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前夜,宋朝廷堂之上确实是暮气沉沉的景象,执政大臣分别是宰相曾公亮、富弼以及副相唐介和赵抃等人,即被当时人戏谓的"生、老、病、死、苦"诸人."生",当然是指王安石.宋神宗新锐之君,自然看着这帮"老成持重"的官员不顺心,与王安石一拍即和.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八月,宋廷下诏在淮、浙、江、湖六路,实行均输法.均输法主要针对当时税收制度的弊病.想抑制富商大贾的收入,其主要内容为:增设发运使官,负责东南六路的赋入情况.大凡榷买、税敛、上供物品,可根据实际情况,"徙贵就近,用近易远".发运使还可以根据汴京库存的实际情况,"从便变易蓄买",存储物品以备需要.如此,即可达到"稍收轻重敛散之权"的作用,最终目的在于国家财政丰盈,民用不匮.
对"均输法",大臣刘琦、苏辙等人马上表示明确的反对,认为此法太苛,"渔夺商人毫末之利",其实汉代桑弘羊早已做过此事,当然有敛财的功能,毕竟法术不正,给老百姓以朝廷"唯利是嗜"的坏印象.不久,苏辙等为此辞官而去.
当年十月,王安石又推出青苗法.青苗法,实际上唐代宗时代已经有此名制,"税青苗钱以给百官俸".宋代的陕西转运使李参因为"部多戌兵,苦食少,令民自度麦粟之赢余,先贷以钱,俟麦粟熟输之官,号青苗钱.经数年,廪有余粮",但仁宗时已经置行不用,惟恐此法用久生弊.王安石青苗法,在夏秋未熟之时,借钱给农民,以酌中粮价折合,收获庄稼后加息十分之二还粮或者还钱,每年夏秋两次,随两税交纳官家.实际上,越穷的民户,借额越少,而有田有地的人家借额反多,为此,又辅以"抑配"等方法,下死规定,强迫借贷交息.
此法一出,司马光大力反对,他指出其中的弊病:闾里刁蛮富民借钱给穷人收利息,还能蚕食穷困之人,何况以国家的名义依仗法令之名强要人借钱,此举太过份.大文豪苏轼也上书,指责制置三司条例司本身的创建就是床上架屋,致使"民实惊疑"、"吏皆惶恐",青苗法完全是"亏官害民"之举.（苏大学士反对新法不遗余力,常常作诗讥讽,也得罪不少人,"乌台诗案",老苏被人告发,御史弹劾,险些掉脑袋.多亏曹太后相救,神宗本人宽厚,苏轼才免挨一刀.宋朝御史台建筑是黑色,故称"乌台",乌台诗案,即由此得名）.反应最强烈的当属外出作官的老宰相韩琦,他一一罗列青苗法之弊,有理有据.
别人的话可以不听,韩琦三朝重臣,宋神宗非常犹豫:"朕始谓青苗法可以利民,怎料到会糟到这个地步!"
王安石嗅出当时政治气氛有不利于自己的味道,非常愤恨,在朝廷上怒言:"臣论此事已十数万言,陛下尚不能无疑,天下还有何事可为!"转天,王安石就称病不出,以"撂挑子"来施以颜色.
一心想富国强兵的宋神宗权衡再三,把王安石叫到宫内,推心置腹:"青苗法,朕确实为众论所惑,犹豫不决.寒食假中,静思此事,一无所害."有了宋神宗明确表态,王安石信心大增,更加卖力推行"新法".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年底,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拜相,这也标志着他"变法"高潮的来临.此后,他接连推出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条约以及保甲法,并对天下兵制进行了大手笔的改革.
熙宁三年王安石任相初始,便在全国颁行"保甲法",规定乡村民户以十户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由其中"有财有才"之人充当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负有巡夜、练武、捕盗的职责.同保内有人犯罪,知而不告者以连坐罪论处.保甲法的实施,使宋朝一下子多出近七百万的"民兵",此法对于民间治安确实起到一定成效.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底,宋朝频行免役法.原来衙前等各种差役,民户可不再亲自服役,改由向政府交钱,由政府再用钱雇人服役.原来本不负担差役的官户、女户、寺观、未成丁等户,也要按规定交纳半数费用,称为"助役钱",此举,确实让国库的银子增数不少.
转年,又推出市易法.宋廷在汴京设立市易务,以一百万贯作本钱,开始对商业贸易实行"宏观调控":根据市场行情,市易务评估价格,向商人买卖货物；市易务向商人行贷,以其产业作抵押,年息二分；
同年,"方田均税条约"也出台:规定每年秋天由县官丈量土地,详细记录土地的肥瘠质色,分成数等,按等级交纳税金.此举倒是查出大量隐漏未登籍的土地,增收不少税钱.
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宋廷又颁行保马法,目的是"省国费而养马于民".宋朝以及先前诸朝,皆是由国家专门的牧监养马,王安石等人认为这种公家养马太浪费田地,于是想出保马法.保马法先在京东等五路施行,义勇保甲愿意养马的人,每户可给一匹饲养,家产多者可以给两匹.如果出现马匹死亡或生病,保主及保社要赔偿.明朝洪武年以后,也曾实行过此法.大儒王夫之对于保马法之弊感受最深:
愚民贪母马之小利于目前,幸牧地之免征于后世,贸贸然而任之.迨其子孙贫弱,种马死,牧地徒,闲岁纳马,马不能良,则折价以输,一马之值,至二十五金,金积于阉寺,而国无一马,户有此役,则贫饿流亡、求免而不得,皆保马倡之也.夫马,非其地弗良,非其人弗能牧也.水旱则困于刍粟,寒暑则死于疾疫.唯官有牧苑,而群聚以恣其游息；官有牧人,而因时以蠲其疾；官有牧资,而水旱不穷于饲；则一虚一盈,孳产自倍.自成周以迄于唐,皆此制也.汉、唐车骑之盛,用捍边陲,而不忧其匮,柰何以诱愚民而使陷于死亡哉?行此法者,曾不念此为王安石之虐政,徒以殃民而无益于国马,相踵以行,祸延无已,故曰害最烈也.
看似养马于民,其实最后皆流于虚诞.养马这种大规模、高专业的技术,其实只有国家才有能力承担.如同现在的军事科技开发,如果把导弹、特殊钢以及制导坦克摊发到各个民营小厂去"研制",结果肯定是笑话.
此外,王安石等人还对宋廷兵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减兵并营,把全国的五百四十五营合为三百五十五营,裁减各地服杂役的厢兵,使全国总兵力从英宗皇帝时的一百 二十多万减至八十万.如此,省却了大量军费开支；其次,置将练兵.下令京东武卫等六十二指挥辖下禁军,分隶诸路,派主兵官进行分部训练,并允许各地将官自专军政,当地州县不准干预.这一点最"进步",因为宋太祖开国以来严禁兵将专权.当然,此举大使"友邦"辽国生疑,因为河北三十七将,"各专军政,州郡不得关预,声言出征,深为可疑之行"（韩琦）.
王安石变法,宋神宗背后支持,"自是四方争言农田之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又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又增茶监之额,又设措置河北氽便司,广积粮谷于临流州县,以备馈运.由是赋敛愈重,而天下骚然矣."一开始对王安石攻击最强烈的,当使御史中丞吕诲,他上疏抗言:"大奸似忠,大诈似信,（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惘上,阴贼害物……究（王）安石之迹,固无远略,唯务改作,之异于人,徒文言而饰非,将惘上而欺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范仲淹之子范纯仁也表示:"小人之言（王安石之计）.听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盖知小忘大,贪近昧远."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较为"公允":"人言（王）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他）但不晓事,又执拗耳".由于司马光与王安石关系不错,便反复再三写信相劝,王安石我行我素,还弄出封《答司马谏议书》（中学课本有此文）.
宋神宗用王安石行"新法",代价不可谓不大,御史刘述、刘琦、程颢、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愈等诸多朝臣,相继因不纳忠言而去职.最后,欧阳修、富弼、文彦博,包括荐用他的曾公亮,都被王安石挤兑出朝."于是,吕公著、韩维、（王）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已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王安石人品,由此也可见一斑.
有宋神宗撑腰,王安石行为举止也非常牛逼.一次,上元夜,王安石从神宗皇驾,乘马直入宣德门."卫士诃止之,策其马",人臣再牛,毕竟是人臣,乘马入皇宫,太有违礼制.王安石大怒,上表要神宗皇帝"逮治"卫士.御史蔡确等人认为卫士之举是尽职尽责,不应获罪,但宋神宗"卒卫仗卫士,斥内侍",王安石依旧气势汹汹,认为责罚太轻.
新法既行,天下喧攘.特别不利于王安石的是,数年大旱,恰值新法施行的几年.当然,王安石是"唯物论者",认定"天变不足惧",三年自然灾害吗.但宋神宗与当时士大夫没有他思想那么"进步",暗忖变法是否是触犯了"天怒",才以此示警于人.富弼的女婿冯京入为参知政事,竭力反对新法.地方官员也纷纷上疏反对,兴州司法参军郑侠上呈《流民图》,以图解方式谏劝神宗皇帝收回新法.同时,王安石私人小圈子内部也开始内斗,其助手曾布、吕惠卿二人争权夺利,打得你死我活.曹太后和高太后也流泪劝神宗收手,认定"王安石变法乱天下".
面对蝗旱涝灾,宋神宗自己也下《罪已诏》.
在此情势下,王安石自己求去,于是,1074年夏,神宗下诏让王安石"出知江宁府","安心休息".王安石恹恹离京,过江后与随官饮酒消愁,发现有人已事先在要摆酒的赏心亭墙上写诗一首:"青苗免役两妨农,天下嗷嗷怨相公.唯有蝗虫倍感德,又随钧旆过江东."老王大怒,查了半天也没找到作者.
已离朝四年的司马光听闻朝廷有废法之议,兴奋莫名,激动得涕泪横流,又上书指斥"新法"之弊:第一,青苗之法,人民负债,官无所得.第二,免役敛钱,养浮浪子弟.第三,置市易司,与小民争利.第四,熙河开边,得小失大.第五,保甲扰民,不得休息.第六,水利大兴,劳民伤财.
宋神宗毕竟反复,不久,他又召王安石入朝.
但是,此次入京,形势对王安石已经大大不利.入京途中,夜泊瓜洲,老王做了那首脍灸人口的诗:"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与其说是心怀喜悦,毋宁说洋溢着淡淡哀愁.黑色不祥的预感,已萦绕于王安石心头.想当初,"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那种刚刚大权在手的牛逼惬意,一扫而尽.
不仅王安石的变法班子内部形同水火,宋神宗对新法也逐渐产生怀疑,再无先前雷厉风行的态度.为此,王安石也哀叹:"天下事如同煮粥,烧一把火,又泼一大勺冷水,怎又能把粥煮熟呢?"
王安石心灰意冷之际,仍旧在那里死撑.但是,熙宁八年十一月,天上慧星出现.古人迷信,不象现在人知道科学,个个仰着脖子看"天文奇观".慧星出现,在古代不是死皇帝就是大祸事出现,上层下层都骇怕.特别是两个老太太,曹太后与高太后,更是吓得不得了,天天哭劝神宗皇帝再不能用王安石.曹太后是神宗奶奶辈,高太后是神宗亲妈,两个人的话,极有份量.王安石呢,仍旧认为天文之变有灾的说法是上下傅会,神宗皇帝心里可害怕,认定"天变不敢不惧",并下诏命群臣可直言朝政阙失.所以,当年的大扫帚星,是王安石最终失意离朝的最关键因素.
当然,王安石后来仍旧反复几次,表演"因病不能视事",但凡事用多了也不管用.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底,王安石自请罢相归田.神宗皇帝最后也顺坡下,下诏让王安石出判江宁府.此次出京,于老王来讲也是永别,他再没机会回到汴京.
王安石离朝,实际上也就标志着他"变法"的失败.公元1085年,宋神宗崩,其子赵煦继位,年仅十岁,是为宋哲宗,真正掌权的是其祖母高太后.高太后马上召回司马光. 中国政治家自古以来都是矫枉过正,有"司马牛"之称的司马光其实在偏执方面比王安石好不到哪里去,他一执政,便尽废新法,连同免役法、青苗法这两项利大于弊、初见成效的条例也一并废除,史称"元佑更化"（宋哲宗年号"元佑"）,由此,也揭开宋朝党争的大幕.
公元1086年五月,王安石病逝.年底,尽废新法的司马光也病逝.
北宋灭亡后,逃到江南的宋高宗最恨王安石,认为他误导宋神宗,尽乱天下,并派人编《神宗实录》二百卷,对王安石"盖棺定论",认定此人是"万世罪人".特别是王安石那几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是法,人言不足怕"三语,最为正统封建士大夫所诟病.
当然,从南宋的陆九渊到清朝的龚自珍,也有不少人认为王安石"英特高迈,不屑于流俗,"对他予以很高的评价.（特别是诸朝王安石的江西老乡们,对王安石都赞不绝口）.到了二十世纪,"孙大炮"和他的国民政府对王安石敬崇有加,而后的新文化运动干将们更认为王安石是"社会主义先行者",其实,他们都是看中了"摧抑兼并、均济贫乏"这一王安石"思想内核",反而对老王当时对宋朝社会、政治、经济造成的混乱而忽略不计.
其实,每一种理论都是这样,当时有利,后世未必；当时多弊,后世有利.就看后人们如何对这一理论进行"乔装打扮"了,当然,这种打扮皆可假"去芜存精"之名行之.每个时代的大哲大儒,如果想震唬世人,要不就自立门庭,要不就大肆为古人翻案,以博取眼球注意力,思及此,我们就可以更加冷静地站在当时当地去评价某个历史人物.
其实,明朝大哲学家李贽之语对王安石的评价最为中允:"（王）安石欲益反损,使（宋）神宗大有为之志,反成纷更不振之弊.此胡为者哉?是非生财之罪,（乃）不知所以生财之罪也!"（《富国名臣总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