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宗皇帝

求直言

元丰八年三月，司马光入临毕，遂径归洛。太皇太后遣内侍梁惟简劳光，问所当先者，光乃上疏曰：『臣窃见近年以来，风俗颓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为智，以危言正论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达，闾阎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忧勤，宵衣旰食，而下无所诉。公私两困，盗贼以繁。犹赖上帝垂休，岁不大饥，祖宗贻谋，人无异志。不然，则天下之势，可不为之寒心乎?此皆罪在群臣，愚民无知，往往怨归先帝，此臣所以日夜愤痛，焦心泣血，不顾死亡，思有开发于朝廷也。臣愚以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诏书，广开言路，不以有官无官之人，应有知朝廷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尽情极言，仍颁下诸路州军，于所在要闹处出榜晓示，在京则于鼓院、检院投下，委主判官画时进入；在外则于州军投下，委长吏即日附递奏闻，皆不得取责副本，强有抑退。其百姓无产业人，虑有奸诈，即责保知在奏取指挥，放令逐便，然后望陛下以听政之暇，略赐省览，其义精当者，即施行其言而显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长，舍其所短。其愚狂鄙陋无可采取者，报闻罢去，亦不加罪。如此，则嘉言日进，群臣无隐。陛下虽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诸掌，举措施为，惟陛下所欲，斯乃治安之源、太平之基也。陛下若以臣言为可取，伏乞决自圣意，下学士院草诏施行。群臣若有沮难者，其人必有奸恶，畏人指陈，专欲壅蔽聪明，此不可不察也。』

五月乙末，诏曰：『盖闻为治不要，纳谏为先。朕思闻谠言，虚己以待。凡内外之臣，有能以正论启沃者，岂特受之而已，固且不爱高爵重禄，以奖其忠。设其言不当于理，不切于事，虽拂心逆耳，亦将欣然容之，而无所拒也。若乃阴有所怀，犯非有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则观望朝廷之意以侥倖希进，下则炫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誉，审出于此，苟不惩艾，必能乱俗害治。然则黜罚之行，是亦不得已也。顾以即政之初，群臣不能遍晓，凡列位之士，宜悉此心，务自竭尽朝廷阙失，当悉献所闻，以辅不逮。宜令御史台出榜朝堂。』

旧录云：上新即位，奸人乘隙诬滂，宰臣蔡确患之，请降是诏。然其后上书诋讪，无复忌惮。臣等辨曰：『哲宗新即位，司马光上言：近年以来，风俗颓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为智，以危言正论为狂。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达。请明下诏书，广开言路。从之。时用事之臣方持两端，而草诏者希望风旨，名曰求言，而实设六条以拒之。光乞删去中间一节，使天下之人晓然知朝廷务在求谏，无拒谏之心，各尽所怀，不忧黜罚。如此，则中外之事、远近之情，如指诸掌矣。未几，果别下诏令，实书其事。『上自新即位』至『无复忌惮』，三十一字并去之。

诏新知陈州、资政殿学士、中大夫司马光过阙，令先入见。先是，光上疏乞开言路，曰：『臣昨在京师，伏蒙太皇太后不以臣愚，空疏无取，遣使访以得失。岂惟微臣有千载一遇之幸?中外闻之，踊跃称庆，以为言路将开，下情得以上通，太平之期，指日可待也云云。臣自到西京以来，朝夕伏听朝廷维新之政，以为必务明四目、达四聪，以快天下积年愤郁之志。今开言路之诏，不闻颁于四方，而太府少卿宋彭年言：在京不可并置三衙管军臣僚。水部员外郎王谔乞今依保马元立条限，均定逐年合买之数，又乞令太学增置《春秋》博士，使诸生肄业。朝廷以非其本职而言，各罚铜三十斤。臣忽闻之，怅然失图，愤抑无已。臣非私于二人，直为朝廷惜治体耳。』又曰：『陛下临政之初，而二臣首以言事得罪，臣恐中外闻之，忠臣解体，直士挫气。欲仕者敛冠藏之，欲谏者咋舌相戒，则上之聪明有所不照，下之情伪有所不达。今一一臣之罚既不可追，伏望陛下如臣前奏下诏，不以有官无官、当职不当职之人，皆得进言，择其可取者微加旌赏，使天下之人，知朝廷乐闻善言，不恶论事；无可取者寝而勿问，庶几纳忠之人，皆源源而来也。』于是令光过阙入见。

光此疏不得实日，因令光入见，故附载。〈元祐密疏》以为元丰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奏此。

戊午，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初，光以知陈州过阙，未入对，上疏曰：『臣先乞下诏广开言路，不以有官无官之人，并许进实封状。仍颁下诸路州军，于要闹处出榜晓示。鼓院、检院、州军长吏，不得抑退。昨奉圣旨令入见，及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诏书赐臣看阅。臣狂瞽妄言，曲荷采纳，岂独微臣之幸?此乃圣主之先务、太平之本原也。然臣伏读诏书，其间有愚心未安者，不敢不冒万死，极竭以闻。窃见诏书始末之言，固尽善矣。中间有云：「若乃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则观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进，下则炫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誉。审出于此，苟不惩艾，必能乱俗害治。然则黜罚之行，是亦不得已也。」臣闻明主推心以待其下而无所疑忌，忠臣竭诚以事其上而无所畏避，故情无不通，言无不尽。今诏书求谏，而逆以六事防之，臣以为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则皆可以六事罪之矣。其所言，或于群臣有所褒贬。则可以谓之阴有所怀；本职之外微有所涉，则可以谓之犯非其分；陈国家安危大计，则可以谓之扇惑机事之重；或与朝旨暗合，则可以谓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当改，则可以谓之观望朝廷之意；言民间愁苦可悯，则可以谓之炫惑流俗之情。然则天下之事，无复可言者矣。是诏书始于求谏而终于拒谏也。臣恐天下之士，益钳口结舌，非国家之福也。又止令御史台出榜朝堂，自非趋朝之人，莫之得见，所询者狭。伏望圣明于诏书中删去中间一节，如臣三月三十日所奏颁布天下，使天下之人。晓然知陛下务在求谏，无拒谏之心，各尽所怀，不忧黜罚。如此，则中外之事、远近之情，如指诸掌矣。』

六月丙子，司马光言：『伏见皇帝陛下初临大宝，太皇太后同断万机，侧身虚己，渴于求谏。于五月三日特下诏书，大开言路，此诚明主之先务、太平之本原也。窃见中间一节，天下见者，未达圣心，咸以为朝廷虽明求谏，实恶人论事，豫设科禁，有上言者，皆可以六事罪之。臣愚欲望圣慈下学士院别草诏书，除去中间一节，务在勤求谠言，使之尽忠竭诚，无有所讳。仍乞遍颁天下，在京于尚书省前及马行街出榜，在外诸州、府、军、监，各于要闹处晓一不，不以有官无官之人，应有知朝廷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言事。在京则于登闻鼓院、检院投下，委主判官画时进入；在外则于州、府、军、监投下，委长吏即日附递闻奏，不得取责副本，强有抑退。其百姓无家业人，虑有奸诈，即令本州责保知在奏取指挥，放令逐便，候有上件实封、其所论至当者，当用其言而显其身；其是非相半者，舍短取长；其言无可采、事不可行者，亦当矜容，不可加罪。如此，则下情无不通，嘉言罔攸伏，聪明周四远，海内如指掌矣。或虑奏状繁多，难以亲览，即先降付三省。委三省官看详，其可取者，用黄纸签出，再进入，或乞留置左右，以备规戒；或乞降付有司施行。』从之。丁亥，诏曰：『朕绍承燕谋，获奉宗庙，初揽庶政，郁于大道，夙夜祗畏，不敢皇宁，惧无以彰先帝之休烈，而安辑天下之民，以防壅蔽，数求谠言，以辅不逮，然后物情遍以上闻，利泽得以下究。《诗》不云乎：访于落止。此成王所以求助，而群臣所以进戒，上下交儆，以遂文武之功，朕甚慕焉。应中外臣僚及民庶，并许实封，直言朝政阙失、民间疾苦。在京于登闻检院投进，在外于所属州、军驿置以闻，朕将亲览，以考求其中而施行之。』司马光凡三奏乞改前诏，于是始用其言也。

旧录云：以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司马光有请。时光欲招其党人众议新法，以欺帘帷，故降是诏。于是小人乘之，诬诋?毁纷至矣。新录辨曰：上即位之始，下诏开言路，此盛德之事也。今添入司马光奏疏，乃见事实。自『有请』至『纷至矣』三十四字删去。按：光乞开言路疏凡三奏，新录惟载第二疏耳。其第三疏以十二月奏，及是方得请。今悉依集，附其疏于本日。于此但云始用光言，听言之不易如此。故必详著之。

七月庚申，司马光言：『臣伏见陛下诏开言路，至今已涉旬月，臣僚民庶上言朝政阙失、民间疾苦，奏状必多，未见有付外，令三省或枢密院商量施行者。如此，则徒烦听览，何所裨益?欲乞选其可从者降出施行。或以万机之烦，未暇遍加省览，窃乞依臣前奏，降付三省，委执政官分取看详，择其可取者，用黄纸签出，再进入，或留置左右，或降付有司施行。』从之。

八月己丑，司马光言：『近诏天下臣民皆得上封事，言朝政阙失、民间疾苦，仍降出，令臣与执政看详。其第一次降出三十卷，臣谨与诸执政选择，其中除无取及冗长之词外，其可取者，已用黄纸签出进入讫。伏乞陛下取签出者更赐详览，或留置左右，以备规戒；或降付有司，商议施行。如此，则忠言日进，聪明日广，诚生民之厚幸，社稷之盛福也。其间亦有一事而众人共言者，臣亦重复签出，盖欲陛下知天下所共忠、众人所同欲也。』十科举士

元祐元年七月辛酉，宰臣司马光言：『臣误蒙甄擢，备位宰相，慎选百官，乃其职业。而智识短浅，见闻褊狭，知人之难，圣贤所重。寰宇至广，俊彦如林。或以恬退滞淹，或以孤寒遗逸，被褐怀玉，岂能周知?若专引知识，则嫌于挟私，难服众心；若止循资序，则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达官人举所知，然后克协至公，野无遗贤。臣不胜狂愚，欲乞朝廷设十科举士，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无官人皆可举），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举有官人），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举文武有官人，亦许钤辖已上之人举》，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举知州已上资序人），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举有官人），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举有官人），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举有官人）应职事官，自尚书至给舍、谏议，寄禄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太中大夫，帖职自观文殿大学士至侍制，每岁须得于十科内举三人（非谓每科各举三人，谓各随所知，某人堪充某科，共计三人），仍于本人除官告敕前，尽开坐举主姓名于后。或不如所举，其举主从贡举非其人律科罪。犯正入己赃，举主降三等科罪。若因受贿狥私而举之，罪名重者，自从重法。期在必行，不可宽宥。难见为执政官、朝廷所不可辍者，亦须降官示罚。即朝廷临时因事特诏举官（谓若举知河渠、马牧之类），不在十科之内者，有不如所举，亦同此法。所贵人人重慎，所举官皆得人。』从之。丁丑，监察御史上官均奏：『臣窃见前日敕令，每岁以十科荐士。兹见陛下博收群才，因能任官之意。然论取士止于治财赋、听狱讼、断请谳三事而巳，窃恐事之目有所未尽。何则?能治财赋者，未必长于听狱；能听狱讼者，未必能长于断谳；能此三者，未必宽信敏惠，足以长人。今所谓长人之官，守、令是也。今之守、令，虽有累岁月、用荐举关陞之法，然至于剧郡大邑，若止循资序，不加选择，恐未得人。臣欲乞于十科内，更益以才堪治人能拨烦者别为一科。剧郡大邑有阙，因以除授。如此，则人无遗才，而天下之守、令莫不劝矣。』不报。均又再奏，久之，乃立知县、县令治剧保举考较法。

八月辛亥，宰臣司马光言：『先举孙准行义无阙堪充馆阁。闻准与妻党讼，坐罚金，举非其人，请连坐。』上批还其奏曰：『准缘私家小事罚金，安有连坐?』光又言：『臣举状奏准行义无阙，今准闺门不睦，妻妾交争，是行义有阙，于臣为责举非其人[1]，臣不敢逃刑。况臣近奏设十科，或有不如所举，其举主从贡举非其人律科罪。虽见为执政，朝廷不可辍者，亦须降官示罚。臣备位宰相，身自立法，首先犯之，此而不行，何以齐众?乞如臣所奏，从贡举非其人律施行。所贵率厉群臣，审慎所举。』不从，寻诏准更不就试馆职。

十一月戊午，中书省言：『臣僚上言：元丰荐举，今被旨特举官者奏讫，具所举官报御史台。比诏大臣荐举馆阁，又设十科举异材。请依元丰令关报御史台，非独内外之臣各慎所举，庶使言者闻知，得以先事论列，不误选任。』上言者，御史孙升也。

五年五月壬辰，三省言：『太中大夫已上，每以十科举士。近据所举，到官多不系见在任人，虑致游谒奔竞，有伤风教。』诏：『应所举十科除草泽外，其余并须举见任及资序应格人。』

七年三月己丑，御史中丞郑雍言：『顷司马光建法，许诸侍从之臣以十科举士。今其法虽存，徒文具耳。何哉?朝廷不以近臣之言为信，近臣不以真贤硕才报朝廷，求其得人，难矣！臣欲乞诏宰臣执政大臣各选贤能，不限人数，以时上闻。仍令内外从官待制以上，约十科法，随人才所长，岁各荐三人。内中置籍，录所荐及荐者之姓名，以备圣览。每三省进拟间用其人，陛下可以从中观省，且以察近臣之能否，无以空文示其必信，则陛下之臣，皆用心于求贤，而尧、舜之治可臻矣。』八年二月辛未，御史中丞李之纯言：『比岁朝廷十科举士之令，盖已行之，累年。近年所荐者多，而拔用甚少。乞委辅臣详择，稍稍进任。其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多是武臣推举其类，必有可用之人，宜加考察。』

绍圣元年闰四月壬申，殿中侍御史井亮采请罢十科举士法。从之。

圣德

元祐二年七月戊午，太师文彦博言：『北使见于紫宸殿，宴垂拱殿，左右内侍、执政所用白纸及柿油蕉叶扇，率不直十余钱，乃士庶便于日用。今万乘临轩，操用有以见尧舜俭德之美。臣与三省宰执及北使侍宴席，比得仰瞻，以谓汉文帝之服弋绨，前史书为盛美。方之于今，固有惭德。乞付史馆。』诏可。

六年三月庚申，御迩英阁。宰相吕大防奏曰：『仁宗所书三十六事，禁中有否?』上曰：『有。』大防请令图写置坐隅，以备亲览。从之。丁亥，太皇太后宣谕曰：『皇帝每于内中看读，余暇颇亦习射。人君自当兼治文武。皇帝敏于事业，才执弓矢，即已精熟。近日已射数斗弓矣。』

十二月庚申，开封府火，府廨一空，知府事李之纯仅以身免。翌日，执政于讲筵奏曰：『火通夕，传报必惊动。』上曰：『迫近原庙，极可惧。』执政退，相与叹曰：『言词雅训。殊有裕陵之风。[2]。』

七年三月甲申，签书枢密院王岩叟奏曰：『陛下宫中何以消日?』上曰：『并无所好，惟是观书。』岩叟曰：『大抵圣学，要在专勤，屏去他事，则可以谓之专。久而不倦，则可以谓之勤。如此，天下幸甚，』

十一月癸巳，翰林侍讲学士范祖禹言：『陛下近者郊见天地，都城之人瞻望玉色，欢呼洋溢，皆云陛下克类仁宗。臣观天意人心如此，实宗社无疆之福也。恭惟一祖五宗，畏天爱民，后嗣子孙，皆当取法。惟是仁宗在位最久，德泽深厚，结于天下。陛下诚能上顺天意，下顺民心，专法仁宗，则成、康之隆，不难致也。』遂悉集仁宗圣政三百十七事，编录成书，名《仁宗训典》凡六卷上之。

绍圣元年七月丙辰，上曰：『甚忧雨未止。昨日遣中使于四郊取谷穗视之。京城东低田已伤雨，北郊犹无害。然恳祈晴霁未之应。』宰臣章惇奏曰：『高原虽无所害，闻低田已伤，曹、濮、陈、蔡间应须为害，犹赖零雨细微耳。』

二年九月己酉，荐享景灵宫。庚戌，朝享八室。辛亥，大飨于明堂，以神宗配。宰臣章惇奏：『幸从属车，恭陪元祀。伏见陛下十七日自庙门降辂，步至斋宫。秋日尚炎，却伞弗御。翌日荐献，至神宗庙室，涕泗沾服，感动左右。礼毕，复自斋宫却伞，步升玉辂，备殚孝谨之诚，以昭事祖宗，风化四海。宜载典策，垂示万世。乞宣付史馆。』诏可。

三年正月甲辰，朝献景灵宫。初，元丰中，四孟月，皇帝遍诣。上以崇奉祖宗礼不可简，诸殿朝献。至元祐二年，议者烦之，乃以四孟分诣。至是，仍命依元丰礼，显承并徽音共十五殿，上皆躬酌献，拜起一百三十余，而貌愈恭。

六月丙寅，上谓辅臣曰：『前日大雨，今日又雨，于农事无害否?』三省对曰：『宿麦已收，暑雨时行，于农事未有害也。』然上每加询访，盖忧民恤农如此。

元符元年十二月，知枢密院事曾布言：『陛下比以甲子冬至躬祀圆邱，自奉祠景灵，巳彻黄道裀祷。诏读册官至御名勿兴。及进大次，诏百官不许回班，所以深至畏之意。至太庙门，降辂入趋斋宫。及升辂赴郊，皆屏盖却辇，步趋以进。荐献之际，至神宗室，悽怆泣涕。逮还复位，沾濡御服。乞宣付史馆，书之典册。』从之。

政迹

元丰八年四月辛未，诏元丰六年以前积欠夏、秋税租及缘纳钱物，并依三月六日赦指挥，特与除放。丁亥，诏诸民户欠元丰七年已前常平免役息钱，各时减放五分。买扑场务、佃赁田宅、空地出限当罚钱、调春夫防河、急夫开修京城壕及兴水利夫罚钱、役人分给工食钱，亦并除放。

元祐元年闰二月壬辰，诏：『户部勘会，应系诸色欠负窠名数目，若干系官本，若干系息。或罚及逐户已纳过息罚钱数，并拋下免役及坊场净利等钱，仍以欠户见今有无抵当物力，速具保明以闻。』从苏辙甲戌所奏也。

三月乙酉，诏：『府界诸路人户扑买坊场，见欠课利并抽纳贯税钱，及违限倍税钱，令户部许以息罚钱充，折官本即放免。并坊场净利钱，见今孤贫不济，即权住催理。积欠免役钱与减放一半，余带纳。其败阙坊场委实停闭、官司不为受理词诉，令依旧认纳课利净利者，疾速根究。诸实所欠课利，特与除放讫以闻。』

二年四月丁酉，诏：『旱暵为灾，减膳责躬，勤修阙政，以祈消复。尚虑尚书六曹，有四方牒诉奏请文字，或赏罚难明，或民情有冤，废置未决，郎官怠于省览，吏人苟逃日限，非理沮难不行，使抱冤之人无所赴诉。差御史中丞傅尧俞、右司郎中杜纮、殿中侍御史孙升赴吏部，侍御史王岩叟、右司员外郎孙觉、监察御史韩川赴户部，给事中张问、监察御史上官均赴礼部，左司郎中韩宗道、监察御史张舜民赴兵部，右谏议大夫梁焘、右司郎中范纯礼、殿中侍御史吕陶赴刑部，右司谏王觌[3]、监察御史张舜民赴工部[4]，点检自去年正月至年终以受到文字抽索事状行遣次第，子细看详。』用范纯仁之言也。

五月己巳，三省言：『吏部状，文彦博奏请，委本部尚书、侍郎依《唐六典》三类之法，将本选守令、通判，考其材德功效，为上、中、下三品，送中书门下覆验可否，委本选长官引对。间有人材高下绝异者，特以名闻，而进退之。诏送给事中、中书舍人、左右司郎官、吏部、礼部参详，应守令、通判诸依元丰考课例，通取善最为三等，候罢任，委监司审覆，具事状保明以闻，付吏部定本选合人差遣。内知州、通判，尚书省覆验可否，定讫，付本部官，候注拟日引对。即守令、通判内才德功效过恶显著，令尚书、侍郎铨量高下，特以名闻，乞行升黜，岁无得过五人。』从之。

四年十一月庚午，三省言：『旧制，京朝官已上各分进士，余人自改为寄禄官后，并一等改转，别无分别。除朝议大夫已上置左、右两等改转外，承务郎已上至朝散大夫，欲乞朝议大夫已上分左、右两等，进士出身加左字，余人加右字迁转磨勘，自来依见行条制。其所加字，仍自寄禄官朝奉郎、职事官监察御史已上，并给黄牒，余职事官，尚书省给札子，寄禄官吏部给牒。』从之。

旧录云：神考以先王用人无流品之异，故肇新官制。寄禄自京朝官以上合为一体，至是改之。新录辨云：记曰：『凡执政以上者入卿，不与士齿。』今日用人无流品之异，而合为一体，非先王之道，亦非神考之意。合删去。

七年十二月壬申，枢密院上本院条二十一册、目录二册、看详三十册。请自元祐八年正月一日颁行。从之。

八年九月戊寅，太皇太后崩。

十二月乙巳，尚书右仆射吕大防言：『乞仿《唐六典》委官置局，修成官制一书，以为国朝大典。仍乞令修史院官兼领。』从之。甲寅，诏令于秘书省置局，差范祖禹、王钦臣充编修官。内范祖禹兼领回报文字[5]，宋匪躬、晁补之充检讨，仍具画一，申尚书省。

绍圣元年二月，李清臣首唱绍述，邓温伯和之（详見《绍述》）。

闰四月乙酉，左司谏翟思言：『先帝考古成宪，修定官制，循名辨实，以起太平之功绪。元祐以来，浸已变乱。请召有司，应职名缪乱者，一循官制，各与厘正。』诏令编修官置局，考具合予补改正事目，申三省取旨。改正毕，别取旨罢局。所请集成《六典》，更不纂修。侍御史虞策请复置天下义仓。

九月癸丑，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元祐著令考课监司、考察吏部开拆等入优等者，中书省取旨。其法虽具，然自知州考课而蒙超擢者几何人?盖法有未尽，则不能无弊。愿详考课之令，每路止令考察知州，优课一人，以升吏部，更加铨量，人才与治效参相得，然后条析闻上，或省郎、监司、藩郡有阙，则随其资序之高下，以次用之。将见天下郡守翕然向风，而循吏出矣。』诏令诸路监司考察知州，每岁具其的实课绩优等一名保明闻奏。如无即阙。若不实，即依贡举非其人法。

十二月己巳，河东路转运司言：『本路盐课利往年最厚，其法之弊，无甚今日。自元丰已后至今，官场卖到见钱，兼客人算请所收课利，比于元祐间，取其最多一年之数，不过十二万六千缗。以方元丰最少之年，犹未及三分之二。近虽专差奉议郎舒之翰至本路改更旧法，行之二年，课利愈亏。盖是不能深究弊源，遂致私煎盗贩从而得行，豪夺公家之利。按：熙宁八年六月，中书札子云云。当时相度，只以一色盐从官场出卖，得旨推行累年，颇有实利。自后主法之吏不能遵守，妄有改更、因缘积习，遂致颓废。兼近年裁减私盐赏钱，不许根究卖主来历，法禁废弛，滋长奸弊。请将本路盐，只许官场出卖，罢去客人算请，依熙宁、元丰间行私盐条禁，并置官提举。除旧条获到盐不许根究卖主来历外，余依所奏。』

二年四月壬申，殿中侍御史郭知章、监察御史董敦逸言[6]：『乞循先帝之法，诏内外两制及台谏官等各举才行一人。』诏许将、蔡京、黄履、蔡卞、钱勰、林希、王震不拘资序，各举堪备任使二员以闻。

十月己丑，户部侍郎孙觉奏：『臣昨在陕西，备见本路盐钞、铁钱之弊，前后累有言者奏请改更，终未见有经久可行之利。勘会即今盐钞，民间价直甚贵。客人买至京师，折钱一倍。商旅往还，既无回货，盐钞折钱既多，故物重货轻，公私俱病。铁钱不可流转，常赖盐钞以为用。官司能低昂物价，以权铁钱之轻重，则铁钱可以流转，是钞与钱相须而后行。今欲救弊，莫如官自出卖盐钞，以见钱桩充籴本。卖钞折籴，亦是旧法。盖旧血莎价增长以来，以私利于收钞面钱折籴斛斗，故不肯卖钞。钞面钱虽多，斛斗价直亦从而加倍，是官司徒有利钞面之名，而贩籴之家，常增价以相当。若以见今钞价量行减定，出卖收钱，桩充籴本，官司支遣，并许以钱钞中半兼行，民间输钱入官准此，公私通用，钞自均平，上下为利。钞价既平，钱乃流转，此盖交子之法，特名目不同。陕西习知盐钞卖钱，人自乐行，无复疑惑，决可经行，不能破坏，救弊之术，莫良于此。伏望圣慈少赐省察，试以臣言委本路使者讲究推行利害明白，立可见成效。』诏送相度措置陕西路钱钞所。

三年二月癸未，臣僚上言：『每岁诸路应举官臣僚，许选人充。改官职官县令任使，各有员数，而选人惟以举主应格，方得升进。若举主不足，虽老于铨调，亦无由改转。寒士所系，利害非轻。欲乞应选人历任未及三考，只许奏举职官县令。如历任通及三考已上、见系幕职令录资序，方许奏举改官任使。所贵稍抑权势、侥幸、请托之弊。』

三月丙辰，御史中丞黄履言：『今来雨暘及时，麦必大稔。若前期选官二员，就陕西诸郡平价折纳，则官储民用，愈获其利。欲望圣慈详酌施行。』诏：『诸路州丰熟州军诸欠负，并比市价添钱折纳斛斗。其所添钱，每斗市价以十分为率。比市价外，每斗添钱一分足，召人户情愿折纳。河北路差朝散郎、提举解盐余景；陕西路差宣义郎、新差知齐州章邱县李譓前去逐路计会。转运司据人户合催理欠负折纳施行，务在储积，不致伤农。』已而曾布白上：『余景、李譓皆刻薄匪人，外议皆以谓丰凶未可知，恐两人者因此暴敛，人以为忧。更乞谕三省严戒谕之。』上欣纳曰：『当令深戒之。』

校勘记

[1]举非其人原本『其』字下又衍一『其』字，据《长编》卷三八六删。

[2]裕陵原本作『□裕』，据《长编》卷四六八改补。

[3]右司谏原本作『右司监』，据《长编》卷三九八改。

[4]张舜民原本三字作墨丁，《长编》卷三九八作『张舜民』。然此上张舜民已赴兵部，不详此处是否另有他人，兹据《长编》补入张舜民，俟再考。

[5]文字原本作『交字』，据文意改。

[6]董敦逸原本作『□敦董逸』，据《长编拾补》卷十二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