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源于山者也，山附于水者也。水源于山，则水之源不异；山附于水，则水之流不异。如是，则曷异乎尔？曰：源不异而流不能不异，流之大势或不异，而其间浸淫、淤阏、升沉、迁改之迹，亦不能不异。是故言郡邑而不详其山川，言山川而不考其同异，未可云辨于方舆者也。《禹贡》以山川源委条贯于九州之次，一经一纬，灿若列眉。《职方》诸书，未有继之者也。司马迁著《史记》，昔人称其明于山川条列，然所记载，仅错见于群篇之中，而《河渠》一书，未为详核。班固志《地理》，复为《沟洫志》，沟洫何必不在地理中与？其于江、汉、淮、济，何以略而不书与？后世言川渎者，则纡回复乱，如棼丝之不可理也。志郡邑者，则凌杂剥裂，如累砾之不可辨也。《唐六典》叙十道山川，推本《职方》，而未能远法《禹贡》。故于川渎源流，未遑综论于十道之后。郑氏《通志》自谓准《禹贡》以理川源，本《开元十道图》以续今古。予尝读其书，以为不足以实其言也。今所诠次，大略本之《禹贡》遗意。其间略者详之，阙者益之，旧迹新途，判然杂合者，则分别而书之。言川渎而不言山者，以川渎之异多，而山之异少也。嗟乎！其间盖有天事焉，有人事焉。大河之日徙而南也，济渎之遂至于绝也，不可谓非天也？开凿之迹，莫盛于隋，次则莫盛于元。其间陂陀堙障，易东西之旧道，为南北之新流，几几变天地之常矣，又何从而验其为氵、沮、济、漯之故道也哉？说者曰：《禹贡》导川，先及黑、弱，而今别为西裔之川。洛、渭次于四渎之后，而今目为一方之水。济川虽绝，诸家皆载其源流，而竟视为枯渎。盘江悬隔岭表，于禹迹何与焉？漕渠一时之制耳，恐非万世之经也。海运特元人故辙，何容附于川渎之后？乃犹谓无倍于《禹贡》所未解也。曰：《易》不云乎？观其会通，行其典礼，圣人所以经世而善俗也。夫时势迁流，姑勿论矣。即《禹贡》以来四千年间，其为山崩泽竭、地震川移之类，亦不知凡几也。《诗》有之曰：百川沸腾，山冢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是以王横有九河湮没之言，班固有商竭周移之慨。使神禹生于今日，亦必不能执《禹贡》之旧文绳今日之山川矣。子犹欲规规而索之，毋乃不知晦朔与春秋乎！诚欲识古今之因革，究天地之变通，亦于其所以异者求之可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