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州诗见存者三百六十首，其中可确指为某年或某数年间作者，依余所考，殆十有七八。兹篇初藳，本已分年隶属，厘订粗备。旋以每定一诗，疏通篇旨，参验时事，引绪既繁，卷帙大涨，虑其厖糅，不便省览，乃仅留其时地有征，可据诗以证事者，余悉汰之。盖兹篇意在研究作者之生活，当以事为经，以诗为纬，亦即不得不详于事而略于诗也。读者慎勿以为嘉州篇咏之有年可稽者，胥尽于是。至于编年诗谱，不容偏废，谁曰不然？别造专篇，傥在来日。

嘉州旧无年谱。撰此考垂成，或告以《岭南学报》第一卷第二期有《岑参年谱》，取而读之，则近时赖君义辉之所作也。以校拙撰，同者不及一二，异者何啻八九。诚以余为此考，年经月纬，枝叶扶疏，亦既自病其事甚寡而词甚费矣，故今也于其所以异于赖君者，雅不欲一一申辩，以重滋其芜蔓。其或赖君洞瞩未周，而事有关系甚巨，又非剖析不足以明真相者，则于附注中稍稍指陈之，但求有当于征实，不务抑彼以张我也。虽然，吾得读赖君此作，如入空谷，而足音跫然，忽在我前，斯亦可憙也矣。若夫筚路蓝缕，先我著鞭，伟哉赖君，吾有愧色焉。民国二十二年三月，三易藳竟，一多谨识，时距嘉州没后实一千一百六十三载也。

公讳参，唐荆州江陵人，其先世本居南阳棘阳，梁时长宁公善方始徙江陵。善方以降，岑氏谱系，可得而详焉，示图如次：

公《感旧赋》（《全唐文》三五八）序曰“国家六叶，吾门三相矣。”三相者，曾祖文本相太宗，伯祖长倩相高宗，伯父羲相睿宗也。文本字景仁，以文翰位跻台辅，与虞世南、李百药、许敬宗辈齐名。所著有集六十卷，又尝与令狐德棻同撰《周史》，其史论多出于文本。张景毓称其“五车万卷，百家诸子，吐凤怀蛟，凌云概日，不尚浮绮，尤存典裁，藻翰之美，今古绝伦”，虽贡谀之辞，不无溢美，要其声荣之重，可想见也。《旧书》本传纪其少年轶事曰：“父之象，隋末为邯郸令，常被人所讼，理不得申。文本性沈敏，有姿仪，博考经史，多所贯综，美谭论，善属文。时年十四，诣司隶称冤，辞情慨切，召对明辨。众颇异之，试令作《莲花赋》。下笔便成，属意甚佳。合台莫不叹赏。”又言其为中书舍人时“所草诏诰，或众务繁凑，即命书僮六七人随口并写，须臾悉成，亦殆尽其妙”。斯则公家文学之遗传，有足征者也。

长倩字某，羲字伯华，继居辅宰，并能守正不阿，然皆不获令终。长倩以忤诸武被戮，五子同赐死；羲亦因政潮受牵，身死家破。先是睿宗景云三年（712）正月，羲以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六月为侍中。时羲兄献为国子司业，弟翔为陕州刺史，休为商州刺史，从族兄弟子侄因羲引用登清要者数十人，故《感旧赋》云，“朱门不改，画戟重新，暮出黄阁，朝趋紫宸，绣毂照路，玉珂惊尘，列亲戚以高会，沸歌钟于上春，无大无小，皆为缙绅，颙颙卬卬，逾数十人。”虽然“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羲于斯时，似有预感，尝叹曰，“物极则返，可以惧矣！”果尔，明年七月，太平公主事发，羲以预谋伏诛，籍没其家，亲族数十辈，放逐略尽，时则嘉州诞生之前二年也。

公祖景倩，武周时麟台少监，卫州刺史，宏文馆学士。父植，字德茂，弱冠补修文生，明经擢第，解褐同州参军，转蒲州司户参军。俄以亲累左授夔州云安县丞。秩满，丁父忧去职。服阕，调补衢州司仓参军。擢润州句容县令，有政声。景龙二年（708）源乾曜为江东黜陟使，荐擢某官。既去句容，县人为立德政碑。后终仙、晋二州刺史。

植子五人，渭、况、参、秉、亚也。渭与秉、亚皆无考。况尝官单父尉，与刘长卿友善，似亦有文名，杜甫《渼陂行》“岑参兄弟皆好奇，”王昌龄《留别岑参兄弟》“岑家双琼树，腾光难为俦，”盖皆谓况也。

夷考群书，公之家世，大校如此。

玄宗开元三年乙卯（715）公一岁

父植除仙州刺史，至早当在此年，疑公即生于仙州官廨。

案景龙二年，植尚为句容县令，因源乾曜荐擢某官，则为仙州刺史当在景龙二年后。《旧书·玄宗纪》，开元三年二月，析许州、唐州置仙州。《唐会要》七〇仙州条下云，“贞观八年置鲁州，九年废。开元二年析许鲁唐三州，复置仙州。”置仙州，《纪》作三年，《会要》作二年。检《会要》同卷同叶又载开元十一年十二月，敕以仙州频丧长史，欲废之，令公卿议其可否。崔沔上议，有“然自创置，未盈十年”之语。若依《会要》开元二年创置，则下推至十一年十二月，已足十年，与崔沔语不合。是知始置仙州，当从《纪》作三年为正。开元三年始有仙州，则植除仙州刺史不得早于此年明矣。

公之卒年，依余所考，定为大历五年，或不大谬（说详后），然但知卒年，不知寿算几何，是其生年仍无由推计也。且集中诸诗凡有年月可稽者，又不详其时作者几岁。间有语及年岁者，又类皆约举成数（如曰三十四十），文家修词，不拘摭实，故亦不敢决为谁实谁虚，是仍不足据以上推其生年也。不宁惟是。诸篇所述年岁，斟酌前后，往往互相牴牾。试观下表：

否认（1）之“三十”为实数，则（2）（3）之“三十”，（4）（5）之“四十”，皆为虚数，未始不可，唯（6）曰“四十强”，而其时实已四十九岁，则在疑似之间。若（5）之“四十”为实数，则（3）之“三十”为虚数可也，（6）之称四十五为“四十强”亦可，然（1）（2）（4）三例则皆相去甚远。若定（6）之“四十强”为四十七岁，则（3）（4）（5）皆为虚数可也，（2）称二十九岁曰“三十”，尚可，（1）称二十八岁为“三十”则断不可。若认（2）之“三十”为实数，则（3）（5）并为虚数可也，（4）之“四十”或虚或实，亦无问题，（1）称二十九为“三十”，（6）之“四十强”为四十八岁，皆不甚悖于理。综观以上各例，除（3）（4）两诗不可确定为何年所作，无从假定，其余四例中，惟（2）为较无滞碍，故余即准此定《初授

官题高冠草堂》诗所云“三十始一命”者为实指三十；其时为天宝三载（744）则登第之年可证也。天宝三载年三十岁，则当生于开元三年（715）。此虽别无确证，然优于其他各例则无疑也。

既知公父为仙州刺史至早在开元三年，而公之生亦在此年，则公即生于仙州官廨，为极可能之事矣。

开元四年丙辰（716）二岁

开元五年丁巳（717）三岁

开元六年戊午（718）四岁

开元七年己未（719）五岁

始读书。

《感旧赋》序，“五岁读书。”

开元八年庚申（720）六岁

公父转晋州刺史，约当此年，公亦以此年侍父至晋州。

有唐官制，一岁为一考，四考有替则为满，若无替，则五岁而罢，此其常例也。景龙以还，虽官纪大紊，然玄宗即位，大格奸滥，窃疑刺史改转，是时已复遵常轨。故植转晋州，或经四考，或经五考，其时要不外开元七八两年。唯岑氏自羲得罪后，朝中遽失依冯，以常理推之，植守此劣州必历久始得上迁。今姑依五考之例，定植转晋州之时为开元八年。此固想当然耳，然亦有一事可资参证。本集《题平阳郡汾桥边柳树》诗原注曰“参曾居此郡八九年。”平阳郡即晋州，天宝元年改名。公居晋八九年之久，而集中晋州诗仅见，是必童年侍父侨寓于此。《感旧赋》序曰“十五隐于嵩阳”，明十五以前未常居嵩阳也。十五以前不居嵩阳者，其时父方刺晋，公亦在晋州耳。十五岁之前一年为开元十六年。由开元十六年上数九年为开元八年，公之居晋盖自是年始。既知公始至晋在开元八年，则父之来守是州，必经五考，而其年则亦为开元八年矣。（若依四考计之，则转晋在开元七年，而公之居晋宜为十年，与《题柳树》诗注不合。）

开元九年辛酉（721）七岁

开元十年壬戌（722）八岁

开元十一年癸亥（723）九岁

始属文。

《感旧赋序》，“九岁属文。”

开元十二年甲子（724）十岁

开元十三年乙丑（725）十一岁

开元十四年丙寅（726）十二岁

开元十五年丁卯（727）十三岁

开元十六年戊辰（728）十四岁

开元十七年己巳（729）十五岁

移居河南府登封县（太室别业）。

是时，公父已逝世。家贫，从兄受书，能自砥砺，遍览经史。

《感旧赋》序曰，“十五隐于嵩阳。”案河南府嵩阳县，武后时已改名登封（即今河南登封县）。此序称嵩阳（赋亦曰“有嵩阳之一邱，”），则用旧名也。《初至虢西官舍南池呈左右省及南宫故人》诗曰：“他日能相访，嵩南旧草堂。”嵩南犹嵩阳耳。又案嵩高之名，旧有二说。《史记·封禅书》，“自殽以东，名山五。……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此狭义之嵩山。《艺文类聚》七引戴延之《西征记》，“嵩高，山岩中也，东谓太室，西谓少室，相去七十里；嵩高，总名也。”此广义之嵩山。县名嵩阳，盖取狭义，专指太室。公有《峨眉东脚临江听猿怀二室旧庐》诗，既曰二室，是公于太室少室，皆尝居之矣。其居少室，有《自潘陵尖还少室居止秋夕凭眺》诗可证。少室之居，既别有征，则诸言嵩阳嵩南者，非太室而何？李白《送杨山人归嵩山》诗曰，“我有万古宅，嵩阳玉女峰。”据《登封县志》，太室二十四峰有玉女峰。玉女为太室峰名而曰嵩阳，可证唐人称嵩阳皆谓太室之阳矣。

《新表》于植历官，称“仙晋二州刺史”，是植官终于晋州刺史。植捐馆之年，载籍不详，难以确指。据杜《序》称公“早岁孤贫”，则植之卒，即不在晋州任内，亦不出尔后数年中，总之，公移居嵩阳时，父已早卒，则可断言也。盖植殁后，妻子仍留寓晋州，必至本年，始徙嵩阳，故公于《题汾桥边柳树》诗注云“居平阳郡八九年”耳。

《感旧赋》曰“无负郭之数亩，有嵩阳之一邱”，而居嵩阳时年方十五，则与杜《序》所云“早岁孤贫”者正合。赋又曰“志学集其荼蓼，弱冠干于王侯；荷仁兄之教导，方励己以增修。”杜《序》于“早岁孤贫”下亦曰“能自砥砺，遍览经史。”盖父卒，故从兄受业，而自十五至二十，则正其勤苦向学之时也。

开元十八年庚午（730）十六岁

移居颍阳（少室别业）当在本年以后。

《自潘陵尖还少室居止秋夕凭眺》诗曰“草堂近少室，夜静闻风松”，知公又尝居少室也。集中又屡言归颍阳，（《醉题匡城周少府厅壁》曰“颍阳秋草今黄尽，醉卧君家犹未还”，《偃师东与韩樽同诣景云晖上人即事》曰“山阴老僧解《楞伽》，颍阳归客远相过”，《郊行寄杜位》曰“秋风引归梦，昨夜到汝颍。”）颍阳即“少室居止”所在，其证有三。戴延之《西征记》称太室少室相去七十里。颍阳县故治即今河南自由县颍阳镇，在登封县西南七十里。登封县在太室山下，其距颍阳道里，乃与太室距少室道里符合，则公颍阳所居亦即少室居止矣其证一。《还少室居止凭眺》诗又曰，“火点伊阳村，烟深嵩角钟。”按舆图，少室距登封（嵩阳）与其距伊阳道里略相等，故自此凭眺，东望嵩角，则暮烟深处，时闻远钟，南瞻伊阳，则数星村火，隐约可辨。按之地望，此与颍阳正合，则颍阳即少室也。其证二。韦庄《颍阳县》诗曰，“琴堂连少室，故事即仙踪，”此尤颍阳县治在少室山下之明验，然则颍阳亦即少室也。其证三。又案《元和郡县志》五，“颍水有三源，右水出阳乾山，颍谷，中水导源少室通阜，左水出少室南溪，东合颍水。”公又有《南溪别业》诗，曰“结宇依青嶂”，曰“溪合水重流”。“青嶂”殆即少室山，“溪合水重流”即南溪合颍水也。盖以县言则曰颍阳，以山言则曰少室，以水言则曰南溪，其实一耳。

知移居颍阳在本年以后者：《会要》七〇：“咸亨四年分河南伊阙、嵩阳等县置武林县，开元十五年九月二日改颍阳县。”集中凡言家园，绝无称武林者，其称颍阳者，数见不鲜，故移家颍阳，合在改名以后。然自开元八年至十六年，为居晋州之期，而十七年居登封（嵩阳），亦有诗赋可据，则是迁居颍阳，至早不得过开元十八年矣。

又案公生平所居之地，见于诗者，又有“缑山草堂”、“陆浑别业”，及“王屋别业”，疑皆天宝中迁长安以前所居之地，其迁徙年次，则并不详。姑附识于此，以俟续考。

开元十九年辛未（731）十七岁

开元二十年壬申（732）十八岁

开元二十一年癸酉（733）十九岁

开元二十二年甲戌（734）二十岁

始至长安，献书阙下。此后十年，屡往返于京洛间。成室当在本年以后，天宝元年八月以前。

《感旧赋》序曰“二十献书阙下，”赋曰“弱冠干于王侯，”又曰“我从东山，献书西周。”按《登科记》有上书拜官，及上书及第。《封氏闻见记》云，“常举外，有进献文章并上著述之辈，或付本司，或付中书考试，亦同制举。”《云麓漫钞》亦云，“上书者中书试，同进士及第。”《权载之集》有《元和元年吏部试上书人策问》三道，是与制举对策无异。公献书后，盖亦尝对策而落第耳。

知本年初至长安者，赋曰“我从东山，献书西周，”东山用谢安事，犹上文云“隐于嵩阳也。”献书以前，未尝涉迹帝都，故得曰“隐”，曰“东山”。

《夜过盘石隔河望永乐寄闺中效齐梁体》诗有“春物知人意，桃花笑索居”之句，似其时去新婚未久。《会要》七〇，“天宝元年八月，易州永乐县改为满城县。”此诗称永乐则当作于天宝元年八月以前。永乐在京洛道中，诗盖即“出入二郡”途经永乐时所作也。然本年以前，公未尝至长安，则是诗之作，至早不得过本年。既知诗当作于本年以后，天宝元年以前，则公授室之年，亦约略可知矣。

开元二十三年乙亥（735）二十一岁

开元二十四年丙子（736）二十二岁

开元二十五年丁丑（737）二十三岁

开元二十六年戊寅（738）二十四岁

开元二十七年己卯（739）二十五岁

在长安。

王昌龄开元二十八年冬谪江宁丞，（说详后）有《留别岑参兄弟》诗，曰“长安故人宅，秣马经前秋。”诗作于开元二十八年而曰“前秋”，则是二十七年秋也。此本年公在长安之证。

开元二十八年庚辰（740）二十六岁

在长安。是冬，王昌龄出为江宁丞，公有诗送之。

《送王大昌龄赴江宁》诗曰“泽国从一官，沧波几千里，群公满天阙，独去过淮水。”诗有悯惜之意，似是昌龄初谪江宁时赠别之作。昌龄谪官之岁月，载籍不详。《送许子擢第归江宁拜亲因寄王大昌龄》诗曰“王兄尚谪宦，屡见秋云生。”彼诗作于天宝元年（详后），曰“尚谪宦”，则初赴江宁必在天宝元年以前，又曰“屡见秋云”，则又不只前一年，是昌龄谪官亦不得在开元二十九年也。又考王士源《孟浩然集》序，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游襄阳，浩然因欢宴，疾发而卒。昌龄若二十七年谪官，似既谪官后，不得于二十八年忽离职守，远赴襄阳，故谪官亦不得在二十八年以前。昌龄《留别岑参兄弟》诗曰“江城建业楼，山尽沧海头，副职守兹邑，东南棹孤舟”，明为谪江宁将之官时所作。诗又曰“便以风雪暮，还为纵酒留”，而公《送昌龄赴江宁》诗亦曰“北风吹微雪，抱被肯同宿”，明时在冬日。意者昌龄游襄阳在二十八年冬前，其谪江宁则二十八年冬耳。

开元二十九年辛巳（741）二十七岁

是年游河朔。春自长安至邯郸，历井陉，抵贝丘。暮春自贝丘抵冀州。八月由匡城经铁丘，至滑州，遂归颍阳。

《送郭乂杂言》诗曰“去年四月初，我正在河朔”，集中又有河南北诗数首，是公尝有河朔之游也。知此游在本年者，其证有三。（一）《冀州客舍酒酣贻王绮寄题南楼》诗曰，“携手到冀州。”冀州天宝元年改信都郡，至德二载复为冀州。然公自至德二载归自北庭，尔后在长安，在虢州，在蜀，游踪所届，历历可考，绝不见游河朔之迹。且河北诸郡，自禄山叛命，逮于藩镇，变乱相仍，迄无宁岁，其地亦断非游衍之所，故诗与题所称冀州，必天宝元年未更郡名以前之冀州。（二）斯游虽不在天宝元年，要当去天宝元年不远。《至大梁却寄匡城主人》诗为此游途中所作，（详后）诗曰：“一从弃鱼钓，十载干明王，无由谒天阶，却欲归沧浪。”此即《感旧赋》所谓“我从东山，献书西周，出入二郡，蹉跎十秋”也。献书事在开元二十二年，自彼年下推十载，为天宝二年。此游不得在天宝元年后，既如前述，则诗曰“十载”，乃举成数言之。然数字虚用，充其量，八载而冒称十载可耳，七载以下似不宜犹称十载。故此诗至早当作于开元二十九年，亦即献书后八年也。（三）且事实上，天宝元二两年皆不得有河朔之游。天宝元年有长安诗，既在长安，则必无又在河朔之理。据《送郭乂杂言》诗，“地上青草出，经冬今始归”之句，知首年出游，次年“青草出”时，即二月间，始归长安。出游若在天宝二年，则归长安应在三载二月。然公三载登第，其年正月正就试礼部之时，安得二月始归长安哉？天宝元二年既皆不得有此游，则《寄匡城主人》诗所云“十载”，实才八载，益无疑矣。

至斯游经行之地，案之舆图，参以各诗所纪时物，其先后次第，似亦可寻，姑以意定之如此。说详下方各诗本条中：

《邯郸客舍歌》诗曰“客从长安来”，知此游乃自长安首途。

《题井陉双溪李道士所居》 井陉县属恒州，即今河北井陉县。依路线当自邯郸至此，再至贝丘。

《冀州客舍酒酣贻王绮寄题南楼》诗曰“客舍梨花繁，深花隐鸣鸠”，与《送郭乂杂言》“去年四月初，我正在河朔”之语颇合。诗又曰“忆昨始相值，值君客贝丘，相看复乘兴，携手到冀州”，则是与王绮同自贝丘来冀也。贝丘在今山东清平县西四十里。

《醉题匡城周少府厅壁》 匡城县在今河北长垣县南十里。诗曰“颍阳秋草今黄尽，醉卧君家犹未还”，知是南旋途中所作，时在秋日也。

《至大梁却寄匡城主人》

大梁即滑州，隋时名东郡，唐复曰滑州，天宝元年改名灵昌郡。诗曰“仲秋至东郡，”又曰“仲秋萧条景”，又曰“平明辞铁丘，薄暮游大梁”，盖自匡城至铁丘，又至大梁，时则八月也。铁丘在滑州卫南县东南十里，今河北濮阳县北。诗又曰“故人南燕吏”，是匡城主人即前诗之周少府也。

《郊行寄杜位》诗曰“秋风引归梦，昨夜到汝颍”，又曰，“所思何由见，东北徒引领”，似亦此次自河北归颍阳道中作。杜位时在河朔，故曰东北引领。

《偃师东与韩樽同诣景云晖上人即事》诗曰“颍阳归客远相过”，疑亦同时所作。

天宝元年壬午（742）二十八岁

在长安。

《送郭乂杂言》诗有“初行莫早发，且宿灞桥头”及“到家速觅长安使，待女书封我自开”等句，知作于长安。开元二十九年在河朔，诗曰“去年四月初，我正在河朔”，又曰“地上青草出，经冬今始归”，则诗当作于天宝元年春。又本年正月甲寅，田同秀上言，见玄元皇帝于丹凤门之空中，告以所藏灵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于故函谷关尹喜台旁求得之；壬辰，群臣上表请于尊号加天宝字，从之。公《送许子擢第归江宁拜亲因寄王大昌龄》诗曰：“玄元告灵符，丹洞获其铭。皇帝受玉册，群臣罗天庭。喜气薄太阳，祥光彻窅冥。奔走朝万国，崩腾集百灵。”则亦作于天宝元年。《送许》诗又曰“六月槐花飞，忽思莼菜羹，跨马出国门，丹阳返柴荆。”集中又有诗题曰：“宿关西客舍，寄东山严许二山人，时天宝初七月初三日，在内学见有高道举征。”足证是年六七月，公犹在长安也。

天宝二年癸未（743）二十九岁

在长安。岁晚作《感旧赋》。

《感旧赋》曰：“我从东山，献书西周，出入二郡，蹉跎十秋。”若定赋作于本年，则自开元二十二年献书至本年，恰为十年。然本年二十九岁，而赋序曰“参年三十，未及一命。”何哉？若从序“年三十”之语，定此赋作于明年，则自献书至天宝三载为十一年，又与“蹉跎十秋”之语不合。此序与赋一篇之内，自相牴牾也。明年《初授官题高冠草堂》诗曰“三十始一命”，而赋序曰：“参年三十，未及一命。”同为年三十，忽曰“始一命”，忽曰“未及一命”，此诗与赋又互相牴牾也。窃意诗言“三十”当为实数，赋曰“十秋”亦然，赋序言“三十”则为虚数，故赋当作于天宝二年，二十九岁时。或疑唐制新进士四月送吏部，授官即在送吏部后。若然，则岁初作赋，曰“未及一命”，至四月授官后，乃曰“始一命”，亦无不可，故赋与诗不妨同为天宝三载所作。应曰，此不可能也。赋曰“嗟此路之其阻，恐岁月之不留，眷城阙以怀归，将欲返云林之旧游。”将谓赋作于正月乎？则正月乃就试礼闱之时，焉有既已就试，犹云欲返旧游之理？将谓赋作于二三月乎？则既已放牓登第矣，更无返旧游之必要。且赋中“雪冻穿屦，尘缁敝裘”之语，已明示作于冬日。既知作赋时未登第，此而冬日必非天宝三载冬，则其为天宝二年冬，可不待烦言而解矣。赋又曰“强学以待，知音不无；思达人之惠顾，庶有望于亨衢。”盖二年冬，因将赴举而为此赋，意欲使达人惠顾，或见激扬耳。唐世举人，积习如此。

公之此赋，倘亦贤者不免欤。

天宝三载甲申（744）三十岁

在长安。是年举进士，以第二人及第，解褐授右内率府兵曹参军。

杜《序》“天宝三载，进士高第，解褐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唐才子传》三“岑参……天宝三年赵岳榜第二人及第。”案是年礼部侍郎达奚珣知贡举，见《唐语林》。

天宝四载乙酉（745）三十一岁

在长安。

《通鉴》，天宝四载三月，以刑部尚书裴敦复充岭南五府经略等使。五月，敦复坐逗不之官，贬淄川太守。公有《送裴校书从大夫淄川觐省》诗，裴大夫当即敦复，校书，敦复之子也。诗曰：“尚书东出守，爱子向青州。”疑敦复赴淄川后，其子旋往省侍，故诗又有“倚处戟门秋”之句。此诗乃本年秋作于长安，可证其时公在长安也。

天宝五载丙戌（746）三十二岁

天宝六载丁亥（747）三十三岁

天宝七载戊子（748）三十四岁

在长安。是年颜真卿使赴河陇，公有诗送之。

殷亮《颜鲁公行状》（《全文》五四一），“（天宝）七载，又充河西陇右军试覆屯交兵使”，留元刚《颜鲁公年谱》同。公有《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诗。

天宝八载己丑（749）三十五岁

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入朝，表公为右威卫录事参军，充节度使幕掌书记，遂赴安西。

公有《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诗，可证公尝佐高仙芝幕。然始入高幕之年，载籍不详。考仙芝天宝六载十二月代夫蒙灵詧为安西四镇节使，十载入为右金吾大将军。此四年中，七载公在长安，则七载尚未受辟也，八载九载，于诗无征，在长安与否不可知。至十载，始有《武威送刘单便呈高开府》诗（此诗当作于十载，说详后），知其年已至边地。然十载在边，未必即十载始至边地也。窃意仙芝居节镇之四年中尝两度入朝，一在八载，一在十载，其辟公为幕僚，似在八载入朝之顷。《送刘单》诗作于武威，诗曰“都护新出师，五月发军装。”又有《临洮客舍留别祁四》诗，曰“无事向边外，至今仍不归，三年绝乡言，六月未春衣。”武威临洮，地近也，五月六月，时近也，故别祁诗亦当作于十载。十载作此诗而曰“三年绝家信”，则初去家时，宜为天宝八载。此与高仙芝节制安西后初次入朝之年，适合符节。然则定公受辟在八载仙芝入朝之时，不为无据矣。

杜《序》于“解褐右内率府兵曹参军”下曰“转右威卫录事参军”。右威卫录事参军疑为高仙芝辟公时所为表请之官。其在安西幕中所守职事，据《银山碛西馆》诗“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之语，则似为掌书记。唐时文士初入戎幕，每充掌书记，如高适之佐哥舒翰是也。公之于高仙芝，殆其类欤？

天宝九载庚寅（750）三十六岁

在安西。

天宝十载辛卯（751）三十七岁

正月，高仙芝入朝，三月，除武威太守河西节度使，代安思顺。于是仙芝幕僚群趋武威，公亦同至。适思顺密讽群胡坚请留己，奏闻，制遂复留思顺于河西，以仙芝为右羽林大将军。四月，诸胡潜引大食，欲共攻四镇，仙芝闻之，急赴边，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遂以五月出师，至怛罗斯，与大食遇。仙芝所将蕃兵葛罗禄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仙芝出征时，留公等在武威。及仙芝兵败还朝，公亦迤逦东归，以六月次临洮，约于初秋至长安。

仙芝以天宝十载正月加开府仪同三司。又据《新书·方镇表》，天宝十载王正见代高仙芝为安西四镇节度使，十一载正见死，封常清代之，常清居此职，至十四载始迁平卢，是十载以后，仙芝不复在安西也。《武威送刘单》诗称“高开府”，又曰“安西行营”，则作于天宝十载无疑。公作《送刘单》诗之年为天宝十载，而作诗之地，乃在武威。此颇可注意。本年仙芝除河西，实未尝赴镇，何以其幕僚在武威？（河西节度使治武威郡）集中又有武威诗四首，似并为同时所作。

1．《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

按《会要》七八，“开元十二年以后，或称碛西节度，或称四镇节度。”高仙芝是时为安西四镇节度使，故知此刘判官为仙芝僚佐。诗曰“都护行营太白西”，“都护”即《送刘单》诗“都护新出师”之都护，谓仙芝也，“行营”与《送刘单》诗题之“安西行营”亦同。又此诗曰“火山五月行人少”，与《送刘单》诗“孟夏边候迟，胡国草木长，都护新出师，五月发军装”，所言时序亦合。此刘判官虽不必即刘单，然二诗皆作于天宝十载四五月间，则可断言也。

2．《武威暮春闻宇文判官使还已到晋昌》 据前二诗，知公等四五月间在武威，此曰暮春，则三月已来矣。

3．《河西春暮忆秦中》诗曰“凉州三月半”，凉州即武威郡。此与前篇同时所作。

4．《登凉州尹台寺》诗曰“胡地三月半，梨花今始开”，时序与前诗吻合，知为同时所作。凉州，天宝元年改武威郡，此用旧名，亦犹前诗曰“凉州三月半”，《武威暮春闻宇文判官使还已到晋昌》诗曰“闻已到瓜州”也（瓜州即晋昌郡，亦天宝元年改名）。

综观各诗，知仙芝僚属之至武威者，公与刘单外，又有宇文判官，其赴碛西之刘判官，似别为一人，疑即刘眺。总之，仙芝僚佐之在武威者颇多，而其时则在天宝十载之三月至五月间。仙芝征大食，据《通鉴》在四月，而幕僚则三月已到武威，此必诸人闻仙芝除河西之命，即趋赴武威，其后虽安思顺复来，仙芝不果就镇，然诸人既已来武威，即暂留其地，直至仙芝征大食还，始同归长安也。

仙芝击大食事见《通鉴》，《旧书·玄宗纪》及《仙芝传》皆不载。《通典》一九三引杜环《经行记》云，“怛罗斯，石国大镇，即天宝十载高仙芝兵败之地。”《通典》又云，“族子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至西海，宝应初因贾商船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是则杜环亦仙芝幕僚而兵败流落西域者。

《通鉴》载征大食事在四月，而公《送刘单》诗曰“孟夏边候迟，胡国草木长，都护新出师，五月发军装。”盖仙芝四月辞长安，五月整师西征耳。

知公东归以六月次临洮者，《临洮客舍留别祁四》诗曰“六月未春衣”，《临洮龙兴寺玄上人院同咏青木香丛》诗曰“六月花新吐”，可证。六月至临洮，初秋应抵长安。是秋，杜甫有《九日寄岑参》诗。

天宝十一载壬辰（752）三十八岁

在长安。是秋，与杜甫、高适、储光羲、薛据同登慈恩寺塔，赋诗。

薛播天宝十一载擢进士第，见《五百家韩注》。公有《送薛播擢第归河东》诗，知本年在长安。

公有《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诗，杜甫、高适、储光羲并有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知斯游杜储亦与。今惟薛作不存，余四家诗中所纪时序并同，（公诗曰“秋色从西来”，杜曰“少昊行清秋”，高曰“秋风昨夜至”，储曰“登之清秋时”。）尤为五人同游之证。杜诗梁氏编在天宝十三载，诚近臆断，而仇氏但云：“应在禄山陷京师以前，十载献赋之后。”亦未能确定何年。今案登塔事，十载，十二载，十三载皆不可能，各有反证，分述如下。

1．天宝十载

《旧玄宗纪》十载“是秋霖雨积旬，墙屋多瑰，西京尤甚。”是年杜甫所作《秋述》曰，“秋杜子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多雨既非登塔之时，而杜甫卧病，尤无参与斯游之理，是登塔不得在天宝十载秋也。

2．天宝十二载

《通鉴》天宝十二载五月，哥舒翰击吐蕃，拔洪济大漠门等城，悉收黄河九曲，《旧玄宗纪》，天宝十二载九月，哥舒翰进封西平郡王。案高适有《同吕判官从哥舒大夫破洪济城回登积石军多福寺七级浮图》，《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两诗，又有《九曲词三首》，句云“御史台中异姓王。”是则天宝十二载五月至九月，适在河西，不得与于长安慈恩寺塔之游也。

3．天宝十三载

《旧玄宗纪》，十三载八月以久雨，左相陈希烈罢知政事，又云“是秋霖雨积六十余日”，盖即《杜甫秋雨叹》（卢氏编在十三载）所谓“秋来未曾见白日，泥污后土何时干”者。

十三载秋亦积雨若是之久，则登塔亦为根本不可能。且据杜《年谱》，是秋因京师霖雨乏食，生计艰窘，携家往奉先，则纵有斯游，杜不得与。又十三载四月岑公已赴北庭，（说详后）则岑亦不得与于斯游也。

十载，十二载，十三载，诸公既不得同时在京，再参以仇氏杜诗当作于十载献赋后之说，则登塔赋诗之事，必在十载无疑。《送薛播》诗已明示岑公是年在长安，高适十二载四月尚有《李云南征蛮》诗，可证此前仍在长安。杜甫据《年谱》是年亦未他去，储光羲是时宜官监察御史，盖并薛据咸在京师也。

天宝十二载癸巳（753）三十九岁

在长安。是春颜真卿出为平原郡太守，公有诗赠行。

《送颜平原》诗序曰“十二年春，有诏补尚书十数公为郡守，上亲赋诗，觞群公，宴于蓬莱前殿，仍锡以缯帛，宠饯加等。参美颜公是行，为宠别章句。”留元刚《颜鲁公年谱》，“天宝十二载，杨国忠以前事衔之，谬称请择，出公为平原太守。”又曰“按十三载有《东方朔画赞碑阴记》，云去岁拜此郡，则以是年出守明矣。”

又案《太一石鳖崖口潭旧庐招王学士》诗曰“偶逐干禄徒，十年皆小官”，自天宝三载解褐至本年为十年。太一即终南山，在长安城南。此亦本年公在长安之证。

天宝十三载甲午（754）四十岁

是年，安西四镇节度使封常清入朝，三月，权北庭都护伊西节度瀚海军使，表公为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充安西北庭节度判官，遂赴北庭。五月，常清出师西征，公在后方。六月，常清受降回军。是冬，常清破播仙，师还，公献《凯歌》六章。

《旧书》一零四《封常清传》“十三载入朝，摄御史大夫。俄而北庭都护程千里入为右金吾大将军，仍令常清权知北庭都护，持节充伊西节度等使。”《旧玄宗纪》“十三载三月，封常清权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案伊西有瀚海军。诸书于常清职衔多略瀚海军使，今据《会要》七八补正。旧传称“伊西节度等使”者，盖即包瀚海军使在内耳。

知公本年始应封常清之辟赴北庭者，其证如次：

1．十一二载皆有长安诗，十三载以后数年间无之，知十三载已离长安他去。然集中凡及封常清之诗多曰北庭，而常清兼北庭始于十三载，其时公既不在长安，则是因常清之辟而赴北庭明矣。

2．十三载以前，镇北庭者为程千里，公诗中无一语及程，知其至北庭不在程千里作镇之时。继千里者为封常清，而瓜代之年在十三载。今及封之诗甚多，又多作于北庭，则知公至北庭必自十三载常清初兼北庭始。

3．十三载以前，安西与北庭分治。若十三载以前已事常清，则当在安西幕中。然诗凡及常清者辄曰北庭，此可证常清未兼北庭时，公不在幕中，其入幕乃自十三载兼北庭时始也。

4．再以公平生经历推之，至北庭当在四十以后。集中有北庭作诗曰“可知年四十，犹自未封侯。”

天宝十三载公四十岁，则其赴北庭，至晚当在天宝十三载。

知此次所授官职为“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充安西节度判官”者，其证如下。《优钵罗花歌序》曰“天宝景申岁（案即丙申，天宝十五载），参忝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领伊西北庭支度副使。”杜《序》曰“又迁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充安西节度判官。”案《新书·百官志》，节度使幕属，有副大使知节度事、行军司马、副使、判官、支使、掌书记、巡官、衙推各一人。其兼支度营田招讨经略使者则又有副使，判官各一人。副使位在判官上，则充判官宜在初应辟时，度支副使乃后此升迁之职也。

又案十三载以后，安西节度复兼北庭，则公是时所守之职衔，当称“安西北庭节度判官”，不当但如杜《序》所云“安西节度判官”也。

知五月常清出师西征，六月受降回军者，《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及《登北庭北楼呈幕中诸公》二诗可证。常清十三载入朝，加御史大夫，三月兼北庭，据诗，回军北庭西郊，又称“封大夫”，是至早作于十三载，且必在三月以后。又案是年首秋，公已自北庭至轮台（北庭治庭州，轮台在庭州西三百二十里），尔后居轮台时多，今二诗并作于北庭，则当在秋前也。《候受降回师》诗曰“大夫讨匈奴，前月西出师”，《登北庭北楼》诗曰“六月秋风来”，又曰“上将新破胡”，明是役五月出征，六月回师，前与初抵北庭之时，后与去之轮台之时，皆相衔接矣。又知西征时公在后方者，则候师回于北庭西郊，诗题固已明言之矣。

知七月至轮台者，《首秋轮台》诗可证也。诗曰“轮台万里地，无事历三年。”考公此次在边，自十三载夏，至至德二载夏，适为三周年。此诗题曰首秋，而至德二载六月已归至凤翔，则必作于至德元载之秋。其时在轮台已历三年，则本年应已自北庭至轮台。

常清破播仙事，史传失载，今从公《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及《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章》诸诗考得之。《轮台歌》曰“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凯歌》曰“蒲海晓霜凝马尾，葱山夜雪扑旌竿”，知与前者五月西征非一事。明年十一月，常清被召还京，则破播仙必在本年冬。

天宝十四载乙未（755）四十一岁

在轮台，间至北庭。十一月禄山反，主帅封常清被召还京。

《北庭贻宗学士道别》诗曰，“忽来轮台下，相见披心胸，饮酒对春草，弹琴闻夜钟。”去年春公尚在长安，此言春与宗相见于轮台，至迟当为本年春。诗又曰“今且还龟兹”，曰“君有贤主将。”龟兹为安西节度使治所，贤主将应指封常清。然本年十一月，常清已入京，则明年春不得仍在安西。此曰还龟兹有贤主将，断为本年春所作。此本年春公在轮台之证。然诗曰见宗于轮台，而题曰北庭，何哉？诗又有“四月犹自寒”之句，盖春晤宗于轮台，旋同至北庭，四月宗又自北庭归龟兹，公因作此诗以道别耳。此则本年公尝至北庭之证。

肃宗至德元载丙申（756）四十二岁

在轮台，领伊西北庭支度副使。岁晚东归，次晋昌、酒泉。

领支度副使，见《优钵罗花歌》序。《首秋轮台》诗曰“轮台万里地，无事历三年，”则七月犹在轮台。至其东归之时，以《玉门关盖将军歌》等诗推之，当在本年十二月。《通鉴》，至德二载正月，“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与武威，九姓商胡安门物等杀节度周佖。”案《元和郡县志》，玉门关在瓜州晋昌县东二十步，属河西节度管内。此盖将军在玉门关，当即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也。公本年始领伊西北庭支度副使，诗曰“我来塞外按边储”，是至早当作于本年。诗又曰“暖屋绣帘红地炉”，“腊日射杀千年狐，”明年六月已归凤翔，则诗必本年腊日所作。诗既作于本年，而盖庭伦本年适在河西，则盖将军为庭伦益无疑矣。本年腊日忽在晋昌，必东归途次于此。知腊日归次晋昌，则知《过酒泉忆杜陵别业》诗曰“醉里愁消日，归期尚隔年”，《玉门寄长安李主簿》诗曰“况复明朝是岁除”，（此玉门乃玉门县：《元和郡县志》，玉门县属肃州酒泉郡，东至州二百二十里）与《盖将军歌》皆同月所作而略后，盖腊日次晋昌，除夕次酒泉也。

至德二载丁酉（757）四十三岁

二月，肃宗幸凤翔，公亦旋至。六月十二日，杜甫等五人荐公可备谏职，诏即以公为右补阙。十月，扈从肃宗还长安。

去岁除夕途次酒泉，计本年正月已到家。惟自去年六月长安失陷，其家人或留长安，或避地他徙，概不可知。肃宗二月幸凤翔，杜甫荐状署六月十二日，是公至凤翔，当在二月后六月前。《行军诗二首》、《凤翔府行军送程使君赴成州》、《宿岐州北郭严给事别业》、《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诸诗，皆作于凤翔，然皆在拜补阙以后，则初来凤翔，又似去拜官前未久也。

杜甫荐状，见存《杜集》中。其余连署者，为左拾遗裴荐，右拾遗孟昌浩、魏齐聃，左补阙韦少游等四人。状前于公结衔称：“宣议郎试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赐绯鱼袋。”状中有“臣等窃见岑参识度清远，议论雅正，佳名早上，时辈所仰”等语。杜《序》云：“入为右补阙。”与公《西掖省即事》诸诗及杜甫《奉答岑参补阙见赠》诗“君随丞相后”之句并合。十月，肃宗还长安，公既为朝臣，理当扈从还京。

乾元元年戊戌（758）四十四岁

在长安。时杜甫、王维、贾至等并为两省僚友，倡和甚盛。

《和贾至早朝大明宫》、《寄左省杜拾遗》、《送许拾遗归江宁拜亲》（杜甫同赋）并本年春夏所作。

乾元二年己亥（759）四十五岁

在长安。三月转起居舍人。四月署虢州长史，五月之官。是秋，杜甫自秦州寄诗问讯。

《佐郡思旧游》诗序曰，“己亥岁春三月，参自补阙转起居舍人，夏四月署虢州长史。”杜《序》曰“入为右补阙，频上封章，指述权佞，改起居郎，寻出虢州长史。”案《六典》九，起居郎属门下省，起居舍人与右补阙并属中书省。公自右补阙当转起居舍人，同为中书省（亦称右省）官也。杜称起居郎者误。

知五月始到官所者，《出关经华岳寺访法华云公》诗曰，“谪宦忽东走，王程苦相仍”，又曰“五月山雨热”，则是五月始出关之任也。

杜甫有《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诗，乾元二年秋作于秦州。

上元元年庚子（760）四十六岁

在虢州。

上元二年辛丑（761）四十七岁

在虢州。

《虢州送郑兴宗弟归扶风别庐》诗曰“佐郡已三载。”自乾元二年至本年为三年，故知本年犹在虢州。

代宗宝应元年壬寅（762）四十八岁

改太子中允，至迟在本年春。旋兼殿中侍御史，充关西节度判官。十月，天下兵马元帅雍王适（即德宗）会师陕州，讨史朝义，以公为掌书记。入为祠部员外郎，疑在本年冬。

杜《序》“又改太子中允兼殿中侍御史，充关西节度判官。圣上潜龙藩邸，总戎陕服，参佐僚吏，皆一时之选，由是委公以书奏之任。”案杜甫有《送魏十八仓曹还京因寄岑郎中参范郎中季明》诗曰“帝乡愁绪外，春色泪痕边。”公去年春在虢州，明年春应已改考功员外郎，此诗称中允，又称春色，则改中允至迟在本年春。又杜诗称中允而不称侍御或判官，则兼侍御充判官当在改中允后。杜《序》并为一事，恐未确。

《新书·方镇表》一，上元二年，华州置镇国节度，亦曰关东节度，广德元年，镇国节度使李怀让自杀，罢镇国节度，置同华节度使。案镇国节度治华州，乃潼关之西，宜称关西节度，表作关东，疑为字讹。公有《潼关镇国军句覆使院早春寄王同州》、《潼关使院怀王七季友》二诗，盖即为关西节度判官时所作。《寄王同州》诗曰“昨从关东来”，谓自虢州来也。关西节度去年始置，而《寄王同州》诗题曰早春则初入使幕在本年早春，盖改中允后，旋即兼侍御为关西判官也。《怀王季友》诗曰“满目徒春华”，则亦本年春所作。

《新书·百官志》，天下兵马元帅幕属有掌书记一人，杜《序》所谓委以书奏之任，盖即此官。

杜《序》又云“入为祠部考功二员外郎。”石刻《郎官石柱题名》，祠部员外郎有岑参。案拜祠部员外郎，不知在何时，姑以意定为本年十月雍王收东京、河阳、汴、郑、滑、相、魏等州后。《秋夕读书幽兴献兵部李侍郎》诗曰“年纪蹉跎四十强，自怜头白始为郎。”本年四十八岁，诗盖即作于此时。

广德元年癸卯（763）四十九岁

在长安。改考功员外郎，疑在本年。

本年正月刘晏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明年正月罢。公有《刘相公中书江山画障》诗，此本年在京师之证一也。《旧书·代宗纪》，广德元年十月，以京兆尹兼吏部侍郎严武为黄门侍郎。公有《暮秋会严京兆后厅竹斋》诗曰“能将吏部镜，照取寸心知”，则此严京兆即武也。去年六月以刘晏为京兆尹，本年正月晏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武代为京兆尹。武以本年正月为京兆尹，十月迁黄门，则公诗题曰“暮秋会严京兆后厅竹斋”者，正谓本年暮秋。此本年公在京师之证二也。

改考功员外郎年月无考。明年当以转虞部郎中，则改考功或在本年。

广德二年甲辰（764）五十岁

在长安。转虞部郎中。

《旧书》一一〇《李光弼传》：“代宗还京二年正月……以光进为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谅国公，渭北节度使。”公有《奉送李太保兼御史大夫充渭北节度使》诗，原注“即太尉光弼弟。”《通鉴》广德二年正月，剑门东西川以黄门侍郎严武为节度使，公有《送严黄门拜御史大夫再镇蜀川兼觐省》诗。本年正月二十五日，第五琦奏诸道置常平仓，使司量置本钱和籴，许之（见《旧书·代宗纪》，《新书·食货志》及《会要》八八），公有《送许员外江外置常平仓》诗。此可证本年正月公在长安。《新书·代宗纪》、《通鉴》并云本年三月甲子盛王琦薨，公有《盛王挽歌》。《通鉴》，广德二年三月，太子宾客刘晏为河南江淮以来转运使，疏浚汴水，公有《送张秘书充刘相公通汴河判官便赴江外觐省》诗。此可证本年三月公在长安。《旧代宗纪》，广德二年十月，河南尹苏震薨，公有《故河南尹岐国公赠工部尚书苏公挽歌二首》。此可证本年十月公在京师。

杜《序》于“入为祠部、考功二员外郎”后云“转虞部、库部二正郎。”案转虞部郎中不知在何年月，今据《送祁四再赴江南别》诗，定为本年。祁四即画家祁岳。于邵《送家令祁丞》序，称善画能诗，别家令丞即祁岳。序曰“去年八月，闽越纳贡，而吾子实董斯役，水陆万里，寒暄浃年。三江五湖，夐然复游。远与为别，故人何情？虞部郎中岑公赠诗一篇，情言兼至，当时之绝也。”案岑公所赠诗当即《再送祁四赴江南别》诗，“三江五湖，夐然复游”，即“再赴江南”也。《旧书》一八八《于邵传》，“转巴州刺史，夷獠围州掠众，邵与贼约，出城受降而围解。节度使李抱玉以闻，超迁梓州，以疾不至，迁兵部郎中。”《旧书》一八三《李抱玉传》“广德元年冬，兼山南西节度使”，则其表奏于邵受降解围。及邵辞梓州，迁兵部事，至早当在本年。本年于邵始至京师，序称公为虞部郎中，则本年公已转此官矣。

永泰元年乙巳（765）五十一岁

在长安。转库部郎中疑在本年。十一月，出为嘉州刺史，因蜀中乱，行至梁州而还。

独孤及有《同岑郎中屯田韦员外花树歌》，公原唱《韦员外家花树歌》今在集中。《新书》一六二《独孤及传》，“天宝末以道举高第，补华阴尉，辟江淮都统李垣府掌书记。代宗以左拾遗召，既至，上疏陈政。”《通鉴》载上疏事在永泰元年三月。李嘉祐《送独孤拾遗先辈先赴上都》诗曰“行春日已晓，桂楫逐寒烟”，又曰“入京当献赋，封事又闻天”。据此，及入京在春日，则是永泰元年春，甫至京师，即上疏也。既知独孤及本年春始至长安，而明年春，公又已入蜀，则《花树歌》之作断在本年春矣。公又有《送卢郎中除杭州赴任》诗。案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诏以兵部郎中范阳卢公幼平为，麾幢戾止，未逾三月，降者迁忠义，归者喜生育。”末云：“永泰元年七月二十五日记。”公诗之卢郎中当即幼平。诗曰：“千家窥驿舫，五马饮春湖，柳色供诗用，莺声送酒须。”此所纪幼平出京时物候，明为暮春李记作于七月，而曰“麾幢戾止，未逾三月。”是幼平至杭州时为四月。三月出京，四月到杭，诗与记纪时正合，则亦作于永泰元年矣。二诗皆本年春在长安作，此本年春公在长安之证。《旧书·代宗纪》，永泰元年四月，太保致仕苗晋卿薨，公有《苗侍中挽歌二首》。此本年四月公在长安之证。《通鉴》，永泰元年五月，以右仆射郭英乂为剑南节度使，公有《送郭仆射节制剑南》诗。此本年五月，公在长安之证。转库部郎中岁月无征。去年《再送祁四赴江南别》诗有云“山驿秋云冷”。据于邵序，公作是诗时尚为虞部。则转库部，当在去年秋后，本年十一月出刺嘉州以前。今姑系于本年。

知本年十月出刺嘉州者，《酬成少尹骆谷行见呈》诸诗可证。《酬成》诗曰“忆昨蓬莱宫，新授刺史符，……何幸承命日，得与夫子俱。携手出华省，连赴长途，五马当路嘶，按节投蜀都”，知公与成同日受命，且同行入蜀也。独孤及送《成少尹赴蜀序》曰，“岁次乙巳，定襄郡王英乂出镇庸蜀，谋亚尹。佥曰，‘左司郎中成公可。温良而文，贞固能干，力足以参大略，弼成务。’既条奏，诏曰，‘俞往。’公朝受命而夕撰日。卜十一月癸巳出车吉。”据此，则公实以本年十一月被命，即以同月之官，故其《酬成》诗又曰“飞雪缩马毛，烈风擘我肤，”而《赴嘉州过城固县寻永安超禅师房》诗亦曰“满树枇杷冬着花”，“汉王城北雪初霁”耳。（城固县属梁州。）

大历元年丙午（766）五十二岁

岁初在长安。二月，杜鸿渐为山南西道剑南东西川副元帅，剑南西川节度使，平蜀乱，表公职方郎中，兼殿中侍御史，列置幕府，同入蜀。自春徂夏，留滞梁州，四月至益昌，六月入剑门，七月抵成都。

史称鸿渐二月受命，八月始至蜀境。杜序：“副元帅相国杜公鸿渐，表公职方郎中，兼侍御史，列为幕府。”据郎士元《和杜相公益昌路作》诗“春半梁山正落花，台衡受律向天涯”句，及钱起《赋得青城山歌送杨杜二郎中赴蜀军》诗“绿萝春月营门近”句，知鸿渐等二月实已就道。公有《奉和杜相公初发京城作》诗曰“叨陪幕中客，敢和《出车》诗”，似公与鸿渐同行。二月与鸿渐同发京师，故知公本年岁初在长安。

《旧书》一二二《张献诚传》“三迁检校工部尚书，兼梁州刺史”，又《代宗纪》，永泰元年正月，“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加检校工部尚书。”公有《过梁州奉赠张尚书大夫公》诗，即张献诚也。诗曰“行春雨仍随”，曰“春景透高戟”，献诚去年正月始加工部尚书，而去年春公未离长安，若明年春则已至成都，故此诗必本年春日入蜀过梁州时作。又有《梁州陪赵行军龙冈寺北庭》（庭字疑误）、《泛舟》诗，曰“唱歌江鸟没，吹笛岸花香”，亦是春景，此并《龙冈寺泛舟》诗，疑皆本年所作。他若《梁州对雨怀曲二秀才便呈曲大判官时病赠余新诗》首曰“当暑凉幽斋”，则时已入夏。《早发五盘岭》诗曰“松疏露孤驿，花密藏回滩，栈道溪雨滑，畲田原草干”，景物与前《梁州对雨》诗彷彿，盖自梁州南行道中作也。诗又曰“此行为知己，不觉蜀道难”，知己即谓杜鸿渐，此亦公与鸿渐同行入蜀之证。又有《与鲜于庶子自梓州成都少尹自褒城同行至利州道中作》诗，曰“前日登七盘，旷然见三巴”，又曰“水种新插秧，山田正烧畲，夜猿啸山雨，曙鸟鸣江花。”五盘岭一名七盘，此曰“前日登七盘”即前诗发五盘岭也。至二诗所叙景物，尤无一不合。此行目的地为利州，利州即益昌，杜鸿渐尝驻节于此（《奉和杜相公发益昌》诗可证），是亦与鸿渐同入蜀之一证。《和杜发益昌》诗曰“朝登剑阁云随马，夜渡巴江雨洗兵，山花万朵迎征盖，川柳千条拂去旌”，仍似初夏物候，故定四月至益昌。至《入剑门作寄杜杨二郎中时二公并为杜元帅判官》诗曰“凛凛三伏寒”，则六月始入剑门也。

知七月抵成都者，《陪狄员外早秋登府西楼因呈院中诸公》诗可证。诗曰“常爱张仪楼，西山正相当”，知题中府字谓成都府也。杜鸿渐本年至成都，明年四月入朝。诗曰“亚相自登坛，时危安此方，声威振蛮貊，惠化锺华阳，旌节罗广庭，戈凛秋霜，阶下貔虎士，幕中鹓鹭行。”明鸿渐尚在成都，则此早秋谓本年七月也。史称八月鸿渐至蜀境，失之诬矣。

大历二年丁未（767）五十三岁

四月，杜鸿渐入朝奏事，以崔宁知西川留后。六月，鸿渐至京师，荐宁才堪寄任，上乃留鸿渐复知政事，使职遂罢。是月，公始赴嘉州刺史任。

《早春陪崔中丞同泛浣花溪宴》诗之崔中丞当即崔宁。公去年秋始至成都，明年在嘉州，此曰早春，宜为本年之早春。《江上春叹》诗曰“忆得故园时”，此江当指蜀江，诗曰“从人觅颜色”，乃居幕府时语气，非任郡守时也，故知此言春日亦本年春。《送崔员外入奏因访故园》诗有巴山汉水等语，明在蜀中，又曰：“仙郎去得意，亚相正承恩。”知崔乃为杜鸿渐入奏，诗当作于本年四月鸿渐未还朝以前。此上三诗皆本年春作于成都，可证本年春犹未赴嘉州也。《送赵侍御归上都》诗曰：“霜随驱夏暑，风逐振江涛。”江涛应指蜀江。此亦成都诗，作于本年夏者也。《过王判官西津所居》诗曰：“潜移岷山石，暗引巴江流。”明在蜀中。诗又曰“落日出公堂。”节度使幕有判官，出公堂，出使院也。此亦当为成都诗，其曰“竹深夏已秋”者，则夏令向尽而秋未遽至，时在六月也。以上二诗地在成都，而时当夏月，可证本年夏犹未赴嘉州也。

然《赴犍为经龙阁道》曰“汗流出鸟道，胆碎窥龙涡，骤雨暗溪口，归云网松萝”，《江上阻风雨》曰，“云低岸花掩，水涨滩草没”，《初至犍为作》曰，“草生公府静，花落讼庭闲，云雨连三峡，风尘到百蛮”，皆似夏日景物，而《登嘉州凌云寺作》曰“夏日寒飕飕”，则既抵嘉州，仍在夏日。（前三诗皆言云雨，《凌云寺》诗亦曰“回风吹虎穴，片雨当龙湫，僧房云濛濛”，故知四诗时日最相近。）前在成都时已是盛夏，今至犍为，仍云夏月，则发成都，抵犍为，并在六月矣。盖杜鸿渐本年六月，复知政事，罢使职，于是幕府解散，而公亦得离成都赴嘉州之任耳。

大历三年戊申（768）五十四岁

在嘉州。七月，罢官东归，至戎州，阻群盗，淹泊泸口。久之乃改计北行，遂却至成都。

《阻戎泸间群盗》诗原注“戊申岁，余罢官东归”，《东归发犍为至泥溪舟中作》诗曰“七月江水大，沧波满秋空”，知罢官东归在本年七月也。《阻戎泸间群盗》诗注又曰“属断江路，时淹泊戎州”，诗曰“帝乡北近日，泸口南连蛮。何当遇长房，缩地到京关”，则是旅泊于泸口。按《通鉴》，大历三年四月，崔宁入朝，以弟宽为留后，泸州刺史杨子琳帅精骑数千乘虚突入成都。宽与子琳战，数不利。七月，崔宁妾任氏出家财数十万募兵，得数千人，帅以击子琳，破之。子琳走。公七月罢官归家，不由成都出剑门北上，而取江路东行者，盖因其时成都战氛未息，或甫息而秩序尚未恢复耳。《通鉴》又称杨子琳既败，还泸州，招聚亡命，得数千人，沿江东下，声言入朝。子琳兵败，退还泸州。公此行若取道成都，则难免与溃卒相遇于途中。然洎公既至戎泸间，而群盗复起，江路亦断，淹泊江干，既非长策，则不得不却回成都，仍取陆路北归。明年又有成都诗，可证其回至成都矣。

然公旅泊巴南似为时颇久。《青山峡口泊舟怀狄侍御》诗曰：“往来巴山道，三见秋草雕。”自大历元年初秋入蜀至本年秋为三年，则诗当为本年所作。诗又曰：“九月芦花新，弥令客心焦，”则本年九月犹在巴南也。又《楚（当为秋字之讹）夕游泊古兴》曰“秋风冷萧瑟，芦荻花纷纷”，《晚发五渡》曰“芦花杂渚田”，《下外江怀终南旧居》曰“水宿已淹时，芦花白如雪”，诸篇并言芦花，与《青山峡口》诗同，当属一时所作。意九月尚未回至成都也。

大历四年己酉（769）五十五岁

旅寓成都。《招北客文》疑作于本年。

《西蜀旅舍春叹寄朝中故人呈狄评事》诗题曰“旅舍”，则非佐幕时，亦非守郡时，此当为本年春作，杜《序》所云“无几使罢，寓居于蜀”者是也。然他篇（《阻戎泸间群盗》）曰“罢官自南蜀”，指嘉州，此曰“西蜀旅舍”则当指成都，故知本年春已至成都。诗曰“吾将税归鞅，旧国如咫尺”，则意欲取陆路北归之明证。《送绵州李司马秩满归京因呈李兵部》诗曰“久客厌江月，罢官思早归，眼看春光老，羞见梨花飞”，似亦本年春作于成都。《客舍悲秋有怀两省旧游呈幕中诸公》诗曰“三度为郎已白头，一从出守五经秋”，自永泰元年出守，至本年为五年。题曰幕中诸公，则与前诗曰“西蜀旅舍”者正合。据此，则本年秋公仍在成都。

杜《序》“旅轸有日，犯轪俟时，吉往凶归，呜呼不禄。”唐李归一《王屋山志》及《唐诗纪事》并云“中原多故，卒死于蜀。”然据《旧书·代宗纪》，本年十二月戊戌，左仆射冀国公裴冕薨，公有《故仆射裴公挽歌三首》，则本年十二月，公犹健在也。

杜《序》“时西川节度因辞受职，本非朝旨。其部统之内，文武衣冠，附会阿谀，以求自结，皆曰中原多故，剑外少（疑当作小）康，可以庇躬，无暇向阙。公乃著《招蜀客归》一篇，申明逆顺之理，抑挫佞邪之计。有识者感叹，奸谋者惭沮，播德泽于梁益，畅皇风于邛僰。”案《文苑英华》有岑参《招北客》文，即杜所云《招蜀客归》也。《北梦琐言》引“千岁老蛟”数句，亦作岑参。《文粹》三十三录《招北客文》作独孤及撰，后人遂以为岑作《招蜀客归》别为一文，今佚，其实非也。公《峨眉东脚临江听猿怀二室旧庐》诗曰“哀猿不可听，北客欲流涕”，《巴南舟中思陆浑别业》诗曰“泸水南州远，巴山北客稀”，公诗屡用北客字，则文题当以招北客归为正，杜确误忆，题为《招蜀客归》，后世因之，遂多异说。

姚铉以为独孤及作，不知何据。今赵怀玉刊本《毗陵集》实无此篇，惟补遗有之，云录自《文粹》，则以此文为独孤及作，《文粹》而外，亦别无佐证也。文末曰：“蜀之北兮可以往，北客归去来兮。”亦自述其将出剑门北归长安之意，此与本年《西蜀旅舍春叹》诗“吾将税归鞅，旧国如咫尺”之语正合。

大历五年庚戌（770）五十六岁

正月，卒于成都旅舍。

公诗岁月可考者，止于去年十二月之《故仆射裴公挽歌》。赖谱据杜甫《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诗序云，“今海内忘形故人，独汉中王瑀与昭州敬使君超先。”诗作于大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而称海内忘形故人，不及岑公，必其时公已逝世。案此说甚是，杜诗作于本年正月二十一日，则公之卒，当在正月二十一日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