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叹外书
序一
原夫书契之作，昔者圣人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其端肇于结绳，而其盛肴而为‘六经’。其秉简载笔者，则皆在圣人之位，而又有其德者也。在圣人之位，则有其权，有圣
人之德，则知其故。有其权而知其故，则得作而作，亦不得不作而作也。是故，‘易’
者导之使为善也，‘礼’者坊之不为恶也，‘书’者纵以尽天运之变，‘诗’者衡以会人情之通也。故‘易’之为书行也，‘礼’之为书止也，‘书’之为书可畏，‘诗’之为书可乐也。故曰：‘易’圆而‘礼’方，‘书’久而‘诗’大。又曰：‘易’不赏而民劝，‘礼’不怒而民避，‘书’为庙外之几筵，‘诗’为未朝之明堂也。若有‘易’
而可以无‘书’也者，则不复为‘书’也。有‘易’有‘书’而可以无‘诗’也者，则不复为‘诗’也。有‘易’有‘书’有‘诗’，而可以无‘礼’也者，则不复为‘礼’
也。有圣人之德，则知其故，知其故，则知‘易’与‘书’与‘诗’与‘礼’，各有其一故，而不可以或废也。有圣人之德，而又在圣人之位，则有其权。有其权，而后作‘易’，之后，又欲作‘书’，又欲作‘诗’，又欲作‘礼’，咸得奋笔而遂为之，而人不得而议其罪也。
无圣人之位，则无其权。无其权而不免有作，此仲尼是也。仲尼无圣人之位，而有圣人之德，有圣人之德，则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于作，此‘春秋’是也。顾仲尼必曰：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斯其故何哉。“知我惟‘春秋’
”者，‘春秋’一书，以天自处学‘易’，以事繁日学‘书’，罗列与国学‘诗’，扬善禁恶学‘礼’。皆所谓有其德而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于作，不能已于作，而遂兼‘四经’之长，以合为一书，则是未尝作也。夫未尝作者，仲尼之志也。“罪我惟‘奉秋’”者，古者非天子不考文，自仲尼以庶人作‘春秋’，而后世巧言之徒，无不纷纷以作。纷纷以作既久，庞言无所不有，君读之而旁皇于上，民读之而惑乱于下，势必至于拉杂燔烧，祸连‘六经’。夫仲尼非不知者，而终不已于作，是则仲尼所为引罪自悲者也。或问曰：“然则仲尼真有罪乎”答曰：“仲尼无罪也”仲尼心知其故，而又自以庶人，不敢辄有所作，于是因史成经，不别立文，而但于首大书“春王正月”，若曰：
其旧则诸侯之书也，其新则天子之书也。取诸侯之书，手治而成天子之书者，仲尼不予诸侯以作书之权也，仲尼不肯以作书之权予诸侯，其又乌肯以作书之权予庶人哉。是故作书，圣人之事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作书，圣人而天子之事也。非天子而作书，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何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破道与治，是横议也。横议则乌得不烧。横议之人，则乌得不诛。
故秦人烧书之举，非直始皇之志，亦仲尼之志。乃仲尼不烧，而始皇烧者，仲尼不但无作书之权，是亦无烧书之权者也。若始皇烧书而并烧圣经，则是虽有其权，而实无其德。实无其德，则不知其故。不知其故，斯尽烧矣。故并烧圣经者，始皇之罪也。烧书始皇之功也。无何汉兴，又大求遗书，当时在廷诸臣，以献书进者多有。于是四方功名之士，无人不言有书，一时得书之多，反更多于未烧之日。今夫自古至今，人则知烧书之为祸至烈，又岂知求书之为祸之尤烈哉。烧书而天下无书。天下无书，圣人之书所以存也。求书而天下有书。天下有书，圣人之书所以亡也。烧书，是禁天下之人作书也。求书，是纵天下之人作书也。至于纵天下之人作书矣，其又何所不至之与有。明圣人之教者，其书有之。叛圣人之教者，其书亦有之。申天子之令者，其书有之。犯天子之令者，其书亦有之。夫诚以三代之治治之，则彼明圣人之教，与申天子之令者，犹在所不许。何则。恶其破道与治，黔首不得安也。如之何而至于叛圣人之教，犯天子之令，而亦公然自为其书也。
原其由来，实惟上有好者，下必尤甚。父子兄弟，聚族撰著，经营既久，才思溢矣。夫应诏固须美言，自娱何所不可。刻画魑魅，诋讪圣贤，笔墨既酣，胡可忍也。是故乱民必诛，而“游侠”立传。市侩辱人，而“货殖”名篇。意在穷奇极变，皇惜刳心呕血。
所谓上薄苍天，下彻黄泉，不尽不快，不快不止也。如是者，当其初时，犹尚私之于下，彼此传观而已。惟畏其上之禁之者也。殆其既久，而上亦稍稍见之。稍稍见之，而不免喜之，不惟不之禁也。夫叛教犯令之书，至于上不复禁而反喜之，而天下之人，岂其复有忌惮乎哉。其作者，惊相告也。其读者，惊相告也。惊告之后，转相祖述，而无有一人不作，无有一人不读也。于是而圣人之遗经，一二篇而已。诸家之书，坏牛折轴不能载，连阁复室不能庋也。天子之教诏，土苴之而已。诸家之书，非缥缃不为其题，非金玉不为其签也。
积渐至于今日，祸且不可复言。民不知偷，读诸家之书，则无不偷也。民不知淫，读诸家之书，则无不淫也。民不知诈，读诸家之书，则无不诈也。民不知乱，读诸家之书，则无不乱也。夫吾向所谓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者，不过忧其附会经义，示民以杂，测量治术，示民以明。示民以杂，民则难信。示民以明，民则难治。故遂断之破道与治是为横议，其人可诛，其书可烧耳。非真有所大诡于圣经，极害于王治也，而然且如此。
若夫今日之书，则岂复苍帝造字之时之所得料，亦岂复始皇燔烧之时之所得料哉。是真一诛不足以蔽其辜，一烧不足以灭其迹者。而祸首罪魁，则汉人诏求遗书，实开之衅。
故曰：烧书之祸烈，求书之祸尤烈也。烧书之祸，祸在并烧圣经，圣经烧而民不兴于善，是始皇之罪，万世不得而原之也。求书之祸，祸在并行私书，私书行而民之于恶，乃至无所不有，此汉人之罪，亦万世不得而原之也。然烧圣经，而圣经终大显于后世，是则始皇之罪，犹可逭也。若行私书，而私书遂至灾害蔓延，不可复救，则是汉人之罪，终不活也。呜呼。君子之至于斯也，听之则不可，禁之则不能。其又将以何法治之与哉。
曰：吾闻之，圣人之作书也以德，古人之作书也以才。知圣人之作书以德，则知‘六经’皆圣人之糟粕，读者贵乎神而明之，而不得栉比字句，以为从事于经学也。知古人之作书以才，则知诸家皆鼓舞其菁华，览者急须搴裳去之，而不得捃舍齿牙，以为谭言之微中也。于圣人之书而能神而明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后，始不敢于‘易’之下作‘易传’，‘书’之下作‘书传’，‘诗’之下作‘诗传’，‘礼’之下作‘礼传’，‘春秋’之下作‘春秋传’也。何也。诚愧其德之不合，而惧章句之未安，皆当大拂于圣人之心也。于诸家之书。而诚能搴裳去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后始不肯于‘庄’之后作‘广庄’，‘骚’之后作‘续骚’，‘史’之后作‘后史’，‘诗’之后作‘拟诗’，稗官之后作新稗官也。何也。诚耻其才之不逮，而徒唾沫之相袭，是真不免于古人之奴也。夫扬汤而不得冷，则不如且莫进薪。避影而影愈多，则不如教之勿趋也。恶人作书，而示之以圣人之德，与夫古人之才者，盖为游于圣门者难为言，观于才子之林者难为文，是亦止薪勿趋之道也。然圣人之德，实非夫人之能事，非夫人之能事，则非予小子今日之所敢及也。彼古人之才，或犹夫人之能事，犹夫人之能事，则庶几予小子不揣之所得及也。
夫古人之才也者，世不相延，人不相及。庄周有庄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马迁有马迁之才，杜甫有杜甫之才，降而至于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才之为言材也。凌云蔽日之姿，其初本于破荄分荚。于破荄分荚之时，具有凌云蔽日之势。
于凌云蔽日之时，不出破荄分荚之势，此所谓材之说也。又才之为言裁也。有全锦在手，无全锦在目。无全衣在目，有全衣在心。见其领，知其袖。见其襟，知其帔也。夫领则非袖，而襟则非帔，然左右相就，前后相合，离然各异，而宛然共成者，此所谓裁之说也。今天下之人，徒知有才者始能构思，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构思以后。徒如有才者始能立局，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立局以后。徒知有才者始能琢句，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琢句以后。徙知有才者始能安字，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安字以后。此苟且与慎重之辩也。言有才始能构思、立局、琢句而安字者，此其人，外未尝矜式于珠玉，内未尝经营于惨淡。隤然放笔，自以为是，而不知彼之所为才，实非古人之所为才，正是无法于手而又无耻于心之事也。言其才绕乎构思以前，构思以后，乃至绕乎布局、琢句、安字以前以后者，此其人，笔有左右，墨有正反。用左笔不安换右笔，用右笔不安换左笔。用正墨不现换反墨，用反墨不现换正墨。心之所至，手亦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圣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章之化境也。
夫文章至于心手皆不至，则是其纸上无字无句无局无思者也。而独能令千万世下人之读吾文者，其心头眼底，乃窅窅有思，乃摇摇有局，乃铿铿有句，而烨烨有字。则是其提笔临纸之时，才以绕其前，才以绕其后，而非徒然卒然之事也。故依世人之所谓才，则是文成于易者，才子也。依古人之所谓才，则必文成于难者，才子也。依文成于易之说，则是迅疾挥扫神气扬扬者。才子也。依文成于难之说，则必心绝气尽面犹死人者，才子也。故若庄周、屈平、马迁、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书，是皆所谓心绝气尽面犹死人，然后其才前后缭绕、得成一书者也。庄周、屈平、马迁、杜甫，其妙如彼，不复具论。若夫施耐庵之书，而亦必至于心尽气绝面犹死人，而后其才前后缭绕，始得成书。
夫而后知古人作书，真非苟且也者。而世之人犹尚不肯审己量力，废然歇笔，然则其人真不足诛，其书真不足烧也。夫身为庶人，无力以禁天下之人作书，而忽取牧猪奴手中之一编，条分而节解之，而反能令未作之书，不敢复作，已作之书，一旦尽废，是则圣
叹廓清天下之功，为更奇于秦人之火，故于其首篇叙述古今经书兴废之大略如此。虽不敢自谓斯文之功臣，亦庶几封关之丸泥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