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风水学又被称为地理学，她是以风水理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又有其地理学的基础。西汉时期《淮南子》一书谓我们探讨风水学渊源累积了丰富的资料，尤以道教风水学为主。《淮南子》＜坠形训＞指出：“天地之间，九久州八极。土有九山，山有九寨，泽有九薮，风有八等，水有六品。”因此《淮南子》采用了九州的划话分概念，并对九州之内山泽风水作了品级规定。此外，中国许多学问皆言“气”，如武术练“气功”，中医师论“气血”，艺术家言“气韵”，命理学家云“运气”，堪舆家则云“地气”。虽各家因应用及对象之不同，建立有各学问独特的理论学说及各人的体会，但若思想根源及妙用境界而言，可说是诸学本是一体同根源的。
风水学中重视“生气”，视“生气”为生命（旺）之气，即阴阳交感能生万物之气，亦可称其为构生命的要素，其在地上的一切皆本源於天且阴阳之气在“地中”可展现“地气”的特质，此生命之气可从有机生命体演替现象中发现。本文藉以阐述风水的归属与定义及其由来，系来自阴阳之气行乎地中调和之说所产生“化生万物”的作用，古言：“以水验气”气与水互为表里，即为个中道理生生不息，文中并说明风水概念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且是环环相扣。
二、风水的归属与定义
风水观念肇始於先秦。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归属，风水也有其归属。古代将风水归於阴阳学、地理学与术数。要研究风水学，首先必须先了解风水的概念、历史背景与范畴，并应区别阴阳学与阴阳家的分野。
阴阳学与阴阳家是有区别的。先秦诸子有阴阳家，创始人是邹衍、郑玄等。邹衍又叫谈天衍，他的思想包括三方面：一是天文星历的天论；二是大九洲的地理论；三是阴阳五行终始论。阴阳家的学说包括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时等数度之学与五德终始的五行说（王玉德，1994）。因阴阳家与相地术没有直接渊源关系，而风水理论颇受阴阳家思想的影响。因此，历代阴阳家一直受到各朝统治者的排斥，在民间德流传范围也相当有限。
阴阳学是距今七百年确立的。元朝至元二十八年（西元一二九一年），朝廷颁准依照儒学、医学之例，於诸路（基层行政区域）设置阴阳学。阴阳学包括天文、占候、星卜、相宅、造日等，如此风水就列入学问之列（王玉德，1994）。到了明朝洪武十七年（西元一三八四年），朝廷正式设置阴阳学官，府、州、县各设一人，负责教学与管理事宜。清代因袭之。
风水术又可归於地理学。古代地理学受人歧视且被列为史学的附庸，明清才逐渐发展起来。明清地理学不严谨，产生地理问题大杂烩。风水属於相地的学问，涉及山川河流，纳入地理之列。因此，读目录文献常在地理累可以找到风水书，许多风水书就是冠以“地理”之名传世，例如《地理大全》、《地理真诀》等。此外，风水术被归於诸子术数，所有学问都可归於经、史、子、集四大类。子部有术数。但众人偏见术数不是一门学问而是江湖的把戏，则未免太束之高阁，孤芳自赏。的确术数终包括方士们的迷信，如算命、扶乩；但也有包括科学性的知识，如天文历法与农事气象，是中华文化的精华所在，因此我们千万不可因咽废食。应该以宽容之心持平去接纳它。
风水的概念，在《淮南子．时则训》中已有载明，所谓“孟春之月，招摇指寅，...候雁北。天子衣青衣，乘苍龙，服苍玉，建青旗，食麦与羊，服八风水”云云；惟当时的风水还不是阴阳宅理论的总名。
风水首见於郭璞撰的《葬经》之中：“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借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因此，葬经是从丧葬角度提出“风水”的概念。它认为埋葬死者应该选择有生气的地穴，才能使之再生。同时，风水同时也提到“气”的概念。气是万物之源，有聚有散，有行有止，聚则成行，散则化体。大自然中运行之气因风与水的激斗与调和关系而凝於地穴，通过地形查看，认识风与水的特有关系，选择地形，这就是“风水”。风水展现之地气，视为生命之气，可以从有机生命体演替现象中发现。所谓“大地”为万物化生最明显《葬书》里：
“夫土者气之体也，有土斯有气。”
“五气行地中，发而生乎晚物。”
“经曰：‘土形气行，物因以生。’”
说明了气依附土的存在，运行於中发挥而生万物，故大地亦可称为万物之母。《易经》坤卦篆辞：“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此意说明转化成“有土斯有财”的观念。
三、气与水
风水强调气与水的关系，尤其在《淮南子》一书中特别有载明。《淮南子》是由西汉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主持编撰的。它“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归之於道”《淮南子叙》。《淮南子》试图以道家为宗，综合诸子百家，为汉王朝寻找大一统帝国的长治久安之道。它更把气的范畴涵义规定，由道产生的精气、阴阳之气，明显地带有道家思想色彩，其属於杂家观念综合诸子百家集其大成，并含有宇宙生气的思想。
《淮南子》认为气是构成世界万物的精微原始物质，气由本体道产生。气与道不同，道是无形无象、无限广大的；气是有限有边际的。气产生天地，气的清阳部分散布而成天，重浊部分凝聚而成地。天地形成之後，天地之间的万物得以产生。《淮南子》这种宇宙发生模式，基本上继承先秦道家“道-气-物”的模式，但也有所发展在道气之间加进了“虚”、“宇宙”两个变化阶段，在时空关系上更为详细明晰。
《淮南鸿烈集解．天文训》“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属属，故曰太昭。道始於虚 ，虚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壤，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结难，个故天先成而後地定。”《淮南子》的气是产生宇宙万物的物质材料，但不是宇宙万物的本体。气又叫“精”，有阴阳之分。阴阳精气化生天地万物，历经气到“无始”、到“有始”、再到“有有”的过程。
气之所以能化生万物，是因为气内部包含对立统一的阴阳两方面。阴阳二气相酝运动，对立交感，万物就在此过程中产生。此外，《淮南子精神训》中“古未有天地之时，惟像无形，窈窈冥冥，鸿蒙鸿洞，莫之其门，有二神混生，经营天地，孔乎莫知其所终极，淘乎莫知其所止息，於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形。”文中“二神”即阴阳二气。《淮南子天文训》中“精”是精气，即阴阳二气，天地万物受阴阳之精气而成；太阳、月亮、星辰积阳气（火气）、阴气（水气）与日月散逸的精气而成。因此自然界日月星辰，雷电雾露，风雨霜雪，飞禽走兽，鱼虾龟蛇，森林万象，无不是阴阳二气相薄相感、强弱施化而成。这些物类形成之後，依然售阴阳之气变化规律的支配，按照阴阳四时变化而盛衰生息。
因此，阴阳变化规律是气运动的规律，从自然到人类的生息变化，都是“阴阳之气相动”《淮南子
泰族训》的表现。在人体的生命运动过程中，阴阳之气遵循着“和”的法则，其具体表现为人的形、气、神三者的协调平衡。形体是生命寄存的躯壳，气是构成生命的物质，精神是调节生命运动的机制。三者的协调平衡，是靠阴阳之气的“和”来实现。正最社会是人类合群生息的系统，与自然万物与生命机体一样，其存在着与运动也遵循“和”的规律。“人气”同天地之气、阴阳之气一样需要“和”，这样社会才能安定和平。
四、风水的重要性
风水术的萌芽期在秦汉，成长於魏晋南北朝，五代两宋为风水术的成熟时期。生死大事中格外重视风水的传承与仪式，目的为趋吉避凶，庇荫後代子孙。风水与生活息息相关，人类生命礼仪过程均与文化习俗以及地理环境因素相连结。而风水术主要盛行於东南古百越旧地，包括民俗与地缘因素。魏晋六朝是中国历史上动荡不安的时代，亦为儒道佛三教宗教最活跃的时期。风水进入西汉董仲舒将中原文化核心儒学脱胎换骨大改造，系加入阴阳五行於儒学中，使之神学化与宗教化。
由历史演进观之：两汉是充满南方浪漫文化对北方理性文化大改造的过程，在此背景下风水术正式阐生且水到渠成。秦汉两代对春秋战国诸子百家进行大融合与大改造。《吕氏春秋》、《淮南子》与董仲舒今文经学、谶纬（注：“谶纬”，西汉末年与东汉时期盛行的宗教神学。谶是预决吉凶的宗教预言，纬指天象。我国古代统治者利用天上星象的变化来附会人事，预卜先知。）学说加上《黄帝内经》、《周易参同契》等舒建立中国古代宇宙图式基本概念，包括太极、阴阳、五行、四象、八卦、天干、地支等一套理论与图像、数字，构成一个庞大复杂系统。王充《论衡命义》：“天施气而众星布精，天所施气，众星之气在其中矣。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贵或秩有高下，富或资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知所授也。”风水除了地理环境因素的堪舆学外，加上宿命论加上血统论、天星、地气、人命的系统，均是风水术阐生的直接因素。
（一）住宅风水与人生
谈论风水与人生，最重要的就是住宅风水与人生。因为住宅是人类繁延生息的地方，是人们养精蓄锐的场所，也是人们能穿的最大的衣服，对人们起着特殊的保护作用。因此，历来都有安居乐业之说。人因宅而立，宅因人而存，人宅相通，感应天地。所以建造或选择住宅时，一定要以科学辩证的观点，用心体会，细意观察，才能建造和选擇到对人体身心健康有良好作用的藏风聚气、称心如意的好房屋。
《易经·系辞》说：“上古人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这是说房屋的演进，原始人本居于洞穴之中，或在野外露宿，遇天上有雷雨交加，或风雪寒冷，先人解决的办法，就是发明房屋以避之，故取象于大壮（易经大壮卦象为：上卦震为雷，下卦乾为天，为宇。古人已经提出风与水是促使房屋构成的直接原因，而现代人常说住宅是凝固的音乐，无声的语言，因为住宅的格局显示出人类适应环境的智慧，宅好人旺一直是人类几千年来对住宅文化的追求。用辩证的观点来看，住宅应该具有藏风聚气的特点。但仅从此点来解释住宅的风水问题还是不够全面的，根据笔者多年来对住宅风水的研究后发现，住宅风水学是由地球物理学、水文地质学、环境景观学、生态建筑学、气候气象学、宇宙星体学、磁向方位学和人体生命信息学等八大学科的综合学科。因此，无论是建造私家住宅，或者是进行房地产项目的开发，或者是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如果能注重风水科学的研究和运用，将会在建设过程中达到非常理想的效果，也会使人们对这些建筑物产生一种舒适感和亲切感，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肯定会身心健康，生活幸福。
能够藏风聚气的好住宅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环境位置好，二是建设格局好，三是有气势。《黄帝工经》中说：“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非夫博物明贤，无能悟斯道也。”所以选择住宅时要目光如炬，仔细考察，精心判断。
（二）墓的风水
中国人十分重视安身立命，要盖房屋、修院落，-死后装口好棺材，置一片坟地。所以坟地选择是传统中国人的人生事业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土壤有薄，水泉有波，故必须相地可葬与否，而后经营之也。“风水之之风的发展。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是最好的墓地。就是说墓要靠山临水，枕山顶水；左靠山峰，西临平原，这是最好为风水地。由此可见，墓和风水是相连的。这体现了人们为了生存、为了安全，要选择好的地形建造住宅，死葬的风水思想也是要选个最佳阴宅，使死者也有个好的往处。
安墓地需寻生气，气在地中何以辨，可看星辰面，最要得水与藏风，穴向气中融，第一莫葬去水地，立见退生计，第二莫寻剑脊龙，第三莫觅凹风穴，误用人丁绝，第四尤忌无案山，第五只怕明堂跌，决定破家业，第六偏憎龙虎飞，更忌撞断石，过独生凶并消福，一山出而合星辰，有应便为真，明堂气聚龙虎抱，富贵逼人来，点穴更须用心机，确能救人贫，平地星辰同一体，高低即山水，安墓认脉葬其巅，定卜福绵延，星中太极最玄微，于焉生两仪，阴阳须把脉分别，龙穴自相得，若是动时分四象，脉息窟穴状，脉背土色晕，见是再成形，窟在平面，突影见阳龙，息突忌相逢，脉象天井（金井也）分四样，盖粘并倚撞，脉缓用盖急用粘，直倚横握尖，息象开井有四数，斩截与吊坠，息短用斩长用截，高息用吊抵用坠，窟象开井有四块，正求并架折，窟狭用正阔用求，深窟用架浅折收．突象开井有四诀，挨并与斜插，突单用扶双用并，正宜用斜偏宜插，金井要决贵先知，向首宣慎择，锄出兰台（在圆晕中）便伤龙，尺寸要依天卦取，深浅须凭玉尺量，作堆须分五星形，放水依真诀，取路须曲折。龙格砂形与水城，分部要清楚，罗经指定方向何，须用卦推详。
（三）工作环境风水
风水学认为吉祥环境的气场对人的胆略、智慧都有一定的帮助，进而影响到生意的兴衰，事业的成败。由此可见，作为人们工作场所的办公室，其家俱的摆放十分重要。
本文以写字台的摆放为例，简略分析办公室家俱的摆放。写字台的摆放有两点要注意，一要注意不能将写字台正面对着进门。二要注意坐在写字台之后的人要有墙一类的凭靠，不能有多余的空虚。避免将写字台正对着门，主要是为了使领导者在工作时，不容易受到来自门外噪音的干扰和受到他人的窥视；避免写字台后有多余的空虚，主要是为了使坐在写字台办理商务的经商者，减少来自身背后的空虚和不踏实之感，增加可靠性。写字台的安放，台前应有一个比较宽阔的空间，按风水说法是一个生气区，可使唤人的胸襟开阔。同时，写字台距离门较远，而且门又是位于写字台左前方的斜角上，可以避免他人从门的直接窥视和来自门外的噪音。写字台的座后是一堵坚实墙，因为墙壁如同山脉一样给人以坚实感，又使唤写字台有所依托。
另外写字间要注意选择有窗的房屋，同时还要察看窗外的环境，要求凭窗远眺时，在窗的正前方不能看到有烟囱一类的不祥物。除此之外还要察看窗外是否有走道，如果有走道，最好是放弃另择，因为走道上人来人往，脚步声，嬉笑声，都会影响到此间处理公务的人的工作情绪。而且，还常常受他人从窗户外的窥视。
五、风水与气、水的关系
风水学是一门融合“易经原理与生活经验”应用在居住环境的古老学问，此学内容弥纶天地，涵盖有：天体的相对运行（天）、地表的山水形势（地）以及人世的吉凶祸福（人），俗云：“儒通天地人，道通阴阳气。”足以发挥儒道的双重精神。风水论气与水之说。简述下列四种作用说明（矢建国，1994）：
1、 地气的运行－地契在地表土肤之际，受风雨水运行所影响。
2、 地气的影响－地气对人有吉凶祸福的效应，吉者称生气，凶者称死气。
3、 生气的辨识-地表的山水形势（空间）与天体的相对方位（时间）共同参考，从茫茫大地中，寻找出合宜者适用。
4、 生气的承用－对所选之风水福地，亦须大小环境作长期的维护。
有关气的作用，前开均有表述；除了在《淮南子》中有专论外，另在郭璞《葬书》古籍中亦有重要风水的陈述，藉以晋《葬书》“葬乘生气”的观念，提出“生气学说”，提供今日水学作为论“气”时的理论参考。古人认为天地是一体，地又源於天。《易经》：“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葬书》：“天光下临，地德上载”，又《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正说明古人认为天地交感，地顺承天而有万物。因此地上的一切可以说皆本源於天。所谓天地阴阳之气交会於土肤之际（地表附近），此即为万物化生契机所在。以今日解说应该指适合生物生存的地表附近。地表的大气圈内，大气长期的变化（气候），会影响地形的演变、水文发展、土壤化育及植物的分布等，而气候又影响地理环境的重要因素，且在地表不同的高度与深度处，大气中的温度空气及水份等也会有相对变化。因此，地表在阳光（温度）、空气及水份三者共同条件下，地上生物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可适性所影响，只能在地表附近上下一定的范围内生存，而此上下只有四~五公里的活动范围，以半径6370公里的地球来看确实其薄如皮。由此观之，古人言土肤之际的确有其道理。
此外，本文讨论“水”的原理原则与风水的关系，其所呈现生命的意义。中国人心目中“水”代表着生命，风水中尤其重视水。古人以“有之水去观无形之气”，故欲了解风水者不能不知水的概念。一般通则，在地势叫平坦或滨水地区（平洋、平岗）则以水为龙，有别於山龙的概念。水龙的概念应用了阴阳、五行作评价的理论基础。风水中水龙充分表现出对於生态环境的影响，延伸至中国人这种独特看法与观念与今日科学在原理上依然相通，如气象学、地理学、生命医学、生态学及环境科学等。“水”的川流不息，正如同《易经系上》：“生生之谓易”。《论语 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另《庄子知北游》：“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都言表天地之间有股生生不息的力量自然演化万物。
有关土地、水及气的关系，《葬书》：“夫土者气之体，有土斯有气；气者水之母，有气斯有母。”显示有土才显气，气凝结後承水。另有一种看法《头陀衲子论》：“夫水气之母，有水斯有气，气因水而生，水因气而化，水气升上得合乎天，而云是也，水气降下得合乎地，而雨是也。”此两句话说明水与气相化演化，更可推理扩及天地间的大流行皆水与气的变化。此外，《水龙经》以“子母同情”来比喻水与气同行：“子母同情，水气相逐，犹影之随行也”，是以，以流行变化之理观之，水与气则因相互衍生实互为母子关系，二者的表现都与土地有关。有气即有水，有水即有气，从物理观之二者同源於“地气”，若以现象观之，“地气”又可同时化为“水”与“气”，最後二者合和为阴阳之气回到空中的大气循环内周流不息。“水”与“气”之阴阳性质，“气”无形，其性情上浮故属“阳”；“水”有形，其性重浊下降故属“阴”。事实上，“水”与“气”本属阴阳互根，水可见於“表”，气不可见为“里”，故只要观有形之水即可推知无形之气了。预测风水只要观“水”即可知“气”，因此，古人常“以水验气”即为道理。
六、结论
风水一辞深受晋郭璞《葬书》与西汉刘安《淮南子》影响。《淮南子天文训》中载以，“精”是精气，即阴阳二气，天地万物受阴阳之精气而成；太阳、月亮、星辰积阳气（火气）、阴气（水气）与日月散逸的精气而成。因此自然界日月星辰，雷电雾露，风雨霜雪，飞禽走兽，鱼虾龟蛇，森林万象，无不是阴阳二气相薄相感、强弱施化宇宙生成结果。风水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确实起过许多作用。因为中国人一切营造的活动（活人或死人的事务）几乎都是依照风水观念进行。研究风水应必须深入中国神秘文化的深层结构，进行剖析，同时必须与相干的神秘文化横向联系，并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才能发掘风水术的实质意义，力挽迷信敷衍了事的刻板心态。风水术因为具有集巫、道、佛、儒为一体的庞大伪理论体系与操作系统，因此在科学化实证上困难重重。
中国历代朝廷都设有许多衙门，擅长风水并管理风水之事之人都被安排在司天监供职。司天监负责天象也兼管相地。清代的陵墓都是由司天监的要员亲自相地指导建造的。现代传统学科被新学科取代与更新。司天监被天文台与气象局取而代之。经、史、子、集的划分已被淘汰，独留线装书静躺保存着，阴阳学亦被瓜分，地理学以新科学姿态前进，早将风水术抛到身後。因此风水学曾做为历史的一种文化，今日却成为现代社会仍然顽强存在的一种现象，尤其民间更为盛行。我们没有理由让这门学问在天地间蔓延，随波逐流甚至非主流吞噬主流正统一脉传承的精华。应该要让这门学问回归学术领域研究赓续发扬光大。
本体上整个社会都应当关注风水。风水范围包罗万象，因此可归於文化学、历史学、伦理学、心理学、建筑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民政学、宗教学、民俗学。各门学科可依不角度去研究风水，尤其民俗学、宗教学与地理学首当其冲，风水均与民间生活与文化息息相关，无论是雅文化或俗文化都蕴含在此；此外风水与人文、环境与建筑有关。风水要观天象，察地理，是故亦称为“堪舆”。人们可能去死亡谷建房，更不可到滑波地带、缺水地带、
洪地带、风口地带与潮湿地带建房，应该选则最佳环境，修建最佳地点、最佳朝向、最佳结构的房屋，风水术阳宅就是试图解决这些难题。主观上可改造，但须尊重客观，适宜客观，不得违背条件，实际上，风水学除须把握原则外，并具备人性化角度去看待人事物等相关的客观条件。因此汉朝应劭《风俗通义》提及：“为政之要，辨风正俗。”让我们这一代承赋历史使命将社会无所不影响的文化现象-风水术，归属到学科领域去郑重研究它。
参考书目
1.矢建国（1995），《易居天地-气与水的原理》，台北：明文书局。
2.吕淳风（1995），《商用风水学》，广州：岭南出版社。
3.王玉德（1994），《神秘的风水》，台北：书泉出版社。
4.陈鼓应（1999），《道家文化研究》，北京：三联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