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纪二十二孝成皇帝上之上建始元年（己丑、前32）
汉纪二十二汉成帝建始元年（己丑，公元前32年）
[1] 春，正月，乙丑，悼考庙灾。
[1] 春季，正月，乙丑（初一），史皇孙刘进的祭庙发生火灾。
[2] 石显迁长信中太仆，秩中二千石，显既失倚，离权，于是丞相、御史条奏显旧恶；及其党牢梁、陈顺皆免官，显与妻子徙归故郡，忧懑不食，道死。诸所交结以显为官者，皆废罢；少府五鹿充宗左迁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为雁门都尉。
[2] 石显调任长信中太仆，官秩为中二千石。石显已失去了靠山，又被调离中枢要职，于是丞相、御史上奏成帝，列数石显过去的罪恶。石显及其党羽牢梁、陈顺均被免官，石显与妻子儿女也被逐归原郡。石显忧郁愤懑，不进饮食，死在途中。那些因结交石显而得到官位的人，全部被罢黜。少府五鹿充宗被贬为玄菟郡太守，御史中丞伊嘉被谪调雁门都尉。
司隶校尉涿郡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谭，知显等颛权擅势，大作威福，为海内患害，不以时白奏行罚；而阿谀曲从，附下罔上，怀邪迷国，无大臣辅政之义，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后，衡、谭举奏显，不自陈不忠之罪，而反扬著先帝任用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于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称，失大臣体！”于是衡惭惧，免冠谢罪，上丞相、侯印绶。天子以新即位，重伤大臣，乃左迁尊为高陵令。然群下多是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连乞骸骨让位；上辄以诏书慰抚，不许。
司隶校尉、涿郡人王尊上书弹劾：“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明知石显等专权擅势，作威作福，是海内祸害，却不及时奏报皇上，予以惩罚，反而百般谄媚，曲意奉承，攀附臣下，欺瞒主上，心怀邪恶，迷惑君王，丧失大臣辅政的原则，都为大逆不道！这些罪恶发生在大赦之前，尚可不究。然而，在大赦之后，匡衡、张谭指控石显时，不自责不忠之罪，反而故意宣扬突出先帝任用倾覆小人的失误。妄言什么‘文武百官畏惧石显，超过了皇上’。这种卑君尊臣的言论，是不该说的，有失大臣体统！”于是匡衡惭愧恐惧，脱掉官帽谢罪，缴还丞相、侯爵的印信、绶带。成帝因新即位，不愿伤害大臣，就下令贬王尊为高陵县令。可是百官中很多人都认为王尊之言有道理。匡衡沉默而心不自安，每逢遇到水旱天灾，都接连请求退休让位。而皇上则下诏安抚慰留，不批准他辞职。
[3] 立故河间王元弟上群库令良为河间王。
[3] 汉成帝封已故河间王刘元的弟弟、上郡库令刘良为河间王。
[4] 有星勃于营室。
[4] 有异星出现于营、室二星旁。
[5] 赦天下。
[5] 大赦天下。
[6] 壬子，封舅诸吏、光禄大夫、关内侯王崇为安成侯；赐舅谭、商、立、根、逢时爵关内侯。夏，四月，黄雾四塞，诏博问公卿大夫，无有所讳。谏大夫杨兴、博士驷胜等皆以为“阴盛侵阳之气也。高祖之约，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诸弟皆以无功为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为见异。”于是大将军凤惧，上书乞骸骨，辞职；上优诏不许。
[6] 壬子（疑误），成帝封舅父诸吏、光禄大夫、关内侯王崇为安成侯；赐舅父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为关内侯。夏季，四月，黄雾四起，遮天盖日。成帝下诏广泛地征求公卿大夫的意见，希望大臣们各谈因由，不得隐讳。谏大夫杨兴、博士驷胜等都认为：“是阴气太盛，侵抑阳气的缘故。高祖曾立约：臣属非功臣不得封侯。如今太后诸弟全都无功而封侯，如此施恩外戚，是从未有先例的。因而上天为示警而显现异象。”大将军王凤闻奏恐惧，上书请求退休，辞去官职。成帝不准，下诏慰留。
[7] 御史中丞东海薛宣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而嘉气尚凝，阴阳不和，殆吏多苛政。部刺史或不循守条职，举错各以其意，多与郡县事，至开私门，听谗佞，以求吏民过，谴呵及细微，责义不量力；郡县相迫促，亦内相刻，流及众庶。是故乡党阙于嘉宾之欢，九族忘其亲亲之恩，饮食周急之厚弥衰，送往劳来之礼不行。夫人道不通则阴阳否隔，和气不通，未必不由此也！《诗》崐云：”民之失德，干糇以愆。‘鄙语曰：“苛政不亲，烦苦伤思。’方刺史奏
事时，宜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务。“上嘉纳之。
[7] 御史中丞、东海人薛宣上书说：“陛下至德仁厚，然而祥和之气仍然未通，阴阳不和，大概是因为官吏多实行苛政的缘故。被委派巡查地方的刺史，有人不遵循六条规则，随心所欲地行事，过多干预郡县行政。甚至开私门，听信谗言，来搜求吏民的过失。严辞呵责，对细微的过错也不放过；苛求吏民，而不考虑他们是否力所能及。郡县在压力的逼迫下，也不得不互相采取严厉苛刻的手段，流毒祸及百姓。因此，乡党邻里缺少和睦交往的欢悦，家族亲属也忘了血缘之间的亲情。互相帮助、周济急难的淳厚风俗衰落了，送往迎来的礼节也不再实行。人情不通，那么阴阳自然阻隔，和气不通，未必不是由此而引起！《诗经》说：”百姓失德，因小犯过。‘俚语说：“苛政之下无亲情，烦苦之中伤恩义。’陛下在刺史奏事时，应明确敕告他们，使他们明了本朝施政的切要所在。”成帝欣然采纳。
[8] 八月，有两月相承，晨见东方。
[8] 八月，清晨时，东方一上一下出现两个月亮。
[9] 冬，十二月，作长安南、北郊，罢甘泉、汾阴祠，及紫坛伪饰、女乐、鸾路、驹、龙马、石坛之属。
[9] 冬季，十二月，汉成帝在长安南郊、北郊兴建祭天、祭地之所。下令撤除甘泉和汾阴两地的祭祀之所，以及甘泉泰紫坛的装饰、女子歌乐、鸾路、驹、龙马、石坛等。
二年（庚寅、前31）
二年（庚寅，公元前31年）
[1] 春，正月，罢雍五及陈宝祠，皆从匡衡之请也。辛巳，上始郊祀长安南郊。郝奉效县及中都官耐罪徒；减天下赋钱，算四十。
[1] 春季、正月，撤除位于雍城的五帝祭坛及陈宝祠。这都是听从了匡衡建议的举动。辛巳（疑误），成帝初次到长安南郊祭天。赦免侍奉郊祀之县及在京师诸官府的保留鬓发的轻罪刑徒。减天下赋钱，原一百二十钱为一算，现每一算减少四十钱。
[2] 闰月，以渭城延陵亭部为初陵。
[2] 闰正月，成帝下令在渭城延陵亭兴建自己的陵墓。
[3] 三月，辛丑，上始祠后土于北郊。
[3] 三月，辛丑（十四日），成帝初次在长安北郊祭祀后土。
[4] 丙午，立皇后许氏。后，车骑将军嘉之女也。元帝伤母恭哀后居位日浅而遭霍氏之辜，故选嘉女以配太子。
[4] 丙午（十九日），成帝立许氏为皇后。许后是车骑将军许嘉的女儿。汉元帝哀悼母亲恭哀后在位时间很短而惨遭霍氏毒手，因此特选许嘉之女婚配太子。
[5] 上自为太子时，以好色闻；及即位，皇太后诏采良家女以备后宫。大将军武库令杜钦说王凤曰：“礼，一娶九女，所以广嗣重祖也；娣侄虽缺不复补，所以养寿塞争也。故后妃有贞淑之行，则胤嗣有贤圣之君；制度有威仪之节，则人君有寿考之福。废而不由，则女德不厌；女德不厌，则寿命不究于高年。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妇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于未衰之年，而不以礼为制，则其原不可救而后徕异态；后徕异态，则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间适之心；是以晋献被纳谗之谤，申生蒙无罪之辜。今圣主富于春秋，未有适嗣，方乡术入学，未亲后妃之议。将军辅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详择有行义之家，求淑女之质，毋必有声色技能，为万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为寒心。唯将军常以为忧！”凤白之太后，太后以为故事无有；凤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凤素重钦，故置之莫府，国家政谋常与钦虑之，数称达名士，裨正阙失；当世善政多出于钦者。
[5] 成帝从当太子时，就以好色出名。等到即位后，皇太后诏令挑选良家女子充实后宫。大将军、武库令杜钦劝王凤说：“按古礼，天子大婚，一次就娶九个女子，是为了让她们多生儿子，以对得起祖宗。其中有人死亡，虽空缺其位，也不再补充，为的是使君王保养长寿，也避免后宫争宠。因此皇后嫔妃有贞洁贤淑的德行，而子孙后裔就有圣贤之君。制度有严格的节制，君王就会有高寿之福。废弃而不采用这些古礼，君王就会沉湎于女色；沉湎于女色，就崐不会享有高寿。男子到了五十岁，好色之心仍未衰退；可是妇人到了四十岁，容貌便不同从前。以变丑了的容貌，去侍奉处在好色之心未衰年龄的君王，而不以古礼去约束克制，就不能挽救君王本来的好色，而后还要发生不正常的变化。发生不正常变化的结果是，正宫皇后自我猜疑，恐怕后位不稳，而庶妻宠妃产生夺嫡的野心。这正是晋献公被人指责采纳谗言，使申生无罪而蒙受冤死的原因。现在圣主还很年轻，没有嫡子，刚刚开始研习学问，还没有因亲近后妃而受到批评。将军身为辅政大臣，应该趁着本朝初期的隆盛，建立九妻制度。仔细选择德行高尚的仁义之家，物色品貌端庄的淑女，不一定要有声色技能。把这个制度定为万世不改之法。年轻人要戒色。《诗经。小卞》这首诗，就是讽刺周幽王废申后立褒姒，哀伤太子被放逐，使人听了十分寒心。请将军常以此为忧！”王凤将杜钦之言转告皇太后，太后认为九妻之制，汉朝没有前例。王凤不能自立法度，只是因循惯例而已。王凤一向器重杜钦，因此把他安置在幕府作官，国家的政治大计，常与他一起研究考虑。杜钦多次称赞推荐有名望的士人，使他们补救改正政治上的欠缺和失误。当世的善政，多出于杜钦的建议和筹划。
[6] 夏，大旱。
[6] 夏季，大旱。
[7] 匈奴呼韩邪单于嬖左伊秩訾兄女二人；长女颛渠阏氏，生二子，长曰且莫车，次曰囊知牙斯；少女为大阏氏，生四子，长曰雕陶莫皋，次曰且麋胥，皆长于且莫车，少子咸、乐二人，皆小于囊知牙斯。又他阏氏子十馀人。颛渠阏氏贵，且莫车爱，呼韩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车。颛渠阏氏曰：“匈奴乱十馀年，不绝如发，赖蒙汉力，故得复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创艾战斗。且莫车年少，百姓未附，恐复危国。我与大阏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皋。”大阏氏曰：“且莫车虽少，大臣共持国事。今舍贵立贱，后世必乱。”单于卒从颛渠阏氏计，立雕陶莫皋，约令传国与弟。呼韩邪死，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累若单于。复株累若单于以且麋胥为左贤王，且莫车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为右贤王。复株累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
[7] 匈奴呼韩邪单于宠爱左伊秩訾的两位侄女。长女为颛渠阏氏，生二子：长子且莫车、幼子囊知牙斯。幼女为大阏氏，生四子：长子雕陶莫皋，次子且麋胥，二人都比且莫车年长。三子咸，四子乐，都比囊知牙斯年幼。此外还有其他阏氏所生的儿子十余人。颛渠阏氏的地位最高，长子且莫车也深受单于喜爱。呼韩邪病危将死，打算立且莫车为继承人。颛渠阏氏说：“匈奴内乱十余年，国家命脉象发丝一样勉强维持，依赖汉朝的力量，才重新转危为安。如今平定未久，人民畏惧战争。且莫车年少，不能令百姓心服归附，立他恐怕又会给国家带来危险。我与大阏氏是亲姐妹，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儿子，不如立雕陶莫皋。”大阏氏说：“且莫车虽年幼，但可由大臣们共同主持国事。如今舍弃高贵的嫡子，而立低贱的庶子，后世必然要发生内乱。”单于最后采纳了颛渠阏氏的建议，立雕陶莫皋为继承人，并立约，命令雕陶莫皋将来传位给弟弟且莫车。呼韩邪死，雕陶莫皋即位，称复株累若单于。他任命且麋胥为左贤王，且莫车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为右贤王。复株累单于按照匈奴的习俗，再娶王昭君为妻，生下二女：长女云公主，嫁匈奴贵族须卜氏；小女嫁匈奴贵族当于氏。
三年（辛卯、前30）
三年（辛卯，公元前30年）
[1] 春，三月，赦天下徒。
[1] 春季，三月，赦免天下囚犯。
[2] 秋，关内大雨四十余日。京师民相惊，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躏，老弱号呼，长安中大乱。天子亲御前殿，召公卿议。大将军凤以为：“太后与上及后宫可御船，令吏民上长安城以避水。”群臣皆从凤议。左将军王商独曰：“自古无道之国，水犹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无兵革，上下相安，何因当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讹言也！不宜令上城，重惊百姓。”上乃止。有顷，长安中稍定；问之，果讹言。上于是美壮商之固守，数称其议；而凤大惭，自恨失言。
[2] 秋季，关内大雨连绵四十余日。京师百姓惊恐相告，传言洪水就要来到。百姓纷纷奔逃，混乱中互相践踏，老弱呼号，长安城中大乱。成帝亲临前崐殿，召集公卿商议。大将军王凤认为：“太后跟皇上以及后宫嫔妃可以登上御船。命令官吏百姓登上长安城墙，以避洪水。”群臣都附合王凤的意见，只有左将军王商说：“自古以来，即令是无道的王朝，大水都没有淹没过城郭。如今政治和平，世上没有战争，上下相安，凭什么会有洪水一天内突然涌来？这一定是谣言！不应该下令让官吏百姓登城墙，那样会更增加百姓的惊恐。”成帝于是作罢。不久，长安城中逐渐平定下来，经查问，果然是谣言。成帝因而对王商固守不动的建议十分赞赏，多次称赞。而王凤则大感惭愧，自恨失言。
[3] 上欲专委任王凤，八月，策免车骑将军许嘉，以特进侯就朝位。
[3] 成帝打算把国家大事完全委托给王凤。八月，下策书免去车骑将军许嘉的官职，命他以特进侯的身分参加朝见。
[4] 张谭坐选举不实，免。冬，十月，光禄大夫尹忠为御史大夫。
[4] 张谭因举荐人才不真实而获罪，被免去官职。冬季，十月，擢升光禄大夫尹忠为御史大夫。
[5] 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其夜，地震未央宫殿中。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杜钦及太常丞谷永上对，皆以为后宫女宠太盛，嫉妒专上，将害继嗣之咎。
[5] 十二月，戊申朔（初一），出现日食。当夜，未央宫殿中发生地震。成帝下诏，要求举荐贤良、方正和能直言规谏的人士。杜钦及太常丞谷永上书，都认为：“发生日食地震，都是因为后宫美女太盛，有人心怀嫉妒，使皇帝专宠自己。这样下去，将会有危害皇位继承人的灾祸。”
[6] 越山崩。
[6] 越发生山崩。
[7] 丁丑，匡衡坐多取封邑四百顷，监临盗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免为庶人。
[7] 丁丑（三十日），匡衡因多取封邑土地四百顷，及手下属官盗取所主管的财物价值十金以上而获罪，免官，贬为平民。
四年（壬辰、前29）
四年（壬辰，公元前29年）
[1] 春，正月，癸卯，陨石于亳四，陨于肥累二。
[1] 春季，正月，癸卯（二十六日），有四颗陨石在亳县坠落，有两颗陨石在肥累坠落。
[2] 罢中书宦官；初置尚书员五人。
[2] 撤销中书宦官。初次规定尚书定员为五人。
[3] 三月，甲申，以左将军乐昌侯王商为丞相。
[3] 三月，甲申（初八），任用左将军、乐昌侯王商为丞相。
[4] 夏，上悉召前所举直言之士，诣白虎殿对策。是时上委政王凤，议者多归咎焉。谷永知凤方见柄用，阴欲自托，乃曰：“方今四夷宾服，皆为臣妾，北无荤粥、冒顿之患，南无赵佗、吕嘉之难，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诸侯大者乃食数县，汉吏制其权柄，不得有为，无吴、楚、燕、梁之势。百官盘互，亲疏相错，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属属，小心畏忌，无重合、安阳、博陆之乱。三者无毛发之辜，窃恐陛下舍昭昭之白过，忽天地之明戒，听暗昧之瞽说，归咎乎无辜，倚异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诚深察愚臣之言，抗湛溺之意，解偏驳之爱，奋乾刚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进，益纳宜子妇人，毋择好丑，毋避尝字，毋论年齿。推法言之，陛下得继嗣于微贱之间，乃反为福；得继嗣而已，母非有贱也。后宫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广求于微贱之间，以遇天所开右，慰释皇太后之忧愠，解谢上帝之谴怒，则继嗣蕃滋，灾异讫息！”杜钦亦仿此意。上皆以其书示后宫，擢永为光禄大夫。
[4] 夏季，皇上把前些时候被举荐的直言之士，都召集到白虎殿，进行考试，回答皇帝的策问。此时，成帝把国家大事都委托给王凤，直言之士在回答策问时，很多人将天变归咎于王凤。谷永知道王凤正受信用，掌握权柄，想暗中投靠，于是上书说：“而今四方外族都已降服，均成为汉朝的臣属。北方没有匈奴荤粥、冒顿那样的祸害，南方也没有赵佗、吕嘉的发难，三边晏然，没有战争的警报。大的诸侯国食邑不过数县，由朝廷委派的官吏控制那里的权柄，使诸侯王不能有所作为，不会形成当年吴、楚、燕、梁等诸侯国尾大不掉的局势。文武百官互相交结制衡，与皇帝有亲戚关系的官员与没有亲戚关系的官员互相掺杂。皇亲国戚中有象申伯那样的忠臣，他们恭敬谨慎、小心翼翼，没崐有重合侯莽通、安阳侯上官桀、博陆侯霍禹那样的阴谋。以上三种人都没有丝毫的罪行，我担心陛下放过明显的错误，忽略天地的明显警告，听信愚昧盲目之言，归罪于无辜，把政事托附给不可靠的人，那将大失上天之心，是太不应该了。陛下如果能深思我的建议，抗拒沉溺之心，解除专宠之爱，振奋起阳刚之威，将天子之恩平均施布，使后宫各位嫔妃得以人人轮流侍奉君王。增添选纳能生男孩的妇人，不挑剔美丑，不在意曾否嫁过人，也不论年龄。照古法推算来说，陛下若能使身份微贱的人生下皇嗣，则反而为福。目的只是要得到皇位继承人，勿论其母的贵贱。后宫女史、使令中若有皇上中意的女子，也可选纳，广泛地求嗣于微贱者之中，遇上天保佑，生下皇子，皇太后的忧虑和烦恼，因得到安慰而解除，上帝的谴责和愤怒也会平息化解，后代繁衍，灾异自然消除。”杜钦也仿效谷永的意思上书。成帝把他们两人的奏书都拿给后宫看，擢升谷永为光禄大夫。
[5] 夏，四月，雨雪。
[5] 夏季，四月，降雪。
[6] 秋，桃、李实。
[6] 秋季，桃树、李树结果。
[7] 大雨水十余日，河决东郡金堤。先是清河都尉冯逡奏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轻脆易伤，顷所以阔无大害者，以屯氏河通两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灵鸣犊口又益不利，独一川兼受数河之任，虽高增堤防，终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霁，必盈溢。九河故迹，今既灭难明，屯氏河新绝未久，其处易浚；又其口所居高，于以分杀水力，道里便宜，可复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备非常。不豫修治，北决病四、五郡，南决病十余郡，然后忧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遣博士许商行视，以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后三岁，河果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滥兖、豫及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余顷，深者三丈；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
[7] 大雨连下十余日，黄河在东郡金堤决口。在此之前，清河郡都尉冯逡奏报说：“清河郡位于黄河下游，土壤松脆，容易崩塌。暂时没有发生大灾害，是由于屯氏河通畅，可以两河分流。如今屯氏河已经淤塞，灵鸣犊口也越来越不通畅，只有一条河，却要兼容数条河流的水量，虽然加高堤防，最终却无法使它顺畅宣泄，若有大雨，十日不停，河水必然满盈泛滥。夏禹时代的九河故道，如今既已湮没难寻，而屯氏河刚刚淤塞不久，容易疏通。再有，黄河与屯氏河分流的叉口处地势较高，实施分减水力的工程，施工起来也方便。可重新疏通屯氏河，以帮助黄河宣泄洪水，防备非常情况的发生。如果不预先修治，黄河一旦在北岸决口，将危害四、五郡；在南岸决口，将危害十余郡。事后再忧虑，就晚了！”成帝将冯逡的奏章交给丞相和御史去处理，他们奏请派遣博士许商去巡视那一地区。根据许商视察的结果，他们认为：“现在国家经费不足，可暂且不疏通。”三年后，黄河果然在馆陶及东郡金堤决口，洪水泛滥兖州、豫州以及平原郡、千乘郡、济南郡，共淹了四郡三十二县，十五万余顷土地变为泽国，水深的地方达三丈。冲毁官署驿站及民间房舍近四万所。
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尹忠以对方略疏阔，上切责其不忧职，自杀。遣大司农非调调均钱谷河决所灌之郡，谒者二人发河南以东船五百艘，徙民避水居丘陵九万七千余口。
冬季，十一月，由于御史大夫尹忠的救灾方案疏漏而不切实际，成帝严厉斥责他不尽心职守，尹忠自杀。成帝派大司农非调调拨均平钱谷救济受淹各郡，又派两名谒者向河南以东地区征调船舶五百艘，从洪灌区中抢救灾民九万七千余人，把他们迁移到丘陵高地。
[8] 壬戌，以少府张忠为御史大夫。
[8] 壬戌（二十日），任命少府张忠为御史大夫。
[9] 南山群盗宗等数百人为吏民害。诏发兵千人逐捕，岁余不能禽。或说大将军凤，以“贼数百人在毂下，讨不能得，难以示四夷；独选贤京兆尹乃可。”于是凤荐故高陵令王尊，征为谏大夫，守京辅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间，盗贼清；后拜为京兆尹。
[9] 南山一带盗匪宗等数百人在地方作乱，使官吏百姓受害。成帝诏令发兵一千人剿捕，费时一年多，仍不能擒灭。有人向大将军王凤建议说：“盗匪数百人在天子脚下作乱，而讨伐不能奏效，难以向四边蛮族显示汉朝之威。崐只有选任贤明能干的京兆尹才行。”于是王凤推荐前高陵令王尊，征召入京任命为谏大夫，署理京辅都尉，代行京兆尹的职责。他上任不到一个月，盗匪肃清。而后正式擢升王尊为京兆尹。
[10]上即位之初，丞相匡衡复奏：“射声校尉陈汤以吏二千石奉使，颛命蛮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盗所收康居财物，戒官属曰，‘绝域事不覆校。’虽在赦前，不宜处位。”汤坐免。
[10]成帝即位初期，丞相匡衡再次上奏说：“射声校尉陈汤，以二千石官员的身份出使西域，专门负责西域蛮夷事务，他不能持身以正，做部下的表率，反而盗取所没收的康居王国财物，并告诫下属官员说：”远在外域发生的事，不会核察追究。‘此事虽发生在大赦之前，但他已不适宜再担任官职。“陈汤获罪被免官。
后汤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按验，实王子也。汤下狱当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讼汤曰：“臣闻楚有子玉得臣，文公为之仄席而坐；赵有廉颇、马服，强秦不敢窥兵井陉；近汉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乡沙幕。由是言之，战克之将，国之爪牙，不可不重也。盖君子闻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窃见关内侯陈汤，前斩郅支，威震百蛮，武畅西海，汉元以来，征伐方外之将，未尝有也！今汤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系，历时不决，执宪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为秦将，南拔郢都，北坑赵括，以纤介之过，赐死杜邮；秦民怜之，莫不陨涕。今汤亲秉，席卷、喋血万里之外，荐功祖庙，告类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义。以言事为罪，无赫赫之恶。《周书》曰：”记人之功，忘人之过，宜为君者也。‘夫犬马有劳于人，尚加帷盖之报，况国之功臣者哉！窃恐陛下忽于鼙鼓之声，不察《周书》之意，而忘帷盖之施，庸臣遇汤，卒从吏议，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厉死难之臣也！“书奏，天子出汤，夺爵为士伍。
后来，陈汤上书说：“康居王送来当人质的王子，并不是真王子。”然而经过查验，确实是真王子。陈汤被捕入狱，依罪应被处死。太中大夫谷永上书为陈汤辩护说：“我听说楚国因为有子玉、得臣，晋文公因此坐不安席；赵国有廉颇和马服君赵奢，强大的秦国便不敢进犯井陉；近代汉朝有郅都、魏尚，匈奴则不敢从沙漠南下。因此可说，能征善战、克敌制胜的将领，是国家的爪牙，不可以不重视他们。这正是：君子听到战鼓之声，则思念将帅之臣。我看关内侯陈汤，从前击斩郅支单于，威震蛮夷各国，所向披靡，一直打到西海。自汉朝开国以来，在疆域之外作战的将领，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战功！如今，陈汤因报告失实而获罪，长期囚禁监狱，历时这么久仍不能结案，执掌刑法的官吏意欲致他死罪。从前，白起为秦国的大将，南伐楚，攻陷郢都；北击赵国，坑杀赵括降卒四十万，却因极微小的过失，在杜邮被赐死。秦国百姓怜惜他，无不流涕。而今陈汤亲执武器，席卷匈奴，喋血于万里之外。把战功呈献在皇家祖庙，向上帝禀告，天下武士无不思慕。他不过因为说错话而获罪，并不是什么严重的罪恶。《周书》说：”记人之功，忘人之过，这才适合当人君。‘犬马对人有劳苦之功，死后尚且要用车帷伞盖将它们好好埋葬，作为回报，何况是国家的功臣呢！我恐怕陛下忽略了战鼓的声者，不领会《周书》的深意，忘记报答功臣的效劳，象对待平庸臣子那样对待陈汤，终于听从掌刑官吏的建议，将他处死，使百姓心中耿耿，有秦民那样的遗恨。这不是勉励大臣为国赴难效死的作法！“奏章上去后，天子下令释放陈汤，但剥夺爵位，贬为士伍。
会西域都护段会宗为乌孙兵所围，驿骑上书，愿发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丞相商、大将军凤及百僚议数日不决。凤言：“陈汤多筹策，习外国事，可问。”上召汤见宣室。汤击郅支时中寒，病两臂不屈申；汤入见，有诏毋拜，示以会宗奏。汤对曰：“臣以为此必无可忧也。”上曰：“何以言之？”汤曰：“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后敌。‘今围会宗者人众不足以胜会宗，唯陛下勿忧！且兵轻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会宗欲发城郭、敦煌，历时乃至，所谓报雠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时解？“汤知乌孙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过数日，因对曰：”已解矣！“屈指计其日，曰：”不出五日，当有吉语闻。“居四日，军书到，言已解。大将军凤奏以为从事中郎，莫府事壹决于汤。
正好，西域都护段会宗被乌孙王国的军队围困，段会宗用驿马上书，请求成帝征发西域诸国军队，以及汉朝在敦煌的军队救援。丞相王商、大将军王凤崐以及百官会议数天也作不出决定。王凤说：“陈汤富于谋略，又熟悉外国的情况，可以询问他。”成帝在宣室殿召见陈汤。陈汤在进攻郅支单于时，中了风寒，两臂不能屈伸，入见时，成帝下诏准许他不必跪拜，把段会宗的奏书拿给他看。陈汤回答说：“我认为这件事一定没什么可忧虑的。”成帝说：“你为什么这样讲？”陈汤说：“五个胡兵才能抵挡一名汉兵，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刀剑不锋利，弓弩也不强。最近听说颇学得一些汉人制作兵器的技巧，然而仍是三个胡兵抵挡一个汉兵。再说，《兵法》上说：”客兵必须是守军人数的两倍，才能对敌。‘现在围困段会宗的敌兵人数不足以战胜他，请陛下不必忧虑！况且军队轻装日行五十里，重装备则日行三十里。现在段会宗打算征发西域诸国和敦煌的军队，部队行军需较长时间才能赶到，这成了所谓报仇之军，而不是救急之兵了。“成帝说：”那怎么办呢？围困一定可以解除吗？你估计什么时候可以解围？“陈汤知道乌孙之兵，不过是乌合之众，不能久攻，以经验推测，不过数日。因此回答说：”现在已经解围了！“又屈指计算日期，然后说：”不出五日，就会听到好消息。“过了四天，军书到，声称已经解围。大将军王凤上奏，要求任命陈汤为从事中郎。从此大将军幕府的大事，均由陈汤一人决定。
河平元年（癸巳、前28）
河平元年（癸巳，公元前28年）
[1] 春，杜钦荐犍为王延世于王凤，使塞决河。凤以延世为河堤使者。延世以竹落长四丈，大九围，盛以小石，两船夹载而下之。三十六日，河堤成。三月，诏以延世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
[1] 春季，杜钦向王凤推荐犍为人王延世，让他负责堵塞黄河决口的工程。王凤任命王延世为河堤使者。王延世命人用竹子编成长四丈，九人合抱那么大的竹笼，里面装上小石头，用两条船夹着搬运，沉入决口处。三十六天后，河堤修好。三月，成帝下诏任命王延世为光禄大夫，官秩为中二千石，封为关内侯，赐黄金一百斤。
[2] 夏，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诏公卿百僚陈过失，无有所讳；大赦天下。光禄大夫刘向对曰：“四月交于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其占恐害继嗣。”是时许皇后专宠，后宫希得进见，中外皆忧上无继嗣，故杜钦、谷永及向所对皆及之。上于是减省椒房、掖庭用度，服御、舆驾所发诸官署及所造作，遗赐外家、群臣妾，皆如竟宁以前故事。
[2] 夏季，四月，己亥晦（三十日），出现日食。成帝下诏要求公卿百官指陈过失，不得有所隐讳。又传命大赦天下。光禄大夫刘向上书说：“四月衔接五月，出现日食的月份与孝惠帝时相同，出现日食的日子与孝昭帝时相同，孝惠、孝昭二帝均无嗣，这种巧合，预示不利于继嗣。”此时成帝专宠许皇后，后宫其他美女很少有机会进见皇帝，朝廷内外都为皇上没有继承人而忧愁，所以杜钦、谷永以及刘向的上书都提及这个问题。成帝于是削减皇后椒房殿和妃嫔掖庭的开支，由各官署征调及制作的衣服用具、轿舆车马等，以及给皇后的亲属和众嫔妃的赏赐，与竟宁元年以前的旧例完全相同。
皇后上书自陈，以为：“时世异制，长短相补，不出汉制而已，纤微之间未必可同。若竟宁前与黄龙前，岂相放哉！家吏不晓，今壹受诏如此，且使妾摇手不得。设妾欲作某屏风张於某所，曰：”故事无有。‘或不能得，则必绳妾以诏书矣。此诚不可行，唯陛下省察！故事，以等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当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诏读记，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复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牙所以约制妾者，恐失人理。唯陛下深察焉！“
皇后上书为自己辩解说：“时代不同，制度也不一样，有长有短，互相补充，只要不超出汉家的制度就行，细微之间不一定要求一致。比如元帝竟宁年之前与宣帝黄龙年之前，难道是一样的吗？主管后宫的官吏并不了解这个道理，如今一旦接受这样的诏书，将使我连摇手都不成了。比如我想做个屏风摆放在某个地方，他们就会说：”没有这种先例。‘我有所需要，他们不肯备办，就一定会拿诏书来限制我。这种办法实在不可行，请陛下明察！按照原先的规定，祖父母是用特牛� ；� ；一只牛来祭祀的，而我的祖父戴侯、敬侯都蒙恩准许用太牢�；� ；一牛一猪一羊祭祀。而今要一律依照旧例，两位祖父就只能用特牛祭祀了，请陛下哀怜！现在宫廷官吏刚刚接受诏书，宣读完毕，就径直来预先崐告诫我，让我知道，以后对宫廷财物不可再象对私家财物一样随意索取。这些规定的初始用意，就是要约束限制我，恐怕会失去人情常理。请陛下明察！“
上于是采谷永、刘向所言灾异咎验皆在后宫之意以报之，且曰：“吏拘于法，亦安足过！盖矫枉者过直，古今同之。且财币之省，特牛之祠，其于皇后，所以扶助德美，为华宠也。咎根不除，灾变相袭，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传》不云乎：”以约失之者鲜‘，审皇后欲从其奢与？朕亦当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则甘泉、建章可复兴矣。孝文皇帝，朕之师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时不如职，今见亲厚，又恶可以逾乎！皇后其刻心秉德，谦约为右，垂则列妾，使有法焉！“
成帝于是将谷永、刘向奏章所说灾异责任全在后宫的意思，转告给皇后，并且说：“官吏按照法制行事，又怎么可以怪罪呢！要矫枉，就要过正，古今同理。况且节省钱财，改用特牛祭祀，对于皇后而言，正有助于发扬美德，为你博得更多的赞誉。如果不铲除祸根，灾变接连发生，祖宗的祭祀尚且不保，还谈什么你的祖父戴侯呢！经传上不是说：”俭约之人，犯过失的很少。‘皇后果真要追求奢侈吗？那我也该效法孝武皇帝了，这样的话，甘泉宫、建章宫可就要重新兴建了。不过，节俭的孝文皇帝才是我的老师。皇太后、皇后的待遇都有成文规定。假使皇太后在当年做皇后时，不能达到规定的标准，而你如今受到宠爱，又怎么可以超过她呢！皇后应当着意修德，以谦和节俭为上。这样才能做诸妃的榜样，使她们得以效法！“
[3] 给事中平陵平当上言：“太上皇，汉之始祖，废其寝庙园，非是。”上亦以无继嗣，遂纳当言。秋，九月，复太上皇寝庙园。
[3] 给事中、平陵人平当上奏说：“太上皇是汉王朝的始祖，废除他的祭庙墓园是不对的。”成帝也正在为没有继嗣而忧愁，就采纳了平当的建议。秋季，九月，恢复了太上皇的墓园、祭庙。
[4] 诏曰：“今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奇请、他比，日以益滋。自明习者不知所由，欲以晓喻众庶，不亦难乎！于以罗元元之民，夭绝无辜，岂不哀哉！其议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令较然易知，条奏！”时有司不能广宣上意，徒钩摭微细，毛举数事，以塞诏而已。
[4] 成帝下诏说：“如今，关于死刑的规定有千余条。律令繁多，有百余万言。条文之外的‘奇请’、‘他比’等附加条文，日益增多。即使专门研究和熟悉法律的官吏，都弄不清头绪，想让天下百姓都知晓，不是太难了吗！用这么繁琐的刑律，去对付善良的百姓，斩杀无辜之人，岂不可悲！主管机关应讨论减少死刑，及可以取消或省略的法令，使法律条文简明易懂。具体回奏！”当时主管官吏不能弘扬皇上的旨意，只是在细微枝节上，举出数件毫毛般的小事，以敷衍诏书而已。
[5] 匈奴单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献，朝正月。
[5] 匈奴单于派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来朝进贡，并参加元旦的朝贺大典。
二年（甲午、前27）
二年（甲午，公元前27年）
[1] 春，伊邪莫演罢归，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杀，终不敢还归。”使者以闻，下公卿议。议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禄大夫谷永、议郎杜钦以为：“汉兴，匈奴数为边害，故设金爵之赏以待降者。今单于屈体称臣，列为北藩，遣使朝贺，无有二心；汉家接之，宜异于往时。今既享单于聘贡之质，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贪一夫之得而失一国之心，拥有罪之臣而绝慕义之君也。假令单于初立，欲委身中国，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诈降以卜吉凶，受之，亏德沮善，令单于自疏，不亲边吏；或者设为反间，欲因以生隙，受之，适合其策，使得归曲而责直；此诚边境安危之原，师旅动静之首，不可不详也。不如勿受，以诏日月之信，抑诈谖之谋，怀附亲之心，便！”对奏，天子从之。遣中郎将王舜往问降状，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归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见汉使。
[1] 春季，伊邪莫演朝贡完毕，回国前，自称想归降汉朝，说：“如果汉朝不接受我归降，我就自杀，我至死不敢回匈奴。”使者据实奏报。成帝让公卿讨论。有人说：“应该按照旧例，接受他归降。”光禄大夫谷永、议郎杜钦则认为：“自汉王朝兴起以来，匈奴多次为害边疆，因此才设立黄金、爵位的赏赐，以优待归降者。如今单于低头称臣，匈奴成为中国北方的藩国，派遣使崐者朝贺进贡，没有二心。汉朝对待匈奴的政策，就应与过去不同。如今既然接受了单于朝贡的诚意，却又收纳他的反叛逃亡之臣，为了贪图得到一个人，而将失却一国之心；为了拥有一个有罪之臣，而与一位仰慕仁义的君王绝交。此外，还可作这样的假设；单于新即位，想依靠中国，但不知这样做的利害，暗中指使伊邪莫演诈降，以占卜吉凶。中国如果接受，便有亏道义，败坏美德，使单于同中国疏远，不与中国边疆的官员友好相处。或许是单于故意设下的反间计，想借此生仇，如果中国接纳他的归降，正好中了单于的计策，使匈奴可以把过错归到中国头上，从而理直气壮地责备我们。此事实在是边境安危的本源，是战争与和平的关键，不可以不慎重。我的意见，不如不接受，以显示我们光明磊落的信义，抑制欺诈的阴谋，安抚单于的归附亲善之心，这样才有利！”他们将此意见上奏，被采纳。派中郎将王舜去查问归降的情况，伊邪莫演说：“我有发狂的病，只是胡说罢了。”汉朝遣送他回国。回到匈奴后，他的官职仍和从前一样，但单于不再准许他会见汉朝的使者。
[2] 夏，四月，楚国雨雹，大如釜。
[2] 夏季，四月，楚国降下冰雹，大的如同饭锅。
[3] 徙山阳王康为定陶王。
[3] 改封山阳王刘康为定陶王。
[4] 六月，上悉封诸舅：王谭为平阿侯，商为成都侯，立为红阳侯，根为曲阳侯，逢时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太后母李氏更嫁为河内苟宾妻，生子参；太后欲以田为比而封之。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参为侍中、水衡都尉。
[4] 六月，成帝给他的舅父们全部封侯：王谭封为平阿侯；王商封为成都侯；王立封为红阳侯；王根封为曲阳侯；王逢时封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侯，因此世人称他们为“五侯”。皇太后的母亲李氏，改嫁给河内人苟宾为妻，生子叫苟参。太后想比照田的先例封苟参为侯爵。成帝说：“封田，并不合正理！”只任命苟参为侍中、水衡都尉。
[5] 御史大夫张忠奏京兆尹王尊暴虐倨慢，尊坐免官；吏民多称惜之。湖三老公乘兴等上书讼：“尊治京兆，拨剧整乱，诛暴禁邪，皆前所希有，名将所不及；虽拜为真，未有殊绝褒赏加于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伤害阴阳，为国家忧，无承用诏书意，”靖言庸违，象恭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杨辅，素与尊有私怨，外依公事建画为此议，傅致奏文，浸润加诬，臣等窃痛伤。尊修身洁己，砥节首公，刺讥不惮将相，诛恶不避豪强，诛不制之贼，解国家之忧，功著职修，威信不废，诚国家爪牙之吏，折冲之臣。今一旦无辜制于仇人之手，伤于托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听，独掩怨雠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恶，无所陈冤诉罪。尊以京师废乱，群盗并兴，选贤征用，起家为卿；贼乱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废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间，乍贤乍佞，岂不甚哉！孔子曰：”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润之谮不行焉，可谓明矣。‘愿下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伤害阴阳‘，死诛之罪也；’靖言庸违‘，放殛之刑也。审如御史章，尊乃当伏观阙之诛，放于无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举尊者，当获选举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饰文深诋以诉无罪，亦宜有诛，以惩谗贼之口，绝诈欺之路。唯明主参详，使白黑分别！“书奏，天子复以尊为徐州刺史。
[5] 御史大夫张忠上奏，弹劾京兆尹王尊残暴傲慢。王尊获罪被免官，官
吏百姓多称惋惜。湖县三老公乘兴等上书，为王尊辩护说：“王尊治理京师，清理繁难的事务，整顿混乱的局面，诛灭凶暴，禁止邪恶，这都是前所罕见的功绩，很多有名的郡太守都比不上。虽然被正式任命为京兆尹，却并没有受到特别的奖赏。如今御史大夫指控王尊‘伤害阴阳，令国家忧愁，没有接受执行皇帝诏令的心意，如《书经》所说：”托言治理，实际上行为违拗；外表恭敬，实际上傲慢欺天。“’究其来源，这些攻击是出自御史丞杨辅。杨辅一向与王尊有私人怨恨，利用职权，策划这一指控，罗织罪名，写成弹劾的奏章，逐步对王尊加以诬陷，使我们十分痛心。王尊廉洁自爱，砥砺节操，一心为公。讥刺过失，不畏将相；诛除邪恶，不避豪强。消灭了难以制服的盗匪，解除了国家之忧，功勋卓著，忠于职守，维护了朝廷的威信，他实在是国家的锐利爪牙和御敌之臣。而今一旦无辜陷入仇人之手，被诬陷不实的奏文中伤，上不能以功赎罪，下不能在公堂上为自己辩冤，只能独自蒙受仇家的片面之辞的诬陷崐，背上共工那样的恶名，无处陈诉冤屈。王尊在京师秩序混乱、法令不行、盗匪蜂起之时，被推选为贤才，受到征召，担任重要官职。盗匪叛乱既已铲除，大奸巨猾也都伏罪，他却随即被指控奸佞狡猾而遭罢黜。同是一个王尊，三年之间，一会儿被称赞贤能，一会儿被指斥奸佞，岂不是太过份了！孔子说：”爱他时，要他活下去；恨他时，希望他死。这便是迷惑。‘孔子又说：“使如水般渗透的谗言无法奏效，那就可称得上是明智了。’请陛下下令让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审定王尊平素的行为！作为人臣，如果‘伤害阴阳’是诛杀之罪，‘托言治理，实际上行动违拗’，则应放逐诛杀。果真如御史奏章所指控，王尊就应伏诛示众，或流放蛮荒绝域，不能让他侥幸免刑。至于保荐王尊的人，则应获举荐不实之罪，不可原谅。假如查出奏章与事实不符，是在巧饰文字，着意诬蔑陷害无辜，也应对诬陷者予以处罚，以惩诫好进谗言的贼人之口，断绝欺诈之路。请求明主详细考虑，使黑白分明。”奏章呈上，成帝就又任命王尊为徐州刺史。
[6] 夜郎王兴、钩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柯太守请发兵诛兴等。议者以为道远不可击，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张匡持节和解。兴等不从命，刻木象汉吏，立道旁，射之。
[6] 夜郎王兴、钩町王禹、漏卧侯俞，先后起兵互相攻击。柯太守请求朝廷发兵讨伐兴等。朝廷会议时，发言的人认为路途太远，不可以动兵讨伐，于是派遣太中大夫、蜀郡人张匡持符节前往，劝说他们和解。兴等不听从命令，还用木头雕刻成汉朝官吏的形象，树立道旁，用箭射击。
杜钦说大将军王凤曰：“蛮夷王侯轻易汉使，不惮国威，恐议者选，复守和解；太守察动静有变，乃以闻。如此，则复旷一时，王侯得收猎其众，申固其谋，党助众多，各不胜忿，必相殄灭。自知罪成，狂犯守尉，远臧温暑毒草之地；虽有孙、吴将，贲、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没，智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费不可胜量。宜因其罪恶未成，未疑汉家加诛，阴敕旁郡守尉谏士马，大司农豫调谷积要害处，选任职太守往，以秋凉时入，诛其王侯尤不轨者。即以为不毛之地，无用之民，圣王不以劳中国，宜罢郡，放弃其民，绝其王侯勿复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堕坏，亦宜因其萌牙，早断绝之，及已成形然后战师，则万姓被害。”于是凤荐金城司马临邛陈立为柯太守。
杜钦向大将军王凤献策说：“蛮夷王侯轻视汉使，不惧怕朝廷的权威，我担心参议这个问题的人胆小怯懦，仍然坚持和解之策。等太守觉察情况有变，呈报上来，则又要耽搁三个月的时间。蛮夷王侯利用这段时间，可以集结部众，宣布并完善他们的计划。蛮夷各国党羽众多，各不相容，定会互相残杀。他们自知罪恶已经铸成，便疯狂地进攻郡守尉，并远远地藏身于暑热毒草地区，即令军事家孙武、吴起为将，古代勇士孟贲、夏育为兵，也会如入火坑深潭，被烧焦淹没，智慧和勇敢都无处施展。而如果屯田戍守，费用将会大得无法计算。应当趁他们还未铸成大错，还没疑心朝廷会对他们进行讨伐，暗中命令邻近各郡守尉操练兵马。大司农预先征调军粮，储积在要害地点。遴选胜任的太守前往，在秋凉时节进兵，诛杀蛮夷王侯中特别横暴的人。倘若认为这是不毛之地，无用之民，那么圣王就不必因此而劳动中国，应撤销郡县，放弃当地的人民，与蛮夷王侯断交，不再来往。如果认为是先帝所建立的累世功业，不可毁坏，也应该趁变乱处在萌芽之时，及早扑灭。等到变乱已经形成，然后再劳师作战，则万民要蒙受战祸。”于是王凤推荐金城司马、临邛人陈立为柯太守。
立至柯谕告夜郎王兴，兴不从命；立请诛之，未报。乃从吏数十人出行县，至兴国且同亭，召兴。兴将数千人往至亭，从邑君数十人入见立。立数责，因断头。邑君曰：“将军诛无状，为民除害，愿出晓士众！”以兴头示之，皆释兵降。钩町王禹、漏卧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劳吏士。立还归郡。
陈立到达柯郡，下令给夜郎王兴，兴不从命。陈立请求朝廷准许他诛杀兴，没有得到答复。于是他率领随从官吏数十人出巡属县，到达了夜郎王兴控制地区的且同亭，召兴面见。兴率数千部众来到且同亭，由数十位部落王陪同，进见陈立。陈立对他进行谴责，并乘机将他砍头。部落王们说：“将军诛杀这种悖逆无行的人，是为民除害，我们愿出去告知部众！”他们把兴的人头拿给部众看，部众全都放下武器投降。钩町王禹、漏卧侯俞十分震惊恐惧，于是献上粟米千斛及牛羊来慰劳官吏将士。陈立返回郡城。* 兴妻父翁指，与子邪务收余兵，迫胁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诸夷，与都尉、长史分将攻翁指等。翁指据厄为垒，立使奇兵绝其饷道，纵反间以诱其众。都尉万年曰：“兵久不决，费不可共。”引兵独进；败走，趋立营。立怒，叱戏下令格之。都尉复还战，立救之。时天大旱，立攻绝其水道。蛮夷共斩翁指，持首出降，西夷遂平。
兴的岳父翁指，和他的儿子邪务，收集残兵，胁迫周围二十二村落谋反。到了冬季，陈立奏报朝廷，征募各部落夷人当兵，由他与都尉、长史分别率领，进攻翁指等。翁指据险为堡垒。陈立用奇兵切断了他的粮道，又施反间计引诱翁指的部众。都尉万年说：“大军迟迟不决战，军费粮草将无法供给。”于是独自率兵进攻翁指，败退而逃，奔向陈立的大营。陈立大怒，喝令部下将他打出。万年回军再战，陈立率军救援。当时天正大旱，陈立攻占水源，断敌水道。蛮夷部众一同斩杀翁指，手持人头出来投降。于是西夷平定。
三年（乙未、前26）
三年（乙未，公元前26年）
[1] 春，正月，楚王嚣来朝。二月，乙亥，诏以嚣素行纯茂，特加显异，封其子勋为广戚侯。
[1] 春季，正月，楚王刘嚣到长安朝见。二月，乙亥（十六日），成帝下诏，因刘嚣一向行为良好，特意给予特殊奖赏，封他的儿子刘勋为广戚侯。
[2] 丙戌，犍为地震，山崩，壅江水，水逆流。
[2] 丙戌（疑误），犍为发生地震，引起山崩，壅塞了长江，使江水逆流。
[3] 秋，八月，乙卯晦，日有食之。
[3] 秋季，八月，乙卯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4] 上以中秘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
[4] 成帝因为皇宫藏书有许多已经散失，派谒者陈农到全国去搜求失传的书籍。诏令光禄大夫刘向校正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正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正占卜之书；侍医李柱国校正医药书。每一部书校正完毕，刘向就条列出它的篇目，写出内容摘要，呈报成帝。
[5] 刘向以王氏权位太盛，而上方向《诗》、《书》古文，向乃因《尚书。洪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傅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为凤兄弟起此论也；然终不能夺王氏权。
[5] 刘向因外戚王氏权位太盛，而皇上现在正在留意《诗经》、《书经》等古书，就根据《尚书。洪范篇》，汇集自上古以来，历经春秋战国，直至秦汉，所有关于祥瑞、天灾、变异的记载，推测天象变迁的原因，联系比附人间的祸福，突出其占卜与应验，分门别类，各立条目，共十一篇，书名为《洪范五行传论》，呈献成帝。成帝心里明白刘向忠心耿耿，是因为王凤兄弟权势太盛，才著作此书。然而他到底不能剥夺王氏的权柄。
[6] 河复决平原，流入济南、千乘，所坏败者半建始时。复遣王延世与丞相史杨焉及将作大匠许商、谏大夫乘马延年同作治，六月乃成。复赐延世黄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贾者，为著外繇六月。
[6] 黄河再次在平原郡决口，洪水灌入济南、千乘，所造成的损失是建始年间洪灾的一半。朝廷再次派遣王延世跟丞相史杨焉，以及将作大匠许商、谏大夫乘马延年，共同负责治理工程。六个月后，工程才完工。再次赏赐王延世黄金百斤。治河卒没有发给工钱的，都登记姓名在册，折合抵消徭戍六个月。
四年（丙申、前25）
四年（丙申，公元前25年）
[1] 春，正月，匈奴单于来朝。
[1] 春季，正月，匈奴单于来长安朝见。
[2] 赦天下徒。
[2] 赦免天下囚犯。
[3] 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3] 三月，癸丑朔（初一），出现日食。*[4]琅邪太守杨肜与王凤连昏，其郡有灾害，丞相王商按问之。凤以为请，商不听，竟奏免肜，奏果寝不下。凤以是怨商，阴求其短，使频阳耿定上书，言“商与父傅婢通；及女弟淫乱，奴杀其私夫，疑商教使。”天子以为暗昧之过，不足以伤大臣。凤固争，下其事司隶。太中大夫蜀郡张匡，素佞巧，复上书极言诋毁商。有司奏请召商诣诏狱，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险，制曰：“勿治！”凤固争之。夏，四月，壬寅，诏收商丞相印绶。商免相三日，发病，欧血薨，谥曰戾侯。而商子弟亲属为驸马都尉、侍中、中常侍、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补吏，莫得留给事、宿卫者。有司奏请除国邑；有诏：“长子安嗣爵为乐昌侯。”
[4] 琅邪太守杨肜与王凤是姻亲，琅邪郡发生灾害，由丞相王商查问此事，王凤为杨肜向王商说情，王商不听，竟上奏请求罢免杨肜的官职。奏章上去后，果然留中不下。王凤因此怨恨王商，秘密搜求他的短处，指使频阳人耿定上书弹劾王商说：“王商与他父亲身边的婢女通奸。他妹妹淫乱，奴仆把奸夫杀死，我怀疑奴仆杀人是王商教唆指使的。”天子认为，这些都是无法证明的暧昧过失，不足以构成大罪而伤害大臣。王凤则极力争辩，坚持把此事交付司隶查办。太中大夫、蜀郡人张匡，一向险恶谄媚，也上书极力诋毁王商。主管官员上奏要求召王商到诏狱进行审讯。成帝一向器重王商，知道张匡的话多为阴险不实之词，于是批示说：“不许究治！”王凤仍坚持追究。夏季，四月，壬寅（二十日），成帝下诏，收缴王商的丞相印信、绶带。王商被免相三天后，发病，吐血而死。谥号为戾侯。而王商的子弟亲属担任驸马都尉、侍中、中常侍、诸曹、大夫、郎吏等官职的，全部被调出宫廷补任其他官职，不许留在给事、宿卫等可接近皇帝的位置上。主管官员还上奏，要求撤销王商的封地。成帝却下诏说：“王商长子王安继承爵位为乐昌侯。”
[5] 上之为太子也。受《论语》于莲勺张禹，及即位，赐爵关内侯，拜为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领尚书事。禹与王凤并领尚书，内不自安，数病，上书乞骸骨，欲退避凤；上不许，抚待愈厚。六月，丙戌，以禹为丞相，封安昌侯。
[5] 成帝当太子时，由莲勺人张禹教授《论语》，及至即位，赐张禹为关内侯，拜为诸吏、光禄大夫，官秩中二千石，兼任给事中，主管尚书事务。张禹与王凤共同主管尚书事务，张禹内心不自安，多次称病，上书请求退休，想退让避开王凤。成帝不准，反而待他愈加优厚。六月，丙戌（初五），成帝任命张禹为丞相，封安昌侯。
[6] 庚戌，楚孝王嚣薨。
[6] 庚戌（二十九日），楚孝王刘嚣去世。
[7] 初，武帝通西域，宾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独不服，数剽杀汉使。久之，汉使者文忠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合谋攻杀其王；立阴末赴为宾王。后军候赵德使宾，与阴末赴相失；阴末赴锁琅当德，杀副已下七十余人，遣使者上书谢。孝元帝以其绝域，不录，放其使者于县度，绝而不通。
[7] 当初，汉武帝通西域，宾国自以为地处绝远，汉兵不能到达，因此只有宾一国不归顺汉朝，还多次劫杀汉使。很久以后，汉朝使者文忠与容屈国王的儿子阴末赴合谋攻杀了宾王，于是立阴末赴为宾王。后来，军候赵德出使宾国，与阴末赴失和，阴末赴用铁链把赵德锁起来，又诛杀汉副使及以下七十余人，然后派使者赴长安上书谢罪。孝元帝因宾远在域外，无法审核此案，就把使节放逐到县度，断绝与宾的来往。
及帝即位，复遣使谢罪。汉欲遣使者报送其使。杜钦说王凤曰：“前宾王阴末赴，本汉所立，后卒畔逆。夫德莫大于有国子民，罪莫大于执杀使者，所以不报恩，不惧诛者，自知绝远，兵不至也。有求则卑辞，无欲则骄慢，终不可怀服。凡中国所以为通厚蛮夷，惬快其求者，为壤比而为寇。今县度之厄，非宾所能越也；其乡慕，不足以安西域；虽不附，不能危城郭。前亲逆节，恶暴西域，故绝而不通；今悔过来，而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故烦使者送至县度，恐失实见欺。凡遣使送客者，欲为防护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属汉之国四、五，斥候士百余人，五分夜击刁斗自守，尚时为所侵盗。驴畜负粮，须诸国禀食，得以自赡。国或贫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给，拥强汉之节，馁山谷之间，乞丐无所得，离一、二旬，则人畜弃捐旷野而不反。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崐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又有三池盘、石阪道，狭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深，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县度。畜坠，未半坑谷尽靡碎；人坠，势不得相收视；险阻危害，不可胜言。圣王分九州，制五服，务盛内，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蛮夷之贾，劳吏士之众，涉危难之路，罢敝所恃以事无用，非久长计也。使者业已受节，可至皮山而还。”于是凤白从钦言。宾实利赏赐贾市，其使数年而壹至云。
等到成帝即位后，宾王再次派遣使节到长安谢罪。汉朝打算派使者护送宾使节回国，作为答礼。杜钦劝王凤说：“从前，宾王阴末赴本是汉朝所立，后来却突然反叛，世上最大的恩德，莫过于使其拥有王位和人民；而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拘杀使者。阴末赴之所以不肯报恩，也不怕讨伐，是由于自知离中国遥远，汉兵无法到达。他有求于汉朝时，就卑辞谦恭；无求时，就骄横傲慢，始终无法使他降服。中国之所以交往厚待周边蛮夷，满足他们的要求，是因为疆土相邻，他们易于入境劫掠。如今县度的险阻，宾军队不能越过。他们即使仰慕归顺，对整个西域的安定也起不了太大作用；即令不归顺汉朝，
也不能威胁西域诸国的安全。从前，宾王亲自冒犯汉朝使节，罪恶暴露在西域各国面前，中国因此断绝与其来往。如今他们宣称悔过来朝，但所派之人，不是国王的亲属和重要官员，奉献者全是从事商业的贱人，他们是想通商贸易，而以进贡为名，因此本朝烦劳使者护送他们到县度，恐怕不符合他们实际低微的身份，受了他们的欺骗。凡派使者护送客使，目的是保护他们不受盗匪伤害。自皮山国往南走，要经过四、五个不受汉朝管辖的王国。护送的汉军士兵有一百余名，入夜后轮班五次击打刁斗警戒守卫，仍然时常遭到劫掠。用驴子驮载口粮，须由沿途诸国供给食物，才能满足。有些王国又小又贫穷，无法供应食物；有些王国奸猾不肯供给。使者带着强大的汉朝的符节，在山谷之间忍受着饥饿的煎熬，乞讨无门，缺粮一二十天，人畜就会倒毙旷野，不得生还。沿途还要经过大头痛山、小头痛山、赤土坂、身热坂。走到这里，会让人浑身发烧，面无人色，头痛呕吐，驴畜也都如此。又有三池盘、石坂道，窄的地方只有一尺六、七寸宽，而长度却有三十里。山径旁是陡峭不测的深谷，马匹与行人互相扶持，用绳索前后牵引。走二千余里，才能到达县度。牲畜失足坠落，在离谷底还不到一半距离时，就已粉身碎骨；人坠落，便不能为他收殓尸体。艰难险阻，无法尽言。古代圣王将天下分为九州，又制定五服，是务求本国的强盛，而不管域外之事。如今派遣使者，奉天子之命，护送外族商贾，劳动众多中国官员士兵，跋涉危险艰难的路程，使所倚赖的中国人罢惫，去为无用的外族效劳，这不是长久之计。既然使者已经派定，可以护送到皮山国就回来。“于是王凤将杜钦的建议转告成帝，被成帝采纳。宾国实际上是贪图中国的赏赐，和想跟中国通商，它的使者数年来中国一次。
阳朔元年（丁酉、前24）
阳朔元年（丁酉，公元前24年）
[1] 春，二月，丁未晦，日有食之。
[1] 春季，二月，丁未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2] 三月，赦天下徒。
[2] 三月，赦免天下囚犯。
[3] 冬，京兆尹泰山王章下狱，死。
[3] 冬季，京兆尹、泰山人王章被捕入狱，处死。
时大将军凤用事，上谦让无所颛。左右尝荐光禄大夫刘向少子歆通达有异材，上召见，歆诵读诗赋，甚悦之，欲以为中常侍；召取衣冠，临当拜，左右皆曰：“未晓大将军。”上曰：“此小事，何须关大将军！”左右叩头争之，上于是语凤，凤以为不可，乃止。
当时，大将军王凤掌握国家大权，成帝谦让软弱，没有实权。成帝身边的侍臣，曾向他推荐光禄大夫刘向的幼子刘歆，说他博学卓识有奇才。成帝召见刘歆，刘歆为他诵读诗赋。成帝非常喜欢他，想任命他为中常侍，命左右取来中常侍的衣冠，正准备行拜官礼时，左右侍从之人都说：“还没有让大将军知道。”成帝说：“这是小事，何必通报大将军！”左右之人叩头力争，于是成帝便告诉了王凤。王凤认为不可以，此事便作罢。
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杜钦见凤专政泰重，戒之曰：“愿将军由周公之谦惧，损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睢之崐徒得间其说！”凤不听。
王氏子弟全都当上卿、大夫、侍中、诸曹，分别占据显官要职，达官显贵充满朝廷。杜钦见王凤过于专权，告诫他说：“我希望将军采取周公的谦恭谨慎态度，减少穰侯魏冉的威风，放弃武安侯田的贪欲，不要使范睢之流得以从中挑拨离间！”王凤不听。
时上无继嗣，体常不平。定陶共王来朝，太后与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赏赐十倍于他王，不以往事为纤介；留之京师，不遣归国。上谓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讳，一朝有他，且不复相见，尔长留侍我矣！”其后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国邸，旦夕侍上；上甚亲重之。大将军凤心不便共王在京师，会日食，凤因言：“日食，阴盛之象。定陶王虽亲，于礼当奉藩在国；今留侍京师，诡正非常，故天见戒，宜遣王之国！”上不得已于凤而许之。共王辞去，上与相对涕泣而决。
这时，成帝没有继嗣，身体又常患病。定陶王刘康来朝见，太后与成帝禀承先帝的遗愿，待他十分优厚，给予的赏赐是其他诸侯王的十倍，对当初夺嫡之事，也不存丝毫芥蒂。成帝把他留在京师，不让他归国，还对他说：“我没有儿子，人命无常，不必避讳，一旦有别的变化，将再也看不见你了。你就长期留在京师，随侍在我身边吧！”后来，成帝病情渐渐减轻，刘康于是留居在封国驻京府邸，日夜进宫服侍成帝，成帝对他十分亲近看重。大将军王凤对刘康留居京师感到不方便，恰好发生日食，王凤就乘机说：“发生日食，是阴气过盛的征象。定陶王虽亲，按礼应当在自己的封国当藩王。如今留在京师侍奉天子，是不正常的，因此天现异象发出警告。陛下应遣送定陶王返回封国！”成帝无法违抗王凤，只好同意。刘康辞行，成帝和他相对流泪而别。
王章素刚直敢言，虽为凤所举，非凤专权，不亲附凤，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凤专权蔽主之过。”上召见章，延问以事。章对曰：“天道聪明，佑善而灾恶，以瑞应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继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庙，重社稷，上顺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议善事，当有祥瑞，何故致灾异！灾异之发，为大臣专政者也。今闻大将军猥归日食之咎于定陶王，建遣之国，苟欲使天子孤立于上，颛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阴侵阳，臣颛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凤出，天子曾不壹举手，凤不内省责，反归咎善人，推远定陶王。且凤诬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乐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属，内行笃，有威重，位历将相，国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屈节随凤委曲；卒用闺门之事为凤所罢，身以忧死，众庶之。又凤知其小妇弟张美人已尝适人，于礼不宜配御至尊，托以为宜子，内之后宫，苟以私其妻弟；闻张美人未尝任身就馆也。且羌、胡尚杀首子以荡肠正世，况于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见，足以知其馀及他所不见者。凤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选忠贤以代之！”
王章一向刚直敢言，他虽由王凤举荐，但不赞成王凤专权，不亲近依附王凤。他上密封奏书说：“发生日食，都应归咎于王凤专权，蒙蔽主上。”成帝召见王章，进一步询问。王章回答说：“上天行事，耳聪目明，保佑善良，惩罚邪恶，用祥瑞或灾异作为效验的征兆。如今陛下因为没有亲子，而召见亲近定陶王，这是为了承接宗庙，以国家为重，上顺天意，下安民心，这是正确的决定和善事，上天应当报以祥瑞，怎么会招致灾异！灾异的发生，是因为大臣专权的缘故。现在听说大将军错将日食的发生归咎于定陶王，建议遣送他回封国。假如是想使天子在上面孤立，而由他专擅朝政，以便实现私欲，那他就不是忠臣了。而且发生日食，是阴气侵抑阳气，应归咎于臣下专权而压抑君王。如今大小政事都由王凤决定，天子连手都没有举过一次，王凤不从内心反省自责，反而归咎于善良的人，把定陶王排挤到远方。而且王凤诬陷欺骗不忠之事，不止一件。前丞相、乐昌侯王商，本是先帝的亲戚，品行敦厚，威望很高，历任将相，是国家栋梁之臣。他坚持正义，不肯违心地屈膝追随王凤。最后被王凤用闺房阴私之事而致罪罢黜，忧伤而死，百姓都怜惜他。又如，王凤明知他小妾的妹妹张美人已嫁过人，按礼不适宜上配至尊的皇帝，王凤却托言张美人适宜生男孩，将她献入后宫，用不正当的手段为小妾的妹妹谋取私利。然而，听说到现在张美人也未曾怀孕。而且，即使是羌人、胡人，还要杀死头胎婴儿，以洗女人的肠肚，使未来所生之子血统纯正。何况是天子，怎能亲近已嫁过人的女子！以上所说的三件都是大事，是陛下亲眼所见到的，根据它们，崐足以推知其余和另外那些所看不到的事情。陛下不可让王凤长期主持国事，应让他退官回到府第，另选忠诚贤能的人代替他！”
自凤之白罢商，后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闻章言，天子感寤，纳之，谓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闻社稷计。且唯贤知贤，君试为朕求可以自辅者。”于是章奏封事，荐信都王舅琅邪太守冯野王，忠信质直，智谋有馀。上自为太子时，数闻野王名，方倚以代凤。章每召见，上辄辟左右。时太后从弟
子侍中音独侧听，具知章言，以语凤。凤闻之，甚忧惧。杜钦令凤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其辞指甚哀。太后闻之，为垂涕，不御食。上少而亲倚凤，弗忍废，乃优诏报凤，强起之；于是凤起视事。
自从因王凤的弹劾，王商被罢黜，到后来遣送定陶王归国，成帝心里一直郁愤不平，此时听了王章的话，有所感触而醒悟，打算采纳他的建议。成帝对王章说：“若不是京兆尹直言，我听不到国家大计。况且只有贤能者才了解贤能者，请你试为朕找一位能够辅政的人。”于是王章再上密封奏书，举荐信都王刘兴的舅父、琅邪太守冯野王，说他忠诚正直，又富于谋略。成帝从当太子时，就多次听说冯野王的声名，于是准备依靠他代替王凤。王章每次进见，成帝都命左右随从退出。但当时太后堂弟之子、侍中王音独自窃听，全部了解王章谈话的内容，并报告了王凤。王凤听了甚为忧虑恐惧。杜钦劝王凤搬出大将军府，回到原来的侯府，上书请求辞职退休，措词十分哀痛。太后闻讯，为王凤流下眼泪，不肯进食。成帝从小就亲近倚靠王凤，不忍心罢黜他，就下诏优礼安抚，勉强他继续任职。于是王凤复行视事。
上使尚书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补吏，而私荐之，欲令在朝，阿附诸侯；又知张美人体御至尊，而妄称引羌胡杀子荡肠，非所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为“比上夷狄，欲绝继嗣之端；背畔天子，私为定陶王。”章竟死狱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见凤，侧目而视。
成帝让尚书弹劾王章，说：“王章明知冯野王先前因为是诸侯王的舅父，而外放补官，而却因私心，违制推荐，想让他在朝中任职，以阿谀攀附诸侯。又明知张美人已入宫侍奉皇帝，却狂妄地引述羌胡杀子肠的风俗，这不是所应说的话。”把王章交付司法官吏处理。廷尉罗织成大逆罪，认为：“把皇帝比做羌胡蛮族，想使皇上绝嗣，背叛天子，私心为定陶王打算。”王章终于死在狱中，妻子儿女流放到合浦。从此，公卿见到王凤，都侧目而视。
冯野王惧不自安，遂病；满三月；赐告，与妻子归杜陵就医药。大将军凤风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赐告养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归家，奉诏不敬。“村钦奏记于凤曰：”二千石病，赐告得归，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传》曰：“赏疑从予’，所以广恩劝功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阙难知也。今释令与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违‘阙疑从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马之重，不宜去郡，将以制刑为后法者，则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赏大信，不可不慎！”凤不听，竟免野王官。
冯野王恐惧不自安，就得了疾病。病假满三个月后，成帝批准他带职养病，他就跟妻子回到故乡杜陵就医。大将军王凤暗示御史中丞弹劾他说：“冯野王被皇上赐准带职养病，却私自趁便拿着虎符越过郡界回家，犯了奉诏不敬之罪。”杜钦给王凤上书说：“官秩为二千石的官员得了病，被批准带职养病而就此回家的，有前例可援。法令中并没有不许离郡的条文。经传上说：”拿不准该不该赏赐的，姑且给予赏赐。‘目的在于广施恩德，勉励有功之人。还说：“拿不准该不该惩罚的，姑且赦免。’目的在于谨慎刑罚，免生差错。现在，不顾法令和前例，而以不敬的法条治罪，完全违背了‘拿不准该不该惩罚的，姑且赦免’的古训。即使认为二千石的高级官员管辖千里之地，负有军事上的重任，不应轻易离开辖郡，准备制定律条作为以后的法令，那么冯野王的罪过也在新的条文制定之前。刑罚和赏赐，关系国家的重大信誉，不可不慎重！”王凤不听，竟然罢免了冯野王的官职。
时众庶多冤王章讥朝廷者，钦欲救其过，复说凤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自京师不晓，况於远方！恐天下不知章实有罪，而以为坐言事。如是，塞争引之原，损宽明之德。钦愚以为宜因章事举直言极谏，并见郎从官，展尽其意，加天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圣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则流言消释，疑惑著明。”凤白行其策焉。
当时百姓大多认为王章冤枉而讽刺朝廷。杜钦为了挽救王凤的过错，再次崐劝王凤说：“京兆尹王章，被指控的罪状密不外传，连京师的人都不知道，何况远方的人呢！恐怕天下人不了解王章确实有罪，而以为他直言规谏才蒙祸下狱。这样的话，就会堵塞谏争的言路，有损宽容贤明的圣德。我认为，应该借王章这件事，命令举荐直言极谏之士，加上现有的郎、从官，也让他们尽量发表意见，使朝廷的言路比前加宽，以向四方显示，使天下都知道主上圣明，不会因直言而责罚臣下。若能如此，则流言便会消释，疑惑之心也会明白。”王凤
将杜钦的意见报告成帝，并施行了他的建议。
[4] 是岁，陈留太守薛宣为左冯翊。宣为郡，所至有声迹。宣子惠为彭城令，宣尝过其县，心知惠不能，不问以吏事。或问宣：“何不教戒惠以吏职？”宣笑曰：“吏道以法令为师，可问而知；及能与不能，自有资材，何可学也！”众人传称，以宣言为然。
[4] 本年，任用陈留太守薛宣为左冯翊。薛宣担任郡长官，所到之处有治绩政声。薛宣的儿子薛惠当彭城令，薛宣曾经过彭城，他心里清楚儿子没有才干，便不问他行政方面的事。有人问薛宣说：“你为何不指教、告诫儿子官吏的职责？”薛宣笑着说：“为吏之道，以法令为师，可向法令讨教而学会。至于能干不能干，自有天分，怎么能够学呢？”众人传播称赞他的这番话，认为他的见解正确。
二年（戊戌、前23）
二年（戊戌，公元前23年）
[1] 春，三月，大赦天下。
[1] 春季，三月，大赦天下。
[2] 御史大夫张忠卒。
[2] 御史大夫张忠去世。
[3] 夏，四月，丁卯，以侍中、太仆王音为御史大夫。于是王氏愈盛，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下。五侯群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养贤，倾财施予以相高尚；宾客满门，竞为之声誉。刘向谓陈汤曰：“今灾异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渐必危刘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属，累世蒙汉厚恩，身为宗室遗老，历事三主。上以我先帝旧臣，每进见，常加优礼。吾而不言，孰当言者！”遂上封事极谏曰：“臣闻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术也。夫大臣操权柄，持国政，未有不为害者也。故《书》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孔子曰：“禄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蝉充盈幄内，鱼鳞左右。大将军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僭盛，并作威福，击断自恣，行污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管执枢机，朋党比周；称誉者登进，忤恨者诛伤；游谈者助之说，执政者为之言。排摈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进，远绝宗室之任，不令得给事朝省，恐其与己分权；数称燕王、盖主以疑上心，避讳吕、霍而弗肯称。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论，兄弟据重，宗族磐互，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僭贵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变先见，为其人微象。孝昭帝时，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于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根地中，虽立石起柳，无以过此之明也。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则上有累卵之危。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令国祚移於外亲，降为皂隶，纵不为身，奈宗庙何！妇人内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与舅平昌侯权，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宜发明诏，吐德音，援近宗室，亲而纳信，黜远外戚，毋授以政，皆罢令就弟，以则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诚东宫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禄，刘氏长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内之姓，子子孙孙无疆之计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复见于今，六卿必起于汉，为后嗣忧，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圣思！”书奏，天子召见向，叹息悲伤其意，谓曰：“君且休矣，吾
将思之！“然终不能用其言。
[3] 夏季，四月，丁卯（二十七日），任命侍中、太仆王音为御史大夫。当时王氏家族的权势越来越盛，郡和封国的太守、国相及州刺史都出自王氏门下。五侯的弟弟们竞争奢华，行贿之人呈献的珍宝，从四面八方涌来。五侯全都通达人事，好士人，养贤才，倾财施予，互相攀比，以此为荣。宾客满门，崐竞相为王氏家族传播声誉。刘向对陈汤说：“如今灾异如此严重，而外戚权势日盛，发展下去，必然危害刘氏。我有幸是刘姓皇族的后裔，几代蒙受汉朝的厚恩，身为宗室遗老，前后侍奉过三位天子。皇上因为我是先帝旧臣，每次进见，总以优礼待我。我若不说，还有谁应当说呢！”于是上密封奏书，极力劝谏成帝说：“我听说，君王没有不希望国家安定的，然而却常常出现危机；没有不希望国家长存的，然而却常常亡国。这是由于君王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手段。大臣掌握权柄，主持国政，没有不危害君王的。因此《书经》说：”臣子作威作福，就会危害家族，给国家带来凶险。‘孔子说：“皇家不能支配俸禄，政事都由大夫主持，’这是危亡的征兆啊！如今王氏一姓，乘坐红色车轮彩色车毂的华车的，就有二十三人。佩青色、紫色绶带，帽上有貂尾跟绣蝉的，充满朝廷，象鱼鳞一样排列左右。大将军主持国事，操持权柄，五侯骄傲奢侈，超过制度的规定，共同作威作福，肆意攻击诛杀大臣。品行卑鄙肮脏，却声称为治国效劳；身怀私心，却假托为公。依靠太后的尊位，凭借与皇帝的甥舅之亲，树立自己重大的权威。尚书、九卿、州牧、郡守全都出自王氏的门下，主管掌握国家中枢机要部门，结党营私。受他们夸奖的，得以拜官高升；被他们憎恨的，受到诛杀伤害。帮闲者帮他们宣传；掌权者为他们说话。排斥宗室，使刘氏皇族孤立、削弱，对皇族中有智慧才干的人，尤其非要进行诋毁不可，决不使他们得到提升，让他们同宗室的责任远远隔绝，不让他们在朝廷和宫中任职，生怕他们与自己分权。多次提起昭帝时发生的燕王、盖主之乱，使天子对宗室产生疑心，但却避讳吕氏、霍光等外戚擅权之事，不肯涉及。内心如管叔、蔡叔那样，反叛企图已经萌芽，外表却借用周公的言论。王氏兄弟占据重要位置，家族盘根错节，从上古至秦汉，外戚越分尊贵没有象王氏这样严重的。物忌太盛，太盛则必然会有非常的变异先行显现，成为预示其人将要衰微的征兆。孝昭帝时，泰山上忽然有大石矗立，上林苑枯倒的柳树复苏而起，接着昭帝驾崩，宣帝即位。而今王氏在济南的先祖坟墓，木柱生出枝叶，枝叶茂盛上出屋顶，根扎地中。这种异象，即使是大石起立，枯柳复活，也没有比这更明显了。根据事物的规律，两大势不共存。王氏与刘氏也不能并立。如果王氏家族有泰山那样的安稳，则皇上就有累卵那样的危险。陛下身为刘姓子孙，有守持宗庙的责任，而让国统转移到外戚手中，反使刘姓皇族降为卑贱的皂隶，陛下纵然不为自身打算，又怎样对待宗庙！妇人本应亲近夫家，而疏远父母家。今天的状况，也不是皇太后的福气。孝宣皇帝不把权柄交给舅父平昌侯，目的是为了保全他。因此，明智的人，造福于幸福还未形成之时，消灾于灾祸还未发生之前。陛下应公开下诏，作出有德于祖宗天下的决定，引进任用宗室为左右辅臣，亲近信任他们，采纳他们建议。罢黜疏远外戚，不把国家的权柄授予他们，全部罢免他们的官职，让他们回到府邸，以效法先帝的作法，厚待外戚，保全他们的宗族，这才真正是太后的本意，外戚的福份。王氏可以永存，保持爵位和俸禄；刘氏可以长安，不失国家社稷。这正是褒美和睦内外亲属，使刘氏皇统子子孙孙绵延不绝的办法。如果不实行此策，春秋时田氏篡齐的事件会再次出现于今世，六卿必崛起于汉代，给后世子孙带来忧患 .事情已十分明显，请陛下留意三思。”奏章上去后，成帝召见刘向，为刘向的心意叹息悲伤。他对刘向说：“你暂时不必再说了，我会考虑的！”然而最终仍不能采用刘向的建议。
[4] 秋，关东大水。
[4] 秋季，关东大水泛滥成灾。
[5] 八月，甲申，定陶共王康薨。
[5] 八月，甲申（疑误），定陶王刘康去世。
[6] 是岁，徙信都王兴为中山王。
[6] 本年，改封信都王刘兴为中山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