除坐楼梯灯下之苦。由此改行充任补习先生，《新民意报》五个月之功就不再继续了。

为人补习是发现新大陆。初期学生只有杨作舟一人，后来另有山西学生董克兄弟两人请我补习算学。此后威名远震，有很多初级学生请我补习。一九二二年入大学以后，补习范围渐广，移座校外，在天津河北孔绍轩公馆、河东刘承恩省长公馆做补习先生。校外补习对于解决生活问题大有进益，因为补习费由三元增加为五元，增加百分之六十，而且学东主人供给一顿晚饭，省了我在校伙食钱的一半，在学校吃一次午饭就够了。孔、刘两家豪门供给补习先生一顿晚饭，远远少于孔六少爷喂狗的钱，而穷困挨饿的人受之，则是义薄云天了。刘承恩是袁世凯皇帝的亲密战友，代表袁世凯沟通革命党，做过湖北省长，腰缠万贯，湖北人要给他立铁像。孔绍轩是李鸿章家的师爷，清末民初做过甘肃省兰州道尹，千里为官只为财。清末时代，在边省做官，刮取民财是合情合理之事，孔家的大富自非意外。

做补习先生的几元钱可以过活，教务主任喻传鉴先生的推荐，义薄云天，我永生感激。而且因为介绍补习工作的接触，喻先生对我很有好感。一九二二年暑假中，伯苓先生主办暑期讲习会，陶孟和（履恭）是讲师之一，讲授中国社会问题。陶先生是北大教授，中国最出名社会学者。他的讲演笔记需要一人为之清理抄写，以为将来正式写书时的蓝本，他请喻传鉴先生找一个人做此工作。喻先生把我推荐给陶先生，为他清理讲稿。他上午讲演，下午一时后我代他清理讲稿，誊正抄清，每一下午抄清二千字，手忙脚乱，十分费力。做了一个月，陶先生给我三元钱作为工资。虽然钱数不多，结识一位名人，而且陶先生对我永有好感，大大超过三块袁大头。

校长之怒

生活和课业既然渐入坦途，我循规求进，从事学业，不再参加学生运动，惹事闹事。实际上，一年多以来日夜勤劳，求生活赶功课，没时间参加任何课外活动。敬业乐群会、青年会完全没有我的足迹，我也没有给南开校刊写过一个字。这样韬光养晦、装聋作哑，希望不再出头露面，惹出任何麻烦，做一平静、无毁无誉的好学生。

世事的运作不能尽随人意。校外局势之变，又把我揪出来，时也，命也。人生的行止不能完全靠自己的计划，多是受外界环境的影响。

一九二二年春，奉直大战，张作霖与曹锟失和打内战。这些内战原和我无关，也和南开无关。然而，这次奉直战争影响了我平静的学校生活，拉我再参加课业以外的学生活动。

先是这年春，张作霖、曹锟反目，奉直两方先行骂阵，彼此通电对骂。四月底，奉军入关，正式开火。打了七天，奉军大败。五月五日，奉军退过天津东的军粮城，狼狈出关。奉军纪律向不太好，天津民众对奉军十分忧虑。五月初，奉军由津浦线败退，经杨柳青天津附近各地之时，津市大起恐慌。南开学生也在恐慌之中。我班第四年级是高班，学生张我华、刘纯柱、张金增是活动分子，胆小怕事，力主学校停课以避奉军危害。张伯苓校长海军出身，见过阵势，极不以停课为然。五月一日下午，召集全体学生开会，报告时局消息，伯苓先生和学生大开辩论。刘纯柱、张我华以为奉军纪律太坏，到处杀伤抢掠，过天津时一定杀人放火，南开学校应暂时停课以避其锋。张校长以为学生要求停课自造恐怖，庸人自扰，奉军不可能攻打南开，因为南开系学校，无财可抢。刘纯柱说奉军如打日本租界，南开可能受害。张校长问奉军为什么要打日本租界，假使打租界，奉军的大炮飞过南开，炮弹要有抛物线，“你们知道抛物线吗？抛物线的弧形由南开上空飞过，不可能在弧形中途落到南开校园”。张校长以科学道理、海军经验说服学生，唯是惊惶胆小之人，不可理喻，张校长的科学理论未能解除他们的惊慌。辩来辩去，张校长怒发冲冠，大为震怒，未得结果。学生们散会之后偷偷地溜走星散了，没有正式罢课，实质上停课了。住校学生无家可归者大部分仍然留校，走读学生或天津有亲友者均已星散。张校长气得声嘶力竭，未能阻止停课。南开成立十六年，这是第一次学生们无理取闹，擅自停课。

实在说，这些胆小的学兄是杞人忧天坠。奉军溃退，每个逃兵争先逃命，兵败如山倒，不可能做有计划攻打日本租界。而南开是一学校，没有黄金财宝，所有教室中的桌椅、黑板、讲台，奉军不可能搬走，学生们的顾虑惊慌是没有根据的。五月初，两三天之内奉军零散地由杨柳青军粮城溃退出关，天津居民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五月五日以后，离校学生陆续回校，五月六日正式复课，一场无谓的惊慌就过去了。张校长余怒未息，把张我华、刘纯柱、张金增三人挡驾了。这三位同班学友中，张金增是我最好的朋友，离校以后改名张放，后来加入共产党，改姓刘。一九八六年故人相见，提及六十年前往事，不胜唏嘘。张我华、刘纯柱两兄离校以后不知去向，不知所终。

在学校停课期间，大部分学生离校，发生些小问题，落在我头上。例如食堂中的伙食座位，大部分学生离校，而留校学生急需归并重组。何人离校，多少人不来吃饭，没法查询。刘纯柱、张我华几位学生头目擅自离校，主管厨房的事务员向我查询。宿舍中住宿学生七零八落，亦需要查清，也来问我。张校长找我谈话，查问学生情况。无形中，我成了学生们的代表。死灰复燃，两年前在奉天为学生代表，参与爱国运动，两年后又成了学生头目，再出头露面，实是意外的发展。

一九二二年班是旧制中学四年毕业的最末一班。这一班毕业以后，改行新制，三三制，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共六年，实行到今。

中学班毕业典礼时，除各项演说外，有一学生代表毕业班做答词，感谢学校先生教导之恩云云。张金增、刘纯柱几位活动人物因为奉直战期中擅自离校，被张校长挡驾，学生团体中群龙无首，承乏补缺，这一期毕业典礼学生代表答词落在我头上。在南开学生活动中，又有我一份了。

南开大学之兴建

南开中学自一九〇六年成立，日新月异，蒸蒸日上。张伯苓校长十年之功，南开学校在国内成为第一流学校，在国际已渐有名。一九一六年举行一千人大操，已是大的学校。伯苓先生大气磅礴，自强不息，再计划扩充大业，创办南开大学。

一九一七年，张先生第二次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深造，研讨教育理论、教育历史，同时考察美国各大学创办设施情形，以为创立南开大学的参考。一九一九年归国，立即着手筹备设立大学部。同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伯苓先生名誉博士学位。

筹办一所大学，兹事体大，很不简单。第一是经费问题，凡事非钱莫举。张先生家无恒产，手无分文，一个人赤手空拳以苦行僧的方法各处化缘，所得有限。在中国捐求，很不容易。中国是穷人之国，中国人是大穷小穷之分，很少百万富翁。一些政要军阀，虽然窝有百万，但多是为富不仁，没有公共精神，不肯为公益教育事业拿出钱来兴办大学，泽及后世。第一年筹办南开大学十分艰苦。吉人天相，福从天降。一九二〇年秋，忽然来了一笔意外之财，江苏督军李纯十月中一夕暴卒，遗嘱以遗产五十万元捐给南开。伯苓先生得此意外巨款，南开大学之进行渐有起色。

李纯，天津人，字秀山，时充江苏督军，驻守南京，对于伯苓先生向极尊敬钦服。一九二〇年十月一夕忽然自杀，遗嘱以五十万元捐给伯苓先生兴学。这是官方消息。小道消息报称，李督军的爱妾和他的卫兵奸通。一夕正和这卫兵幽会之际，李督军忽然闯进。见这对男女拥抱在床，李督军正要举枪开火，那卫兵奸夫眼疾手快，先下手为强，先开火一枪把李督军打死了。李督军的家人为顾全面子，制造一段美丽高尚的假话，说李督军爱国自杀，以五十万元捐赠给南开兴学爱国云云。真相如何，无法确知，以五十万元为办教育总是好事。我们南开受惠人应该相信官方消息。

伯苓先生得此五十万意外捐款，乃在天津南八里台建筑南开大学新校园，修建第一幢楼房，以李纯督军的字秀山为名，称为秀山堂，并在秀山堂前立有李纯铜像以示铭感。

教授阵容

虽然南开初期仅有三百人，是小小的大学，较之今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南开大学学生九千人，美国大学一校三万人、五万人相去甚远，但伯苓先生一向重视教授资格素质。成立之初，就聘到数学名家姜立夫先生。姜先生系哈佛数学博士，国际知名。名师出高徒，青出于蓝，世界数学名人陈省身就是姜立夫先生的高足弟子。化学系邱宗岳先生是化学界的泰斗。杨石先先生亦于一九二四年来校，在南开大学六十年，尤可崇敬。张校长重视科学，南开科学教授保持了很高的水平。“中央研究院”五位“院长”中有两人是南开学生，钱思亮在南开学化学，吴大猷在南开学物理。南开制造的成品货真价实，不是瞎胡吹乱捧者可比。其他南开学生成为教授、科学家者车载斗量，如江泽涵、姜长英、申又振、吴大任均是同期的学生。

校园移到八里台后，教授阵容益形壮大。物理教授聘得饶毓泰，人类学聘得李济，文科方面聘有徐谟、蒋廷黻、何廉、李卓敏、方显庭、陈序经、张纯明，均是后来中外知名响当当的人物。

何廉主持的南开经济研究所，杨石先主持的化学实验室，在国内各大学中首创研究工作，绝无仅有，其他大学尚无此类研究部门。伯苓先生一人单刀独马，在国内连年内战混乱之中，民穷财尽状况之下，创成千古不朽大业，在中国历史上罕见。

学生会的风波

南开大学的学生，百分之七十由南开中学毕业提升，只有百分之三十是其他中学毕业学生考入。南开中学训练严肃，南大学风纯朴正常，自在意中。伯苓先生要扩大招生的范围，收揽天下英才。一九二三年夏，在上海设立考场，兼收并蓄，招收南方学生，搜集全国英才，以便有教无类，泽及全国。这些南方学生，多数是好的。中国的文人才智，汉唐以后多在三江两湖，伯苓先生的高瞻远瞩是极正确的。然而，江浙一般中学很少能与当时的南开学校比，而纪律训练、道德标准更望尘莫及。一些上海招来的学生，初入南开觉得很受拘束，很不自由。例如不抽烟，不喝酒，十时以后熄灯就寝，安静无哗，南开学生行之有素，奉行已久，是天经地义平常的事。上海来的少数浪漫派以为很不方便，很不舒服，于是发生纪律问题。

南开学校在伯苓先生训导之下向未发生这类纪律问题。住宿学生的管理由一事务员王九龄先生主持，向无问题。大学部搬到八里台以后，王九龄也随之南迁到八里台。一些从上海招来的学生要求独立自主，不愿接受任何管束，对于王九龄先生的指导很反感。张伯苓校长以为学生既已成人长大，不愿受他人管束，能自治岂不很好，于是组织学生自治会，由学生自治自律，且可有公民练习机会，试行民主初步；把王九龄先生撤回南开中学管理中学学生，八里台大学的斋务纪律由学生自理。这是新的试验。

南开大学原无学生会组织，现在要学生自治，张校长召集全体学生组织学生会，试行学生自治。

两年以来，韬光养晦，我忙于课业，同时每天下午要去河东意租界刘承恩省长公馆做补习先生，无暇参与校中课外活动，学生会原没有我的份。唯是我在南开中学毕业典礼上是学生代表，略有虚声，这次学生自治会召集人职务又落在我头上了。诚惶诚恐，我知道做学生会的头目不是好差使，同学们七嘴八舌不易应付，是费力不讨好的差使。我提议学生会的首脑不称为会长，改称召集人，采取低调姿态。然而，这低调名称仍不能使麻烦减少，不易解决的纠纷仍不能免。

上海来的同学有几个人没有遵纪守法的习惯。抽烟喝酒，夜半吵闹，在南开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在他们则以为是很正常。一夜，上海来的两个同学酩酊大醉，夜十二时半，蹒跚回到第二宿舍。一进宿舍大门，哇啦哇啦呕吐满地，酒汁饭浆四处飞扬，臭满全楼，惊醒了其他住宿学生，全体大哗。第二天，这件不寻常的事由第二宿舍住生报告给学生自治会，请求查办。这两位上海学兄或已清醒，不再头痛了；我是自治会召集人，可头痛了。

学生自治会没有正式规章，没有成文规定应管什么事，也没有规定有什么权力，更不能开庭侦查审讯，惩办任何同学。无法可守、无例可援的情况之中，学生委员情感激动，讨论许久不得要领。有一学生委员说：“这两个苍蝇应该由我们饭碗中拣出去。”然而，学生会没有审判或开除其他同学的权力，只能干瞪眼，乱放热气。讨论结果，送请注册部主任伉乃如先生调查酌办。伉先生足智多谋，南开的权威人物，不知用什么方法，令这两位醉酒闹事的仁兄无声不响中离校南飞了。民主自由是多方面的，任何人都有同样的权利表示意见。少数人同情这两个“苍蝇”，以为学生会不应管这类事，更不应该报告伉先生，对我这召集人略有批评。对此费力不讨好的事，我立即辞去学生会召集人的职务，南开大学学生会就名存实亡了。好在南开学生久受张先生那面校门大镜子的教导熏陶，此后再没有发生那样的酗酒事故。

《轮回教育》，教授全体罢教

我辞去学生会召集人的职务，埋头学业，不问闲事。一九二四年专心致志翻译《统计方法》一书，作为课外作业，无暇他顾。

七十年以前，中国统计学是新兴学问，统计方法运用方开始。美国willford king这本统计方法通俗易解，译成之后，在国内各大学通行采用，成为应时之品。正在欣慰之时，发生一个大风潮，南开大学全体教授罢教。他们指责我在南开周刊一篇短文——题目为《轮回教育》——是污辱师长，要求张校长惩办原文作者。轩然大波，乃学潮中最奇特者也。平常学潮每是学生罢课，从来没有全体教授罢教的奇闻，不但南开史无前例，任何大学也从来没有教授罢教的故事。这件奇闻奇事在南开大学校史上是一大事。

南开周刊在南开中学称为《校风》，一般学生称之为《校风报》。周恩来在校时编辑一时，旋由王捷侠承办。这类学生刊物本为学生练习作文，其理论事实卑之无甚高论，向未发生任何文字狱。南开大学移到八里台，王捷侠因为要赶功课，辞去周刊工作，由刘申光接办。刘学兄是事务人才，自己不常动笔，因此南开周刊发生稿荒。刘申光力催我写一篇文章，聊满篇幅。实质上，我本无话可说，没有什么可写的东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写一杂感短文，题为《轮回教育》，其要义为大学中的年轻教授们方由美国得了博士学位，孑然回国在大学中充任教授，多不会教书，只能照念在美国时的笔记，照本宣科，敷衍了事。这样教出来的大学学生出校做中学教员，依样葫芦，再转卖给中学生，成了一个轮转。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去美国留学深造，依样葫芦，拿回笔记贩卖，成了另一轮转。如此轮转不息，很像佛教中轮回盘的旋转，教育救国的希望就渺茫了。

这篇短文乃是一时杂感，为南开周刊凑篇幅。原以为交卷了事，无甚高论。该文发表于十一月初的第八期，学生作品没人注意。过了五六周，没人谈起这篇小文，到了十二月中一个星期一，忽然全体教授罢教，指责这篇《轮回教育》短文污辱师长，请张校长惩办作者，否则全体教授不再任教，继续罢教。

晴天霹雳，情势特殊。国内学生罢课是家常便饭，屡见不鲜；教授罢教，千古未有。南开大学已很有名，张伯苓校长举世皆知，南开大学发生罢教，乃是新闻，是最好的新闻材料。中外报纸竞相登载南大罢教新闻，《轮回教育》一文各报竞相转载。《华北明星》、上海《字林西报》、《京津泰晤士》几家英文报且把该文译成英文，以应外国读者。“好话不出庄，坏事传千里”，“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南开大学全体教授罢教属于人咬狗一类新闻，成了大大的新闻，中外皆知，全国讨论。

尤奇特者，中外报纸多吹捧恭维这篇《轮回教育》短文。他们说该文所言很对很好，教授们是无理取闹。事态的发展出乎任何人的意料。中外舆论吹捧该文，教授们受严厉批评说成幼稚园胡闹。原文作者本是大逆不道的罪魁，反成为新闻中的英雄。情势的发展出人意料的原因，《轮回教育》文中所述情形不仅南开大学如此，其他大学中亦有同样情形存在。民初改朝换代之初，各大学多是新兴新立的大学，教授们多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由英、美、法回国的留学生。上焉者得有博士学位，但毫无教书经验；次焉者学位、学识、经验三项全没有。顾名思义，“教授”是指有学问而能把他的学问传送给学生的人。教授的知识应十倍于学生，而且要能把他自己的学识传授给学生，方为名实相符的教与授。民国初年，有学问而且有传授能力的学人很少。胡适在北大是有名的教授，因为他的学识丰富，而且在美国学过公共演说，有表达能力技巧，所以很叫座。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历史研究法，因为他名震中外，第一堂开讲，学生二百人，座无虚席，作者是受业者之一。唯任公的广东官话说不清道不明，平铺单调，不知所云。梁公的文章流畅，当代第一人，但说话的表达能力不像他所写的文章有情感、有说服力。我们学生上了第一课，大失所望。嗣后上他课的学生随日逐减，由二百人减到七八十人，再减到二三十人。两个月后只剩十余人，课堂学生日少，溃不成军，情势日非。这位国学大师干脆把这讲课取消了，回家闭户撰写《中国历史研究法》。出版后，畅销一时，但是任公上课教学生则是大失败。可见做教授，有学问是第一要件，有了学问且能传授给学生是另一技巧，民初各校教授群中具有这两种能力者甚少。《轮回教育》文中所述教授们不会教书的情形，各校皆然。言中有物，切中时弊，所以博得各方赞许。各校、各报大加吹捧，我执笔时，并不知其他大学也有同样情形。

南开教授群中什么人领头发动罢教，始终无人出面。现在舆论逆转，对教授们不利，更无人出头，但也没人出来主张复课。全校停顿僵持。

张伯苓校长好像不同情教授们的罢教。由罢教第一天起，张校长隐居家中，不到八里台办公。既然未召我这罪魁论罪，也不知他和教授们说些什么。处此僵局，教授们无人出头，张校长退居家中，一声不响，全校就继续停课。

学生会方面却起了劲，学生们振振有词说南开周刊系由学生会主办，学生会是周刊的出版人，一切权责应由学生会所有，如有罪过，应由学生会承担。屡次开会凑热闹，把事情弄得更复杂了。

汪锋同学（安徽人，另一同名人汪锋是共产党人士，是北方人）一辈子吃素，平日无声无响，向未参与学生会活动，现在忽然兴起，作为学生会召集人，充任主席，大声疾呼，有声有色。张兹闿（丽门）、王捷侠、赵漠野等亦群起疾呼，极力主张学生会方面的理由。事态扩大，僵持日久，罢教风潮不得解决。

丁文江先生是南开校董，热心干预政事，喜欢参加各项社会活动。目睹南开罢教风潮旷日持久，二十多天尚未解决，他亲自出马，寻求解决之途。他请我去他家商谈解决方法。他说解铃须是系铃人，风潮之起源在于我的一篇文章，应由我出头认罪，即可解决。我向丁先生说，我的功过全在《轮回教育》一篇短文，每字每句明明白白地载在周刊之中，没有任何隐情秘件，是功是过任凭推断。如果张校长以为我有罪，我自应承受惩罚；如果认为无罪，岂不更好。丁先生对我说了许多好话，他以为我既认错，风潮自可平息。对于学生会方面，他愿亲自出马说服，风潮就可完了。他乃向学生会接洽，定期来校调解。丁文江先生于十二月二十三日来八里台校园，学生全集秀山堂，一瞻丁校董这名人的风采。

汪锋充任大会主席。丁文江先生翩翩登台，先说了我一大堆好话，“关东杰才”“勇于认过”等等。他原以为即此结束，然而事情的发展不如他所想那样简单。学生方面力说这篇文章正确有理，而且力陈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七嘴八舌，滔滔不休。又说南开周刊由学生会主持，学生会是发行人。如有任何责任，应由学生会承担，与原文作者无干。张兹闿、王捷侠、赵漠野十几人相继发言，口语激烈。丁文江单人独马，站在台上抵挡不住万箭齐发，尴尬万分。辩论一点多钟，无结果而散。丁先生灰秃秃地走了，无颜再见江东父老。

丁文江校董是名人，是有能力的人，做过淞沪督办（相当上海市长），这样的大人物调处不成，再无其他人敢出头。教授方面噤若寒蝉；张校长退居家中，一言不发；学生会方面要说的全说了，再没有对象可谈，也无声息了。全校在沉寂无声中又过了五天。十二月底，张校长宣布提前放假，学期考试定于次年第二学期开课时举行。一阵风波，就这样无声中消沉了。

第二学期开学，举行补考。照旧开课，一切照常，依然故我。没人再提及《轮回教育》罢教风潮，教授方面没面子再提，学生会也没庆祝什么胜利。好像一场噩梦，醒后无影无踪就消逝了。一些同学以为我得罪了教授，教授一定给我不及格。事实上，我在各级学校向来没有考试不及格的事，这次也不例外。远道传闻说，我被南开开除学籍，更不是事实。一九二五年秋，我去英国留学是好离好退，并非被开除挡驾。

伯苓先生处世有方，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必须在此加重申述。解决此次风潮，以无声不响方法，以提前放假方式就结束了。伯苓先生没责斥教授们的胡闹，也未惩处祸首。离校二十年后，偶然谈及那次《轮回教育》风潮，他说：“两个小孩打架，摔倒了，再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回家吃饭。”这种心态和处理困局的方法，伯苓先生之智慧英明，极可敬佩。

世事的演变常是逆行。许多事因祸得福，本是卑之无甚高论的小文，经众教授品题渲染，成了传世作品。六十年后，南大校长吴大任，特由图书馆找出《轮回教育》原文，复印一份寄美（吴大任、吴大业、吴大猷三位弟兄是二十年代南开同学）。

更大的转变，因为罢教风潮这篇小文传到关外我的家乡。张学良少帅看到这篇短文，拍案叫绝，以为说得对说得好。次年春，把我延揽到大帅府，资送我去英国留学，改变我的一生行止。

五卅惨案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七日，上海日本人的内外棉纱厂工人罢工，日本人惨杀工人两人，引起上海学生及工人愤怒。五月三十日，学生三千人会同工人、民众两万人在公共租界游行示威，要求惩办杀人祸首。公共租界英籍巡捕向游行民众开枪，死伤三十余人。次日，六月一日，上海罢课罢市，阻止电车行驶，英籍巡捕再开枪驱除民众，杀死四人。于是全国骚动，京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抗争英人残暴行为。南开大学是天津各大学之首，自然是抗暴队伍之先锋。我是学生会活动分子，再一次卷入学生运动。

伯苓先生一生为公爱国，对于学生爱国行动向不干涉。这次五卅惨案抗争是全国性的爱国运动，不是南开大学单独的学潮。伯苓先生和学生合作一致，自非意外。天津原有南开大学和北洋大学两个大学，唯是北洋大学远在西沽，学生很少参与学校外爱国游行。南开大学成为天津学生群龙之首，领导各校学生运动，一切游行示威全由南开马首是瞻。天津学生会五卅惨案宣言经我起草以后，为慎重起见，请南开中学国文教员范文澜先生看看，以免文字上的不妥。范先生是五卅惨案运动中的活动分子。当时我们学生不知范先生是共产党员，只因他热心参与这次爱国运动，和学生们同行同止，近水楼台，所以请他把宣言原稿过目。其他南开教员多不参加学生们的游行。

范文澜以马列观点写中国历史，人民政府成立后，充任华北大学副校长。他是好好先生，戴很深度的近视眼镜，青衫旧履，“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表面上很似冬烘先生，南开学生称他为“饭桶”。实质上，“良贾深藏若虚”，范先生经纶满腹，在八路军中是“圣人”。在五卅爱国运动中邂逅此历史名家，亦幸也。

英国“闯席”

一九二八年，伯苓先生再一次到美国，回国时取道欧洲，考察英法教育及英法社会情形。一九二九年六月十日，伯苓先生到伦敦。这一天正是我在牛津大学毕业，同学、朋友们在伦敦上海楼设宴庆祝，原不知张校长正好在这一天到达英国，原有参与的人仅有刘攻芸、周廷旭、陆谦受、舒舍予（老舍）、郦堃厚、陈序经、吴南如、邱祖铭等十余人。伯苓先生该日中午到达伦敦，打听我的行止，得知那天晚上我在上海楼公宴。他同续克昌博士忽然来临，座客全甚惊喜，伯苓先生连说“闯席，闯席”。天津习俗，未请的客人擅自闯入吃酒宴，谓之闯席。

张校长那一天极为欢喜。第一，南开学生遍于世界各国，英、美、法、德全有南开学生，桃李满天下，他很自傲自喜。随同校长由美来英的续克昌博士即是南开学生，在美国方得了博士学位，随同校长东返。第二，正赶上我在牛津大学毕业，也是校长所喜欢的事。牛津大学是最出名、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南开学生在牛津毕业者，我是第一个。校长视学生如自己的子弟，南开学生有了任何学业上的成功或事业上的成就，伯苓先生每沾沾自喜，得了安慰。第三，他去美国多次，这是第一次到英国，初临旧邦，景物新异，很有兴趣。

校长在英国十多天，由续克昌和我趋前侍座，参观英国皇宫、国会、西敏寺教堂、大英图书馆、海德公园、国家画馆、维多利亚博物馆，美不胜收。校长极为喜悦，但是那年他已五十六岁了，学生们多年称他“老校长”，日夜奔忙，不无疲劳。参观国会那一天，他说要在国会门前木椅上小坐休息休息。我陪同他坐在木椅上，坐下不到三分钟后，他酣然入睡，鼾声远扬。十五分钟后醒来，他说他随时可以小睡，立即解除疲劳。他说：“在海军学堂时代练得这样的本领。控制休息时间，很有好处。”伯苓先生体力、精力过人，这是一例。英国广播公司（bbc）请伯苓先生讲述中国教育问题。伯苓先生是当代中国出名演说家，是当代三大演说家之一，其他二人为汪精卫及余日章。他登台讲演，口若悬河，顺流而下，习以为常，向无底稿。这次大英广播公司请讲演人先把写出的讲演稿送去，以便编排节目，控制广播时间。广播是以分秒计算的，必须按照字数多少排列时间。伯苓先生的演说向是脱口而出，顺理成章，没有底稿。这次大英广播公司要求先有底稿，不是伯苓先生的习惯，他乃饬我帮忙，他口述要义，我译成英文，完成这篇讲演稿。按届期准时播出，功德圆满。这是唯一的一次为张校长写讲演稿。伯苓先生一生讲演几千次，至理名言均是脱口而出，没有底稿。当年尚无录音带的发明，金玉良言未能永存，至为可惜。唯这次十五分钟广播原稿尚存在大英广播公司档案之中，可以复按，是一件好事。伯苓先生在英国各地期月，七月中去法国，东返天津。

为他人解决问题不可顾虑自己

伯苓先生伟大之处在于舍己为人，公而忘私；身居陋巷之中，不改其乐；一切为公为国，为他人着想，力行忠恕之道。朱熹说：“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恕。”遵行忠恕圣道者，伯苓先生是现代伟人之一。兹述亲聆教诲嘉言。

一九三〇年，东北大学发生副校长纠纷。原来的刘风竹副校长无法维持，校长张学良急于解决纠纷，须立即找人接替校长职务。当时我是大帅府的外交秘书，张学良请我去北陵东北大学为他遮风挡雨，代理校务。我不是教育界人士，年轻好说，既无办学经验，且无班底，不敢承此大任，自讨失败。屡辞不获，最后我说我先去天津求教于伯苓先生，再作可否。

十二月八日晚，坐夜车急赴天津，次晨六时到达天津东车站，赶赴张校长住宅。张校长方起床，他有些惊讶，何以如此大早由关外赶来。我叙明来意，并说明我的困难和短处，及不愿承担如此重任的原委。张先生说：“现在的问题，不是你爱惜羽毛的时候，而是张汉卿有了困难，找不着合适的人选。‘士为知己者死’，处世之道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承担责任，为人解决问题。人家既然有了困难，咱应硬着头皮为人解决，不可顾虑自己。而且办事的成功与不成功，一大半由于咱的用心和努力，只要咱存心良善，努力做去，不会有什么错误。就是有了错误，人们也会原谅咱的。”经张伯苓先生这样教导，我自然决意接受，不再犹豫了。于是我做了东北大学代理校长。

伯苓先生力行为他人服务，先人后己。南开校训用“公”“能”两字，是伯苓先生一生做人应世结晶之语。他的行为一切为人为公、为国家、为社会，为人群服务，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最后。他教导学生要有德有能，有能方有力量。无能的人，仅有好心好意，不足成事。他训练南开学生有科学技能及经邦治国之能。有能力方可济世、救国救人，无能的学生自救不暇，何能救人。有了能力，要为人群服务，因为人是群居动物，“革之不存，毛将焉附”。“敬业乐群”向是南开教育方针，后来把“敬业乐群”缩为“能”“公”两个字以为校训。

对于婚姻的看法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日，我和钮先箴在北京结婚，伯苓先生证婚。六十年来，我们的婚姻和好圆满，多承张校长训示教诲，我们夫妇永生感激。

关于婚姻意见，伯苓先生偏于保守。他生于前朝帝国，那时所有婚姻均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中国妇女运动自由平等、自由恋爱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张校长已年近五十，对于婚姻的观念自然属于旧派，他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旧式婚姻不是全坏的，一半是好的。新式婚姻，自由恋爱，自由打架，自由离婚，一半还好，一半不欢而散。”张校长处人有法，应世有方，家庭和谐美满，张师母（王淑贞，生于一八七三年，于一八九五年结婚）长伯苓先生三岁，相敬如宾。张师母身材高大，生四子也全是高头大马。长子锡禄，算学教授。次子锡羊，事业家，曾充天津市公用局局长。三子锡祚自幼有肺病，久不能治，经张师母调护，得以康复。伯苓先生每称赞其劳，他说：“五奶奶（张夫人）是治疗肺病的能人，比任何中医西医全好。三儿锡祚已经西医宣告无望了，五奶奶居然给调理好了。”四子锡祜是空军飞将军，中日大战初期，飞机失事，死于非命。

伯苓先生一生教导学生为国为公，在南开女中毕业典礼训词中说：“你们毕业了，将来结婚要相夫教子，要勤俭持家，要为公为国。不可教你丈夫升大官发大财，他升大官发大财以后，第一个看着不顺眼的人就是你。”

日机滥炸南开

伯苓先生于甲午中日战争时期在北洋海军学堂毕业，亲睹中日之战及日本侵略中国情形，对于日本人向无好感。“邻国之贤，敌国之仇也”。日本人对于伯苓先生个人亦深恶痛绝。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伯苓先生屡去东北考察，亲睹日本侵略种种罪恶，深知东北处境危险，在南开大学组设东北研究会，调查日本侵略东北政经情形，建议对日方策，更惹日本人的仇视。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战事爆发，中日战起。七月二十八日，日军由天津日租界密集炮火毁夷八里台南开大学，彻夜不停。次日（二十九日），日军再派大批飞机轰炸其余的建筑。秀山堂、木斋图书馆、芝琴楼、女生宿舍、第一宿舍、第二宿舍，全部夷为平地。现代文明国的战争侧重军事目标，力避杀害平民，更不毁炸平民住宅或文化机关。日本人残暴野蛮，专机炸毁南开大学文化建筑，其无耻行为是现代史中所未有的。

中日战争扩大，八月十三日，上海大战开始，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各党各派到南京开会。在会中，蒋向伯苓先生说“有中国就有南开”，先生十分感动。八月二十三日，南京会议闭幕，伯苓先生由南京飞汉口。当时京沪战事紧急，武汉成为临时首都。伯苓先生与孔祥熙同乘一架水上飞机，由南京飞汉口。到汉口时，降落长江水面，吴国桢和我两人到江边迎接伯苓先生。下机后，吴国桢陪同孔祥熙去武昌，我陪同伯苓先生到汉口三教街的信义书局楼上借住。信义书局是教会卖英文书的书局，伯苓先生是基督徒，教会中的名人，信义会欢迎先生居停一夜。洗脸吃饭以后，伯苓先生述及南京见闻、京沪战况，忽然提起一个意外的问题，和我商量。他说：“这次在南京，蒋先生（介石）极力维护南开，并拉我入党，你看怎么样？”受宠若惊，没想到这样大的出处问题和我商讨。我沉思半分钟，答称：“这是出处大事，要考虑考虑。校长一生为公为国，高洁纯真，往来自由，行动自由，思想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一旦入党下海，脖子上套一条锁链，挂上牌子，就不自由、不方便了。当年颜惠庆请校长做教育总长，张学良请校长做天津市长，全没接受，事后看来是对的。校长在党外为国为民的作用或比下海好得多。”

伯苓先生静听多时，连声“唉！唉！”未加可否。我以为话不投机，就不再续说加入国民党问题，换个题目另谈别事了。

到了重庆以后，蒋介石屡次拜访伯苓先生，屡次请安问疾，拜访次数多于三顾。伯苓先生做了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什么年月加入国民党，未再提及了。

最后教诲“随遇而安”

胜利以后，南开大学复校迁回天津。抗战时期原在昆明合组的西南联合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联合组成，胜利后散伙，各返本校。伯苓先生本拟贾起余勇再顶、再长、再进，对国家再做更大的贡献。只是时事日非，南开大学由私立改为国立，伯苓先生一生独立自主的南开大学改归教育部管辖。太阿倒持，南大校长的任免须由教育部主管了。张校长就考试院院长之初，原说兼任南大校长，不久，教育部下令免除伯苓先生的南大校长职务，另派何廉接充校长。四十三年校长职名不复存在，伯苓先生一生大业的末端已开始了。一九四八年冬，东北已失，次年元月，共产党军队进占天津。伯苓先生做了三个月考试院院长，论时间之长短，和孔夫子做了三个月鲁国司寇相仿。不同之处，孔夫子辞官之后回曲阜教育学生；伯苓先生离南京考试院走重庆，共产党军队挥军南下，不久占领重庆，伯苓先生不能重返天津，再设杏坛了。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共产党军队占领重庆。伯苓先生居沙坪坝南开中学内之津南村，进退维谷，心中不安可以想象。一九五〇年春，三月一夕晚饭后，在门前闲坐，远望白云悠悠北去，忽然一阵口角歪斜，嘴里流出涎沫，第一次中风了。卧病几天，渐复常态，然而心中不无怅惘。

周恩来和伯苓先生情同父子，学生时代经校长教导维护，无微不至。现在周恩来做了总理，思恩图报之情未泯，对伯苓先生极力维护。一九五〇年六月初，有一架军用飞机由重庆飞北京，周总理特令所属安排伯苓先生及张师母附搭这架飞机飞到北京，在西城小酱房胡同十九号傅作义公馆暂住。小酱房十九号是傅作义的两个公馆之一。傅作义在北京原有两个夫人分住两个公馆，一在东城，一在西城，小酱房胡同十九号就是傅作义的西城的公寓。

傅作义对伯苓先生极为崇敬，交谊甚笃。一九三〇年山西派在华北当政时代，傅作义充任天津警备司令，将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之营田十万顷捐献给南开作为学田。伯苓先生很感激傅作义的捐赠。抗战时期，傅作义在前线作战，妻子家小借住在重庆南开中学内津南村，居留八年。傅作义对张校长有托妻寄子之谊，万分感激。

傅作义在人民政府做了水利部长，伯苓先生由重庆北来之时，傅部长乐得做个顺水人情，欢迎伯苓先生住在他的西城公馆，以报抗战时托妻寄子之恩。另一方面，以前大官们三妻四妾分占三处、五处房屋，现在人民政府成立，新风气之下，房屋紧张，一个大官拥有多处宅院已非正常，傅作义乐得借此机会把这房子让给张先生暂住。

六月中，我由香港到北京。周恩来告诉我说：“校长前两天回北京了，住小酱房胡同傅家。”我立即趋谒请安。四年不见，校长已苍老多了，而精神、记忆、言谈、说理尚极清楚。周恩来位居总理，兼充外交部部长，日理万机，不得常陪伯苓先生闲话。我到北京是闲云野鹤，两个月中常陪伯苓先生聊天，招待来访客人，坐磨电车逛公园、吃小馆，略解寂寞，消除一些烦恼。

其时来见伯苓先生的客人每日两三人，并不太多。伯苓先生绝顶聪明，一辈子处人应世动止咸宜，从不做过分违律之行，不说不识时务的话。他对访客每说三点，他说新政府大有前途，国家前途是光明的。第一，中国几千年的贪污腐败，现在清除了；第二，人民政府人才济济，有好人就能办好事，有好的成效；第三，我们有一个大的与国——苏联，有了好帮手，则外交就好办了。

周恩来请先生暂居北京，意在先看看天津情势，等天津情势安定，再回天津。一天侍坐，伯苓先生说：“你要知道应人处世之方，我发现一个大道理，特别送给你。要记住‘随遇而安’，无论事情怎么不顺心、不如意，永久要坦然处之，就可过得去了。”

八月底，张师母王夫人七十八岁大寿，张锡羊和我商量如何庆祝这近八十大庆。人民政府成立之初，废除许多旧俗，如何庆祝寿辰，很费心思。我俩商议多日，结果决定借用大陆银行楼上，置办一桌酒席以示点缀。

大陆银行经理韩寿裳是南开第一班学生，梅贻琦的太太韩夫人即是韩寿裳的胞妹。这些南开初创时代的学生对于张校长及张师母多年往还，极有敬意好感。人民政府成立之初，事务万端，对于商业银行无暇改造处理，暂时任其自生自灭。大陆银行在前门内有一幢很好的楼房，楼上有宽大的客厅，可以摆酒设宴。经我向韩经理陈述张师母生日一事，他极端欢迎借用大陆银行楼上举办酒席。次一个大问题是通知什么人参加，是否通知周恩来、邓颖超。几经商讨，伯苓先生决定不通知周、邓两位要人，以免招摇。我到前门外一家面铺订了寿面和一百个寿桃，作为寿礼。为避免张扬，只有一桌酒席。除两位寿星外，有张家三子两媳，韩寿裳夫妇和我共十人。席中伯苓先生沉默不语，已无平日的谈笑风趣，当年在修身班中每提及五奶奶时眉飞色舞欢愉之情不可复见。

八月底，我南返香港，先生于九月中回天津，天各一方，未能再见，“随遇而安”成了最后的教诲。

次年二月十四日，伯苓先生再一次中风，这次严重了，不能言语，不能进食，入医院急救，回天乏术，延至二月二十三日就仙逝了。半年前北京的辞行成了永别。一代哲人享寿七十六岁，比孔子大了三岁。施教五十年，弟子七千人，对于国家民族的贡献多于孔夫子。

伯苓先生办教育的程序以为大学之本在于中学，先有好的中学方能有好的大学。在中学时学生建立了好的基础，则大学就好办了。一九四六年胜利之后，伯苓先生计划在全国各地设立南开中学。仿照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的成功前例，在云南、贵州、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新疆各地设立南开中学，开发中国人的智力资源以冀中国现代化，使中国成为富强康乐之国。可惜情格势禁，壮志未酬，不无遗恨。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八卷第五、六期，第五十九卷第一期

（一九九一年五、六、七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