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
晋卫恒《四体书势》序曰：“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观鸟迹以兴思也。因而遂滋，则谓之字。有六义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声，‘江’‘河’是也；四曰会意，‘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长’是也。夫指事者，在上为‘上’，在下为‘下’也。象形者，‘日’满‘月’亏，效其形也。形声者，以类为形，配以声也。会意者，止戈为‘武’，人言为‘信’也。转注者，以‘老’为‘考’也。假借者，数言同字，其声虽异，其意一也，自黄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汉武帝时，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得见之。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写淳《尚书》，後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余万言。案敬侯所书，犹有仿佛。古书亦有数种，其一卷论楚事者，最为工妙，恒窃说之，故竭愚思以赞其美，愧不足厕前贤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昔周宣王时，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与古同，或与古异，世谓之籀书者也。及平王东迁，诸侯立政，家殊国异，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罢不合秦文者，斯乃作《苍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自秦坏古文，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文，八曰隶书。王莽时，使司徒甄丰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复有六书：一曰古文，孔氏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秦篆书也；四曰佐书，即隶书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书，所以书幡信也。及许慎撰《说文》，用篆书为正，以为体例，最可得而论也。秦时李斯，号为二篆，诸山及铜人铭皆斯书也。汉建初中，扶风曹喜少异于斯，而亦称善。邯郸淳师焉，略究其妙。韦诞师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诞为武都太守，以能书留补侍中，魏氏宝器铭题皆涎书也。汉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然精密简理不如淳也。……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行之，独符印玺、幡信题署用篆。隶书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壁书，过观者以酒雠，计钱足而火之。每书辄削，而焚其札。梁鹄乃益为判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札，鹊卒以书至选部尚书。宜官，鹄宜为大字，邯郸淳宜为小字。鹄谓淳得次仲法，然鹄之用笔尽其势矣。汉末，有左子邑，小与淳、鹄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钟氏少异，然亦各有巧，今大行于世。……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称工。杜氏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甚巧，凡家之布帛必书而後练之，临池学书，他水尽黑，下笔必为楷，则号‘匆匆不暇草书’，寸纸不见遗，至今犹宝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盂颍、梁孔达、田彦和及韦仲将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于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罗叔景，赵元嗣者，与伯英并时，见称于西州，而矜巧自异，众颇惑之。故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馀’。河间张超亦有名，然虽与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
汉时策书，其制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称皇帝以名，诸侯王三公其罪免亦赐策。其异者隶书，用尺一木，两行而已。
○隶书
《汉书·艺文志》：“《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爱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汉兴，间里书师合《苍颉》、《爱历》、《博学》三书，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师古曰：复，重也）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杨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杨雄作十三章，（韦昭曰：臣，班固自谓也。作十三章，后人不别，疑在《苍颉》下篇三十四章中。）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并列焉。”庾肩吾《书品序》：“隶体发源秦时，隶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见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难制，遂作此法，故曰隶书。今时正书是也。”
张守节《史记正义·论例》曰：“程邈变篆为隶，楷则有常。後代作文随时改易，卫宏官书数体，吕忱或字多奇，钟、王等家以能为法，致今楷文改变，非复一端。”
《南齐书·刘休传》：“元嘉世，羊欣受字，敬正隶法，世共宗之。右军之体微古，不复见贵。休始好此法，至今此体大行。”
《梁书·萧子云传》：“子云善草隶书，为世楷法。自云善效钟元常、王逸少，而微变字体。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赏，随世所贵，规摹子敬，多历年所。年二十六，著《晋史》，至《二王列传》，欲作论语草隶法，言不尽意，遂不能成，略指论飞白一势而已。十许年来，始见敕旨《论书》一卷，商略笔势，洞彻字体，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犹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隶式，始变子敬，全范元常，逮尔以来，自觉功进。”（可见钟、王之字即是隶书。）
《後魏书·江式传》：式表云：“晋世义阳王典词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六卷，寻其况趣，附托许氏《说文》；而按偶章句，隐别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隶，不差篆意也。”
又云：“式于是撰集字书，号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体依许氏《说文》为本，上篆下隶。”
《水经注》：“昔在汉世，洛阳宫殿门题多是大篆，言是蔡岂诸子。自董卓焚宫殿，魏太祖平荆州，汉吏部尚书安定梁孟皇善师宜官八分体，求以赎死。太祖善其法，常仰系帐中爱玩之，以为胜宜官，北宫榜题咸是鹄笔。南宫既建，明帝令侍中京兆韦诞以古篆书之。皇都迁洛，始令中书舍人沈含馨以隶书书之。景明、正始之年，又敕符节，令江式以大篆易之，今诸桁榜题皆是式书。”
刘勰《文心雕龙》引庾肩吾《书品》：“隶体发源秦时，隶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见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难制，遂作此法，故曰隶书，今时正书是也。草圣起于汉时，解散隶法，用以赴急，本因草创之义，故曰草书。建初中，京兆杜操始以善书知名，今之草书是也。”
《北齐书》：“赵仲将善草隶，虽与弟书，书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于人，似相轻易。若与当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尔，是以必须隶书，”（可见不草即是隶书。）
晋成公绥《隶书体》云：“虫篆既繁，草稿近伪，适之中庸，莫尚于隶。”是则篆、草之中惟有隶也。又云：“若乃八分、玺法，殊好异制。”是八分虽别一体，亦谓之隶也，又云：“垂象表式，有模有楷。”则後人之名为楷者，从此出矣。
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後》云：“夫书，先须引八分、章草人隶字中，发人意气。”
《宣和书谱》：“为八分之说者多矣。一日东汉上谷王次仲以隶字改为楷法，变八分。此蔡希综之说也。一曰去隶字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故谓之八分。此蔡琰述父中郎邕语也。（《庄子》：“丁子有尾。”世人谓右行曲波为尾。丁子二字，左行曲波亦是尾也。扬慎曰：观此、则庄子之时已有八分书，不始于王次仲矣。）前世之善书类能言其书矣。然而自汉以来，至于唐千百载间，金石遗文之所载，特存篆、隶，行、草，所谓八分者何有？至唐，则八分书始盛，其典型盖类隶而变方广作波势，不古不严，岂在唐始有之那？杜甫作《八分歌》，盛称李潮、韩择木、蔡有邻，是皆唐之诸子。而今所存者，又皆唐字。则希综、蔡邕之论安在哉？盖古之名称与今或异，今所谓正书，则古所谓隶书；今所谓隶书，则古所谓八分。至唐则又于隶书中别为八分以名之，然则唐之所谓八分者，非古之所谓八分也。今御府所藏八分者四人：曰张彦远、曰贝冷该、曰于僧翰、曰释灵该，是四子俱唐人，则知今之八分出于唐明矣。故不得不辨，以诏後世云，”
《金石录》：“右《东魏大觉寺碑》阴题‘银青光禄大夫臣韩毅隶书’，盖今楷字也。庚肩吾曰：‘隶书，今之正书也。’张怀瓘《六体书论》亦云：‘隶书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正书。’自唐以前皆谓楷字为隶，至欧阳公《集古录》，误以八分为隶书，自是举世凡汉时石刻皆目为汉隶。有一士人力主此论，余尝出汉碑数本问之：何者为隶？何者为八分？盖自不能分也。因览此碑，毅自题为隶书。故聊志之，以法来者之惑。”
《老学庵笔记》：“周越《书苑》云：‘郭忠恕以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隶书出，隶书悖而行书作，行书狂而草书圣。’以此知隶乃今真书。赵明诚《金石录》谓误以八分为隶，自欧阳公始。”（《千字文》云：杜藁钟隶。《王羲之传》：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
《项氏家说》曰：“程回可父辨隶书曰：周兴嗣《千字》：‘杜稿钟隶。’萧于云启云：“论草隶，逸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及逸少。”任价《五体序》云：‘篆则科斗、玉筯、垂露、薤叶，隶则羲、献、钟、庾、欧，虞，颜、柳，八分则酌乎篆，隶之间者。’《书苑》云：‘蔡文姬言：割程隶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于是为八分书。’以诸家参之，则今之称隶者，乃二八分书；古之称隶者，真书，行书也。唐与国初并无此误，自欧阳以来始误。故少游遂疑程邈帖不当为小楷，疑非秦书。盖不知先有真书，後有八分书也。黄公绍曰：‘按《唐六典入校书郎正字所掌字体有五：一古文，二大篆，皆不用；三曰小篆，印玺、旗幡所用；四曰八分，石经、碑碣所用；五曰隶书，典籍表奏，公私文疏所用。’则程说信矣。”
章子厚曰：“石金刻东汉、魏，晋皆用八分，唯铭刻之阴或用隶字也。许昌辨臣劝进与受掸坛碑皆八分之妙者。近世有荒唐士人，妄谓为隶书，乃今正书耳，世俗亦往往谓之隶书，且相尚学焉。不知彼将以何等为古八分，又将以今正书为何等邪？”
《水经注》：“古文出于黄帝之世。苍颉本鸟迹为字，取其孳乳相生，故文字有六义焉。自秦用篆书，焚烧先典，古文绝矣。鲁恭王得孔子宅书，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盖用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耳。言大篆出于周宣王之时，史籀创著。平王东迁，文字乖错。秦之李斯及胡毋敬，又以改籀书谓之小篆，故有大篆、小篆焉，然许氏字说专释于篆，而不本古文，言古隶之书起于秦代，而篆字文繁，无会剧务，故用隶人之省，谓之隶书。或曰即程邈于云阳增损者。是知隶者，篆捷也。孙畅之尝见青州刺史傅宏仁说，临淄人发古冢，得铜棺，前和外隐起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馀同今书。证知隶自古出，非始于秦。”
洪适《隶释》云：“今之言汉字者，则谓之隶；言唐字者，则谓之分。殆不知在秦汉时，分、隶已兼有之。唐张怀瓘《书断》云：‘蔡邕八分入神，隶入妙。’又云：‘张昶八分碑在华阴，今华山所存汉碑凡四，华亭一碑乃昶分书也，’又云：‘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始皇时官务稍多，得次仲文，简略，赴急速之用，甚喜，遣使三召，不至。汉和帝时，贾鲂用隶字写《三苍》，隶法由兹而广。盖八分为小篆之捷，其赞八分则曰：‘龙腾虎踞兮势非一，交戟横戈兮气雄逸。’其赞隶则曰：‘摧锋剑析，落点星垂。’详其说而察其字，则孙根及华亭碑为汉人八分无疑矣。唐人自称八分，盖有自来，考古博雅之士更为辨之。”
《宋史·选举志》：“书学生，习篆、隶、草三体。篆以古文大、小二篆为法，隶以二王、欧、虞、颜、柳真、行为法，草以章草，张芝九体为法。”
赵古则《学范》曰：“隶即汉八分，真即汉隶，古今传习异辞，始随常名，使人易晓。好古者不可不知也。”
沈存中《补笔谈》曰：“今世浴谓之隶书者，只如古人之八分书，谓初从篆文变隶，尚有二分篆法，故谓之八分书。後也全变……隶书，即今之正书，章草、行书，草书皆是也。後之人乃误谓古八分书为隶书，以今时书为正书。殊不知所谓正书者，隶书之正者耳，其余行书、草书皆隶也。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曰：‘陈苍石鼓文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苦县《老子朱龟碑》，光《书评》云：‘汉魏牌榜、碑文和《华山碑》皆今所谓隶书也。杜甫诗亦只谓之八分。’又《书评》云：“‘汉魏牌榜、碑文，非篆即八分、未尝用隶书。1111汉魏碑文，皆八分，非隶书也’”。
元吾邱衍《学古编·辨字》：“一曰科斗书，科斗书者，苍颉观三才之文，及意度为之，乃字之祖，即今之偏旁是也。画文象虾蟆子，形如水虫，故曰科斗。二曰籀文。籀文者，史箱取苍颉形意配合为之，损益古文，或同或异，加之铦利钩杀，大篆是也。史籀所作，故曰籀文。三曰小篆。小篆者，李斯省籀文之法同天下书者，比籀文体十存其八，故曰小篆，谓之八分小篆也。既有小篆，故谓籀文为大篆。四曰秦隶。秦隶者，孙邈以文牍繁多，难于用篆，因减小篆为便用之法，故不为体势。若汉款识篆字相近，非有此法之隶也。便于佐隶，故曰隶书。即是秦权、秦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谓之篆，误矣。或言秦未有隶，且疑程邈之说，故详及之。五曰八分。八分者，汉隶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隶则易识，比汉隶则微似篆，若用篆笔作汉隶字，即得之矣。八分与隶，人多不分，故言其法。六曰汉隶。汉隶者，蔡邕石经及汉人诸碑上字是也。此体为最後出，皆有挑法，与秦隶同名，其实异。写法载前卷十七举下，此不再敷。七曰款识，款识文者，诸侯本国之文也。古者诸侯书不同文，故形体各异。秦有小篆，始一其法。近世学者取款识字为用，一纸之上，齐、楚不分，人亦莫晓其谬。今分作外法，故未置之，不欲乱其源流，使可考其先後耳。”
“十七举曰：隶书，人谓宜扁，殊不知妙在不扁，挑拔平硬如折刀头，方是汉隶。《书体括云》：方劲古拙，斩钉截铁。备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