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谓长沙之论，谨严之中，皆活法也。天之气化不一，有主气，有客气；人之脏性亦不一，有阴脏，有阳脏。春温、夏热、秋燥、冬寒，四时之定位也；厥阴风化为初之气，少阴热化为二之气，少阳火化为三之气，太阴湿化为四之气，阳明燥化为五之气，太阳寒化为终之气，六节之常度也。故寒必伤于冬，而温与热必在于春与夏，此其大较也。然而以五运言之，则土运、金运之迁代无常，以六气言之，则司天、在泉、左间、右间之加临各别，益之以胜、复之理，太过、不及之数，于是乎春夏亦有伤寒，隆冬非无温病，所谓非其时而有其气，不可胶于节候之常。《素问》曰：至高之地，冬气常在，至下之地，春气常在。《灵枢》曰：以一日分为四时，日出为春，日中为夏，日入为秋，夜半为冬。皆是以活法言之。说者于伤寒必主冬月，于桂枝、麻黄、三阴诸辛热剂，必主冬月之伤寒，而不可用于春夏之时，拘泥时令，于变化之理，得毋有未备欤！《通天篇》曰，有太阴之人，少阴之人，太阳之人，少阳之人，阴阳和平之人，及夫五五二十五人之政，《本脏篇》又言二十五变。昔夏英公有异禀，卧即身冷如僵，常服仙茅、钟乳、硫黄，莫知纪极，小吏窃食，即发疽死。而太阳之人，则饮啖生冷而不知节，恣情房室而不加疲，此其阴阳之反，何啻天渊，是故有从化之说。从者，大之气也；化者，脏之性也。阴脏者多寒，阳脏者多热，所谓阴从阳化，阳从阴化，热从寒化，寒从热化，亦皆以活法言之，而尤不可泥于温凉寒燠之常也。夫以运气主客之殊，加之以脏腑阴阳之别，其病遂千态万状，而莫可穷诘。仲圣述轩岐之蕴，广汤液之用，约之以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而《金匮》不在其数，其立法之妙，为治之活，于主客阴阳之变，莫不融贯，是在乎用之者之神而明之耳。后之论足经，论卒病，论三纲，论六气，论伤寒即杂证之一，纷纷聚讼，返而求之仲圣之书，其活泼泼地者，固无乎不包也，故治病须用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