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堂讲的孔子《春秋》，今天讲《春秋》的三传一《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在今天，我们是讲中国史学名著，但在古人当时，不仅从周公到孔子，即下至战国秦汉，在当时中国人脑子里，还无所谓“史学”一观念。当时学术大分野，只有经学和子学。班固《汉书·艺文志》根据刘向刘歆的《七略》,称之曰“王官学”与“百家言”。可见在西汉末年时，大学者如刘向刘歆父子，他们便把中国古代学术分成为“王官学”与“百家言”之两大别。何谓王官学，因其职掌在政府衙门里。何以谓“百家言”，就因其只在民间私家传述。用今天的话来讲，也可说王官学就是一种贵族学，百家言则是一种平民学。孔子以《诗》,《书》教其弟子，《尚书》掌于政府中的史官，《诗经》掌于乐官，这本都是政府衙门里的学问，所以称之谓“王官之学”。中国那时是封建政体，却和西洋历史上他们中古时期的所谓封建社会有不同。西方的封建社会，上面没有一个共同拥戴的最高机构，因此他们想要来一个神圣罗马帝国，但亦没有能做成。他们乃因蛮族人侵，罗马帝国崩溃，一个统一的政治消失了，四分五裂，遂有封建社会之出现。中国古代的封建则是一种政治组织，由一个王室，如西周，来分封鲁、齐、晋、卫诸国出去，上面有一个中央政府，有一个周天子，至少这点显然与西方中古时期有不同。西方的封建，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形态，中国的封建，是一个大一统的政治体系。由天子分封公。侯、伯、子、男各等爵到外面去，回向中心共戴天子，成一政治组织。所以称为“王官”者，王便是一个统一政府，此之谓“一王”。至于平民私人之学则不相统属，故称之日“百家”。又怎样说王官之学流而为百家呢？这是说古代衙门里的贵族学流传到社会变成了平民私家言。如此般的流变，第一个最著的例就在孔子身上。在《汉书·艺文志》里第一部分叫做《六艺略》,那就是王官之学。第二部《诸子略》，那就是百家言。在古代第一个平民学者起来，便是孔子。孔子作《春秋》，他说：“春秋，天子之事也”。这因《春秋》记载掌于史官，史官分遣自中央周天子，所以说《春秋》是王官之学。那么作《春秋》应该是史官之事，而孔子日：其义则某窃取之矣，孔子私下采取了周天子分遣史官的意义来写《春秋》，所以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将来有人责备他，就因为他写此一部《春秋》，以一平民身份而来做天子王官之事，岂不僭越可责？但若了解他，知道他的，也将在这一部《春秋》上。孔子不得已而写这一部《春秋》。这一部《春秋》正在王官学与百家言的过渡中间。后人推尊这部书，以之和从前周公传下来的王官之学同等看重，乃有所谓五经，《春秋》亦列入其内。于是孔子《春秋》在《汉书·艺文志》里也被认为是王官之学，也在《六艺略》之内，成为五经之一，和周公时代的《诗》,《书》同样都看成经。经书是为人看重的，便有人专来发挥它，于是有传、有记、有说。孔子《春秋》则共有三部传，这是我今天要讲的。

现在我且先讲几句题外的话。如《庄子》一书是百家言，固由庄子自己撰写，但庄子的学生与后学，也可写几篇，加几句进去，不加分别，共称《庄子》。今传的《庄子》，也不复是庄子一人著作，尽有其学生乃至后来讲庄子学问的人的文章添进去。《盂子》七篇，不像有别人的添进去，但此七篇，也是孟子和几个学生如万章、公孙丑等共同合作而成。又如荀子，他书中就可有很多他学生写的文章，也总称为《荀子》。如《墨子》,更见是很多墨学后人所作集在一起，而称《墨子》。此等体裁，与后人著作不同。我们读古书，对此层不可不知。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的《言公篇》，便是发明此义。章氏所写《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两书，对古代学术颇多发明，根据《汉书·艺文志》所谓王官学与百家言来讲明古人著作多是集众合成。王官学在一个衙门内，如《西周书》并不是一人所成，《诗经》三百首，更不是一人乃至一个时代所成，平民社会上的百家言亦是如此。古人认为立言是公事，不像后来看重私家的著作。这些虽是题外话，但在今天该当作是一种很重要的常识，不可不知。前人所创，后人应奉为常识的，举不胜举。如讲古代学术史而不看《汉书·艺文志》，不读《文史通义》,那总是不对。

我先交代了此几句，再来讲孔子《春秋》的三传。因孔子《春秋》成了经，所以可以有传。但一经为何有三传？三传异同又在哪里？宋代叶梦得讲过：左氏传事不传义，公谷传义不传事。孔子自己说：春秋，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其义则某窃取之。《春秋》既是一部历史记载，当然有事，《左传》即是传它的事，即是把《春秋》里的事，更详备地传下了。但孔子作《春秋》尚有一番大义，《左传》不讲，而《公羊》,《谷梁》则就是讲这个义，所谓其义则某窃取之的‘义”，但公谷又并没有详细讲述《春秋》书中的事。后来朱子又说：左氏史学，事详而理差，公谷经学，理精而事误。此与叶说大致相同。但此已是宋代人的话，可以把它作为三传异同的一个大概分别，但古人则并不如此。因古人并无史学经学之分。如班固《汉书·艺文志入把太史公《史记》附在《六艺略》,《春秋略》之内，可见其时人观念，只有经学，无史学。故宋代人讲的话，并不能代表汉代人的意见。

汉人讲经学，如《尚书》，有今文古文之辨。我已讲过。今文列为博士，也就是当时的官学。古文不立博士，则是当时的私家学。实际上只是一部《尚书》，只伏生传下来的列为博土了，而孔安国传下来的则未立博士。此刻讲《春秋》三传，同样有今古文之分。汉武初年《春秋》立为博士，那时就照公羊家一家讲法，所以《公羊春秋》立为博士，即所谓今文学。后来到了汉宣帝，他在未做皇帝前，就喜欢《谷梁春秋》，待做了皇帝，在朝廷上开了几次学术会议，把《谷梁春秋》也立做博士，所以公谷同为今文。其实讲来，此两书在先本亦是古文，如伏生《尚书》其先亦是古文一般。汉成帝时，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他要争立其他几部古文书，也立为博士，中间就有孔安国《尚书》，有《左氏春秋》，而这事没有成。所以下到东汉，只有《公羊》,《谷梁》立为博士，而《左传》则仅是一种民间私学，称之曰古文。当时人的争论，便说左氏不传《春秋》,传孔子《春秋》的，大家公认只有公羊谷梁二传。左氏不得认为传，因它并不是传《春秋》的，这是汉代人的讲法，和我刚才所举两个宋代人讲法大不同。宋代人说传事不传义，传义不传事，那即是同传《春秋》而所传不同。此一问题很复杂，诸位可看清末皮锡瑞的《经学通论》和《经学史》。在我所著《秦汉史》里，也详述此事。我又有一书为《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中间也讲到此问题。做学问，便该求一个通。不能说我学史学，不问经学，那么古代史学经学不分，只知有经不知有史，不通当时的经学，便不能讲那时，的史学。现在我们讲《春秋》，就要兼讲到三传，而其间有经学问题，不能说我不欢喜经学，把此问题弃置不讲。

孔子自己说过，春秋天子之事也，这句话便是说《春秋》在以前只是王官学，孔子才把它来变成百家言。孔子乃是把古代贵族学传布到民间而开创出后代的私家自由思想，百家言与平民学的，这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到了汉代，董仲舒建议汉武帝，表章六经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便是表章古代的王官学。罢黜百家，便是罢黜后起的平民学。汉武帝为何听他话如此做？诸位或许会说，当然因为孔子儒家言便于帝王专制，汉武帝才采用了董仲舒之言。此说似乎已成为近代我们的常识，大家都这样讲了，但我要问，此说出在何书？有何根据？如讲王官学百家言，那是根据《汉书·艺文志》，又经章学诚《文史通义》详细发挥，我只根据章学诚的话，稍换讲法，说王官学就是贵族学，百家言就是平民学，如今汉武帝要复兴古代的贵族学，罢黜后代的平民学，是否为便于专制，谁能猜测到汉武帝的内心？又是根据何书，何人所说，总要有一个来历。我从年轻时即注意到此，几十年来就没有找到这句话的来源。问之大家，大家都不管，像是已成定论。此刻我想另作一番推论。据我所想，汉武帝十七岁便做了皇帝，他幼年宫中老师就是一儒生，他对儒家言有濡染，所以易听董仲舒说。我对此事的详细看法，在我的《秦汉史》中讲到很多。当然以前的《国学概论》,《国史大纲》也讲到，而《秦汉史》里讲得比较更多些。我的话都是根据《史记》,《汉书》，明白有来历。时代变了，社会变了，问题也变了，我们学术上的要求也变了，读书人该可抱些新鲜想法，讲些新鲜话。但究竟要有根据，不能废书不看，信口开河。由我推测，或许汉武帝表章五经为要便于专制，此话乃从日本人那里传过来，但我也没有为此去细找证据。诸位倘使高兴学看日本书，便知在那时有许多话从日本人那里抄来，这也是值得研究的。至于董仲舒劝汉武帝表章五经罢黜百家的话，在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里说得很详细。此《三策》收在《汉书》里，尽可一读，董仲舒劝武帝改制，是要改秦代的制度，又劝武帝复古，是要复秦代以前的古，那就是三代夏。商、周的古。当时一般人意见，认为秦不可学，二十几年就亡了，我们该学周，绵延着八百年。董仲舒同时人抱此意见的也不少。因此他们要改革秦代的博士制度来罢黜百家专讲五经，但并不说是要便于专制。但究竟周公距离汉代远了，汉代人要讲五经，其实更侧重的是讲孔子、讲《春秋》。他们说孔子《春秋》是一王大法，《春秋》有大法，乃是又是一个新王来了。古代的王就是夏商周三代，孔子那时，周之王业已经迹近衰亡。我们又要讲到孟子的话：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春秋》正是要来一个新王。孔子也自己说：我其为东周乎？若孔子出来行道于天下，已不能像周公那时的西周了，只得要来一个东周。因此说《春秋》是一部一王大法。在《史记》里有这样一句话，说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又说：有国家者，不可不知春秋。《春秋》既是一王大法，要兴一王之治，怎么可以不懂《春秋》？汉代人再把这话变了，说孔子为汉制法，现在要改制，不能再照秦代。秦始皇专制，大家都能讲，汉武帝正要一反秦始皇之所为，怎么又说汉武帝表章五经为要便专制呢？汉武帝正要改正秦始皇之所为，而董仲舒首先提出此意见。我不是要为汉武帝董仲舒辩护，只是要讲历史真相。讲历史则该有根据。大家又骂孔子《春秋》,认为书中都是诛心之论，但又说汉武帝表章六经为要便专制，岂不亦是一种诛心之论吗？我们最好不要随便批评古人，因古人已死久了，我们批评他，他也无奈何。我们该要懂得批评现代人。如我所写《秦汉史》涉及此事的，中间那一句话讲错了，这尽可批评。不要认为近代人便不值批评，只去批评死了的。

汉代人要表章六经，就说孔子《春秋》是为汉制法，帮汉代人定了一个新王之法，要治天下，便该照孔子《春秋》,但孔子又哪里知道将来会有一个汉代要他老人家来替它立法呢？但汉代人既都如此讲，因此汉代人表章五经，而其中所特别注重的则应是孔子《春秋》，董仲舒自己就是一个学《春秋》的。以后汉代朝廷上逢到大政大事，颇多根据《春秋》来作裁判的。如隽不疑，如萧望之，都是极显著极有味的例。他们碰到困难案子，根据《春秋》来判断，别人也无法反对。若根据法律，有些事法律上没有。而且法律是近代人定的，《春秋》则是古代圣人传下大义。汉人不根据王法而来根据《春秋》,这就见王法不能专制。如汉武帝要打匈奴，有人反对，汉武帝却说：《公羊春秋》里就有九世复仇之义，可见孔子也赞成我们要复仇。当知汉代人所谓“通经致用”，派最大用场的正在政治上，而最有用的一部经便是孔子《春秋》。讲孔子《春秋》大义的便是《公羊传》。诸位这样一想，就知《公羊传》在当时的重大地位。但我们要问《公羊传》里所讲的是否就是孔子意思？是否我们要讲《春秋》，便该一路照《公羊传》讲法？这里就大有问题。诸位且先看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通论孔我又另有一篇文章讲到此问题的，《孔子与春秋》,此文亦收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里。诸位要读我此文，便该先知道一些经学史，此问题暂置不讲，此刻再来讲《春秋》三传。

汉廷立博士的，《公羊》以外还有《谷梁》,究竟两家说法有何异同？这在当时曾成一争论，这里便牵涉到齐学与鲁学之辩。所谓齐学鲁学，汉代第一个讲《公羊春秋》的胡母生是齐国人，第一个讲《谷梁春秋》的鲁申公是鲁国人，所以说《公羊》是齐学，《谷梁》是鲁学。齐学鲁学之异同，此刻暂不讲。总之《公羊》,《谷梁》都是传义不传事。后来大家又逐渐看重了《左传》，刘歆就正式提出要立左氏博士，这不是说从前没有人见过《左传》。清末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却说《左传》是刘歆假造。但如太史公作《史记》，他即看见过《左传＼根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便可证明。其实这问题，不需详讲，太史公以前看见《左传》的人还多，战国时代便有人明明引到《左传》。刘歆以后，下到东汉，重视《左传》的更多。一时经学大师如郑众、贾逵，他们都认为《公羊》义短，《左传》义长。到了三国时代，钟繇曾说《左传》为太官家，《公羊传》为卖饼家。贾逵《春秋序》曾说：孔子立素王之法，素王是一个无冕王；我们已经讲过，《春秋》是一王大法，孔子是为汉制法，从前公羊家如此说，现在是治《左传》的也如此说。下到晋代杜预注《左传》，乃把左丘明称为素臣，等于是孔子建立这新王朝中一大臣。下到东晋伪古文《尚书》出现，那时人已不争汉人所谓的今古文分辨，所以唐初人作《五经正义又伪古文《尚书》也在里边。唐太宗贞观，高宗永徽时，奉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而配享先师的只有两人：一是颜渊，一是左丘明，可见《左传》之被重视。循此以下，诸位就可以想到宋代人意见，认为《公羊》传义不传事，《左传》事不传义，一是经学，一是史学，较之汉儒，可说是公平之见了。

下到清代，尤其在晚清道光以后，今文家独盛，从龚定庵一路到康有为，遂拼命来捧何休，何休就是东汉人作《公羊传》注的。其实何休所讲，并不即是董仲舒所讲，其间乃大有区别。但晚清以下大家都讲今文家言，都讲康有为的这一套，说刘歆伪造古学，这只是最近一百年来错讲了的。诸位要知道这事情，我的《近三百年学术史》和《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两书可以参读。

现在要问：这部《左传》是不是左丘明所作？这里也有问题。因为左丘明应该姓左丘，名明，如太史公说左丘失明乃著《春秋》。这个“明”字是不是他的名，已不详晓，可是他不能名“丘明”，则他的书应称《左丘传》，不该称《左氏传》。今明称《左氏传》,这里便有了问题。《论语》上孔子说过：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此左丘明不像是孔子学生，或许是孔子一位朋友，而今这部《左传》所记事情，直到孔子死后，左丘明似乎不像比孔子更年轻，这里便又有了问题。这就是《左氏》真伪的问题。从前人只说《左氏》不传《春秋》,并不曾说《左传》是一部伪书，但其中实有问题，并已有很多人讨论过，也不是到今天才产生的问题。我的《先秦诸子系年》中，也曾集合了各家讲法来讨论这《左氏》的作者。汉代人讲《左氏》，有一个源流，由什么人传给什么人，再传给什么人，和《公羊》,《谷梁》相似，同有源流。而在《左氏》源流中有个吴起，此人大值得注意，怕这部《左传》,总该与吴起有关。吴起曾把《左传》传给他儿子，如此再传下去。至少我们可信《左传》作者一定看见当时各国的历史，尤其是晋国楚国，此两国事，《左传》里讲得很详细。《公羊》,《谷梁》皆不曾见各国史，所以他们书中所记事情很简单，因他们没有看到很多史料，而《左传》则不同。要论同时看到晋楚两国双方史料的，吴起是一个最适合的人。吴起先在魏后去楚而《左传》里特别对晋三家中之魏总是讲好话。又《左传》里很多讲军事，讲得特别好，吴起是一个懂得军事学的人。《左传》里又有很多预言，直讲到鲁哀公以后去，大体在秦孝公以前的都对，秦孝公以后便不对了，恰恰这年代也和吴起的年代差不远。吴起本是一儒家传统中人，所以这部书虽不能说是吴起一人所写，或许起于吴起以前直到吴起以后，总之这部书与吴起有关。倘使没有关系，后来讲《左传》源流的人不会拉出吴起来。因吴起在后人观念中已遭看不起，因此我说《左传》可能与吴起有关。

我今插述一故事，胡适之先生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有一天，我们两人闲谈，提到这部书。当然胡先生这部书开始便讲老子，而我认为老子还在孔子之后，但此问题且不提。我问此书提出一个主张，即讲思想定要讲到这思想的时代背景，在那一时代背景之下才有这一套思想。我说：老子尚在春秋时代，要分析当时的时代背景，便该根据《左传》，为何却据《诗经肝《诗经》里当然也有历史，可是和老子时代隔远了。此书在（诗经》里举出当时有人是乐天派，有人是悲观派，有人是怀疑派等，我说这不算是时代背景。拿一本《唐诗三百首》，中间也有乐天派悲观派怀疑派，今天我们好几人谈天，便一定也有人是乐天派，有人是悲观派，这不便是老子思想的时代背景。而且任何一个思想都该讲其时代背景。孔子时代和孟子时代又不同，不能只在老子下面放个时代背景，此下便是思想接思想，更没有时代了。胡先生没有回复我第二个问题，却回复了我第一个问题。他说：当然，因你的《刘向歆父子年谱》还没有发表，我不敢大胆引用《左传》，因认《左传》是一部伪书，所以避而不谈。我今天特地提出此番话告诉诸位，做学问应做通学，即所谓通人之学。讲哲学也不能不稍晓得历史。不知《左传》真伪，讲那时人思想，也易有误。后来梁任公先生在南京中央大学有过一段长期讲演，讲中国政治思想史，他是康有为学生，但他讲春秋时代中国政治思想便多根据《左传》,这就比较切实。那时有人翻译了一本瑞典汉学家的著作《左传真伪考》,一时极为流行。但讲《左传》真伪的，如我《先秦诸子系年》中所举许多讲法，一个外国人如何能知道？今天我们该多读中国书才是。好多年前，有一美国学生要研究康有为思想，来和我讨论，我说：你不通中国经学，不知《公羊春秋》,如何讲康有为？

我们此刻是要学历史，讲中国古代，至少该从《左传》读起，这一段两百四十年事记载得详细，为何放弃不读啊？诸位学中国古代史，好像不通龟甲文便觉不好，但龟甲文究只是一些零碎史料，很完整很详细的一部两百四十年的编年史就是《左传》。只就历史眼光来讲，《左传》的价值还应在《春秋》之上，这话近人章太炎讲过。他只要反对康有为，因此他只要讲古文学，甚至说刘歆贤于孔子，这个也有些过分，刘歆怎能比孔子都贤了呢？从前人只推左丘明是素臣，哪能比得素工？但至少《左传）是一部史学上更进一步的编年史。孔子《春秋》只是开拓者，《左传》才算是编年史的正式完成，接下来最著名的是《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和《左传》间缺了不到一百年，也有不少人补过，但都补得不好。若现在再要补，应看我《先秦诸子系年》里新的《六国年表》。我这《先秦诸子系年》，也可说最大贡献在对古代历史上，尤其在从《左传》接上战国史中间这一段。但因我书名叫《先秦诸子系年》,

讲思想史的人嫌我不在那里详细讲思想，讲史学的人说：这是有关诸子的，和我不相干，简直便不看。但我的书不看还可，《左传》总该读。唐代刘知几《史通》,他把古史举出两体：一是《尚书》，一是《左传》。可见此书为中国史学家所重视。下次我想再把《左传》详细多讲一点，因此问题要讲到《春秋》,讲到经学，讲到从汉到清的种种争论。其实读《左传》也不要花很多时间，诸位不能只讲现代史，限得时代太近，便讲不准。如讲一个人，最好定要从他小孩生下进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大学，从头讲起，大体应有个来源，若把前面的都忘了，如何讲现在的。现代史当然非讲不可，孔子《春秋》就是孔子那时的现代史，《西周书》就是周公那时的现代史，我们此刻所讲，主要也该是讲我们的现代史啊。我所讲都针对着现代，哪一句不是根据现代而讲？我不是只根据康有为来讲，更不是只根据朱子来讲，或根据董仲舒来讲，乃是根据我们现代来讲，这是一般学术上的现代史。诸位生在现代，不能不懂现代，但要从现代中往上推。当然也不是要诸位多来研究古代史，但古代史总要知道一点，那么此下讲话不致不通。古代到现代，如一条大水流切不断的。至少我要告诉诸位，治学要求通，学史学不能不稍通经学，治近代史不能不稍懂古代史，这也只要大概知道一些便好，我今天且只讲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