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钱君复庵，咳血不止，诸医以血证治之，病益剧。余往诊，见其吐血满地，细审之，中似有脓而腥臭者，余曰：此肺痈也，脓已成矣。《金匮》云：脓成则死，然有生者。余遂多方治之，钱亦始终相信，一月而愈。盖余平日因此证甚多，集唐人以来治肺痈之法，用甘凉之药以清其火，滋润之药以养其血，滑降之药以祛其痰，芳香之药以通其气，更以珠黄之药解其毒，金石之药填其空，兼数法而行之，屡试必效。今治钱君亦兼此数法而痊，强健逾旧。几二十年，至乾隆三年，家业日隆，因迁居大造，途中相值，邀余视其新居，坐谈良久，辞出，见其右额有豆大黑点，问之，钱对曰：昨此处生一瘰，颇痒，无他苦也。余谛审之曰：此毒发于内，治之失宜，可以伤命，非轻疾也。钱笑而腹非之。余曰：本当为君竭力，但君未信，若一用药而毒大发，则反以为病由药作，故不敢。但多年相好，不可不尽言，如五六日病势增重，当来相闻，勿为人误。越五日，遣人邀余山中，往则见其额肿目闭，哀号竟夕，方悔信余之不早，细视皮中有物，乃三品一条枪也。拔去五条。嗟乎!此乃腐烂死肌之恶药，好肉用上，其痛应心，况额上皮内即骨，横插皮中，所以痛极。余既不能久留，又坏证难治，力辞归山。易以他医，面目俱腐而卒。嗟乎!前何相信之深，后何不信之至，岂非命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