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氏《医统》云：古医十四科，中有脾胃科，而今亡之矣。《道藏经》中颇有是说。宋元以，次咽喉口齿科，次疮疡科，（即今外科。）次正骨科，次金镞科，次养生科，（即今修养家导引按摩咽纳是也。）次祝由科。（经曰：移精变气者可祝由而已。即今符咒禳祷道教是也。）国朝亦惟取十三科而已，其脾胃一科，终莫之续。《类经》云：医术十三科，曰大方脉，曰妇人，曰伤寒，曰疮疡，曰针灸，曰眼，曰口齿，曰咽喉，曰接骨，曰金镞，曰按摩，曰祝由。今按摩、祝由失其传。二说微不同。而太医院所设十三科，则与《类经》之说同，详见《明史》。余按：近有专业耳科者，是又在诸科之外矣。

钱塘名医金润寰 珂，治极难险症，从容处之。常云：古之名医者，曰和、曰缓，仓遽奚为耶？此语可为俗医针砭。

五世之医，北齐有徐之才，元有危亦林，国朝有陈治。（华亭人。）三世之医，宋张杲、陈自明、倪维德、陆士龙为最着。近代亦多世其业者，青浦北 山何自元，至今已二十四世矣。

张子和云：古人以医为师，故医之道行。今以医譬奴，故医之道废。有志之士，耻而不学，病者亦不择精粗，一概待之。常见官医迎送长吏，马前唱喏，真可羞也。由是博古通今者少，而师传遂绝。吁！医官马前唱喏，乃以为可羞乎！今之官趋承上司，可羞之端，更有甚于此，而况于医乎？山阴陈载庵为其邑令治病获瘳，将荐之上司，使为医官于郡中，力辞；将着之勋籍，使弃医而为官，又力辞。此真过人远矣。

医人每享高龄，约略数之，如魏·华佗年百余，吴普九十余，晋·葛洪八十一，北剂·徐之才八十，北周·姚僧垣八十五，许智庄八十，唐·孙思邈百余，甄权百三，孟诜九十三，宋·钱乙八十二，金·李庆嗣八十余，成无己九十余，元·朱震亨七十八，明·戴元礼八十二，汪机七十七，张介宾七十八，近代徐灵胎大椿七十九，叶天士桂八十。盖既精医学，必能探性命之旨，审颐养之宜，而克葆天年也。

叶天士治金某患呕吐者数年，用泄肝安胃药年余几殆。徐灵胎诊之，谓是蓄饮，为制一方，病立已。（见《徐批临证指南》。）薛生白治蔡辅宜夏日自外归，一蹶不起，气息奄然，口目皆闭，六脉俱沉。少外家泣于傍，亲朋议后事，谓是痰厥，不必书方，且以独参汤灌。众相顾莫敢决。有符姓者，常熟人，设医肆于枫桥，因邀之入视。符曰：中暑也，参不可用，当服清散之剂。众以二论相反，又相顾莫敢决，其塾师冯在田曰：吾闻六一散能祛暑邪，盍先试之？皆以为然。即以苇管灌之，果渐苏。符又投以解暑之剂，病即霍然。（见徐晦堂《听雨轩杂记》。）夫叶、薛为一代良医，犹不免有失，况其他乎？知医之不可为矣。然如符姓，素无名望，而能治良医误治之疾，则医固不可为而可为也。

震泽吴晓钲茂才（剑森），言乾隆间，吴门大疫，郡设医局以济贫者，诸名医日一造也。

有更夫某者，身面浮肿，遍体作黄白色，诣局求治。薛生白先至，诊其脉，挥之去，曰：水肿已剧，不治。病者出，而叶天士至，从肩舆中遥视之，曰：尔非更夫耶？此 驱蚊带受毒所致，二剂可已。遂处方与之。薛为之失色，因有扫叶庄、踏雪斋之举。二人以盛名相轧，盖由于此。其说得之吴中医者顾某，顾得之其师，其师盖目击云。徐灵胎《名医不可为论》，谓名医声价甚高，轻证不即延治，必病势危笃，医皆束手，然后求之。于是望之甚切，责之甚重，若真能操人生死之权者。如知病之必死，示以死期而辞去，犹可免责。若犹有一线生机，用轻剂以塞责，致病患万无生理，则于心不安；用重剂以背城一战，万一有变，则谤议蜂起，前人误治之责，尽归一人。故名医之治病，较之常医倍难。此盖现身说法，犹为真名医言也。若获虚名之时医，既无实学，又切贪心，凡来求诊，无不诊视。其以重币招致者，临证犹或详慎，邻近里闾之间，寻常酬应，惟求迅速了事，漫不经心，余昔一弟一子，皆为名医误药而卒。（弟以灏中秋节玩月眠迟，次日恶寒发热，误谓冒寒，用桂枝、葛根、防风等味，致内陷神昏，不知实伏暑证也。子宝章内风证，误谓外风，而用全蝎、牛黄等味致变。）由于匆匆诊视，不暇细审病情也。是以为名医者，当自揣每日可诊几人，限以定数。苟逾此数，令就他医。庶几可从容诊疾，尽心用药，不至误人性命。

《扬州府志》谓郑重光之医，克绍吴普、许叔微之脉，其不在滑寿下。《江都县志》以入“笃行传”，《仪征续志》虽入“方技”，而但以泛辞誉之。太史公为扁鹊司马季主作传，必详述其技，盖人以技传，不详其技，不如录其人也。其论最合著述之要。近代文人为医家作传，往往以虚辞称扬，不能历叙其治验，即叙治验而不详方案，皆未知纪述之体裁也。

王葑亭先生友亮，作叶天士小传，谓年十二至十八，凡更十七师。闻某人善治某证，即往执弟子礼甚恭，既得其术辄弃去，故能集众美以成名。善哉！转益多师是我师，艺之精不亦宜《绍兴府志》载山阴金太常兰之祖辂，精保婴术，终身不计财利，不避寒暑，不先富后贫。越俗医家多出入肩舆，辂年八十余，犹步行，曰：吾欲使贫家子稍受半襁惠耳。又山阴孙燮和，志切救世，专精岐黄，就医者不论贫富，详审精密，检阅方书，几废食寝。此皆可以为医非博物，不能治疑难之症，略举二事以证之。粤东吕某女，为后母尹氏所忌，佯爱之为濯衣，潜以樟木磨如粉，入米浆糊女衣裤，女服之瘙痒不止，全身浮突，酷类麻风。延医疗治，经年不瘳。问名者绝踵不至，将送入疯林。吕不忍，复请名医程某治之。程察脉辨色，见其面无浊痕，手搔肌肤不辍，曰：此必衣服有毒所致。令取其衣涤之，浆澄水底，色黄黑而味烈。程曰：樟屑舂粉，坏人肌肉所致，此必为浣衣者所药，非疯也。弃其衣勿服，病自可已。如其言果然。吕询得其情，遂出尹氏。（事见《东莞欧苏霭楼剩览》。）余戚王氏女，遍体红瘰，痛痒不已，饮食为减。延医视之，以为疮也，治数旬不愈，后延名医张梦庐治之，审视再四，曰：此必为壁虱所咬，毋庸医也。归阅帐枕等，检弃壁虱无数，果得瘳。